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適用可行的權度標準制，是度量衡改革順利推進的先決條件。“一二三”市用制是民國度量衡改革中擬訂的國際標準制之過渡制。它的產生不僅有效緩解了中國近代的度量衡混亂狀況，順利推進民國度量衡的劃一;而且結束了中國以累粟定律確定計量基準的傳統方法，為中國計量從傳統走向近代創造了必要條件。本文在對“一二三”制的創始人､其過渡制法定地位之論證過程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分析該體系的缺陷及其產生的歷史合理性，全新審視中國計量發展史上這一重要事件。
[關鍵詞]民國度量衡改革;“一二三”市用制;國際標準制;過渡制
[中圖分類號]K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518X(2008)10-0121-05
吳淼(1977—)，女，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史;(上海200240)鄭辰坤(1976—)，男，上海震旦職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與社會。(上海201908)
“一二三”市用制是南京國民政府在度量衡改革中擬定的標準制之過渡制，用以協助實現從中國傳統權度制向國際標準制的順利過渡。該制表述了公制與市制之間的換算關系，即:1公升=1市升;1公斤=2市斤;1公尺=3市尺。它的產生不僅是民國度量衡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中國計量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從擬定出臺到正式退出歷史舞臺的近半個多世紀里，市用制通過最簡約的數字比例實現了傳統權度與國際標準公制的順利接軌，把在中國持續兩千多年的傳統度量衡引向了國際標準計量體制，促成了中國計量從傳統至近代的轉向，并為中國現代計量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礎。
關于“一二三”市用制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例如，“一二三”制的創始人是誰?為什么在諸多權度提案中最終選定市用制為過渡制?當時專家學者所贊許的市用制的諸多優點是否真的毋庸置疑呢?市用制的產生在中國計量發展史上有著怎樣的地位?等等。本文試就此做一探討，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一二三”制之出臺
度量衡事關國家發展､社會穩定和民眾安居等大計。“中國度量衡之制，創始于黃帝”[1](P1)，至民國時期，度量衡在中國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但到中國近代，度量衡狀況卻極度紊亂，“地各異制，家各異器，其長短大小輕重之間，相差懸殊，有若十指之不齊”[2]。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度量衡劃一拉開了中國近代度量衡改革的序幕[1](P284)，但還未及施行，便隨著清政府的覆滅未果而終。稍后北洋政府擬定的甲乙制并行的度量衡改革方案，也因為兩制換算繁瑣和政局動蕩，及推廣舉措不力等諸多因素，僅在北平､山西兩地短暫推行，便草草收場。度量衡混亂局面愈演愈烈。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內局勢暫時穩定，統一度量衡工作又被提上重要議程。制定合理可行的標準制是保障度量衡劃一順利實施的根本前提，諸多專家學者以“非但求全國同律，并求世界之統一，量務求其正確，法務求其簡明”[3](P489)為前提，經慎重權衡，確定萬國公制為度量衡標準制。隨后，作為標準制之過渡制的“一二三”市用制也應運而生。
根據吳承洛在《中國度量衡史》中的記述，“一二三”制的提議人為徐善祥和吳承洛[1](P331-332)。而國內學者也大都沿承他的論述，認為徐善祥和吳承洛兩人共同創制了“一二三”市用制。但筆者發現，該說法并不準確。
國民政府第七十二次委員會議決，由蔡元培､孔祥熙等人召集，于1928年6月21日召開劃一權度審查會第一次會議。時任工商部簡任技正的徐善祥代表工商部部長孔祥熙出席，吳承洛并未參加這次會議。[4](P29-30)最終擬議，“定萬國公制為我國度量衡之標準，同時用一適宜之輔制以為過渡之用”。徐善祥報告了工商部對權度標準的研究經過，提交工商部議定的三種權度標準方案，“以備國府采擇”。他強調“市用制乃一種過渡之辦法。雖擬定兩制，然實用只采取一種，庶統一之目的可以達到”[5](P30)，首次公開了市用制權度議案。但據記錄顯示，徐善祥只是將“一二三”制作為工商部擬議的權度制方案之一提交與會專家，以供商榷，他并未對該提案做深入闡釋。最終與會專家學者關于輔制中重量與容量的規定，意見基本相同，但并未就長度量值達成共識。
劃一權度第二次審查會于7月3日召開，吳承洛作為會議的特邀代表列席，向與會人員詳細報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通過分析“以三分之一公尺為市用尺之長處”，詳細比較了幾種議案，論證“一二三”市用制，尤其是三分之一公尺在計算便利､量值大小等方面體現的優勢。通過他的分析，“一二三”制較其他權度制提案之優勢才顯而易見，最終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積極認同。在第一次審查會議上持不同意見的曹壽麟等代表，也表示應極力贊成吳承洛的“一二三”市用制提案。[6](P31-33)
在現有史料中，并沒有證據能有力證明“一二三”市用制是由吳､徐兩人共同創制。徐善祥首次公開提出了市用制方案，并曾與吳承洛合作撰寫《采用以萬國公制為標準之單一制并同時兼顧國民習慣與心理以統一全國度量衡意見書》､《關于統一權度程序之商榷》[4](P39—50)兩篇文章。在20世紀30年代中葉歷時近一年的度量衡問題大討論中，徐善祥也有《改訂度量衡名稱與定義之商榷》[7]公開發表。但吳承洛對“一二三”市用制的研究更為系統深入。在改革初期，他通過撰寫大量文章，探討度量衡標準制與市用制的關系，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一二三”制作為過渡制之最佳備選提案的諸多要素，為市用制法定地位的確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為他日后主持度量衡劃一工作創造了必要條件。民國權度標準方案確定后，吳承洛又在系統研究度量衡標準制與國民經濟､百姓生活密切聯系的前提下，宣傳以市制劃一度量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深入探討如何根據國情民意切實有效的推行市用制及度量衡標準，為民國度量衡改革中市制的順利推廣和劃一奠定了堅實基礎，有效地遏制了中國近代度量衡紊亂不堪的狀況，為中國近代計量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一二三”制何以能勝任度量衡標準制之過渡制
在吸取中國度量衡近代改制失敗的教訓，并借鑒世界各國改革成功經驗的同時，吳承洛擬定了新制的基本原則:“一､應有最準確而不易變化之標準;二､應合世界大同為國際上互謀便利;三､應近于民間習慣;四､應便于科學輸進。”[2](P8—9)“一二三”制也依此創生。
“一二三”市用制借助度量衡基本單位與萬國公制的簡單比率，實現了兩制的簡便換算，為國際計量知識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與權度審查會上的其他幾種過渡制提案相比，“一二三”制方案更具明顯優勢。一､二､三，數字簡單，瑯瑯上口，尤其便于民眾記憶。因而，“一二三制并非創造之新制，其實質是公制之變通用法;其原理制度與標準完全為萬國公制”[8](P64)，市用制與公制也并非兩制并行，而是同屬一個權度系統;它是以公制為基礎，并對公制數字化處理的產物。
曾有學者質疑，三分之一公尺在數值上代表除不盡的循環小數，而小數的出現必然給使用市制增加繁瑣。對此，吳承洛論證指出，只要嚴格按一二三的比例進行乘除，就可以避開小數而直接實現市制與公制的簡便換算。例如，計算邊長為1市尺的正方形的面積和體積，可以直接以1/3公尺(1市尺)進行運算，分別得1/9平方公尺(面積)和1/27立方公尺(體積)，過程和結果均以分式表示，不會因除不盡的小數導致繁復，同時還兼顧了中國傳統算術對分數的鐘愛。而取1/3為比率基準，在國際上也有先例可循。“碼”是英美等國特有的長度單位，與公尺分屬兩個不同的單位體系，但“英美等發達國家均以一碼之三分之一為單位尺”[9](P51)，這足以說明“三分之一”作為換算比率的特殊優勢。
在量值的設定上，“一二三”制最大限度的遵循了中國傳統習慣。以長度量值的確定為例。據吳承洛考察，雖然中國近代民間各地流行的舊尺制紛雜混亂，但這些舊尺的長度與新市用尺的折合比率多在0.9~1.05之間[1](P299—303)，若將其折合為公分，則基本在30~35公分之間。因而，選定公尺的1/3作為市尺，在量值上與我國歷史上舊尺的平均長度基本相當。而其他提案中以公尺的1/4､3/10或4/10為長度量值，均顯得過短或過長。據吳承洛及多位學者的考察，西方許多國家長度基本單位的量值也大都在30公分以上､37公分以下[10](P5—6)。這表明該長度量值是極符合實用需要的。因而市用制中對單位量值的規定，合乎中國民間傳統習慣，也便于和世界其他國家接軌，誠為一舉兩得之善策也。
在吳承洛看來，公制與市制在量值上并無本質差異，區別主要表現在度量器具的名稱上。如使用時可以直接把市尺視為公尺的縮小尺，即三分之一“縮尺”[11](P56)，實現市制與公制的互換。比如將市制的一尺八寸變為公尺，用1.8÷3即得0.6公尺;而把公尺換算為市尺，用3乘以公尺長度即得，十分方便。公斤和市斤間的換算亦然。因而“采用一二三制，即不啻采用公制，所有公制之系數均可沿用而同時養成民眾公制之觀念與用法，并可兼顧國民之習慣與心理便孰甚焉”[8](P70)，進一步突出了市用制作為過渡制的可行性。
三､當時專家學者對過渡制的評價
吳承洛對于市用制作為萬國公制過渡制之可行性論證，得到權度審查會上與會專家的認可和支持。茅以升當即表示完全接受，并認為，確定公制為標準制，難以消除民間舊習慣，設置合理的市用制，依然遵循萬國公制為我國唯一法定權度的原則，又避免運用中絕對采用公制計算之困難，“實乃簡便易行之創見”[12](P70)。段育華稱:“當今之急務，時吳徐兩先生據萬國公制之一二三簡單比例斷為我國新制，法簡意美。”[13](P76)這些評論足以表明專家學者對該提案合理性的認同。
專家的論斷言簡意賅，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市用制體系的相對獨立性，也折射出市用制作為過渡制的諸多優勢。高夢旦不僅對三分之一公尺為通用尺的可行性大加贊許，指出“吳所擬通用尺､通用斤､通用升與舊習慣既略相近，與米突制又有簡單之比例，極易記憶”[14](P75)，并進一步指出“此制果能實現，無形中養成米突制之觀念推行自易，且后來改用米突制時，度量衡用具不必更張，于經濟上亦大有關系”[15](P71)。這種觀點得到其他專家學者的認同，如廖定渠､夏伯南等也認為，“三分公尺無疑把公尺分作三十寸，市尺即取其十寸耳，這樣毫無奇零不整的循環小數”，在制造上無困難，并能將誤差精確至千分之一公分，這與美國確定的權度標準法尺的誤差三十二分之一寸相比，明顯精確了許多。[10]對于市用制在度量衡器具的制造和使用上所表現的明顯優勢，專家學者已成共識。在他們看來，簡單的換算比率讓遵循權度標準制成的度量衡器具也呈簡單倍數關系，即市制器具和公制器具只有大小之別，而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它們甚至可以相互通用。那么即便在徹底廢除市制､全面推行公制以后，市制度量衡器具仍然可以保留使用。因而，從制作度量衡器具的角度來看，市制的推行可以避免日后改弦更張之周折，經濟上免去許多不必要的浪費，節約了開支。從新制推廣的角度來看，也可以明顯消除民眾對新事物可能產生的抵觸情緒，便于民眾盡快熟悉國際標準制，有效縮短了從市制向公制的過渡期。
經過多方慎重討論和詳細審核，市用制的獨特優勢､科學性及其作為國際標準制之過渡制的可行性被廣泛認同，成為諸多過渡制提案中的最佳方案，被冠名為度量衡標準制之輔制，匯入《中華民國權度標準方案》，正式頒布推廣。
四､歷史背景下之意義簡析
“一二三”制出臺是南京政府度量衡改革中最大的亮點，也是中國計量發展歷程中的一個轉折性事件。作為從中國傳統度量衡向近現代計量的過渡，它以最簡單的折算比率實現與萬國公制的同一性，初步完成了公制在中國本土化的歷史使命。市用制之過渡制法律地位的確定，結束了在中國盛行數千年的以累粟定律確定度量衡基準的傳統方法，以自然基準取代了原有的借助實物定義計量單位的實物基準。進一步增強了計量基準的準確性和穩定性，在與國際計量體系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為西方計量知識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國最終走上近現代計量體系的建制創造了必要條件。
“一二三”制的產生順應了當時國際交流日臻頻繁和國際權度標準大同化的趨勢，為實現中國與他國的便利交流和平等往來提供了根本前提。市用制在形式上所表現的萬國公制的“中國本土化”，推進向國際公制的平穩過渡，也促進傳統度量衡與西方計量的順利接軌。但凡新事物總難盡善盡美，市用制亦是如此。盡管諸多社會因素導致民國度量衡改革不能一以貫之的進行到底，但市用制體系本身所暴露的不足和缺陷，無疑是影響改革最終走向的重要癥結。
作為國際標準制的輔制，過渡性是市用制訂定的首要原則。因而市用制應在中國傳統度量衡體系與萬國公制之間尋找適當的平衡點，并保持兩者適度的張力。但事實上“一二三”制過分遷就于中國傳統習俗。
創制市制體系之初，創始人曾借鑒公制的做法，擬用十進制以實現各權度主單位與其他單位之間的換算。但南京國民政府在多次召開會議擬定權度標準方案時，并未一以貫之的堅持十進制，而是過于遷就民眾對斤兩關系的傳統習慣，最終仍沿用16兩為一市斤的規定。市制體系中獨樹一幟的十六進制，違背了新制的科學簡便性原則，也破壞了市制的系統簡約性，成為民國度量衡改革的遺憾之一。
中國傳統權度量值是確定市制單位量值的重要依據。例如，對市用尺的規定，是吳承洛對中國近代各地區各行業使用的尺度進行詳細考察后，選定接近舊尺的平均長度的量值，并通過與公尺的比值加以定義。這沿襲了中國傳統所鐘愛的以分數為最終定義的形式，盡管創始人反復論證分數可以整體直接運用，但隨著權度制運用范圍的擴大和運算過程的復雜化，由分數及復雜分式帶來的繁瑣依然難以回避。
“一二三”制兼顧中國傳統習俗，而便于在民間推廣，但它并非適于所有領域。例如應用于科研方面，就有明顯的局限性。科研機構部門的工作需要嚴謹的科學依據和精密的技術支持，這就要有以先進科學原理為基礎的標準制體系與之相匹配。民國時期科學交流日臻頻繁，學術界和科研領域統一使用國際標準制，是中國學習借鑒西方科學，實現與他國學術交流､與國際主流科學接軌的根本前提。而市制體系難以滿足科學研究和科學傳播對權度標準制的基本要求，這也就不難理解20世紀30年代在學術界與度量衡改革行政部門之間的那場以權度制單位名稱為焦點的學術論戰了。
前面曾提到，高夢旦等多位學者認為，市制與公制器具能相互通用，這既便于民眾盡快熟知國際公制，又可免去日后改換度量衡器具造成的浪費。但事實并非如此。度量衡單位名稱和量值最大限度的兼顧中國傳統習慣，使市制更為貼近民眾生活，會導致人們在日常運用中不愿舍易求難而放棄市制去主動選用公制，甚至會有意回避原本作為根本標準制的萬國公制。這樣，依市制而成的度量衡器具雖然更利于市制的推廣普及，但也會導致民眾對市制的依賴進一步增強。長此以往，作為過渡制的市用制在社會上的影響會明顯超過萬國公制，這不僅抑制了向國際公制的過渡，也阻礙民國度量衡改革的順利推進。
這些缺陷的產生在所難免，但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選定市用制為國際標準制之過渡制，又頗具合理性。
民國時期，中西方文化交流步伐不斷加快，此時接受并采用萬國公制已成大勢所趨。但國際標準制為西方舶來品，若要中國普通民眾迅速接受它，十分困難。“一二三”制的獨特優勢正在于能通過最簡單的數字比例，實現與國際標準制的換算，進而合理有效地解決了萬國公制在中國推廣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公尺過長､公斤過重”等實際困難。在公制與市制簡單比例的引導下，市制使用者在日常運用的同時就能了解國際公制的相關內容。隨著市用制的頒布推廣，國際標準制在傳統度量衡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民眾心目中的神秘感被逐步消除，一定程度上為日后國際標準制的正式頒行掃清了障礙。
市制遵循了公制對簡約性的根本要求，系統規定了長度､容量､重量的基本單位和導出單位的名稱及量值，明確了基本單位與其他單位之間的十進制關系。這便于在實際使用中嚴格遵守，增加了新制順利推廣的可能性。并且，與其他提案相比，市制體系從多個角度體現了中國傳統度量衡的特性，符合中國傳統習慣。選定的“一二三”比例，數字簡單明晰，便于記憶且換算便捷，為普通民眾的日常使用提供了便利，也讓那些曾趁權度標準混亂､換算繁瑣之際，伺機坑蒙欺詐的奸商小人無可乘之機，而深得民眾的認可和接受。普通民眾是新制推廣和使用的重要力量，得到他們的認同，是新制得以順利普及推廣的關鍵。明顯消除了由于度量衡改制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保障了新制的順利劃一。
從長遠看來，國際標準制更具科學性和權威性，也更能滿足科學傳播和科學研究的需要。但民國時期的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科教發展嚴重滯后。讓那些幾乎沒有科技知識背景的廣大普通民眾去迅速接受國際標準制，是相當困難的。而確定既貼近民眾傳統習俗，又能體現公制要素的“一二三”制為過渡制，促進新制在民間的推廣，不失為當時之最佳選擇。
市用制的創制與推廣，有效緩解了國內度量衡混亂不堪的狀況。歷史證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在政局持續動蕩的狀況下，依然順利實現了對公用度量衡和海關度量衡的換用新制，并在部分省份的非戰區展開了民用度量衡的劃一工作，[16](P121—122)為全國度量衡的徹底統一帶來縷縷曙光。
盡管在今天看來，市制體系本身難免疏漏，它所體現的科學精神和量值的精確性也頗讓人質疑，但這遠不足以動搖它在從中國傳統度量衡走向近現代計量過程中的里程碑地位。正是經歷了“一二三”制近半個世紀的過渡時期，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傳統度量衡體系發生了根本轉變，在市制的協助下，人們熟悉并逐漸掌握了與其如出一轍的萬國公制的量值傳遞和科學原理，順利推進了向國際計量的平穩過渡。
市用制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要到20世紀80年代。1985年中國《計量法》的頒布，計量單位法制化地位的確立，以及各級計量行政管理和科研機構的相繼建立，加快了中國計量現代化的進程及現代計量體系的建制。對于這些重要成就的取得，早年市用制的創制和推廣功不可沒。
注釋:
①提案包括:吳承洛､徐善祥提議以“三分之一”公尺作為度制的輔制，吳健､劉蔭茀提出以“四分之一”公尺為輔制，另有學者提交了“十分之三”和“十分之四”公尺等議案。詳情參見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1993年影印版)，第331~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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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俞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