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迪
唐朝的民族政策相對開明，在這一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自由發展，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文化的交流互動、民族的交往交融往往是雙向的。在唐朝與西域的往來互動中，不僅有大批唐人進入西域，也有大量西域人來到中原，他們共同促進中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交融。一方面，唐朝與西域交往密切，西域文化如八面來風，匯集于唐都長安，使唐朝成為文化匯集的中心。另一方面，唐朝對西域的影響更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西域少數民族在與唐朝交往的過程中，善于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制度，且與唐朝貿易往來頻繁，更是大力吸收了唐朝文化。兩者的交流與交融，為中華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唐朝憑借其強盛的國力逐漸在西域樹立起威信，西域憑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中原文化在西域廣泛傳播，為西域各少數民族帶去了優秀的文化，影響著其政治與經濟生活。與此同時，各種西域文化符號也被唐朝的王公貴族爭相追捧、奉為時髦。然而，兩者并沒有文化優劣之分。儒家文化兼收并蓄、低調內斂，是中原文化的核心，調和了以粗獷奔放著稱的西域少數民族文化。西域文化也為中原文化增添了生機與活力。兩者在交流融合中，為促進中華文化大融合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西域文化符號融入唐朝
唐朝的詩歌是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從很多名聲大噪的詩歌中都能看到西域文化的身影。前有李白、杜甫的作品，后有白居易、元稹等眾多詩人的文學作品，其中都能體現出西域風情，從側面說明了西域文化對唐朝文化影響之深。具體來說，這些西域文化包括西域樂舞、西域的食物與服飾等。
西域樂器——琵琶
琵琶起源于波斯，又稱“批把”。漢代劉熙在《釋名·釋樂器》中記載：“批把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當時的游牧人好騎在馬上彈琵琶，因此為“馬上所鼓也”。大約在魏晉時期，正式稱為“琵琶”。到了唐朝時期，國力昌盛，歌舞升平，琵琶作為給歌舞伴奏的常見樂器，其音悅耳動聽，常常博得皇室貴族的喜愛和文人騷客的青睞。白居易曾在《琵琶行》中寫道：“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作者對琵琶女精湛技藝的贊嘆。“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則包含了作者對琵琶女的深切同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說明白居易此時已經完全淪陷在琵琶聲中，心中郁郁不得志的憤懣之情再也無法抑制，只能借由這琵琶曲在起承轉合中寄托情感。樂器是藝術的一種載體，琵琶所演奏出的樂曲是演奏者心緒的表達方式，聽者則在樂曲中探尋，試圖與曲子產生共鳴，詩人則用其文采在平仄間把共鳴與心緒推向高潮，成就了一曲千古絕唱。此時的琵琶已不再是西域特有的樂器，它早在一陣陣動聽的曲調中被鐫刻在唐朝的文化長廊之中。
西域舞蹈——胡旋舞
胡旋舞由西域傳入中原，是唐朝盛行的舞蹈之一。胡旋舞節拍鮮明歡快，多旋轉蹬踏，故名胡旋。皇室貴族常跳胡旋舞，楊貴妃也因擅長胡旋舞而受玄宗寵愛。岑參的《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鋌歌》中描寫胡旋舞的細節較為翔實。此詩開頭就直抒胸臆地寫道：“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接著又具體描寫“回裾轉袖若飛雪，左鋋右鋋生旋風”，將胡旋舞的特點描述得惟妙惟肖，將其給人帶來的視覺震撼描寫得淋漓盡致。最后一句反問“世人學舞只是舞，恣態豈能得如此”，在一句高度稱贊中結束了全詩，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句與開頭呼應，與余音繞梁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可以看到，胡旋舞作為一種外來舞種，已經融入到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西域飲食——葡萄酒
葡萄在唐朝是極稀罕的食物，葡萄酒也是貴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中國有著悠久的詩酒文化，古代文人以詩會友，其間常以飛花令這種形式行酒令。飲酒是文人聚會時常見的交流形式，逐漸融入到詩歌創作當中，并作為一種獨特的形式融入到唐朝文化之中。盛世之下的唐朝文人把酒言歡、對酒高歌是尋常之態。王翰的《涼州詞》膾炙人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描寫了戰士們見酒想飲，豪情難抑。就在此刻，琵琶突然響起，下令晚宴開席。琵琶聲急促如點。此時飲葡萄酒不再供貴族們獨享，也作為戰士們出征前酒宴上的飲品。
西域服飾
在唐朝空前開放的時代背景下，異域風俗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原，上至皇親，下至平民，皆以追求異族生活為時髦。隨著大量少數民族涌入中原地區，少數民族服飾也引起了唐朝貴族和普通民眾的興趣，逐漸興起了“穿胡服”“化胡妝”“梳胡髻”的潮流。唐太宗的長子李承乾身為太子，卻十分迷戀突厥人的生活習慣，《資治通鑒》載其“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發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刀割肉相啖”。女性的妝容、服飾也受到了異域風俗的影響，元稹《有所教》云：“莫畫長眉畫短眉，斜紅傷豎莫傷垂。人人總解爭時勢，都大須看各自宜。”由此可見，中國傳統女性眉妝原本以細長為美，至唐時，受胡人豪邁粗獷性格的影響，興起了闊眉，又短又粗，被大家競為時髦。唐朝婦女的體型從開元后就越發豐腴，但直至唐朝末期，流行的服飾大體上還是袖不甚闊，裙不拖地，較為窄小合身，即“小頭鞋履窄衣裳”。但是到了元和年間，女性的常服鞋履都開始往寬大方向發展，寬袖長裙之風愈演愈烈，怪異妝容層出不窮，這都是在異域風俗影響下產生的。
唐朝影響西域各民族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風俗
唐朝與吐蕃的交往交融
吐蕃是唐朝的強鄰，其興衰存亡幾乎伴隨著唐朝始終。在唐蕃交流互動的兩百多年間，吐蕃善于學習唐朝文化，多次派使臣出使唐朝，并選派弟子入唐學習儒家文化。在唐朝的各種交流活動中，吐蕃人加強了中原文化在吐蕃的傳播，同時增強了雙方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交往交融。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和親之后，更推動了吐蕃人入唐學習的熱潮。《漢藏史集》載，文成公主入蕃后，松贊干布曾說：“我已按照教法制定了世間法，能夠使吐蕃臣民走上善業之道，但是，作為使世人消除疑慮愚昧的辦法，若能將印度和漢地的歷算法在吐蕃推廣，對社稷必定有益。”在經濟方面，吐蕃使臣入唐所進供的金銀器皿和奇珍異寶，推動了吐蕃物質文化在唐朝的傳播與發展。同時吐蕃的特產和貨物在長安售賣，使中原的貨幣在吐蕃流行起來，并逐漸實現在兩地自由流通。在政治方面，吐蕃將領在唐朝出仕為官，加強了兩者間的政治交流，更好地維持了國家政權的穩定。在文化藝術方面，唐朝對吐蕃音樂的影響很大，二者展開了深刻的交流與融合。唐朝音樂的風格豐滿宏大、風氣開放；
吐蕃的音樂風格平易近人，兩者都具有極高的兼容性。金城公主入藏后，加強了二者之間的文化交流，唐朝最盛行的龜茲樂、百戲也被帶到了吐蕃。金城公主信仰佛教，所以佛教音樂也開始在吐蕃流行，佛教文化也隨即在吐蕃繁榮起來。
吐蕃在唐朝的各種活動，一方面說明唐朝經濟政治文化的繁榮與包容對吐蕃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說明吐蕃的文化與唐朝文化在本質上并不是不可調和的。在此基礎上，兩者也為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唐朝回紇的經濟與風俗文化
回紇是我國漠北草原上最古老的少數民族之一，他們活躍在唐朝的北疆，長年逐水草而生，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在經濟上，回紇靠著與唐朝進行貿易，使畜牧業發展成為其主要的收入來源。值得一提的是，回紇的商業在其改宗摩尼教之后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地位僅次于畜牧業。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以安祿山、史思明及其后繼者為首發動的叛亂動搖了大唐帝國的根基。一時之間唐朝猝不及防，無力抵御，兩京相繼淪陷。于是唐朝征調邊防軍回援中原，并征調了諸多番部援助平叛。其間回紇王朝前后三次出兵助唐，為唐朝平定叛亂立下汗馬功勞。安史之亂后，唐肅宗即位于玄宗幸蜀途中。寶應元年（762）五月，玄宗、肅宗父子相繼駕崩，唐朝政局不穩。值此危難之際，史朝義誘回紇牟羽可汗乘中原無主，收唐府庫。牟羽可汗乃引兵入唐。代宗遣藥子昂勞回紇軍且勸阻可汗，仆固懷恩亦為可汗言唐家不可負，牟羽可汗乃由陜州渡黃河，夾擊史朝義叛軍。
十一月二十日回紇助唐收復東都，留屯洛陽三個月，次年（763）三月方班師回朝。此間，牟羽可汗首次與摩尼教師接觸，遂決定潛心皈依摩尼教，歸國時帶回四位摩尼教大法師。需要關注的是粟特人對于摩尼教文化傳入回紇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公元8世紀以前的幾百年里，粟特人就在中亞一帶經商，唐書中就有“九姓胡”和“昭武九姓”的記載，這兩種稱呼都是對粟特人的稱呼。漠北是他們很重要的商業舞臺，他們在漠北進行商業貿易，順便把摩尼教傳播到了回紇。隨著粟特商人進入回紇，回紇人民可能很早就接觸到了摩尼教文化。粟特人善于經商，這對牟羽可汗發展經濟和貿易有很大的幫助。且“摩尼至京師，歲往來東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可見這些具有信仰的粟特人也在經商謀利。
信仰方面，在信仰摩尼教之前，回紇的國教為薩滿教。薩滿教的信仰基礎是建立在萬物有靈論思想上的，其內容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術等。薩滿教教義簡單，無法滿足統一后的民族精神需求。薩滿教儀式復雜且神秘，早期或許能支配教徒大眾，但隨著回紇社會的發展與變化，薩滿教已經不能適應回紇汗王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被取代只是時間問題。大約在公元627年，起源于波斯的摩尼教逐漸取代了薩滿教成為國教，影響著回紇人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
南詔對唐朝文化的學習與效仿
南詔地處唐朝西南，曾經臣屬吐蕃，后唐朝為了牽制吐蕃而扶持南詔，隨后其勢力逐漸壯大。南詔與唐朝的交流體現在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南詔在部門設置與職能安排上完全仿照唐朝，還大量吸收唐朝的禮樂制度，并在其基礎上增加自己獨特的風俗。軍事上，仿照唐朝軍政合一的理念設置地方最高官節度使，滿足其開疆拓土的軍事需要。在信仰方面，南詔為表“忠赤附漢”的決心，對唐朝的國教、道教接受度很高。南詔流傳著太上老君點化南詔始祖細奴邏的傳說，通過對道教的尊崇，表達對唐朝的尊崇，同時也是雙方文化上的碰撞與交融。
和親不僅是民族政權的交往方式之一，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契機。南詔與唐朝的和親過程比較坎坷。公元876年，此時唐與南詔交戰了二十余年，唐朝國力不濟；
遂派使臣僧人景仙前往南詔，言“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唐僖宗因南詔王拒不稱臣而拒絕了與南詔的和親之事。而后，南詔舉兵唐朝，唐軍節節敗退，迫于形勢唐僖宗同意和親。中和二年（882），南詔再次上書請降公主，唐朝以“方議禮儀”拒絕此時和親。后唐朝爆發黃巢起義，內憂外患之下，為了茍安，唐僖宗將安化公主于中和三年（883）九月嫁與第十二世南詔王隆舜。南詔王隆舜的漢文化水平相當高，擅長作詩，有詩云：“法駕避星回，波羅毗勇猜。河闊冰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獻琛弄棟來。愿將不才質，千載侍游臺。”詩表達了南詔君臣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令人感受到其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該詩對仗工整，格律嚴謹，其形式與唐代盛行的五言詩完全相同，詩中所寫的“波羅”“毗勇”和“俚柔”均為古白語，其意分別為“老虎”“野馬”和“百姓”，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也說明了唐朝文化對其影響之大。詩作于隆舜在位前期，或許與安化長公主的影響有關，詩也可能通過安化長公主傳入內地。南詔王室能詩者很多，然而流傳下來的詩作僅此一首。總的說來，這次和親是成功的。其一，和親之后唐朝和南詔之間的爭端明顯減少，雙方約定為兄弟之國。其二，和親使南詔文化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實現了文化的交流與交融，為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在交往過程中經過不斷的沖突、融合，催生出多元的文化。中原的漢族與西域的少數民族并不是兩個獨立的民族概念，兩者在交流中彼此影響、融合、發展、升華，并在此過程中形成新的文化體系。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價誰是精華，誰是糟粕，因為兩者并沒有高低之別、貴賤之分。西域文化雖為外來文化，卻對唐朝文化影響深遠，為中原文化增添了色彩與活力，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唐朝國力鼎盛、文化繁榮，為外來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片沃土。對此英國文學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曾作出過評論：“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于蒙昧黑暗之中時，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朝文化對西域文化的浸染，使得儒家文化在西域逐漸被了解和接受，在文化交流發展過程中，更能夠客觀地反映中華文化多元一體與兼容并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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