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炯
摘 要 石暎墓志拓本現存國家圖書館，該志原石久已佚失，拓本亦罕見流布，館存為陳粟園、章鈺舊藏，另有題署姚崇撰文之偽拓。清嘉道以來學者紛紜其斷代，“北漢/宋初說”為主流。近人岑仲勉、柯昌泗認為此志立于唐興元元年，其論述未周。本文推詳案覆，進一步考定該志落葬于是年的四月三十日。該志所涉唐代歷史亦彰顯金石補證功用。
關鍵詞 《石暎墓志》；
斷代諸說；
流傳脈絡；
偽刻拓本
分類號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3.05.013
Research on the Epitaph of Shi Ying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Xu Jiong
Abstract A rubbing of Epitaph of Shi Ying i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LC） now. The original gravestone has long been lost， and its rubbings are rarely seen. The collected rubbing in NLC originally belonged to Chen Suyuan and Zhang Yu successively， and there is also a fake rubbing inscribed with Yao Chong as the writer. Since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s Jiaqing and Daoguang， scholars have presented divergent opinions about its time of creation， of which the “opinion about its creation in the Northern Han/early Song dynasties” is the mainstream. Modern scholars Cen Zhongmian and Ke Changsi held that the epigraph was created in the 1st year under the reign title Xingyuan （784）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did not thoroughly discuss it. Through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proved that the time of its burial was April 30 that year.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mentioned in the epigraph also embodies the role of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in supplementing evidence.
Keywords Epitaph of Shi Ying. Divided opinions on chronological origin. Passing-down routes. Fake stone rubbing.
0 引言
《石暎墓志》，全稱《故左武衛中郎將石府君墓志銘并序》，題后署“前太子通事舍人朱仲武撰并書”。據陸耀遹（1771—1836）《金石續編》記載，該志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出土，“石縱橫各一尺七寸五分，二十二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二字不等，行書。蓋題‘大漢故石府君墓志銘九字，篆書。在陜西長安縣。”[1]《石暎墓志》署甲子而不記年號，嘉道學者多據志蓋“大漢”字樣斷為北漢天會八年（964年）刻石。近人岑仲勉（1886—1961）、柯昌泗（1899—1952）主唐興元元年（784年）說，柯氏更指明“漢”乃朱泚（742—784）于德宗朝叛唐稱帝之僭號，但這一觀點至今未獲學界公認，綜合出土地點（長安）、志石形制（方型，篆蓋）、志主身份（中層武官）及志文書寫（要素齊備，結構有序，撰者署名）等情狀，可約略推定《石暎墓志》為隋唐五代石刻。此間逢甲子者有七，蓋隋仁壽四年（604年）、唐麟德元年（664年）、唐開元十二年（724年）、唐興元元年（784年）、唐會昌四年（844年）、唐天祐元年（904年）及北漢天會八年（964年）。真相何如？嘉道以來，學者們莫衷一是。今人多取信964年（此年亦即宋乾德二年）說[2]：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四三收錄該志，作者小傳稱朱仲武“周末或宋初曾為太子通事舍人”;1988年；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兼采604年說、964年說[3]；
日本明治大學東亞石刻文物研究所氣賀澤保規主編《新編唐代墓志所在總合目錄》于番號4753《石暎（映）及妻孫氏墓志》“年號”一欄記“開元12（724年）4月/北漢天會8（964年）？”，對該志系年暫存兩說[4]。其中，724年說系誤信偽刻，后文將予以辨析。本文援新見墓志印證其說，詳時間地點（784年/長安）、人物事件（朱泚僭位/石暎云亡）之符契，并推定石暎及其墓志的落葬時間在是年的四月三十日。《石暎墓志》出土后，原石曾經劉喜海（1793—1853）、潘祖蔭（1830—1890）遞藏，約于清末佚失。國家圖書館今存章鈺（1865—1937）舊藏拓本一幅，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碑帖菁華”資源庫中編號作“章專1182”①。據筆者推考，此本由劉喜海道光年間拓贈予館客陳粟園，光緒時轉歸章鈺，建國后由章家捐入國圖。為便于探討，先據國圖藏拓節錄墓志全文如下：
故左武衛中郎將石府君墓志銘并序
前太子通事舍人朱仲武撰并書
公諱暎，字先進，其先樂安人，后世家于京兆，今則京兆人也。……公策名委質，夙著令聞，孝以承家，忠以奉國，故得鄉黨稱悌焉，朋友稱義焉。可謂不忮不，有典有則者也。頃以方事之殷，爟火不息，而能率先義勇，克集茂勛，累遷至左武衛中郎將，前朝賞有功也。公志懷敦素，性守謙沖，不以榮顯介情，但欲優游晦跡而已。所冀神降其福，天與之齡，何圖兆夢泣瓊，藏舟棄壑。哀哉！以歲次十一月十四日遘疾終于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夫人孫氏，夙稟坤儀，素傳內則，鼓琴瑟而有節，主蘋蘩而知禮。嗚呼！蕣花早凋，瓊枝遽折，天不憗遺，先公數稔而亡。今以歲次甲子四月庚午葬公于長安龍首原，夫人祔焉，禮也。嗣子清士冕岳、喦湊、岫秀等，蓼莪在疚，欒棘其形，泣血于苴麻，竭力于窀穸。恐時遷陵谷，事或幽封，爰命揮毫，敬刊貞石。詞曰：性質溫溫，神儀洸洸。職參禁衛，位列中郎。流芳后代，秉義前王。冀保永終，曷其云亡……
1 嘉道金石家的考證觀點及影響
《石暎墓志》出土未久即廣受關注，嘉道金石家們嘗試從字里行間考掘其刻立年代與背景真相。道光二年（1822年），黃本驥（1781—1856）客游關中、搜羅石刻，補畢沅（1730—1797） 《關中金石記》所未收，于兩月內編成《隋唐石刻拾遺》，是書卷下抄錄《石暎墓志》并略加考按：“志書葬以甲子四月而不著年號，附置唐末。”[5]道光八年（1828年），黃氏在《古志石華》卷二十六中對該志作了更細致的錄文考跋，補錄篆蓋九字，跋曰：“志無年號，蓋有‘大漢二字。志曰‘前朝賞有功也，銘曰‘秉義前王，書合葬之期曰‘歲次甲子，蓋暎在后漢時為中郎將，至宋初而卒，其葬則以太祖乾德二年甲子歲也。于蓋書‘大漢，于卒年缺其甲子，以示暎非宋臣之意。”[6]率先判定此志為宋初（964年）刻石。陸耀遹（1771—1836）認同黃說，更有意證明志主經歷與后漢至宋初一段史實相合，其《金石續編》 （約纂成于道光中）卷十二《石暎墓志》下引《石華》跋語并加補益：“卒年缺，葬書甲子而不書國號、年號，閱題蓋篆書乃知仕于北漢者……歲次甲子，北漢天會八年，實宋太祖乾德二年。暎為劉氏舊臣，故蓋題‘大漢。宋既受命，故稱‘前朝，不書天會，亦不書乾德……其云‘率先義勇，克集茂勛，或即指隱帝二年平趙思綰之亂也。”②
“北漢/宋初說”在清后期至民國初年影響廣遠。陸增祥（1816—188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一《石暎墓志》下引錄黃氏跋語并續跋曰：“《石華》次于宋初，茲列漢末以成其志。乾德二年甲子，當北漢天會八年。劉氏雖未亡，而長安非鈞所有地，故不書天會也。朱仲武署銜加‘前字，蓋亦官于后漢者。”[7]陸心源（1838—1894） 《唐文拾遺》卷四七收錄《石暎墓志》并附案語：“按此志蓋有‘大漢二字，其書葬期曰‘歲次甲子，則宋太祖乾德二年也。不書乾德，以暎非宋臣，亦仲武不忘前朝意也。”[8]羅振玉（1866—1940） 《雪堂類稿戊·長物簿錄·金石文字目》記此志：“無年號，但書甲子四月庚午，黃虎癡定為乾德二年。”[9]章鈺（1865—1937）跋其所藏《石暎墓志》拓本：“先進仕漢，卒宋，故不書年號。陳粟園藏本。唐天祐元年值甲子，此恐非是，故定為宋初。”[10]均沿襲或認同了黃、陸的觀點。
嘉道學者中，洪頤煊（1765—1837）、王言二人對《石暎墓志》的斷代系年持不同見解。洪氏《平津讀碑記再續》跋之曰：“不書其年號，不知為何時人，今姑附于大歷之后。”[11]以學術直覺推測此志撰立于唐大歷（766—779）年后。王言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刻的《金石萃編補略》卷一中著錄并考證該志：“碑稱‘前朝，又云‘前太子通事，石君蓋南北朝陳人，或為周人，均未可知。復以左衛中郎將官名按之，……則以石公為宋、齊間人亦無不可，……不書隋號，不忍忘其舊也。其葬于甲子，蓋即隋開皇改元仁壽之四年也。”[12]
要之，嘉道金石諸家對《石暎墓志》的年代歸屬已有歧見。黃本驥、陸耀遹等人結合志蓋“漢”字及志文“甲子”“前朝”等信息，定石暎為后/北漢劉氏舊臣，將該志的刻立時間系于公元964年（北漢天會八年/宋乾德二年），此說為后學所廣泛接納。另有洪頤煊傾向“中晚唐說”、王言持“隋代說”，雖別于主流，亦可備一解。
2 岑、柯“破舊立新”之貢獻與不足
20世紀上半葉，新出土資料的發現與西方考古學方法的引入豐富拓展了中國古代石刻研究的內容和視野。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間，岑仲勉（1886—1961）、柯昌泗（1899—1952）兩位學者曾先后著眼這方紀年方式特殊的《石暎墓志》。通過對隋唐五代史料的細致排比考證，他們舉駁前說并提出新見，推定這方墓志的撰立時間為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
隋唐史研究大家岑仲勉在編輯楊隋一代石刻目錄時留意到《石暎墓志》，他辨正王言的“隋代說”，提出京兆非南朝領地，復以仁壽四年（604年）葬、享壽六十八逆推石暎生年在梁中大通、大同間，明其非宋、齊間人[13]。嗣后又補充道：“葬于‘歲次甲子四月庚午，王言氏定為仁壽四年，說果不誤，則庚午為五日。但考隋人避嫌諱，無中郎將之稱，此可能是唐石，或屬興元元年也。”[14]指明隋文帝楊堅父（追尊太祖武元皇帝）名忠，其世因諱字而無中郎將官稱，料石暎亦非隋臣，其生活時代似在唐朝，埋銘之年或為興元元年（784）。較清人洪頤煊“大歷之后”的寬泛猜度，岑先生的推測無疑更具指向性，遺憾之處在于缺乏必要的論據和論證，結論亦存有闕疑。
柯昌泗是晚清民國著名史家柯劭忞（1848—1933）之子，自幼熏習家風，又私淑于金石名家羅振玉，在石刻研究領域造詣深厚、用功精勤，著作《語石異同評》是其研讀中國古代碑志的心得體現。在《石暎墓志》系年問題上，柯氏的觀察、考辨更為深入，他增補前輩葉昌熾（1849—1917）《語石》卷一所列“唐僭號一則”曰：
著錄之《石暎墓志》，劉燕庭諸公以為北漢。以予覈之，亦屬此例。案燕庭云北漢者，以篆蓋題有大漢字，遂以為北漢孝和帝天會八年。此石出于長安，不屬北漢版圖，何須題其國號。文中但書甲子四月庚午，無天會紀年，其文字亦不似五代。王蘭谷（云） 《金石萃編補遺》以為隨石，蓋未見篆題。考唐德宗興元二年為甲子，其時朱泚自立于長安，國號為漢。石暎蓋唐之中郎將，是以志中隱約用“前朝”之詞。篆蓋雖題偽朝，志文仍稱甲子。撰書者具有深心。案之時地既合，文字亦類。此亦唐時僭偽石刻之一也。[15]
柯昌泗緊扣篆蓋“漢”字以駁舊說，點明“隋代說”不見全豹之弊、“北漢/宋初說”時地不合之虞，進而比照史載推斷出“漢”乃叛唐僭位的朱泚所立國號，該志實為唐石。其說有理有據卻未被廣泛采信，原因不外兩點：一是論據不足，這段筆札寫于八十年前，當時考古發現的數量雖已超邁清代，但總體規模依舊有限，所謂“唐時僭偽石刻”共計不過十余方，且多出自安史亂間，行用朱泚僭號者時所未見。柯氏只能就此單方墓志信息與史書記載相互釋證，而無從提供較為完整、有力的證據鏈。隨著近年來唐代墓志的大宗出土，史料匱乏的缺憾已稍得彌補，本文將在下節予以詳述；
二是論證簡括，這與筆記體高度凝練的行文方式有關。柯氏扼要地指出公元964年長安已屬北宋所有，此地埋銘并無理由題寫北漢國號。引申其意，若石暎果葬于斯時斯地，結合社會政治現實與墓志書寫義例，其志蓋應題作“大宋故石府君墓志銘”。即便志主“非宋臣”“不忘前朝”，撰者也可選擇不書國號，徑以“石君墓志”或“故石府君墓志”名之①。退一步說，墓志蓋上既已行用“漢”號，志文中便無須避用年號、以曲筆成篇，明確記述石君在后漢立有何等功勛、入宋后不仕而卒于某年，方契合志墓文字昭彰忠義之本心。志蓋、志文書寫方式及效果的兩相抵牾，足可表明“北漢/宋初說”不成立，《石暎墓志》埋銘之“甲子”非公元964年。
綜上，早在七八十年前，岑仲勉、柯昌泗兩位史家就以其博洽、精詳洞見并修正了清代學者對于《石暎墓志》的系年誤判，提出該志的年代歸屬為唐興元元年（784年）。美中不足者，岑氏點到即止、柯氏辨說簡略，故其觀點未能使人完全信服。筆者今發覆、補益二家所言，并結合新見墓志史料予以夯實、完善，推證其結論正確，足可成為定讞。
3 《石暎墓志》所涉史實箋釋
柯昌泗謂《石暎墓志》撰書者“具有深心”，是稱贊朱仲武運筆審慎微妙、不違本心。王朝更替史與個體生命史的交匯敘述，貫穿于作者遣“詞”措“字”之間。細加箋釋，既是還原史實的過程，也是洞見文心的方式：（一）“漢”：“漢”乃朱泚叛唐稱帝后所用的第二個國號。按，唐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初三日，東過長安的涇原兵嘩變，擁立失權廢居的太尉朱泚為帥，德宗出幸奉天，史稱“涇師之變”。叛據長安期間，朱泚先“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又在甲子年（784年）正月一日“更國號曰漢，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16]至次年五月，唐將李晟始收復京師。朱泚祚短，統治區域又僅限長安一帶，故題署其僭號之墓志極為罕見，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唐故蜀王墓志》為難得之例[17]。此志蓋書“漢故蜀王李府君墓志”九字，首題“唐故蜀王贈太子太保墓志銘”，志文稱志主因“唐主忌克，惡其多能……以十月三日薨于其宮”，又云：“洎大秦統極，應乾馭……遂詔贈太子太保……以天皇元年二月二日葬于長樂原。”蜀王李傀卒于涇師之變當日，死因撲朔迷離。朱泚收葬其尸，并在僭位登基后別有用心地追贈其為太子太保。蜀王葬禮在次年二月二日舉行，此時朱泚已改國號為“漢”，故其墓志蓋上標示“漢”字。石暎同是頭年（783）亡故、翌年（784）下葬。區別在于，《蜀王墓志》出自朱泚陣營手筆，行用新朝國號、年號自無需贅言。《石暎墓志》作者結銜加“前”字，知朱仲武曾事唐東宮而暫時在野。懾于朱泚的嚴密控制與殘暴壓迫，他只能在志蓋上題署“漢”之國號以遮人耳目，卻選擇在志文中避用年號、以干支紀年的方式隱晦傳遞志主、喪家及自身不愿附逆、忠于唐室的心聲。（二）“方事”、“爟火”及“前朝”：“方事”、“爟火”并謂安史之亂，“前朝”指李唐王朝。以石暎卒年（783年）及享壽（68歲）逆推，其生年在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安史亂起（755年）時石君方值壯歲，因驍勇善戰、立有大功，他在戰亂平定后受到唐廷褒獎，連續升遷至左武衛中郎將。關于這一點，近年新出土的數方唐人墓志可作為旁證，如貞元元年（785年） 《馮朝光墓志》云：“會胡虜構逆，乘輿避狄，公見危授命，挺劍啟行。比寧復黃州，乃賞勞報績，授左武衛中郎將……”[18]又如貞元十七年（801年） 《李良墓志》曰：“天寶末，逆安稱亂，中原用武，上黨節度使程千里辟為從事。恭恪明義，為列校所憚。主帥嘉之，特薦授左武衛中郎將……”[19]馮、李二人均以討胡之功擢授中郎將，石暎當亦如是。（三）“清士”：《史記·伯夷列傳》云：“‘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清士，謂高潔之人。依墓志書寫通例，作者一般會在“嗣子”之后接續記述具體人名，如“嗣子某某”。《石暎墓志》中，朱仲武特地在“嗣子”二字后、“冕岳”諸人名諱前冠以“清士”稱謂，是有意將石暎諸子與“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的伯夷、叔齊相比擬，突顯其不屈服/趨附朱泚暴政的可貴。推原當時情境，當朱泚篡逆時，石暎已年屆七旬、病篤將亡，其政治立場如何顯現？身后墓志怎樣飾終？受托執筆者主要是聽取喪家的意見（當然，這也基本代表著志主本人的態度）。在主喪者的授意下，朱仲武以微言大義的寫法展示了唐臣石暎“忠以奉國”的品格。而能夠克紹箕裘、“孝以承家”的石氏兄弟，亦無愧于清士之名。
經由上述箋釋，《石暎墓志》所涉史實已大體清晰，而此志的落葬日期“四月庚午”還有待近一步考證。柯昌泗以其讀碑經驗判斷該志“文字亦不似五代”，今人周曉薇教授亦稱“驗其書法，頗類中晚唐”，但同時指出“唐興元元年說”恐難成立，理由是此年“雖屬甲子，然四月并無庚午日……是此志刊葬時間若果屬于唐，則非唐武宗會昌四年（844年）四月十七日，即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年）四月五日。”[20]四月無庚午日，所據未詳。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21]，唐興元元年四月朔日為辛丑，五月朔日為辛未，知四月為大月，推算得知此月三十日的干支正是庚午。故此，石暎及其墓志落葬長安龍首原的確切時間即在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的四月三十日。
4 《石暎墓志》傳藏脈絡考略
《石暎墓志》出土于清嘉慶末年，道咸同光之際以志石和拓片兩種形質流轉世間。嘉道間金石名家劉喜海對其文物生命之賡續貢獻尤大，該志從石刻到拓本的形態遞嬗也承載著劉氏與其館客陳粟園的深厚交誼。
《石暎墓志》出土后的下落在清后期金石著作中有跡可循。吳式芬（1796—1856）《攈古錄》卷十記《左武衛中郎將石瑛（案，當作“暎”）墓志》：“朱仲武撰并行書，山東諸城……今藏劉燕庭家。”[22]劉喜海，字燕庭，祖籍山東諸城，是嘉道時期負有盛名的金石學家、古泉學家和藏書家，有《長安獲古編》 《古泉匯考》等著作存世。劉氏篤嗜收藏，宦轍所經，致力蒐羅，所得甚富。《石暎墓志》可能是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觀察陜西期間購藏，或為早年往還關中時訪獲。吳、劉年齒相仿，又是山東同鄉，復因金石之好締結深誼，吳式芬對劉喜海的金石收藏情況頗為了然。《攈古錄》前后無序跋牌記，成書年月不詳，推測《石暎墓志》被劉氏運歸諸城、為吳式芬知曉并登記在冊，應在道光（1821—1850）中后。
咸豐三年（1853年）春日前后，劉燕庭謝世于京師，家中藏品隨即星散。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一載《石暎墓志》在“吳縣潘氏”，知這方志石在劉氏身后輾轉流入晚清名臣、收藏巨擘潘祖蔭手中。潘氏比劉喜海年輩略低，當劉去世時他甫登進士（1852年），至同治（1862—1875）年間逐漸成為朝中重臣，同時也是晚清京師金石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其購得《石暎墓志》的時間應在同光之際。光緒十六年（1890年）十月潘祖蔭去世，身后無嗣，畢生所藏亦悉數流出，《石暎墓志》原石去向自此不明。除見載于清人著述外，該墓志僅以拓本形式傳世，今存國家圖書館之章鈺舊藏拓片或為孤本。據章跋又知，此拓原為陳粟園藏本。陳畯，字粟園，浙江海鹽人，道咸間傳拓名家，曾與叔父陳克明（字南叔，生平略見周凱《內自訟齋文集》卷七《海鹽布衣陳南叔墓碣銘》）長期坐館劉燕庭家，主客志趣相得，叔侄技藝高超，備受晚清金石名家揄揚。鮑康（1810—1881） 《為石查題劉燕庭泉冊》云：“乾嘉時，老輩拓泉但取寫意，往往不致。自陳南叔、粟園輩出，乃日臻精審。燕庭諸拓率出粟園手也。”[23]認為陳畯拓泉兼及工細與形神，技巧已超越乾嘉先輩。陳介祺（1813—1884）在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二十六日所作《玉印合編》序中感慨道：“烏呼，十余年來，兵燹淪陷，古物不復可問。而余在昔文字之交，如儀征相國阮文達公、東武李方赤外舅璋煜、劉燕庭方伯喜海……海鹽陳粟園畯、吳江翁叔鈞大年皆作古人……俯仰之間，感嘆不能自已，因筆志之。”[24]知陳畯至遲在同治初已謝世，其人終生未曾涉足官場。陳介祺將這位拓友與阮元、李璋煜、劉燕庭等名家相提并舉，足見其在清后期金石文化圈中地位之重。
鮑康稱燕庭所藏古泉大都交付粟園制成拓本，蓋因拓泉尤需精細，非其工不能臻至。而相對簡易的石刻碑志，則似乎多由劉氏親自傳拓并分贈友人。檢冀亞平所輯《國家圖書館章鈺藏拓題跋集錄》，僅章氏所得劉燕庭拓贈陳粟園的唐志拓片即有《張對墓志》 《王行威墓志》等十數種。今考知《石暎墓志》亦為唐刻，志石在出土未久后的道光年間曾歸劉燕庭所有，可推曉該墓志“陳粟園藏本”亦為劉氏椎拓后相贈。又，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陳粟園已不在人世，而是年章鈺始生，知此拓本在粟園身后曾另歸他屬，其為章鈺所藏至早應在光緒（1875—1908）中后。綜上所考，國圖藏《石暎墓志》拓本歷經劉喜海、陳粟園、某氏（待考）、章鈺而后歸于國家圖書館的傳藏脈絡已然清晰。
需附帶提及的是，《唐代墓志匯編》開元193據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藏拓本錄有《唐故左武衛中郎將軍石府君墓志銘并序》[25]，該志題后署“尚書左仆射姚崇撰并書”。志文稱石君“以開元癸亥十一月十四日”終，以“歲次甲子四月庚午”葬長安龍首原。考開元十一年（723年）為癸亥，次年（724年）恰為甲子。然名相姚崇開元九年（721年）就已離世，這顯然是碑估利用該志紀年方式的特殊性，改篡年代，托名巨公，刻偽椎拓，旨在射利，不足取信。國圖早先已將此拓從館藏中剔除。
5 結語
歷史人物傳或不傳因緣殊異，正史不載之人亦可依托金石留名，其人與物一旦為后世所知，便多少具有文化史、學術史價值。《石暎墓志》即屬此例：唐代中層武官石暎卒于朱泚僭位之際，其家請托事唐東宮的朱仲武執筆墓志，主喪者與捉刀人皆不愿附逆，便于志文中避用年號而紀以干支，借飾終文字一抒衷曲。但改朝易代已成既定事實，志墓者只能依循時勢在墓志蓋上題寫下朱泚僭號“漢”字。“甲子”與“漢”字的交叉匹配也陰差陽錯地造就了一樁文史疑案——長埋幽壤千載后，《石暎墓志》于清嘉慶末年出土，其時適逢金石之學興盛，此志遂得道咸同光時代的多位名家收藏、傳拓、著錄、考釋，卻因題記晦澀而每每被誤定為北漢刻石。近人岑仲勉、柯昌泗具眼指明此志撰刻于唐興元元年（784），本文推詳案覆，進而考定該志落葬于是年的四月三十日。《石暎墓志》原石清末即不知所蹤，國家圖書館今藏道光間劉喜海拓本一紙，此拓經陳粟園、章鈺庋藏而后歸于國圖的流傳脈絡清晰可考。經本文考訂，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碑帖菁華庫應將“章專1182”《石暎墓志》的年代信息由“北漢天會8年（964）4月24日”更正為“唐興元1年（784）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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