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亮?郎筠
摘 要 《西域地理圖說》是清乾隆初年由永貴主撰的一部私修回疆史志，被視為清代**史志開山之作。作為《回疆志》的底本，它對清代**史志的撰修有著積極的意義和影響。它記述了乾隆時期豐富的回疆史料與風土人情，創制了清代**史志的基本體例與規范，開啟了清代履疆邊臣私修史志的先例，引領了清代**史志撰修的第一個高峰。作為私修史志，它不僅為《大清一統志》等官書的編修積累了史料，是內地士林了解西北邊塞的重要媒介，它還以濃郁的經世致用精神力推乾嘉之學走向轉型，其治邊守邊的思想成為道光以降解決西北邊患的應世良方，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萌芽與發展。
關鍵詞 《西域地理圖說》；
《回疆志》；
**方志
分類號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3.05.014
Study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Private Compiling History Work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Xiyu Dili Tushuo
Han Liang， Lang Jun
Abstract Xiyu Dili Tushuo is a private and the pioneering work about the Hui nationality district of Xinjiang in early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his work is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Huijiang Zhi， and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n the compilation of Xinjiang history work in Qing Dynasty. It records the rich history materials and local customs of Hui nationality district in Qianlong period， creates the basic examples and norms of history works about Xinjiang， sets the precedent of the frontier ministers writing the history records， leads the first peak of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y works about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As a private writing history work， it accumulates history materials for official works such as Daqing Yitong Zhi， and it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mainland scholars to understand the northwest fortress. This work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of thought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with a strong spirit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and the ideas of governing and guarding the frontier juncture in this work play a great role in Daoguang period to solve the northwest dispute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f northwest history and geology.
KeywordsXiyu Dili Tushuo. Huijiang Zhi. Xinjiang local records.
0 引言
**作為我國的固有領土，自古有史志為證。自漢代《西域風土記》《漢書·西域傳》起，歷代**史志雖屢有亡佚，但保存至今的仍有160余種，僅清代即有百余種，約占現存總量的2/3。其中，乾隆年間的兩部私修史志《回疆志》與《伊江匯覽》分別描述了天山南北兩路情形，引領有清一代形成了**史志撰修的高峰，而《回疆志》因成書年代最早，被視為清代**史志開山之作，學界稱南疆研究當首推是書。隨著對西華師范大學圖書館藏《西域地理圖說》（以下簡稱“《圖說》”）研究的不斷深入，已確認該書即《回疆志》草創本，這不僅將《回疆志》的成書時間又向前推進了十余年，同時也確認了永貴作為初撰者的身份與貢獻。籍此考察永貴修書及其對清代**史志撰修的影響，不惟繼承發揚史志存史、資政、教化之傳統功能，更于維護祖國統一事業大有裨益。
1 《圖說》與永貴的草創
《圖說》為線裝稿本，不分卷，無書名（現名為李文田所擬）、撰者，亦無序跋、目錄。8冊獨立成篇，各記城村戶口、官職制度、征榷稅賦、市糴錢幣、土產時貢、外夷情形、衣冠服飾與垂古勝跡等內容。書中行文左起直行，城村戶口、土產時貢兩冊地名、物品漢文名下均注滿文。據字體樣式、大小、疏密與每行字數判斷，非一人謄抄。其文句既有謄抄者墨筆修改，亦有撰者或后藏者朱、墨兩色批校。是書曾為繆荃孫（1844—1919）、袁昶（1846—1900）、吳士鑒（1868—1933）收藏，因其成書過程不詳，撰者身份一度成謎。1893年，李文田（1834—1895）曾于繆荃孫處借得并抄錄一份。后因抄錄本流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脫離國內學術視線，導致國內《回疆志》研究中抵牾甚多。直至2013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舊方志目錄》出版后，李文田于抄錄本所作題記現世，“方知此書乃蘇爾德《回疆志》之藍本。本亦名《回疆志》，乃禮部尚書永貴參贊彼土時所撰也。書作于乾隆己卯（1759年），草創未成?！币蚝笫蓝嘁蕴K爾德為《回疆志》撰者，故本文仍以《圖說》為題論述永貴草創的意義與影響。
永貴（？—1783），字心齋，拜都氏，滿洲正白旗人。雍正十三年（1735年）自筆帖式授戶部主事。乾隆四年（1739年），累遷郎中。后出為湖南辰沅永靖道，再擢云南布政使，又移浙江，署巡撫。十七年（1752年），因浙省救災不當被革職遣往烏里雅蘇臺北路軍營辦理糧餉。二十年（1755年），賜按察使銜，署甘肅臨洮道，赴巴里坤主餉，開啟了為官**的序幕。二十一年（1756年），授為副都統，任西路參贊大臣，因策應定邊右副將軍兆惠進抵巴里坤有功，于次年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二十二年（1757年），署西安巡撫，未及上任，改派主辦**軍屯。二十三年（1758年），授刑部侍郎，主持烏魯木齊等地屯墾。二十四年（1759年），隨兆惠進兵葉爾羌，移駐阿克蘇、庫車辦餉，因平定回疆有功，奉調回京。二十六年（1761年），以左都御史出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三月抵任，十一月補禮部尚書。乾隆嘉其“宣力西陲，懋著勞績”，二十八（1763年）年議敘加一級，八月還京。三十年（1765年），烏什叛亂，赴喀什噶爾善后，授烏什參贊大臣。三十三年（1768年），署伊犁將軍。三十五年（1770年），因“盜馬案”與“扣賠俸餉”事革職還京，加恩補左都御史。四十二年（1777年），署大學士，補吏部尚書。四十三年（1778年），再遭革職，戴罪返疆，因“高樸案”處置得力，加恩擢用，授烏什參贊大臣。四十四年（1779年），還京，授鑲藍旗滿洲都統。四十五年（1780年），協辦大學士，充國史館副總裁。四十八年（1783年），卒，謚文勤。
永貴宦海沉浮近50年，為官**即占小半。其四度入疆，遍歷天山南北，深度參與并見證了**從底定到完全納入中央統治的全過程，為**官制改革、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尤其是乾隆二十四（1759年）年隨軍轉戰回疆，熟識將軍兆惠與葉爾羌參贊大臣舒赫德，并以熟稔邊事，于二十六年（1761年）擢鎮回疆。此后，他作為清朝初代鎮疆邊臣，出于治世之需，以期創志資政，但面對“土地險易，民俗物產舊籍無考”的現狀，故“于宣威施惠之暇，就耳目所及，詢訪所獲，草創志略”。永貴撰《圖說》雖曰“草創”，實則布局宏達、載述宏富、史事俱詳，其體例和內容對清代官修私著**史志均有示范意義和參考價值。此外，乾隆初年，私修當朝政事，尤其是邊塞史事，仍頗有禁忌。永貴開啟了**邊臣私修史志的先例，對后來歷代履疆主官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如永保、和寧、松筠等人就循例分別主持撰修了《伊犁事宜》《回疆通志》和《**識略》等志書。
2 撰者心懷經世之志
傳統輿地學著眼于水利之用、險要之守，一向被視為經世實學，而實地勘驗幾乎是歷史上中原王朝了解塞外的唯一可靠途徑。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以來，親赴者的記述或傳記都備受關注?？涤簳r期，范昭逵、方觀承曾在隨軍西征途中記錄了所見山川、地理、氣候、風俗、物產、臺站等情形，但此類內容受行軍路線及隨軍時間所限，不免簡略、零散。**底定后，清廷設伊犁將軍直掌天山南北，其下設參贊、辦事、領隊大臣主理各地軍政。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需要細察疆土詳情，王朝一統的歷史背景則為之提供了條件。飽受中原文化浸潤、正值上升期的清王朝將銳意進取的精神從中央楔入邊陲，促使官員、文人著手全面考察**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現狀。
盡管清廷曾認為**“優通文義之人甚少，編纂書籍，亦非所長”[1]248，但一批科第出身的滿洲大臣、廢員與遣戍文人的進駐力推文事漸興。受中原編修志書風氣影響，一些有識邊臣以資治之需，舉一方之事，匯一方之要，開始撰修本土史志。永貴在長期隨軍征戰，署理**屯田過程中，留心探察山水、考察建置、記錄民俗、尋訪古跡，駐護回疆后撰寫一部地方史志，既有頌揚國威、宣釋圣德務虛之意，更可服務于其理政治事，以供后來者有案可查、有例可循。可謂《圖說》乃永貴親履其地、多所周歷、得自目睹、親為厘定之記錄，處處展現出治邊守邊的經世之志。其中，他提出“深悉夷情”的策略對嘉道之后鞏固西北邊疆治理有莫大影響。
《圖說》將**邊情分為三類：一為納入清朝版圖各回城，二為邊外投誠之霍罕、愛烏罕等城，三為未投誠之布哈爾、伊薩爾等城。永貴極為重視對后兩類外夷的考察，稱：“今我部回城，均照依內地修持，其地理大概，已與他部各異，則境外諸部，自固是為外夷，但其地脈皆與我部連毗，故其情形不可以不深悉者?！薄芭c我**連封之部落，故其地輿山河，并其途路情形，暨我部相達之隘口道路，不可不記錄?！币虼?，《圖說》從記錄山川走勢、交通道路入手，詳細描述通達回疆主要路線、具體里程、站稱水草及險易情形。如所記霍罕“唯欽遵天朝皇帝，緊守其邊境，與臨邦取好，以致各部合和，始得貨易通衢，諸部經商往返，互得其生計周流之濟，較先年彼此爭劫，貨路閉塞時大不相同，是為我部交近之邊鄙……自霍罕往正西去三日路，至霍吉雅特地方，乃另一部回人，與霍罕現為寇仇。”可見他對部族間歷史、現狀及矛盾洞察至深。對比乾隆年間官方編修以揚威頌德為基調的**志書，永貴表達的邊患意識只是一例個人視角，直至嘉道時期在應對浩罕支持張格爾叛亂及英、俄勢力相繼滲透的邊疆危機中，“識夷情、洞敵勢”方又重新上升為國家意志。正如徐松在《**識略》中所述：“蓋聞守邊之要，首在熟悉夷情，然非特知其長技、察其習尚已也。其部落之強弱，形勢之夷險，以及承襲之世次，官制之維系，尤必周知，而后足以得其心、以制其命。”[2]765可見，隨著文獻的傳承和時局的轉換，永貴論經世、思致用的治邊守邊思想已被后來西北史地學者們繼承。
3 體例創制開先之功
體例優劣是評價志書的重要內容。瞿宣穎曾說：“欲精志例，先求分目之允?！盵3]279-297李泰棻亦稱：“纂志之道固多，而門類標題則為首要?！盵4]59歷代正史記**史地受《漢書西域傳》體例影響極大?！秷D說》一改前制，采用明清內地修志常用的綱目體，先設總綱，綱下分目，以綱統目，層次明晰，結構嚴謹。一般綱目體以事類為綱居多，以地域為綱居次，《圖說》兩者兼用。如城村戶口總綱下分按回疆八大城設目，土產時貢下則依事類設花果、樹木等目。即便蘇爾德后將《回疆志》簡化為以事類為門的平目體，其類目設置及內容組織也未有根本變動。這無疑比乾嘉時期**盛行的事宜類史志不講究體例，因地隨設目類更加成熟且規范。
盡管《圖說》采用常規體例，但并未因循守舊，而是根據回疆實情加以創制，這些創新在日后官修私著**史志中多有沿襲。其一，由于**位于西北邊疆，與內地地理、人文、民族、政治與經濟環境迥異，因無前志可承，參照內地方志體例，在官職、賦稅、物產等通行類目外增設獨有的錢法、伯克、外夷、卡倫等目實屬必要。這既是**地域特征的體現，又可從中透視清廷治邊的策略與措施，故該增設類目又兼具國志特征。后來如《西域圖志》《西域聞見錄》等書的類目設置皆與《圖說》《回疆志》相仿，及至清末新修《**圖志》，其中國界志、交涉志在繼承**舊志體例基礎上，又再次創新，國志性質更加凸顯。
其二，傳統志書前列皇帝諭旨是慣例，但大規模收錄御制詩文的唯有乾嘉道時期**史志。在收復**的過程中，乾隆對邊疆戰事傾注了極大精力，屢降諭旨指揮作戰，并作詩文勒石銘史?！秷D說》撰修時，苦于無掌故、文征可參，便以略古詳今的方法突出今人今事，所錄《雙義詩》《御制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御制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之碑》三篇御制詩文均是乾隆為平定回部、表彰忠烈、宣諭中外而作。永貴特采之以文存史，彌補史料之不足。日后，此舉漸成定式，如《西域圖志》以“天章”、《**識略》列“圣藻”專錄御制詩文統攝全書。
其三，所謂“無圖不成志”，輿圖是傳統志書的重要內容。永貴深悉其價值，曾在《圖說》土產時貢冊記：“再莫能盡述，今忒撰若干則，附列于山川圖右。”然而，如同清代以前的**方志中輿圖多已亡佚，《圖說》或因未及成書，或因謄錄不全，山川圖及圖右文字均未見，直至蘇爾德“冠以繪圖”，回疆輿地方得重現。作為私修志書刊載輿圖，對其后《西域聞見錄》《**識略》《西陲總統事略》的示范效應毋庸諱言，且《圖說》幣制、衣冠等條圖領志文、圖文互參，雖為寫意，但仍比《皇清職貢圖》詳盡，極具史料與藝術價值。
其四，作為多民族大一統王朝，乾隆認為“天下之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故詔輯《西域同文志》，力推“同文之治”。及至書成，《西域圖志》《回疆通志》方參照勘定地名、人名，而此法的全面通行已是道光之后。永貴早已意識到天地山川器物之名的譯音訛舛問題，特以滿漢雙語相為表里，從本義、取正音，以防“音韻稍有未恰之處，經久音流，往涂迷其真跡”。這種通過考證文獻規范名稱的做法不僅比《西域聞見錄》《西陲總統事略》等私修志書嚴謹，較諸官修志書亦為早，為后來西北史地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規范。
4 內容詳實以史鑒世
史志是“存史以為鑒”“言史以治國”的觀念產物，有著考釋歷史和編著歷史的分渭?？坚寶v史立足文獻，考證人、事、物，易忽視史實聯系而流于細碎。編著歷史立足史實，描摹相互關系，注重凝練褒貶得失。在清代考據興盛的學術氛圍中，對古史舊說的質實、證古、辨訛，強調以今驗古是主流，但由于永貴以來**史志撰者的邊臣身份、知識儲備，及其所獲舊史稀少、接觸事物全新等主客觀因素，決定了言今、信今、以史鑒世才是**史志的底色。故《圖說》多記山川城池、地理物產、民俗夷情、興業圖治、交通駐防、征戰史實等情勢，服務當下政事，示范后世治法，其述兵威、言建置的敘事特色和昭垂奕世的撰述目的亦為后人所承襲。
清代私修**史志數量多、影響廣，但缺點也顯而易見，主要表現為規模較小、不求體例、零散簡略、細碎蕪雜和認知感性等方面。如《西域聞見錄》“舛誤層出，久為學人所譏議”，事宜類志書多重政事與管理沿革，輕略民俗與史事考釋。永貴以為“功不可虛成，名不可偽立”，在隨軍征戰與治疆理政中實地走訪、廣為搜羅、濾棄訛舛、詳實記述，期待為后世提供可靠信史。因此，《圖說》雖然體量難以比肩《西域圖志》等官書，但作為刻畫回疆史事的早期文獻，既有它書未載的第一手資料，又有故土新歸后睹物思故的人文情懷。
《圖說》記述信史的方法是從關注與現實施政休戚相關的重大議題入手，其間展現出的辨證思考、憂患意識與變革精神尤為可貴。如清初于**實行軍府制，但亦有東疆的郡縣制、北疆的札薩克制、南疆的伯克制并存。永貴以為傳統伯克制“與治政有礙”，應遵律分其專責，定其品級，揀選進呈，請旨補放?！扒野⑵婺静四耸姿疽怀侵厝沃?，舊例自造字號，以圖覓利，故奏請鑄給圖記，框正其私行，以慎重公務?！睆拇瞬酥票煌耆{入清廷官制體系，成為國家統一的政治標志。另如，回疆平定后新鑄制錢“較他部之普爾，其輕重一可抵二、三不止”，“貿易回人若偷我之制錢攜往他部落，改鑄其普兒，則其利一倍可落四、五倍尚余，若任其如是，周而復始，則我之制錢暫見少，而他之普兒暫有加矣。即非可行之道，而實與國力傷甚。”故此，永貴特命各卡細心搜看，不許“失陋錢文出卡以益之”。此俱為后世治疆重要史鑒。思索當今我國與印度之邊境糾紛，《圖說》所記乾竺特、拉達克等藩屬內容亦極有參考價值。
5 奠基西北史地研究
徐松曾以“窮邊絕徼，舟車不通”“部落地殊，譯語難曉”“書缺有間，文獻無征”[5]7概括清代內地朝臣、士人認識**所遇交通、語言、文獻困境。乾隆初年，《西域圖志》 《圖說》兩部歷經實地目驗而成的官修私著志書帶動形成了清代**修志的第一個高潮，積累了豐富的史料，此時西北史地學依附傳統輿地學開始萌芽。但官修志書一向被視作“枕中鴻秘”深藏內府，士林學人難得一窺，如《平定準噶爾方略》《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等一經成書即被束之高閣，坊間流傳極少。而私修史志卻以生動的記述、細致的描寫引發世人關注，盡管受制于清代**出版業興起晚、發展慢的不利因素，但它們仍以傳抄、刊印、引述等方式加以傳播擴散，成為無緣親赴**文人士子了解異域的媒介，通過這些文獻的拼湊疊合，形成了士人對西北邊塞的早期認知。如《圖說》在經過蘇爾德、達福增補后為內地學人所識，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王大樞的《西征錄》、張穆的《蒙古游牧記》、簫雄的《回疆雜述詩》等均有對《回疆志》的征引。
清初學術以考據為要，閉口不談政治，尤其是乾隆時期，在王朝拓地震古未有之豐功的感召下，官修**史志逐漸朝著考辨文獻、詠史揚威的方向發展，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日益淡漠。而私著史志撰者多系邊臣、犯官、廢員和遣戍文人，邊塞生活的困苦和政治生涯的失意不僅沒有消磨其經國濟世的宏志，反促其通過融匯官私史志、政書檔案，結合實地考察的治學方法，不斷豐富研究內容，提煉地域特色，以服務現實治事為鵠的，為乾嘉之學注入了清新的氣息，推轉了一時學風的變向。從此，以《圖說》為代表的私著史志逐漸匯成奠定西北史地學發展的一股重要源流。隨后，**史志與西北史地學緊密交織，互相影響，互為表現。或許永貴基于個人視角對邊疆的觀察與思考在乾嘉時期寂寂無聞，但道光以降，邊患四起。受時局刺激，朝臣士人一反經學媚古之習，留情當代治教，遍閱史志，指陳邊事，尋求撫夷鎮邊、穩固邊陲的應世良方。在歷經祁韻士、徐松、龔自珍、李文田等人審視發掘后，永貴的治邊守邊思想被發揚光大。隨著研究論題的深入、士林影響的擴大，西北史地學逐漸脫離紙上學問，而以強烈的現實指向性終成顯學，與漕運、河工、鹽業等并稱當世經世思潮。由此回溯方知，乾隆年間撰修**史志乃是西北史地研究之先聲，而《圖說》正是其開拓性代表作。
6 結語
《圖說》自永貴草創歷經增補，終成全帙，雖為《回疆志》藍本，卻不可簡單等同視之。其價值在于記載乾隆年間史料豐富，再現西域回疆民俗生動，但因病句訛字甚多、校改粗疏，部分記述較為單薄、個別傳聞失實，未成定本以致版本多變，距章學誠所設“方志乃一方全史”[6]45的標準仍有不足。考慮到**修志不同于內地有官方背書、名家主持、史料豐富之優勢，故而講究謀篇布局、載述宏富、文辭雅馴、考據精深?！秷D說》囿于邊塞異域人才匱乏、文獻無考，難盡完備實屬有因。而且以永貴為代表的那些身處乾嘉之學歷史情境中的邊臣、文人，通過實地考察西北史地，修志服務現實政治的行為，啟發了清代學術的傳承與創新。伴隨時間的推移、史料的積累與觀念的迭代，清末再修《**圖志》已斐然可列著作之林。
雖非有意跳脫歷史苛求前人，但值深思的是，對比同期西方新知識、新技術不斷涌現，在數理科學的加持下，地理學已經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成為一門重測量、求精確的科學體系。有清一代因缺乏近代科學底層基礎，西北史地考察多止于耳聞目驗、紙筆記錄的經驗性、白描式敘述，研究失準、滯后已無可避免。最終，標稱顯學的西北史地學也重歸考訂文獻、碑銘的老路逡巡不前，以致曾紀澤在中俄勘界談判中所據地圖竟為俄國人所繪制，足見傳統研究范式已無法催生近代學術新芽。如今復觀《圖說》及清代**史志，唯有諸撰者滿腔的國家責任感與民族使命感，以及一以貫之的經世致用精神仍為現時所倡，仍需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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