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城市社區治理模式類型化研究,供大家參考。

城市社區治理模式類型化研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召開，這次會議的召開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改革開放是我國一項對國內各方面進行改革，對外實行開放的政策。在這期間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社區治理取得重大成就，探索出了多種有益社區治理模式。當代我國社區是指行政社區，具體是指一定數量的社會成員生活在同一個區域通過頻繁的交往，能夠產生情感和心理認同，并且具有共同需求和利益的社會共同體。城市社區治理是我國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程。因此，我們應該對以往的城市社區治理模式與經驗進行探討與總結，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之路不動搖，并且根據社會主義新時代特征和現實狀況來推進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的發展，從社會治理的整體結構上把握城市社區治理的新趨勢，構造新的社區治理模式。

***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把社會治理重點推進到基層”。本文選擇博山區城西街道龍澤園社區作為個案，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原因：博山區城西街道龍澤園地處博山中心城區，是一個新老結合的社區，新有佳和花園、龍澤苑、豐原、御景園、陶然園、金桂園等現代住宅物業管理小區，并且小區有大片的老舊生活小區，還有相當一部分平房棚戶區。龍澤苑社區存在的諸多需改造的問題，給該區域的社區治理帶來了挑戰和機遇，是老小區向新社區轉型的典型社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龍澤園社區也有自己的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平安小區建設、技防示范村、精神文明建設社區、D建區服務民生等工作，也可以作為重要的研究參考，因此筆者選擇博山區龍澤園社區作為治理社區的研究個案。

從1978年至今，我國城市社區治理已經從以政府為主導的行政型社區治理模式向以社會成員共同合作為主導的自治型社區治理模式轉變。我國城市社區治理在這段歷程中主要經歷了五個變革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始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這一階段中我國開始轉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人口流動加劇。行政體制改革主張改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主張政府放權于社會，去“單位制”，進行社區制的初步探索。

第二階段是1992年至1998年，主要是政府進一步放權，社會活力增強，開始社區建設。20世紀90年代治理理論在國外興起，我國的專家將治理理念引進城市社區建設中，為社區服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結合我國社區現狀，建設社區組織。1993年國家民政部等14個部委聯合發出《關于加快發展社區服務業的意見》，這為社區建設提供了政策支持與指導，這一時期已經產生關于社區治理的理論和實踐。

第三階段是1998年至2010年，主要是民政部門主導的社區治理。在治理理念與國家政策的指導下，從1998年開始，我國城市開始社區改革和探索治理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闡明了社區建設的重要意義。隨著社區事務增多和人口增多，我國社區矛盾也隨之增多，因而要主張加強社區管理的力度，要求探尋社區治理新思路。2009年，《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被廢止。之后，以民政部為主導的社區治理處于一個治理結構調整期。

第四階段是2010年至2017年，城市社區處于政府元治理階段，元治理重新確立了政府在整個治理體系的作用。在政府、企業和社會都參與的社區治理中，更強調政府的指導意義，起一個“大管家”的作用，為城市社區提供一個治理方向，不過多干預其他主體在治理中的行動。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強調要構建政府部門和社區居民良性互動的新型關系。這一階段著重于社區治理功能和服務功能的完善。

第五個階段始于2018年，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區主義思想為指引，在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的背景下，全面深化城市社區治理變革，極為重視社區公共文化建設，培育公共精神。國家發布了《中國城市社區治理藍皮書（2018）》，總結了一些省市的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經驗與效果，為進一步推進城市社區治理提供了新思維。

1新時代博山區城西街道龍澤園社區治理現狀與問題

1.1博山區龍澤園社區治理現狀

博山區城西街道龍澤園社區位于博山區的中部，是一個建于1980年前后的無人管理老舊小區，是一個新建小區和老舊小區交錯分布的社區。龍澤園社區治理活動涉及廣泛的領域，包括社區D建，加強網格化服務和管理等。

以下為主要代表社區治理的幾個代表性活動：

社區D建工作。龍澤園社區以“區域化D建和諧社區”為活動載體，積極探索創新社區管理服務模式，在提升社區“兩委”干部素質、拓展社區黨組織活動陣地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探索，利用網格化服務積極為居民提供零距離和多元化服務。社區黨員積極參與網格化管理與街道干部、社區民警、社區干部一起為群眾提供服務，真正實現“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龍澤苑社區加強D建引領，以黨的建設助推精神文明建設，充分發揮社區黨組織的聯合制度和共建活動體系，利用黨員先鋒隊的模范帶頭作用，建立精神文明創建的領導小組，與社區協會、青年聯盟委員會、婦聯等基層自治機構共同推進社區建設，積極組織居民單位和居民參與“創建文明社區，共建美好家園”活動，使更多的人參與社區文明創建活動。

加強網格化服務管理。按照社區道路走向和居民樓布局將社區劃分為17個網格，并從退休干部、熱心居民和愿意服務社區的居民中選配了18名網格管理員，開展社區網格化管理工作。網格管理員與社區干部、志愿巡邏隊員、樓棟長共同管理網格事物，實現了社區內的人、地、事、物、組織等事項的精準化管理。網格管理員在入戶走訪過程中發現問題，及時上報社區干部對該事項進行處理。社區還加強了信息化技術的應用，利用街道社區管理手機APP，對小區內的人口、房屋、商業門頭實現精準管控，對轄區內的流動人口、出租房屋等信息實行動態更新，對發現的苗頭性隱患可以直接用APP進行上傳，由上級部門進行處理，提高了社區的管理效能。為加強小區管理社區不斷增加資金投入，在社區重點部門、主要路口安裝視頻監控探頭，實現了社區主要部位視頻監控地全覆蓋。2017年，在戶外安裝20平方米的LED顯示屏，及時向居民發布重要通知，加強對政策法規、安全知識、治安提示、反邪教等知識的宣傳，讓更多的人了解社區治理工作。2018年積極參與全市平安小區示范建設，進一步提高了小區的技防、物防和人防建設，全面提升社區的立體化治安防控水平。社區為更好的為居民服務還采用“一欄一卡一冊一檔一標志”（“宣傳公告，居民聯系卡，人民訪問登記冊，電子家庭檔案，紅袖章標志）的服務模式為居民提供“多元化”“精細化”服務。網格服務人員統一佩戴紅袖章，通過開展網格化服務管理，社區基層治理中的作用逐步顯現，社區居民普遍反映社區的治安狀況明顯改善，群眾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

開展志愿服務。利用社區“五老”志愿者，志愿者巡邏隊和“夕陽紅”藝術團，成立“慈曉”服務隊伍，對空巢、喪偶、失獨、特殊困難群體和社區殘疾老人進行志愿服務。實行“五星級”援助評級，星級評定越高，其援助需求就越大，由志愿者通過入戶走訪、精神慰藉、家庭護理、個人護理等形式對其開展志愿服務，志愿者可根據自身實際實行相應幫扶措施，在幫扶的同時志愿者可以獲得社區的物質或精神獎勵，鼓勵他們更好地開展志愿服務。

1.2新時代城西街道龍澤園社區存在的問題分析

1.2.1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較少。通過博山區龍澤園開展的社區治理活動，我們發現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比例很低。雖然龍澤園社區的居民住在這個社區，但大多數居民仍然不愿意參加社區活動。居民參與活動的內容上也存在不平衡的問題。大多數居民更愿意參加娛樂活動，如國際象棋和紙牌比賽，廣場舞等，較少參與社區建設和社區事務治理活動。特別是在社區政治事務中，居民普遍持冷漠態度。

1.2.2社工等中介組織未能發揮作用。社工組織作為社區治理的第三方力量，可以解決政府不常做、不想做和做壞事的問題，在當前社區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龍澤園社區的居民普遍存在著不理解，也不認識這些組織的現象。這就限制了此類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深度與廣度。同時政府對龍澤園社區中社會組織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小，這使得他們在獲取社區信息時渠道狹窄，速度慢。這些問題導致社會中介組織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1.2.3“互聯網＋”社區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目前，龍澤園社區硬件基礎設施功能相對薄弱，專業人才極度缺乏。比如社區工作者所配備的電腦和手機，購買時間較長，運行較為緩慢，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工作人員的熱情。該社區也缺乏專業的服務人才，目前該社區大部分工作者存在著年齡偏大、學歷不高、專業受限的情況，而且并非學習互聯網技術的專業人才，也未受到與互聯網有關的專業技術培訓和考核，導致社區工作者和社區居民一樣對“互聯網＋”技術不甚了解、難以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與平臺開展工作，導致了“互聯網＋”社區新平臺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因此，社區工作者也就無法向社區居民推廣普及“互聯網＋”社區的先進技術與實際操作。另外，目前社區活動參與的主要群體多為傳統婦女和退休中老年人，由于這部分人群缺乏使用互聯網新技術的知識與興趣，所使用的也并非是智能手機，因此，他們對網絡系統平臺存在排斥心理。

2新時代加強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的對策

2.1加強基層D建工作，增加黨員志愿服務力度

積極宣傳，培養黨員參與社區活動的意識。鼓勵社區的黨員在工作之余，也能夠在業余時間奉獻社會。把參加社區的志愿服務活動作為黨員干部成長的“必修課”。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對黨員干部進行激勵，比如參與活動“積分制”等，引導他們利用業余時間清理社區垃圾、進行環保宣傳等。

2.2鼓勵社區居民和中介組織者參與社區治理

社會中介組織是一支在社區治理中不可低估的優秀團隊。社會中介機構對各種群體和群體的多樣化需求非常了解，并且通常能夠及時靈活地開展廣泛與專業的服務。因此，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創造力，需要政府進行一系列的努力。同時為了充分調動社區廣大居民的積極性、主動性甚至創造性，可以實施利益激勵措施。例如，社區為每年參加社區活動超過五次的居民提供一定的物質獎勵等。

2.3利用“互聯網＋”社區先進技術

在未來的智慧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與社區實現協同發展，更便捷、更公開、更高效的電子政務服務離不開互聯網技術的支持。因此應當對社區工作者進行互聯網專業知識的培訓，做到先培訓、后考核、再上崗。政府相關部門與社區要在智慧社區系統平臺中，發布當地最新的規章政策、本地信息，方便本社區居民第一時間掌握相關信息，了解政府工作情況，保障了社區居民對社區政策、活動信息的知情權、參與權。社區居民可以在網絡政務系統平臺上對關心的問題進行詢問與建議，相關政府部門和社區工作者及時在平臺上予以答復，對相關政策予以解釋。可以第一時間為社區居民答疑解惑，做到發現問題第一時間解答，突破了時效性的限制。

結束語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探索出許多符合現代化元素的治理模式，國內眾多專家學者在社區治理中應該加強多元主體間的溝通和互動方面達成共識。城市社區治理是一個復雜的工程，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情況多變，要達到高效、人民滿意的治理還需很長的一段時間。一方面，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統一社區治理的戰線，確立城市社區治理的大方向。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新時代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掌握城市社區發展新態勢，積極探索符合地區特色的社區治理模式才是關鍵之處，為構建和諧社會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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