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衡 李賽賽 岳苗玲
摘 要：數字技術深刻地影響著高校治理的實踐模式。高校數字協商治理在實質民主、多元共治、教育輿情治理、科學決策方面作用突出。高?？蓮妮d體渠道、體制機制、文化氛圍入手，以充分釋放協商民主活力。作為新興事物，數字協商難免存在局限。對此，可通過提升數字素養以彌合數字鴻溝、管控平臺風險以規避數字異化、增進公共理性以謹防合作難題等，以彰顯數字協商治理優勢。
關鍵詞：數字協商；
數字治理；
高校數字化轉型
高校協商治理是協商民主和治理模式的重要內容，對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重要意義[1]。作為重要利益相關者，師生在大學治理中擁有參與權；
但受管理體制影響，高校往往過度依賴行政手段推進管理，師生容易變成治理場域的“局外人”?！敖檀鷷薄皩W代會”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化問題。普通師生缺少參與機會與渠道，難以充分表達訴求，因而可能會訴諸網絡發泄情緒，嚴重時還會引發極端事件。這表面是組織與個體的張力，背后則是對學校內部規范效力存疑與師生權利缺失弊病[2]，也說明學校規范、標準制定缺乏充分協商，過多強調組織“績效”而一定程度上忽略師生個體“權利”，導致規范欠缺合法性認可。
大學內部治理是多元主體、多向互動過程，必須創造良好協商氛圍和條件，促進民主參與。隨著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的深入，數字技術開始走向更深入的治理領域，實現從工具應用、數字化服務到治理數字化變革的跨越?！陡叩葘W校數字校園建設規范（試行）》強調，在推進“事務處理型”應用建設的同時，應高度重視“事務分析型應用”建設，構建“決策支持類應用”，這為數字賦能協商治理提供了巨大潛能。
高校數字協商治理的價值意義
數字協商是協商民主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具有參與廣泛、議題多元、對話平等、效果即時等特點，相較于傳統協商模式，實現了價值層面的重大跨躍。
第一，實現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的有機統一。數字技術在延伸交流互動空間、實現民意集合的即時性方面具有優勢。推動數字協商建設，利于提供實質民主渠道，豐富師生治理參與形式。通過打破時空限制，實現多元空間、主體的聯結，拓展治理參與群體、促進參與機會平等，解決民主參與“房間里坐不下”等問題。同時，它也能夠糾偏代議制下精英決策中有限理性、人情邏輯、簡單票決等缺陷，利于實現“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直接民主從理想變為現實。
數字協商治理以技術精準識別師生訴求，由關注“整體群眾”到兼顧個性化需求。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簡單的比例代表制、意見征集等民主方式，展現了普遍、直接的民主參與過程，從而避免片面地倒向“聲響最大”的參與主體[3]。這既便于求解傳統校務治理供需匹配難題，也利于回應“原子化”表達“失聲”困境、解決師生發聲渠道不暢問題，彰顯“以師生為中心”的治理理念。
第二，變教育“多元共治”設想為具體實踐。傳統協商民主形式中，“多元共治”治理實踐容易表面化，使多元主體參與顯得可有可無。數字協商下，協商形式及渠道的平等開放使多元主體變“被動參加”為“主動參與”，利于其全面表達觀點訴求。這超越了等級化、行政化的協商形態，也改變了多元主體的表達方式和交互方式，促進了即時良性互動[4]，有助于“多元共治”民主實踐。此外，數字技術可為落實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智能教育實驗”。這既能拓展教育領域統一戰線范圍，即由以現實空間為主向兼顧虛擬空間方向發展，也豐富了立體（黨際、黨內、黨群）協商網絡和協商民主形式。虛擬空間的試點探索，既利于師生民主素養養成，也方便明晰數字民主適用領域和可行路徑。機制創新的漸進路徑，“不變體制變機制”的增量改革，利于降低改革成本風險。
第三，開辟教育輿情治理的新路徑。數字表達適應了自媒體時代的“表達中心觀”，糾偏了傳統的“反饋中心觀”——圍繞既定決策思路或安排（政策輸出）征求意見。由此，數字協商平臺成為紓解組織潛在風險的重要空間。
通過對各種師生訴求的智能分析，數字平臺可自動發出預警，促使相關部門核實、處理。由此，師生參與完成了從“輸出性”治理參與（象征性參與）為主到兼顧“輸入性”治理參與的轉換。從而，在傳統顯性風險類輿情的“事后被動回應型”治理外，探索了隱性風險類輿情的“事前主動干預型”治理路徑。這為提升行政部門輿情預警、整合能力，緩解校務中組織權力和個體權利的張力提供了渠道，利于營造和諧穩定教育秩序。
第四，促進信息充分下的科學決策。數字協商治理豐富了“參與式民主”和“互動式民主”渠道，通過從“反饋”到“協商”的轉變，使蘊含民主參與精神的“智慧決策”成為現實。數字協商治理通過擴充參與主體規模、充分公開決策信息，大大提升了協商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相較于傳統的實地走訪、座談會等方式，數字協商通過數字技術高效匯集數據，并進行多維度分析，為科學、合法決策提供有力支持，更具效率，也能更好顧及多元利益主體的訴求。不僅如此，數字協商有助于打破傳統決策共同體的封閉性。數字協商框架中的決策共同體由決策者、行動者及政策對象共同構成，這種多元結構確保多方利益充分表達的同時，也帶動著協商主體關系的平等化和協商資源分配的均衡化[5]，利于減少傳統集體決策過程的“信息不對稱”難題。
高校數字協商治理何以實施
數字協商治理有助于高校數字轉型完成從“服務”“管理”向“治理”的范疇轉換，從“賦能行政”向“賦權師生”的視角轉換。對此，須以“治理互動”為切入點，從協商載體渠道、協商體制機制及協商文化氛圍三方面著手實踐，釋放協商民主活力。
第一，協商載體渠道創新。數字協商治理不僅依賴于數字工具支持，更關鍵的是高校協商載體渠道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釋放治理參與活力。一方面，推進各類代議組織的數字協商建設。傳統協商民主在實踐中常面臨信息流通不暢、協商主體代表性欠缺以及監督評議機制不健全[6]等問題。對此，可推進理事會、學術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等組織的數字化建設，**參與難題。通過建設在線協商平臺，制定明確協商規則，并將數字協商納入傳統協商組織的常規工作安排。這有助于實現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的融合創新，利于糾偏傳統代議制中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結合校內其他機構，如工會、紀委、統一戰線部門等的工作，圍繞學校發展要事、師生需求實事、校務治理難事等，廣泛開展黨際、黨內、黨群、專題協商等活動，拓展協商覆蓋面。此外，還可聘請校內人大、政協委員等擔任“第三方協商觀察員”，在數字協商過程中協調兼顧協商效率與共識達成，并監督協商結果與決策銜接，確保其發揮實效。
綜上，通過推進協商載體渠道的數字化創新，有助于推動校內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提升治理效能。
第二，協商制度機制建設。數字協商的制度機制建設可從協商制度規范、參與機制及結果轉化機制審視，精心設計協商程序、方式與手段，避免行政主導的文化慣例“解構”協商規則[7]。一是健全高校數字協商制度規范。設計詳盡科學的數字協商程序，涉及議題提出、主持人選擇及角色定位、意見發表、投票表決實/匿名制、結果公示與執行等，以保障數字協商規范運行。二是建立多元數字協商參與機制。通過多元化、智能化、規范化參與形式，實現深入協商交互，突破協商參與限度。例如：通過開發數字互動平臺系統，創新開放空間會議、校園議事廳等協商形式，形成多向互動、內外聯動的“全覆蓋”協商新模式，使網絡空間成為師生皆可參與的議事空間。三是健全數字協商結果反饋機制。數字協商實踐形式多樣，但其不能僅停留于線上交流，應將協商成果轉化為組織決策。因此，高校要對師生意見評估取舍，保障有效意見反饋，讓師生參與到問題解決的方案設計與具體行動的執行監督中，推動師生從“提供信息服務”向“增強監督參與”轉變。
綜上，通過完善協商制度規范、構建多元參與機制和結果反饋機制，可以有效提升數字協商治理的可操作性，激發師生參與熱情，提高協商效能。
第三，協商文化氛圍養成。師生參與治理的意識與熱情，不僅能衡量學校民主治理水平，而且更直接關系學校決策的科學民主。當前，高校管理模式中行政主導傾向明顯，校內師生及管理者協商意識不足，協商能力欠缺，制約了協商民主深入發展。為此，高校應致力營造多元、平等的校園協商文化，激發師生參與熱情，將協商結果真正納入治理決策之中，推動協商民主深入發展。基于此，高校應堅持以師生為本協商理念，強化信息公開，關注師生真實需求，給予師生廣泛參與空間，防止協商流于形式。同時，構建參與型治理文化。師生須提高協商素養，深化對協商民主精神和實踐規則的認識，以保證在協商過程中能保持自主、理性與責任感，尊重、理解他人觀點，在有序參與中尋求互惠共識。具體而言，高?？赏ㄟ^宣傳引導、制度保障、實操培訓等，推動師生思想自覺和實踐自覺，積極利用數字平臺參與學校事務，增強集體歸屬感和獲得感。
綜上，通過培養主體協商意識，提升主體協商能力，營造協商文化環境，有助于有效實踐數字協商治理，提高治理效能。
高校數字協商的風險及應對
數字技術為高校協商治理拓展了實踐向度，但其本身也存在限度風險須引起警惕，如主體間數字鴻溝、協商數字異化、公共理性缺失等，須采取相應措施，防止“預言的美好”止步于“美好的預言”。
第一，提升數字素養，彌合數字鴻溝。數字協商治理的有效實施離不開協商主體的積極參與，而協商主體的數字素養是影響其參與的關鍵因素。數字協商空間中信息繁雜，難免存在虛假信息，這極大考驗參與主體的辨別、分析能力。然而，師生技術掌握程度與認知水平參差不齊。部分“數字貧困者”由于技能不足或缺乏意識等，可能無法充分參與，從而失去發聲權，這會影響民意的充分表達。對此，高校須推動網絡技術的創新普及，降低數字協商參與的技術門檻，使參與更便捷高效。同時，應加強對數字協商的宣傳教育，為師生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數字協商培訓，增強師生對數字協商的理性認識，使其對數字協商的參與規則和運作機制產生價值認同。這樣，可以提升師生的數字素養和協商理性，更能促進其有效參與民主協商，推動高校數字協商治理的深入發展。
第二，管控平臺風險，規避數字異化。數字技術的嵌入雖然降低了協商成本，但同時也帶來數字異化風險，使數字協商面臨失效危機。一方面，在數字協商實踐中，師生信息存在泄露及不當使用風險，這會影響師生參與積極性；
另一方面，許多數字協商平臺往往僅用來收集信息，而缺乏互動設計。這可能導致協商形式化和表面化，從而制約組織對師生需求的及時響應和有效反饋。此外，數字平臺不總是客觀公正的，其往往根據主導方的利益趨向進行信息篩選與呈現，這會影響參與個體對治理事務的準確認知與表達。管控平臺風險：一方面，應謹慎收集敏感隱私信息，加強數據安全管控，以消除協商主體隱憂；
另一方面，構建常態化、規范化互動反饋機制，積極推動協商結果轉化，從而提高師生參與效能。此外，數字協商系統的研發應由權威或第三方機構主導，多方監督，并強化對信息的真實性審查，防范不實信息對協商過程的干擾和破壞。
第三，增進公共理性，謹防合作難題。數字技術融入協商民主降低了治理參與的準入門檻，但卻面臨主體專業性不足問題。傳統媒體時代，信息輸出有一定規范標準，如今“守門人”模式被打破，信息生產和傳播缺乏專業要求。虛擬身份和匿名發言下，部分主體表達意見時可能失去理性，導致主觀偏頗或虛假信息充斥協商空間，擾亂協商環境，助長極端觀點。這會削弱數字協商公共理性，破壞協商秩序，導致主體意見聚合困難，影響協商效率。
化解協商合作難題，可利用算法在數據處理方面的規模高效優勢，從源頭**信息不足困境，藉此保障參與主體的知情權與交流權。同時，將沖突解決方案融入算法設計，并對多主體行為實施“全鏈條”智能監控，以抑制協商不當行為。最后，構建主體理性培育機制，培育其批判性思維和理性表達能力，如學習“羅伯特議事規程”等，以減少主體利益博弈中的非理性、無序等協商損耗。通過營造包容的協商氛圍，促進主體了解彼此觀點，提升偏好改變的可能性，以實現利益價值聚合、達成共識。
結語
數字技術的興起正深刻重塑治理實踐形態。數字協商作為協商民主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拓展了全過程民主的實踐維度，更是找回高校治理“人民性”的重要抓手。數字協商通過建構全員、全程、全鏈參與渠道，擴大主體參與，把師生需求作為治理起點與歸宿，使校務治理順眾意、富成效，利于提升治理效能。高校可從載體渠道、體制機制及文化氛圍著手數字協商實踐，以釋放民主活力。然而，數字協商也面臨數字鴻溝、數字異化與合作難題等風險。可通過提升參與主體數字素養，加強平臺風險管控，增進公共理性，促進數字協商健康發展。
此外，數字協商治理更多是“協商命題”而非簡單的“技術命題”，若無相關制度對接，虛擬空間協商實踐將難以與現實接軌。因此，高校須加強頂層設計，構建完善的數字協商民主體系，并在體制機制層面加以保障。同時，應持續關注數字協商治理的實踐向度，鼓勵創新探索并總結經驗，推動先進做法從個別創新到多校復用，實現更廣泛的協商治理影響。
本文系浙江師范大學省智能教育技術與應用重點實驗室開放研究基金“智慧決策與數字參與：全過程民主理念下的高校數字協商研究”（項目編號：jykf22015）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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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張衡，浙江師范大學省智能教育技術與應用重點實驗室；
李賽賽，浙江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岳苗玲，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
[責任編輯：苑聰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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