王亞新
(南京審計大學 經濟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5)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并就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作出戰略部署。***總書記指出，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根據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1》，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保持9.7%的同比增長速度，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同時，與傳統經濟相比，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賦予生產要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新的內涵和活力。
******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局起步期，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期、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的持續發展期。在這一背景下，切實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需要重新審視和理解經濟發展中公平和效率的問題，促進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促進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核心問題是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那么數字經濟如何促進共同富裕？學術界對于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效率和公平的影響都有相關研究。效率方面，作為數字經濟關鍵組成部分的互聯網對經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有顯著促進作用[1]，互聯網對屬于技術進步推動型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2]，數字經濟通過提高創業活躍度賦能高質量發展[3]。公平方面，數字金融能夠通過激發農村居民的創業行為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4]；
而柏培文等[5]認為數字經濟降低了中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
本文采用2011-2016年全國28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構建數字經濟綜合指標，通過研究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增長效率和經濟增長公平的空間溢出效應，以及數字經濟通過提升城市創新水平而提高城市經濟增長效率，即通過研究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兩個核心要素的影響，來討論數字經濟對于共同富裕的影響。因此，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兼顧公平和效率雙重視角。以往研究均單一研究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和公平的影響，而本文綜合了這兩個視角。第二，由于共同富裕尚未有成體系的指標，目前學界對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大多為定性研究，本文采用實證研究，豐富了共同富裕的研究方法。
1.1 理論框架：數字經濟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效率和公平的空間溢出
數字經濟已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黃群慧等[6]研究得出互聯網對于城市整體和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促進作用。而目前數字經濟對于城鄉收入的影響仍有爭議，陳嘯等[7]認為發展普惠金融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柏培文等[8]的研究發現數字經濟會拉大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的收入差距。
數字技術縮短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打破了知識和信息傳輸在地理上的限制，中外學者對于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均有研究。Yilmaz等[9]較早關注到信息化具有空間外溢效應，采用實證方法研究了美國48個州的數據。Keller[10]補充了對于溢出距離的研究。在國內研究中，互聯網對于改善我國資源配置[11]，以及城市技術效率[12]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此外，數字經濟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全要素生產率[13]、區域創新質量[14]也存在空間外溢效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不僅對當地的經濟增長效率有影響，還會對周邊地區經濟增長效率存在空間外溢效應；
假設2：數字經濟不僅對當地的經濟增長公平有影響，還會對周邊地區經濟增長公平產生空間溢出效應。
1.2 理論框架擴展：數字經濟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機制
數字經濟通過知識溢出效應和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提高城市創新水平。第一，互聯網對于區域創新效率的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可以成為新時代國家提升區域創新效率的新動能，而與互聯網具有相同特征的數字經濟同樣如此。數字經濟跨時空傳播的特性可以提高人們獲取信息與知識的便利性，使人們打破自身資源稟賦的限制，享有更好的教育水平，從而促使城市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而城市中勞動力教育水平的提升，則會促進城市的創新水平[15]。第二，數字經濟通過資本積累效應和勞動力效應的共同作用擴大了高低技能部門的收入差距，勢必導致高技能勞動力跨區域流向數字經濟水平高的城市，外來人力資本的流動激發流入地城市的創新潛力[16]。
與此同時，城市創新水平的提高能促進經濟增長效率。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理論為其奠定了基礎，該理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熊彼特增長模式[17]，強調新舊技術的更替；
另外一種是羅默增長模型[18]，該模型是認為新舊技術共存，促使技術多樣化。這兩種模式都可以促進經濟長遠發展，提高生產效率。此外，有研究[19]從制度質量視角出發得出創新驅動發展是經濟增長動力所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升城市創新水平促進城市經濟增長效率。
2.1 模型構建
2.1.1 空間計量模型設定與說明
根據上述理論機制分析，本文應采用空間杜賓模型，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公平的具體模型如式(1)：
efficiencyit=ρ0Wefficiencyit+β0digit+θ0Wdigit+γ0WZit+νi+νt+εit
(1)
下標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被解釋變量efficiency表示城市經濟增長效率,W為空間權重矩陣, Wefficiency表示被解釋變量efficiency的空間滯后項；
ρ為空間自相關回歸系數，度量了鄰近地區經濟增長效率對本地區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
dig是數字經濟指標；
Wdig為解釋變量dig的空間滯后項；
Z表示控制變量的集合;Vi和Vt分別表示個體和時間固定效應；
ε表示隨機擾動項。
然而Lesage & Pace[20]指出，通過使用一個或更多空間回歸模型設定的這些點估計來判定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的做法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而對不同空間模型設定中變量變化的偏微分解釋則可作為檢驗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假設的更為有效的基礎。則使用Lesage & Pace的方法對式(1)進行變形可得式(2)：
efficiencyit=(1-ρ0W)-1(β0digit+θ0Wdigit+γ0WZit)+(1-ρ0W)-1(νi+νt+εit)
(2)
直接效應是一個特定單位中的特定解釋變量的變化引起自身的被解釋變量的變化，間接效應是一個特定單位中的特定解釋變量變化引起其他單位被解釋變量的變化。綜上，本文采用Lesage & Pace的方法，用直接效應衡量地區內的溢出效應，用間接效應衡量空間溢出效應。
同理，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公平的具體形式如式(3)：
incomegapit=ρ1Wincomegapit+β1digit+θ1Wdigit+γ1WZit+νi+νt+εit
(3)
被解釋變量incomegap表示城鄉收入差距, Wincomegap表示被解釋變量incomgap的空間滯后項; ρ為空間自相關回歸系數，度量了鄰近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對本地區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同樣，使用Lesage & Pace的方法對式(3)進行變形可得式(4)：
incomegapit=(1-ρ1W)-1(β1digit+θ1Wdigit+γ1WZit)+(1-ρ1W)-1(νi+νt+εit)
(4)
2.1.2 擴展模型的設定與說明
為了檢驗假設3，主要采用城市和時間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構建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的直接機制，如式(5)：
efficiencyit=α0+α1digit+α2Zit+νi+νt+εit
(5)
根據上文理論機制分析，數字經濟可通過提高城市創新水平來促進城市經濟增長效率，因此，要為此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本文采用方法為：首先，檢驗模型(5)的系數α1是否顯著。其次在其顯著的基礎上，構建解釋變量dig對于中介變量城市創新水平(innovation_std)的回歸模型。最后，將中介變量innovation_std作為控制變量。比較β1、 γ1、 γ2系數來檢驗中介效應是否存在，如果加入中介變量后，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減弱甚至消失，意味著數字經濟的影響作用至少有一部分來自中介變量，中介效應是存在的。具體如式(6)、式(7)：
innovation_stdit=β0+β1digit+β2Zit+νi+νt+εit
(6)
efficiencyit=γ0+γ1digit+γ2innovation_stdit+γ3Zit+νi+νt+εit
(7)
2.2 變量選取和說明
2.2.1 被解釋變量
共同富裕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經濟增長效率，二是經濟增長公平。
(1)經濟增長效率。參考已有文獻，本文選取單位資本經濟產出表示經濟增長效率efficiency，即各地級市實際GDP(2002年為基期)與固定資本存量之比，并且對其進行0-1標準化處理。其中，固定資本存量為采用永續盤存法，以2002年為基期計算而得[21]。
(2)經濟增長公平。城鄉收入差距(incomegap)為經濟增長公平的測量指標，用各個地級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該市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比值刻畫，城鄉收入差距越大，經濟增長的公平性就越低。
2.2.2 核心解釋變量
采用百人中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比重、人均電信業務總量與人均郵政業務總量、百人中移動電話用戶數作為互聯網發展的測度，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2]衡量數字金融的發展。由于目前學界對主成分分析法能否能夠用于面板數據尚有爭議，因此與趙濤所用方法不同，本文采用熵值法將6個指標綜合為數字經濟綜合指標，作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dig。
2.2.3 中介變量
選取城市創新水平作為數字經濟影響城市經濟增長效率的中介變量，數據選取《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2017》[23]，并進行標準化處理。
2.2.4 控制變量
選取地區人均GDP的對數衡量經濟發展程度，采用外商實際投資額(按當年匯率進行調整)與城市生產總值的比值刻畫外商投資比重(fdi)，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地方一般公共支出之比(finance)定義財政自主權，用非農業人口與年末總人口的比例表示城鎮化水平(urban)，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再經過標準化來刻畫產業結構(primaryindustry_std)，用上述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用來測度經濟發展程度、外商實際投資額、財政自主權、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對于對經濟增長效率與公平的影響。
2.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采用2011-2016年全國28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隴南、拉薩、銅仁、畢節缺失值較多，故刪除)，經濟增長效率(efficiency)和城鄉收入差距(incomegap)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數字經濟(dig)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中介變量城市創新水平來自《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2017》。其他控制變量數據均來自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3.1 數字經濟與經濟增長效率
使用空間計量方法進行估計之前，需要對經濟增長效率的空間自相關性進行檢驗，探討地區間變量的相關性和反映地區間集聚格局特征，通常采用莫蘭Moran’s I指數，得到Moran’s I 指數為0.020，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因此，應使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估計。
參考Elhorst[24]的檢驗思路，采用拉格朗日乘數(LM)和沃爾德統計量(wald statistics) 來確定空間計量模型。結果如表2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2 數字經濟與經濟增長效率檢驗結果
由表2可知，本文應采用雙重固定效應的SDM模型，這與上文理論分析部分結論一致。SDM的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空間杜賓模型(SDM)分析結果
表3顯示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由表3第一列的估計結果可知，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然而，如上述理論部分所述，在空間計量模型中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城市內溢出效應和城市間溢出效應不能簡單地用這些點估計結果進行解釋，而應采用Lesage & Pace所提出來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進行計算。
表3的后兩列指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的直接效應為正值且顯著，說明數字經濟水平提高能夠促進經濟增效效率。換言之，數字經濟存在明顯的城市內溢出效應。另外，數字經濟的間接效應系數也為正，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示數字經濟水平提高也會促使其他城市經濟增長效率上升。即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具有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假設1成立。與互聯網相似，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減少資源錯配、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創新要素流動、提高創業活躍度等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后文將研究數字經濟通過提升城市創新水平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的機制。
就控制變量而言，經濟發展水平(GDP)的直接效應顯著為正，而其間接效應為負，即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抑制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效率。就現實意義而言，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可能會吸引高技能人才從其他地區流入本地，其他地區由于人才的流失而造成經濟效率降低。財政自主權(finance)、城鎮化水平(urban)系數均為正但不顯著，表明本研究無法說明兩者對于經濟增長效率有積極影響。
3.2 數字經濟與經濟增效公平
同上文經濟增長效率的檢驗思路，對數據進行全局的Moran’s I檢驗，得到Moran’s I 指數為0.101 507 51，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繼而采用拉格朗日乘數(LM)和沃爾德統計量(wald statistics) 來確定空間計量模型，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同樣應采用雙重固定效應的 SDM模型，這與上文理論分析部分結論一致。SDM的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表5結果顯示，數字經濟會拉大本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同樣，采用 Lesage & Pace所提出來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進行分析，數字經濟能夠拉大城市內的城鄉收入差距，數字經濟每增加一單位，城鄉收入差距拉大0.75。本文結論與多數研究相同，都表明了數字經濟一定程度上會拉大收入差距[25]。而間接效應的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的空間外溢效應能夠縮小其他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是數字經濟帶來的“就業極化”，使得數字經濟薄弱地區勞動力流失，從而使間接效應為負值。
表4 數字經濟與經濟增長公平的檢驗結果
表5 數字經濟與經濟增長公平檢驗結果
控制變量方面，外商實際投資額和經濟發展水平均提高能縮小城市內城鄉收入差距，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城市，可能有較高的政府治理能力，促進包容性增長，但其沒有明顯的空間外溢效應。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占比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為正，且都在5%以上水平顯著，表明從事第一產業經濟活動越多，反而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
指標變換檢驗。本文用數字普惠指數代替由熵值法計算得到的綜合指標，對經濟增長效率和公平進行檢驗，經檢驗兩者均適用于時空雙重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不再列出，估計結果如表6、表7。表6和表7顯示，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都通過了檢驗，都在10%水平顯著，數字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長公平的直接效應顯著，間接效應系數雖與前文實證結果相反，但是不顯著。總之，本文的結論不會因為數字經濟指標的測度而改變。
上述基礎模型表明數字經濟會提高城市經濟增長效率，那么數字經濟通過什么傳導機制實現經濟增長效率提升呢？根據理論模型的結論，數字經濟通過提高城市創新水平而提升城市經濟增長效率。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實證結果如表8所示。
表6 數字經濟與經濟增長效率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7 數字經濟與經濟增長公平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8列(1)為模型(5)的估計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效率有顯著的積極作用，列(2)為模型(6)的估計結果，表明數字經濟顯著提高了城市創新績效，數字經濟所具有的共享性和滲透性[26]，能夠帶來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的變革，從中會伴隨大量的技術創新和知識溢出，從而提升城市的創新水平。在模型(5)的基礎上加入中介變量創新得到模型(7)，列(3)是模型(7)的估計結果，比較列(1)和列(3)，可得加入創新之后，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系數變小，結合列(2)創新對經濟增長效率有顯著促進作用，可得出結論：數字經濟通過提升創新水平而提高經濟增長效率，故假設3成立。
表8 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
6.1 研究結論
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于正確地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本文針對效率和公平是共同富裕的兩個核心要點，構建數字經濟綜合指標，從效率和公平視角出發，選取我國283個地級市2011-2016年的面板數據，通過分別研究數字經濟對于經濟增長效率和公平的空間外溢效應，間接說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以及擴展研究了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機制。
本文的研究結論主要包括：第一，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效率既有城市內溢出又有城市間的空間溢出效應。表明數字經濟不僅通過城市創新水平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效率產生積極影響，也會通過空間外溢效應提升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效率。第二，數字經濟的發展造成的數字鴻溝，將拉大城鄉收入差距，而間接效應則顯示數字經濟將通過空間外溢縮小其他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第三，機制研究表明，數字經濟通過提高城市創新水平而提升城市經濟增長效率。
本文從空間維度拓展了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增長公平和效率的認識，發現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增長和公平有明顯的城市內和城市間的溢出效應，數字經濟可以通過城市創新傳導機制提高城市經濟增長效率。
6.2 政策啟示
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啟示：第一，政府應激活數字經濟活力，挖掘數字經濟潛力，不斷加大研發投入，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凝聚當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力量，提高城市的創新水平和發展效率。第二，研究表明數字經濟具有空間溢出效應，這對我國統籌區域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啟示，各地政府要破除“地方本位”思想，應更加廣泛、深入、持續地與其他城市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積極打破城市間的市場壁壘，消除區域間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更好地發揮經濟增長效率較高地區的空間外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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