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星星
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是文學與歷史相融合的學科，是文學作品在時間與空間中動態演進的文學歷史。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需要重視三個維度：一是歷史維度下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二是作為文學教育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三是東亞文獻視域下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史實、詩心與文獻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史實；
詩心；
文獻；
中國古代文學；
教學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3）03-0100-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10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了古代漫長社會里所形成的文學作品，如神話、散文、詩、詞、曲、賦、小說等多種文學形式。中國古代文學不僅包含著豐富的文學形式，還包含著數量龐大的文獻資料。中國古代文學既是中華民族詩性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中華民族漫長發展歷程的歷史記錄。中國古代文學與歷史、哲學、思想有著天然的聯系，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中，需要注重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性、文學性特征。同時，還需要從地域空間層面強調中國古代文學在古代東亞的影響，特別是對古代朝鮮半島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與價值觀念上的形塑作用。本文從史實、詩心與文獻三個維度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教學。
一、歷史脈絡下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 中國古代文學是在歷史場域中演進的文學形態，具有鮮明的歷史性。中國古代文學一方面以文學的方式承載歷史，另一方面又是在歷史時空中發展演變的文學形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是歷史脈絡下的文學教育。
《詩經》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根源性典籍，以詩的語言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較為全面地記錄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含政治、經濟、徭役、軍事、戰爭、農事、祭祀、婚姻、風俗與世態人情等。在對《詩經》的教學中，尤其要注重從歷史層面闡釋《詩經》中所記載的歷史。
《詩經》以伸縮包容的詩性語言記錄了西周王朝歷史，如《大雅·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記載了西周王朝的開國歷史：《生民》記載了“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1］190之后稷的奇異出生，以及后稷之于農業“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1］191的貢獻。《公劉》記載了西周王朝開創者公劉率領周人由邰地遷徙到豳地的歷史，《詩》云：“迺埸迺疆， 迺積迺倉。迺裹糇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1］196《綿》記載了古公亶父率領周人由豳地遷往岐山之周原，《詩》云：“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1］179此是周民自西而南遷徙歷史的詩意保存。“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茲。” ［1］179記載了古公亶父率領族人在岐山之下定居的情景。古公亶父與姜女、族人謀劃，占卜問龜與確定定居周原的歷史過程和歷史細節在《綿》中一一保存下來，于是一段遙遠而模糊的歷史憑借著《詩經》的記載，竟可以復原出那“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1］180之“如鳥斯革，如翚斯飛” ［1］125的西周王朝轟轟烈烈的開國歷史。《皇矣》敘述太王、王季、文王等周初賢君開國的歷史。在“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1］185的歷史場域中，文王討伐密國，以達到“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的治理效果。同時，《皇矣》還記載了文王伐崇的歷史：“臨沖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沖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1］186全文記述了文王在開國過程中，對于密國與崇國的征服。《詩經》中的諸多詩篇具有史詩的性質，傅道彬教授概述《詩經》的史詩書寫與早期周民族的三次遷徙云：“史詩（epic）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和精神書寫，是一個民族早期歷史的產物，代表著一個民族創立期的宏大氣象和思想意志。”［2］
《詩經》將西周初葉甚至更早的中國歷史融入簡練而精粹的語言中，是以詩存史的典范。如《邶風·擊鼓》，漢唐《詩經》學與宋代《詩經》學的解釋不同。以《詩序》為代表的漢唐《詩經》學從歷史與政教的層面解釋此詩云：“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3］128以朱熹《詩集傳》為代表的宋代《詩經》學從文學的層面闡釋此詩中包蘊的情感，其云：“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筑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1］18《詩集傳》之后，清儒方玉潤《詩經原始》亦從文學的層面闡釋此詩：“衛戍卒思歸不得也。”［4］現代學者程俊英先生亦將此詩解釋為：“這是衛國戍卒思歸不得的詩。”［5］45在教學中，可以從歷史的維度來詮釋此詩。《擊鼓》詩句“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包蘊了歷史的信息。《左傳·隱公四年》記載：“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愿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3］128可見，在隱公四年，衛國討伐鄭國，以平息陳、宋之間的矛盾。“從孫子仲”之“孫子仲”是實有其人，《毛傳》解釋為：“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3］130可見，《詩序》將此詩解釋為“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是有歷史依據的。以朱熹《詩集傳》為代表的宋代《詩經》學強調從內在情感與心性的層面解釋詩篇，故《詩集傳》更為強調《擊鼓》之戍卒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之感。自宋以后，解釋者常從戍卒情感的層面解釋此詩，此只是詩中所展現的情感層面。《擊鼓》以詩的方式保存了衛州吁窮兵黷武，導致兵士思歸不得，戰死他鄉。在歷史和情感的雙重維度下來理解詩篇所言“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中的生死離別之感，亦如胡承珙所云：“此詩是在出軍之時，人無斗志而有怨心，死亡訣別，惟聞愁嘆之聲，即眾仲所謂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者，正不必以再舉伐鄭未嘗敗衂為疑。”［6］在戰爭的歷史脈絡中，詩句“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更顯示出戰爭面前死生離合的無盡悲哀。從歷史的層面理解《擊鼓》詩，可見《擊鼓》寫出了征戰之人對于戰爭的切身之慟，如揚之水先生所云：“其實這一篇訣別辭，又何止于悲怨中的兒女之情，更是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死生之際，于生的至深之依戀，可以說，這是不為一時一事所限的人生之悲慨罷。”［7］32
《詩經》是融合歷史與情感的詩意書寫，如《邶風·燕燕》，這是一首送別詩。詩篇承載的歷史讓此詩的送別內涵更具深意。在《燕燕》詩的教學中，需要強調《左傳·隱公三年》與《左傳·隱公四年》的記載。《左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歷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3］121又《毛詩正義》云：
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媯于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于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媯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后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于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大子。” ［3］121
《燕燕》詩記載的是桓公為州吁所弒，其養母莊姜與生母戴媯送別的場景。戴媯大歸于陳，歸不再來。詩篇既呈現出兩位母親歷經喪子之痛的生死離別，又展現了兩位女性對于州吁所掌之衛國前途未卜的無盡憂思。此情此景之下，詩篇末章“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寫出了戴媯克制桓公為州吁所殺的個體之私情，勸誡莊姜以家國為大，緬懷先君，勸勉莊姜生發心系衛國存亡的公義之情。戴媯在衛莊公寵愛嬖妾以致寵妾所生之子州吁弒其子桓的歷史情境，尚且能夠以家國的大局勸導莊姜，詩云“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可見戴媯“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的寬厚胸襟，亦如揚之水所云：“《燕燕》末章所敘，見性情，見境界，見一真摯誠篤而不拘拘于爾汝之私的和厚胸次。”［7］26在歷史的脈絡下，可以詮釋出詩篇所蘊含的歷史與勸誡，公義與私情。
二、文學框架中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 張伯偉教授在講述程千帆先生文學教育理念時講道，“在文學的框架中談文學”。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只有“史”與“論”是不足的，還需要以文學文本為基礎的文心的涵養。以“感”字當頭，培養對于文學作品的美的感受力，在“感”與“知”的結合中形成合情合理的文學感受與文學批評。張伯偉教授總結程千帆先生學術方法云：“而千帆先生所努力探索和實踐的則是詩學研究法。在這一研究法中，‘詩不僅是研究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點。各種史料的運用不一定是用來‘證詩之真偽、是非，更多的是提供讀詩的參證和聯想的憑借。” ［8］
如“感春”傳統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常見的主題，此一傳統可追溯到《詩經》《楚辭》的作品。感春總是與流淌的時間與生命的理想相聯系。如《詩經·豳風·七月》所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尊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傷春的主旨在詩篇里得到呈現，在融融漾漾的春光中，寫出了女子傷春之“傷悲”。再如《楚辭·九章·思美人》：“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感春的主題在以屈原為中心的楚辭作家群的集體表述下，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感春傳統。“后世對楚騷中傷春之音的祖述繼承，往往因兩個相關主題——時間與理想的展開，易于產生動人心魄的佳篇。”［9］如李白的《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旎之愁人。天光青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野翠兮芊綿，云飄飄而相鮮。演漾兮夤緣，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凄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心。春心蕩兮始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于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云霓而見無因。灑別淚于尺波，寄東流于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10］
在東風歸來、碧草知春的時節，詩人以豪邁之姿、細膩之筆描繪了一個感春而傷春的時節與情感世界。在此詩的教學中，要從作品感發人心的層面進行。在天光青妍、海氣綠芳、野彩翠芊、云飄搖相、青苔生泉中感受春光之旖旎、縹緲與跳蕩。在此景此情之下，詩人以“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凄然”寫盡了“目擊千里兮傷春心”之境。詩人在感于時節的春心中激發了青春易逝而理想難酬的春愁。曹虹教授對此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評述，她說：
“目極千里”的春光，令人欲陶醉其中，卻為之凄然魂斷。“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迷亂的春愁，帶著青春的浪漫和生命的熱情，不同于悲秋怯寒的枯槁與蕭瑟。……這種悲苦之戀，常具有歲月易逝、理想難酬等象征意味。［9］
可見，對于李白《愁陽春賦》的理解，首先是以作品為中心，從文學的層面深入理解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風物、時節變化，并在此基礎上體會詩人在更迭變化的歲時中所表達的人世萬情與悲歡離合，體察詩人于不曾相見的湘水濱之佳人中所寄寓的理想難酬的無奈。在文本五彩斑斕的意象中，體會詩人激昂的生命感與歲月易逝、理想難酬的失落感。
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礎上，可以看出文學發展演進的軌跡。《愁陽春賦》對旖旎蕩漾之春光的描繪，與《離騷》中屈原自繪其美之態“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有相似之處；
《愁陽春賦》在這迷亂的春色中生發的關于湘水濱佳人的向往和追求，與《離騷》所云“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有相同之感。如果將此種“理想”與“美人”相聯系的意象溯源，可以追溯到《詩經》，如《秦風·蒹葭》。在秋水長天一色的敘述中，詩人在“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洄從之，道阻且右”的時空阻隔中，孜孜不倦地追求那“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的“伊人”。《鄭箋》將“伊人”解釋為“知周禮之賢人”［3］422，《詩序》《鄭箋》從政治教化的層面將“伊人”解釋為賢人。明戴君恩認為，詩人于詩中所寫的“伊人”不過是一個象征，是詩情可以憑借的意象而已，他說：“溯洄、溯游，既無其事，在水一方，亦無其人。詩人感時撫景，忽焉有懷，而托言于一方，以寫其牢騷抑郁之意。”可見，從文學的框架出發，《蒹葭》詩的“伊人”具有多維的闡釋空間——可以是詩教脈絡下持掌周禮之賢人，可以是在水一方的美人，亦可以是“道阻且躋”卻仍然溯游而從之的理想，既達到了詩無達詁，又呈現了某種一以貫之的精神，如揚之水所云：“詩人只是倔強于自己這一份思的執著，讀詩者也果然覺得這執著之思是這樣可珍貴。若一定要為‘伊人派定身分，怕是要損失掉了泰半詩思，雖然詩人之所思原是很具體的，但他既然把這‘具體化在茫茫的一片興象中，而使它有了無限的‘可能，則我們又何必再去追索那曾經有過的惟一呢。”［7］135-136可見，在文學的框架中研究文本，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文學有一個源遠流長的“美人”意象傳統與敘述傳統，如《詩經》中的“美人”、《楚辭》中的“美人”、唐詩里的“美人”、宋詞里的“美人”、元曲里的“美人”，小說如《聊齋志異》《紅樓夢》里的“美人”，這些“美人”已經超出男女之性別區分，是詩人關于詩情、關于美、關于理想的凝結點。從文本出發，在文學的框架中研究文學，在文本的基礎上發現文學現象，可以揭示出文學與文本發展的軌跡。
再如《大雅·蕩》是“詩人哀傷厲王無道，周室將亡的詩” ［5］464。《蕩》末章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篇稱引夏代賢者之遺語，以揭然將蹶的大木于顛仆傾拔之時，雖枝葉未有折傷，然根實先絕，乃相隨俱顛跋，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朝鮮儒者李瀷從詩篇描述大樹顛沛之揭的創作經驗角度云：
自“人亦有言”以下四句，乃夏諺也。杜甫得之為《楠木嘆》，發揮亦好。［11］477
李瀷所引《楠木嘆》為《楠樹為風雨所拔嘆》，此詩是杜甫在唐肅宗二年（761）于成都親見草堂茅屋前的一棵相傳兩百年的老楠樹為狂風所拔起有感而寫的一首詩。杜甫在詩里描述了狂風吹襲老樹的情景：“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氣。干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 ［12］李瀷認為，杜甫于《楠樹為風雨所拔嘆》詩中對楠樹顛仆之狀的描寫在創作淵源上來自《大雅·蕩》。雖然二詩在詩旨上截然不同，但李瀷還是從詩歌創作與文學影響的角度揭示出兩首詩的聯系，可謂眼光獨到，亦可見李瀷將作為經學的《詩經》與作為文學典范的杜詩相融貫的闡釋特征與思想樣態。通過李瀷對于《蕩》詩與杜詩的闡釋，在文學框架下呈現出《詩經》與后世文學在創作與精神旨趣上的一脈相承。
三、東亞文獻視域下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 中國文學史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的重要要素，理想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的重要保障。張伯偉教授概述了錢穆先生理想的文學史特征：“一是將文學史視如文化體系之一，在文化體系中求得民族文學之特性；
二是以古人的心情寫活文學史，使得文學史有助于新文學的發展；
三是貫通文學與人生，從人生認識文學，以文學安慰人生，而極力反對用西方文學為標準來建構、衡量中國文學史。從中國文化史的整體出發，去認識中國文學的特征，就必然不會將西洋文學的發展和西洋人的治學觀念來限制或套用到對中國文學史的理解和描述上。”［13］錢穆先生將“文學史”作為文化體系之一，張伯偉教授解釋說：“這個‘文化不僅是傳統的‘中國文化，還應該是‘漢文化，也就是包括了歷史上的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區在內的‘漢文化圈。研究漢文化圈中的文學歷史，其中有書籍的‘環流（包括在流傳過程中的增損、閱讀中產生的誤讀以及造成的不同結果），有文人的交往，有文化意象的形神之變（地域上包括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媒介上包括文學和圖像），有文學典范的轉移和重鑄，有各種文體的變異和再生。”［13］張伯偉教授提出“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是研究漢文學的重要方法。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中，也需要“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視域，需要打破以地域為中心的研究狀態，形成以漢字書寫為媒介的東亞古代文學研究的整體視域。自漢代以來，東亞文人以漢字為媒介，書寫了大量的漢文典籍，這些典籍包含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藝術等方面。東亞文人用漢字書寫了他們對于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理解，這些都應該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重要內容。因此，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應當從東亞漢籍的視域出發，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在東亞各國的衍生形態與價值意義。
東亞漢文化圈可以給中國文學研究和教學提供較為全面的視域，如關于中國古代文學文本與作家的研究，需要一個超越局限于一時一地的時空觀念，在東亞的時間和空間范疇里思考中國文學文本與作家的功能及力量。如清乾嘉時期著名的詩人、散文家、文學批評家袁枚，其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倡“性靈說”，主張詩人以審美的立場抒寫個人性靈、個人情感，彰顯詩人個性，其著作有《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子不語》等。袁枚與趙翼、張問陶并稱為“性靈派三大家”。在東亞漢文化圈的視野下，通過典籍的傳播，可以看出，作為清代駢文八大家之一的袁枚，其著作在中國、朝鮮與日本的傳播情況并不一致。袁枚在中國作為性靈說的開創者，在詩學特征上自成一派。袁枚的著作在日本也有傳播，促進了日本江戶時期香川景樹所提倡的以情反理的性理思潮的產生，由此可見日本文學的脫政教性特征［14］。但袁枚的著作在古代朝鮮半島鮮有傳播，朝鮮知識人很少提及袁枚及其詩學主張。可見，在東亞漢文化圈的視域下研究袁枚著作在東亞三國的不同流通情況，可以看出東亞三國不同的文學價值取向。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中，對于具體作品的教學也應該有東亞文獻的視域。如《鄭風·風雨》詩云：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1］54
程俊英先生解釋此詩云：“這是一首寫妻子和丈夫久別重逢的詩歌。”［5］134這是從文本的層面對詩篇的解釋。關于此詩，漢唐《詩經》學與宋代《詩經》學的解釋不一致。《詩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3］313以“風雨凄凄，雞鳴喈喈”喻君子居亂世而不改其節度。孔穎達《毛詩正義》解釋：“言風雨且雨，寒涼凄凄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3］313《詩序》和《毛詩正義》是從經學層面解釋《風雨》所蘊含的政治教化與移風易俗的功能。朱熹《詩集傳》與《詩序》《毛詩正義》的解釋不同，其云：“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1］54朱熹指出，這是一首言男女淫奔私情之詩，這是從文學層面解釋《風雨》詩所包含的男女之私情。漢唐《詩經》學從詩教的層面解釋，宋代《詩經》學從文學的層面解釋。朝鮮儒者根據自身的人生歷程與生命處境來解釋此詩，如李瀷《詩經疾書》云：
此詩其有憂思者乎？風雨如此，則夜之淺深無星月之可占，非晦而如晦也。當此之時，惟雞可知也。喈喈，有節也。膠膠，連續也。不已，則夜闌也。其坐而待朝乎？非念時悶己，思有以善處者乎？君子乃救世之材具也，既見君子者，反語也，與亦既見之相似，欲見而未得也。若既見之，心胡為不夷，疾胡為不瘳，喜胡為不甚？衣之尚褧，惡其文之著也，淫女豈有此意？思古之引此詩者，莫非君子憂時之作也。如此看自好，何必因《鄭詩》之故，歸之鄙？之語。每讀此篇，聲節殷勤激昂，不覺感嘆，以此益信上數篇，未必皆淫女之作。［11］152-153
在李瀷處所的朝鮮時代，朱子學獨尊。朱子學在朝鮮王朝得到了政治與學術多方面支持，朱熹《詩集傳》也成為朝鮮王朝科舉考試的重要書籍。李瀷終身處于草野之中，淡泊舉業，著書立說，教授門徒，開創了朝鮮時代以實學與經世致用為主的星湖學派。李瀷關于《鄭風》的理解，大多否定朱熹“淫奔之說”的解釋，他將詩篇中的男女作了君臣的轉化，將《鄭風》中的男女之情感樣態轉換為君賢臣良的理想君臣關系。李瀷將《雞鳴》詩中“風雨凄凄”“風雨瀟瀟”“風雨如晦”解釋為君子所處的動蕩混亂的社會環境。君子在慌亂之世，自覺承擔起拯救社會的責任，亦如雞鳴喈喈，守時而鳴。李瀷認為，《風雨》并非是寫男女繾綣情愛之詩，而是詩人于“風雨凄凄”“風雨瀟瀟”“風雨如晦”的日子思念君子的詩，乃詩人憂時之作。李瀷父兄都慘死于王朝黨爭之中，他終身處草澤之中，在《風雨》詩的闡釋中，呈現了他對于拯救亂世之君子的呼喚與追求。
又，朝鮮時代實學集大成者丁若鏞解釋《風雨》詩云：
有志之士，每風雨瀟灑，星月晦冥，獨夜無眠，愁思撩亂，慷慨有憂世慕古之志。思與賢豪之士，開懷縱談，以舒暢其壹郁，此風人之意也。若徒于此時此境，懷燕婉之樂而墊昏冥之行，豈所謂思無邪哉。《左傳》鄭六卿之餞宣子，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萚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若使三詩也，而為淫奔之詞，則鄭其殆乎，不當曰庶乎也。［15］
朝鮮時代尊崇朱子學，朝鮮王朝以朱子學為理論根據建立王朝綱紀、社會秩序與倫理法則，表現在《詩經》學上則是尊崇朱熹《詩集傳》。古代朝鮮半島《詩經》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朱熹《詩集傳》為中心的接受與詮釋的詩學史，但對于《詩經·鄭風》，朝鮮性理學者、實學思想者都一致否定朱熹以淫詩之說的解釋。如上所舉李瀷、丁若鏞均反對朱熹以“淫奔之詩”解釋此詩。朝鮮儒者從朱熹《詩集傳》義理闡釋與文學解釋中回到詮釋者當下的人生感受，將經典與人生境遇相結合，將經典詮釋與理想政治相聯系，賦予經典詮釋以干預并重塑現實政治、理想君臣關系的功能與意義。朝鮮儒者對于經典的創造性解釋，符合現代儒家經典詮釋學，“按照詮釋學的現代性要求，將儒家經典詮釋傳統轉型為‘哲學詮釋學式的現代詮釋學，演進成一種關乎儒家義理思想朝向當下發生的理解理論。它著重于探究儒家經典中的‘事情本身帶入當下，與我們共在的詮釋條件和詮釋原則，在置于現代詮釋學視域中，活化儒家經典之意義價值的可能性，以完成儒家經典意義的當下呈現以及向著未來的創造性生成。” ［16］可見，在東亞漢文化圈視域中，同一首詩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理解。朝鮮學者李瀷終生未曾仕宦，卻在詩篇中詮釋了他關于君明臣賢、賢人治世的理想政治模式。同時，透過朝鮮知識人對于《詩經》的詮釋可以看出，朝鮮《詩經》詮釋與中國、日本相比較，具有極強的入世與政治意識。
再如《野有蔓草》，該詩二章六句，詩云：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1］55
此是男女邂逅之詩。漢宋《詩經》學大多從男女相遇的層面加以解釋，如《毛詩正義》云：“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3］320《詩序》的解釋符合政教化的歷史特點，其“特別注重將歷史觀念引入其中，使每首詩都承擔著傳遞歷史興廢信息的使命。”［17］朱熹《詩集傳》從男女相遇的角度解釋：“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愿矣。”［1］56朝鮮儒者尹廷琦從男女遇合之情聯系到君臣際遇，其云：
詩之取興，率各以類，而皆有規例。凡喻聯屬相糾之義，則必用草之蔓者，如“綿綿葛藟”，“蘞蔓于域”。喻欣喜浹洽之義，則必用露之零者，如“蓼蕭露湑”，“野有蔓草”，即托詞取義，非真野田草露間之相遇也。“蓼蕭零霜”，何當于王侯宴享之席乎？“河洲雎鳩”何與于后妃友樂之筵乎？此蓋見賢人而托設男女為詞也。草之蔓延者，人之會遇而聯屬親糾之意也。露之漙瀼者，心焉瀉之，浹洽沾足之意也。清揚婉兮者，愛之而托詞男女之相慕容貌也。清揚，詳《鄘風·君子偕老》，老朋友之道，相勸以善，故曰與子偕臧也。“臧”，善也。《左傳》鄭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此若野田草露犬彘之相從，則安敢誦于他國使臣乎，受之者寧云恵乎？［18］
尹廷琦指出，詩篇中的“興”是按照以類取義的方式進行的。以露之零落比喻欣喜浹洽之義。如此意義下的“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則非真實的場域呈現，而是詩人托詞“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以取邂逅遇合之義，非真為野田草露間的相遇。這與勞孝輿關于《詩經》多以男女之情喻君臣朋友之際相契合。勞孝輿《春秋詩話》云：“大抵詩人取興，多托之男女綢繆之辭以言其情。王平仲云：‘《蔓草》一詩，子太叔賦于垂隴，子善以餞韓宣，孔子與程木子傾蓋而賦。古人于君臣朋友間，每托言配偶，至流連想慕之際，多言美人。其非淫奔之詩也明矣。此佳人芳草，《騷》之所以托始也歟？”［19］尹廷琦認為，《野有蔓草》詩乃是將求賢尋賢之志寄托于男女相遇之詞。同時，尹廷琦還引證《左傳》子太叔于諸侯國交往的外交場面賦《野有蔓草》，否定此詩非為《詩集傳》所謂男女野田草露犬彘之相從。尹廷琦將《野有蔓草》詩解釋為求賢之詩，寄寓他期盼君王求取在野田草露之賢人。此種國君求賢的期盼和喜悅亦如自然界“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不期而會之欣喜，是尹廷琦長時間處于草澤中懷持求賢理想的詩學呈現。此外，清代儒者方玉潤也將此詩解釋為士君子相遇之詩。尹廷琦關于《野有蔓草》詩的詮釋與清儒方玉潤異曲同工。尹廷琦從自身的生命境遇出發，對詩篇作出新的理解和闡發，是東亞知識人在繼承、接受中國經典的過程中，由經典注釋學逐漸轉向經典詮釋學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通過經典詮釋所揭示出來的文本的真理或者意義，是一種包含詮釋者（讀者）參與在內的自發生的過程。”［20］可見，由詩篇文本中所包蘊的“求女”，經由詮釋者的接受與參與，進而引申成“求賢”的期待。此類詩義擴張是《詩經》注釋學與經典詮釋學內在發展的必然理路，呈現出同源異調的中朝《詩經》發展脈絡，同時呈現出朝鮮半島《詩經》學在傳統漢宋《詩經》學的裹挾中獨立思考的樣態。可見，在東亞漢籍視域下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可以更為全面地展現中國文學的價值與功能。
張伯偉教授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教育》中提出，文學教育需要以詩論詩，即在文學框架中談文學；
需要左右逢源，即語文學與文學理論的知識；
需要返本開新，尋求更好的文學教育［21］。中國古代文學教育作為文學教育的重要內容，需要長久地、持續地從文學、歷史、文獻、文學理論等脈絡做多維度的綜合研究和教學，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如何像“鏡與燈”一樣反映世間萬象，照亮人生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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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subject in whic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re fused， a literary history in which literary works evolve dynamically in time and space.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needs to emphasize the three dimensions as follows;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s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 Historical fact， poets" heart and literature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historical facts; poets" heart; literatur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責任編輯：郭 蕓 梁昱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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