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然，譚韻蓉
(同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092)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通信等領域的技術革新，世界已然進入了嶄新的經濟樣態——數字經濟時代。從工業經濟到數字經濟的柔性轉型，帶來了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躍遷。人類生活中一切可以感知到的元素都可以被轉化為一串簡短的數字和代碼，這種對于人類實踐活動的數字形態記錄作為一種信息資產，被統稱為“大數據”[1]。以數據交換為基礎的數字勞動深刻影響了資本主義國家原有的生產關系。一方面，數字勞動的出現大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為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技術動能，使得各個產業中的新工具、新應用、新模式層出不窮；
另一方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仍然主宰著勞動者與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數字資本在虛擬空間以更為隱蔽的方式進行剩余價值剝削，導致以數據方式呈現的“物”被商品化了，并且這種數字剩余價值在轉化為貨幣之后依舊被數字資本無償占有。總的來說，數字資本主義營造了無形的“技術之網”，將勞動者桎梏在由數字技術變革所引發的技術牢寵之中。有鑒于此，厘清數字資本主義的生成邏輯以及基本表現，并對其進行樣態解構和現代性批判是數字資本主義研究的應有之義。
數字資本主義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疊加作用的結果，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各主要經濟體通過各種手段野蠻擴張，在現行體制約束下謀求最大程度的價值增殖，同時熱衷于將數字資本與政治權力捆綁耦合，尋求世界治理體系中對舊有權力布展格局的重塑。數字資本主義的出場有其歷史必然性，資本邏輯的本體論和價值論為數字資本主義的生成提供了理論來源；
技術革命背景下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數字資本主義的生成提供了物質保障；
日漸低迷的世界經濟為數字資本主義的橫空出世創造了現實條件。
(一)數字資本主義肇始于非正義的資本邏輯
數字資本主義發源于資本邏輯的價值內核之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態和新階段。所謂資本邏輯，是指資本運動過程中表現出的內在邏輯，體現了資本無止境地追求財富增殖的逐利本性[2]。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通過占有生產資料等方式獲取勞動力的廉價使用權，進而掠奪剩余價值和實現財富增殖。資本邏輯主導了資本家的一系列行為，意圖實現效益最大化的終極目標。實質上，資本家正是資本邏輯“外化”的產物，資本的人格化以資本家為實體表現形式。誠然，資本主義在提高社會生產力和啟蒙思想等方面存在其積極向度，“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3]402，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同樣也引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譬如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就是“資本邏輯”的非正義展開方式。馬克思最早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實質，“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形成和價值增殖過程”[4]4。資本家僅憑借對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控制就支配了整個生產過程。由此，資本家為謀取超額利潤，實現資本的永續積累，就不斷通過強迫勞動者延長勞動時間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并利用這一無止境的循環往復過程實現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生產過程中“物的關系”掩蓋了“人的關系”，資本邏輯把一切社會關系簡化為以財富數量來衡量的金錢關系，消解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本真性。
數字技術與資本邏輯的相互碰撞有其現代性意蘊。一方面，資本邏輯以增殖擴張為基本指向，以極端逐利為價值遵循。而數字技術為資本邏輯的實踐提供了非實體的操作工具。“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揭示了商品化越是成為社會的支配性邏輯，商品越是呈現為超越性的物，勞動的作用就越是被遮蔽在商品這一物的形象背后”[5],這一技術變革及其背后的商品化邏輯使得數字資本能夠僭越以往的一切法律規范，實現更為高效的資本積累。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身披現代文明的外衣，以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為外在表象，建構起數字剩余價值剝削的天然合法性。當下，資本主義與數字技術的相互結合，將勞動者禁錮在一個無法逃脫的“技術牢籠”，現實生活中的每個生命個體都難以擺脫資本邏輯對其勞動、社交、生活的影響。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資本邏輯對于外部社會的影響更為顯著，由于生產過剩引發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從未消散，其所引發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和社會階級矛盾愈加尖銳，財富的流動過程仍然是從相對貧窮者流向相對富有者，并以此作為資本無序擴張的內在動力。而起源于物化勞動的資本邏輯，則是貫穿于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發展始終的價值主線。
(二)網絡信息技術為數字資本主義提供了物質保障
正如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代表學者丹·席勒所說的那樣，“數字資本主義就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與動力”[6]，網絡信息無疑是數字資本主義生成的核心要素。區別于傳統的工業革命，網絡信息技術的生成是人類文明史中具有革命性質的創造。網絡信息技術最早依托于計算機作為節點進行數據聯通，移動通信設備的出現又進一步延伸了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進而深刻影響著交通運輸、信息傳播、商品零售等社會交往的各個環節。同時，用戶端海量的應用數據也反過來為數字技術的進步革新提供了寶貴經驗。近年來，全球經濟形態正從傳統的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進行深度轉型，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網絡信息技術的新應用，人類世界的勞動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全球化的資源共享機制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中舊有的產業分配模式。
網絡信息技術之所以能服務于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網絡最大限度地延伸了資本擴張的時域范圍，網絡信息技術的革新打破了世界范圍內的時間和空間壁壘，使得全域同步的信息交流成為可能，有效地打通了資本流通的各個環節，促進了各經濟體之間的高效協作。在原有秩序下，全球市場的發展需要依靠國家地區間的商業聯盟來保證貿易正常運行。而網絡信息技術的出現則打破了舊有的權力分工，雖然資本主義國家憑借“技術霸權”壟斷了部分原材料的上游供應環節，但全球市場越發呈現“去中心化”的特質，使得資本流動的整體過程更為高效。第二是網絡信息技術萌生了數字勞動和數字經濟，這是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過的特殊場域。數字勞動本質上是對物質勞動的繼承，是一種融合了網絡信息元素的生產性勞動過程。數字經濟則顯著區別于實體經濟，作為一種非實體的價值感官，為資本實現快速增殖提供了新的虛擬空間。綜上所述，網絡信息技術作為數字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保障，為資本的快速流動和財富積累提供了先決性條件。
(三)經濟危機為數字資本主義的出場提供了現實可能
當代資本主義正面臨著全球經濟下行帶來的深刻危機，而這種危機的紓解之道需要尋求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自我克服。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正面臨著深度調整變化，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區差異，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被逐年擴大。我國周邊的一些重要供應鏈遭到人為干擾，全球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世界經濟復蘇勢頭不斷走弱[7]。從經濟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全球經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持續處于下行通道，并且這種增長的減速和衰退呈現較長的周期性和持續性[8]。展望未來，當下世界經濟局勢的顯著低迷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即將走向歷史的終結呢？實際上，數字資本主義的產生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自我調整的表現形式。數字技術作為資本全球擴張的工具，為資本巨頭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提供了巨大便利。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對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了分析：“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3]602。數字時代同樣存在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之間相互調適的過程。具體來說，資本主義每一次變革的背后都隱含著對其生產方式的調整，譬如工業革命和大機器生產促進了工業資本主義的形成，而數字資本主義則運用網絡信息技術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其背后同樣蘊含著生產方式的革新。因此，數字資本主義與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同樣經歷了革命性的生產方式變革，它的出現可以被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態和新階段。
數字資本主義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世界，對其基本表現進行解構，突出表現在生活場域、經濟場域和政治場域這三大維度。
(一)生活場域：無邊界的時間和空間價值剝削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在考察‘勞動正義’的問題上，勞動本身無法單獨存在，其現實展開形式始終與外在的各種實現條件相關聯”[9]。基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考察數字資本在人類生活場域的表現形式，就必須要注意到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的界限呈現出模糊化的趨勢。對于勞動者而言，物理意義上的社會生活逐漸擴展成為沒有“時間”和“空間”概念的血汗工廠。數字資本依托網絡信息技術建構出了全球化和網絡化的生產體系，加速了“生產生活化”的發展趨勢，通過生產方式的變革重塑了人類傳統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是勞動時間的無邊界性。由于工作時間的無限延長，勞動者幾乎不再享有純粹意義上的閑暇時間,“所以也就沒有清晰的、界限清楚的門檻來劃分勞動時間和非勞動時間了”[10]。成文法律所規定的基本工時被模糊化，勞動者通過網絡無時無刻不在處理和接收工作信息。勞動時間的無邊界性還體現在數字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身體控制上，由于人們已經習慣于利用網絡通信工具進行信息交流，資本平臺往往以此為契機，通過即時信息交流軟件的在線狀態、已讀或未讀等信息提示，從而快速判斷出勞動者目前的在線狀態、最近瀏覽過的信息、正在進行的工作等多方面內容，進而遠程實現對勞動者的身體控制。這一控制過程可以發生在任意時間，實質上把勞動者原本的閑暇時間替換為了勞動時間，從而實現了資本家對于勞動者全天候的時間剝削。另一方面是勞動空間的無邊界性。互聯網的出現讓“地球的表面宛若有了第二個大氣層”[11]，與工業文明時代相比，勞動的全過程不再固定于機器工廠中的某個流水線上，高度統一的網絡設備成為了創造產值的新工具。勞動者不再擁有獨屬于自己的隱私空間，世界上的任意地點都可以轉化成為工作空間。從表面上看，勞動者似乎擺脫了固定的工作場所，告別了壓抑和高度內卷的工作氛圍，獲得了空間上的相對自由，可實際上這種“自由”依舊處于數字剩余價值剝削的整體框架之內。此外，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元素都可以轉化為數據，數字勞動雖然并未創造實物產品，但其中的特別之處就在于，這些以非物質形態出場的產品居然擁有了與法定貨幣進行交換的權利。數字勞動所生成的數字產品，包括數字貨幣在內，反過來被資本平臺用極為低廉的代價所占有，投入到新一輪的數字剩余價值攫取過程中，以此實現對于勞動者跨時空、無邊界的數字剩余價值剝削。
(二)經濟場域：數字勞動過程中出現的新異化
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到了異化勞動的四重規定，而數字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并未超出異化勞動的藩籬，只是相較于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在形態和表現上有所區別。新異化建構的基礎是數字勞動，數字勞動是指以數字技術為終端的社交媒介或互聯網領域內的數據信息勞動范式[12]。新異化的表現具體展開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是數字勞動產品的異化。在數字資本主義的商品構成中，“數據”仍舊作為商品意義存在，而數據使用者和平臺開發商則搭建起虛擬的“技術牢籠”，以此作為數字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場域。網絡信息技術把數據作為可以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但這些產品卻幾乎都不屬于勞動者自身，而被用來以一種不對等的交易方式出售給網絡巨頭公司甚至是信息監管部門。在這一過程中，“數字資本使得勞動過程成為了資本規訓生命的機制”[13]，數據從生產、分配、交換到消費的全過程都受到數字資本的宰制。再者，由于數據交易和資源共享兩個概念之間的界限時常模糊，數據的交易過程常常衍生出不可控的倫理風險，網絡平臺利用大數據進一步勾勒出用戶的隱私畫像，供給后臺算法“投其所好”，在用戶對于便利性的妥協中成為奴役勞動者的幕后推手。
其二是數字勞動過程的異化。在人類的數字化生存狀態之中，數字生產活動也表現為一種外在性勞動的樣式，“這種勞動不是滿足一種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種手段”[14]54。平臺宰制下的數字勞動并未與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一般形態相脫域，而數字勞工的生產活動則進一步喪失其自身的生命性，“他把他自己的生產變成自己的非現實化，變成對自己的懲罰”[14]60。一方面，時間更長、強度更高的數字勞動使得勞資雙方之間的利益沖突愈發尖銳，給相對弱勢的勞動者一方帶來無形的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數字勞動以一種欺騙性的手段，平衡了雇傭關系中勞動者本身所在時間和空間的內在張力，使得數字勞工“自愿地”接受了這種與自我相異己的、敵對的對象化勞動過程。
其三是數字勞動工具的異化。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就清晰地洞察了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過程中存在的危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4]223，無限地延長了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同時也制造了被機器排擠出的過剩勞動人口，并通過資本運作將其投入到新一輪的資本增殖過程中去。時至今日，勞動的外在工具在樣式、形態、功能等方面取得了變革性的進步。數字設備同時肩負著人類勞動工具和生活工具的雙重職能，人們可以充分利用智能設備享受到科技進步給人類生活帶來的便利，但是其中的憂思在于：數字勞動工具被創造的本意是希望將人類從繁重的重復性勞動中解放出來，可如今其卻反倒成為獨立于人之外存在的異己力量，將人同其類本質禁錮在以數字秩序為邊界的“技術牢籠”之中。
其四是數字勞動主體間的異化，一方面，由于數字資本控制了勞動者與勞動產品、勞動過程、勞動工具的異化過程，也就必然帶來勞動主體間關系的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14]58，個體的社會性在龐大的信息繭房中被愈發消弭，勞動者長期浸潤在數字化生存的“信息孤島”之中，這種原子化、排他性的“技術牢籠”極大地限制了勞動者個人的社會交往活動和勞動者之間的思想情感交流，以至于疏離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另一方面，數字勞動在促進資本快速流動的同時，塑造了一個帶有明顯階級性的“數據天塹”，阻隔了各種社會資源的自由流動，并且將統治階級(數據所有者)和被統治階級(數據使用者)的矛盾突出對立起來，創造了新的社會不平等關系。當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相互撕裂、相互孤立之后，舊有的階級屬性和權力閉環關系就會卷土重來。在“馬太效應”的影響下，那些擁有較少數據的勞動者總是處于被剝削的境地，客觀上加速了勞動主體間異化關系的生成。
(三)政治場域：建基于壟斷和霸權的數字帝國
數字資本主義對于經濟范疇以外的生活世界同樣具有重大影響。互聯網不同于土地、空域、海域等主權性領土資源，自由、開放、共享的無中心性本就是網絡的設計理念。科學技術的應用應當秉持增進全人類福祉的宗旨。在當今全球治理領域，數字空間的權力劃分已經成為一項重要議題，對數字權力的爭奪逐漸衍生為國家間領導權、話語權的博弈。而“數字霸權”則是相對于一般數字權力而衍生出來的概念，其建構基礎是國家對于一般數據的掌控權，“數據具有較高的固定成本，但是又有著接近于零的邊際成本”[15]。這種對于數據的掌控是具有排他性和非普惠性質的，是數字帝國借用自身技術的優勢尋求權力擴張的非正義行為。數字霸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政權從數字空間向物理空間的擴張，是全球政治格局向單邊化和逆全球化轉變的過程。
數字帝國的技術霸權在政治場域主要有三項表征：第一是基于國際標準和知識產權的“數據壟斷”現象。數字帝國運用其在制定技術標準時的天然優勢來推行技術霸權，力求主導一套以本國為軸心的數字統治秩序，將有利于本國的特定標準推廣為國際標準，以此攫取軟硬件在開發、使用過程中產生的高額專利費，再通過技術壁壘保護和專利雙向授權等形式，以較低的經濟成本獲取他國技術專利，以此在技術層面掣肘和打壓新興的后發型國家，甚至可以通過外交、軍事等非數字化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進一步鞏固其在全球范圍內科技壟斷的實力，最終為構建一套較為系統的數字化權力運行體系提供理論遵循。第二是數字帝國的政治操控現象。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數字媒體向其他國家推行顏色革命，通過偽裝自身的文化優勢進行普世價值輸出。譬如在現實語境下，國外政治勢力通過培養“公知”“水軍”等形式，利用社交媒體頻繁針對我國開展信息污染和反政府輿論宣傳活動[16]。另一方面，數字資本通過議題設置、輿論引導等方式操縱民眾心理，影響其所在國家的政黨選舉和政策走向。同時利用數字算法調取用戶設備的瀏覽信息，包括圖片、文字、語音、視頻等多種形式的隱私數據，通過建構模型進行數據的識別、分析、預判，以此來精準地為用戶推送與其心理偏好相關的信息，進而影響甚至是改變公民的行為決策。第三是數字帝國借助平臺寡頭推行“數字殖民”。由于社會生活全部的交往行為以數據的形式被采集和監控，寡頭企業幾乎可以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所有的社交、電商、飲食、出行等領域，再通過上市企業的并購重組對他國企業進行“數字殖民”，以先發優勢和霸權地位強行侵占第三方國家的數字勞動成果，并且形成了一套以寡頭為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以達成對勞動者從虛擬世界延伸到真實生活的全景式控制模式。
數字資本主義給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帶來了全新的不穩定因素，也給中國在新形勢下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新挑戰。在未來的很長一個歷史時期，數字資本主義國家所擁有的技術優勢仍將長期存在，有鑒于此，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網絡平臺的積極作用，處理和平衡好勞資雙方的內在矛盾沖突，規范和管制好數字技術應用的前進方向，將勞動者解放到更加自由、更具價值、更大潛力的數字勞動過程中，方能在當代中國佇立起強大的數字安全防線，實現對于“技術牢籠”的全面**。
(一)科技自強：把握好數字技術的發展方向
第一，瞄準前沿問題，“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17]，要矢志不渝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科學技術不僅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發展趨勢，同時也極大地影響到人民的生活福祉。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快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尤其是針對“卡脖子”的核心數字技術的應用研究還存在提升空間。中國人民有勇氣、有志氣、有能力突破資本主義國家針對我國的技術封鎖。同時，“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18]，要加快對數字技術的研究應用，統籌好智能化基礎設施建設，協調好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融合好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交互；
規范好與數字經濟和數字勞動相關的法律法規，開拓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經濟發展道路。
第二，瞄準理論問題，要通過理論批判否定資本邏輯，為我國實現數字經濟良性發展提供理論指南。“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4]405，資本主義從結果上看似乎的確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但實際上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由于技術進步本身的正向作用。數字資本主義的變革過程也是資本邏輯的數字化轉型過程。科學技術的發展如同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在正面促進信息之間的共享和互通，也可以在反面成為資產階級奴役和剝削勞動者的工具。網絡技術本身理應被視為價值中立，不應該帶有某種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的價值傾向，而技術使用者本身的政治立場則決定了技術所擁有的價值屬性。因此，針對數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的矛頭理應指向制度本身。必須要通過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理論批判，參透數字資本主義的內涵實質。一方面，數字資本主義環境下資本的壟斷和剝削本質沒有發生改變；
另一方面，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其所蘊含的內在矛盾和資本主義最終必然走向滅亡的歷史趨勢也并未發生改變。因此更要時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辯證審視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
第三，瞄準實際問題，必須牢牢掌握數字技術的發展前進方向。在實踐層面，數字技術在軟件和硬件等方面都存在尚未解決的現實問題。譬如在交通運輸領域的軟件層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精準識別道路上的行人與車輛，實現交通事故發生前的提醒與預制動，進一步實現零失誤的自動駕駛；
在機械制造領域的硬件層面，如何利用物聯網技術打造更高精度、更低功耗、更加智能的機械生產設備，服務于工業生產……類似的問題幾乎覆蓋到日常生產生活的各個微觀領域。可以預見，未來人工智能與網絡技術聯合打造的數字世界前景廣闊，大有可為。因此，國家必須要牢牢掌握數字技術的前進方向，不斷豐富數字技術領域的“高精尖”人才儲備，持續激發科技企業的創新活力，把數字技術應用于解決中國當下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中去，用制度性規范遏制資本邏輯瘋狂擴張的不良傾向，用法律手段保護數字勞工的合法權益，真正歸還價值中立的“數字技術”以本來面目。
(二)思維自立：追尋人類主體性的自我復歸
在數字經濟時代，公民個人是否會被相應的數據所取代，成為原子意義上的個體？實際上，人類的數字生存狀態在當今社會已有端倪。技術“創造出一個真正的極權主義領域”[19]，數字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剝削構建了相比工業時代更甚的社會不平等現象，科學技術演變成為了一種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工具。勞動者并未具有任何掌握或承載數據的能力，只能被動地受數字資本的剝削與壓迫，將自己的信息和數據以無償的形式提供給數字資本，而完全不具備與之抗衡議價的能力。壟斷巨頭以零星而又微小的好處作為施舍來換取用戶數據，轉頭又以一副慷慨偽善的面具掩飾其惡劣行徑。當前，網絡工具便利性的背后存在著非法的隱私數據買賣行為，簡單易用的軟件雖然在效用層面確實為勞動者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時間解放，但被技術壓縮的生存自由是人類生存方式的異化形式，人類的主體性就在其異化過程中被消弭，更何況其中還夾雜著難以明確的倫理安全風險。譬如當下人們對于手機等電子設備的依賴就是人類主體性迷失的例證，移動通信設備的使命是為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實時通信。網絡技術賦予了移動設備全新的發展空間，如今人們生活中的社交、購物、學習、工作等行為都可以通過智能手機來實現。智能設備與使用者之間的主客體關系似乎被顛倒了，作為通信工具出現的智能設備不僅沒有實現人類的時間解放，反而在不經意間消耗了主體大量的休閑和自由時間，甚至成為了用以支配主體的異己力量。
由此可見，數字技術統治人的合理性就建構在其作為一種柔性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無形中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新型控制形式，它消解了人類原本擁有的主體價值和觀念理性，把人的思維馴化成了以認同、順從為主要表現形態的“物的人”。因此，人類應當主動追尋自我意識向主體性的能動復歸，以“思維自立”的形態避免沉淪為數字技術的附庸。人類在意識領域必須時刻提醒自我“生而為人”的特殊性，譬如感性的力量、理性的思維、獨立思考的能力。追求自我意識的覺醒并不是控訴“技術之惡”，更不是反對技術進步，而只是想在繁雜的數字世界中脫離現代性的桎梏，發覺身為獨立生命個體的自我價值，從而追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解放。數字經濟時代，個體想要成為全面發展的“理性人”,既需要足夠的物質生活作為保障,更需要充分自由的閑暇時間去思考生命價值，最終“人類才能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20]。
(三)數據自由：構建全方位的數據共享機制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和數據的聯袂共同建構了隱秘而殘酷的剝削場域。勞動者在享受數字生活便利的同時，難以充分感知到數字剩余價值剝削的存在，這種意識的“不自知”進一步強化了勞資雙方的非平等和非正義關系。同時，互聯互通的數據作為一種“擬態的虛像”，無實體的影響了勞資雙方之間的地位關系。在此種語境下，網絡技術的勃興僅僅是中立的工具性手段，而數據才是破局“技術牢籠”的真正密匙。
首先，對于勞動者而言，必須通過各種途徑重新占有數據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這種方式可以依托于現有法律規范，也可以依托于未來社會規范中處于上位維度的數據高級共享形態，即人類是否可能達到所謂的“數字共享的共產主義”[21]和完全透明的信息共享社會。從反面來看，數據交易本身就是一場主體不對等和價值非公平的買賣行為，那么這種現象的消解之道只能寄托于數據本身價值的湮滅，即最終建構起具有全方位數據共享機制的開放型社會。由此推演，或許在未來將不會存在現今人們頻繁討論的隱私安全和數字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數據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將能夠擁有明確的邊界，受到社會基本規則的保護。其次，為了讓更多民眾享受到數字技術帶來的發展機遇，應當積極推進以中國為首的國際數據合作。在現實語境中，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以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為導向，鮮明區別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經濟體制。中國有意愿，有能力打破由數字帝國所主導的“技術霸權”，秉持共享平等的原則構建人類“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22]。一方面，在國際環境中，“中國愿意在技術交流、數據共享、應用市場等方面同各國開展交流合作”[23]；
另一方面，在國內大循環經濟中，應當“形成覆蓋全國、統籌利用、統一接入的數據共享大平臺”[24]。最后，數據作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全社會的核心價值，高度開放的數字集成化社會必將是大勢所趨。必須借助網絡技術推動數據融合與互聯互通，消除現存的數據壟斷和數據壁壘，讓科學技術的正向形態和全方位的數據共享機制成為人類解放的技術武器。
數字技術的發展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也在無形之中將勞動者禁錮在了以數據為邊界的“技術牢籠”之中，使人們無法實現身體和心靈的雙重自由。數字技術的進步自然有其積極向度，但肇始于資本邏輯的數字資本主義與以往的一切資本主義形態所追求的目標相同，它在利用數字技術攫取剩余價值的同時走向了技術進步原有價值維度的反面，使用一種極不平等和非正義的視角遮蔽了人的主體性。這種單向度追求極限資本擴張的“文明”，實際上與數字技術相互疏離，是人類理想文明形態的倒退。
數字資本主義是資本文明發展的“十字路口”，其創造的所謂形態意義上的文化繁榮和物質豐饒不過是被刻意塑造出的假象，資本主義憑借技術改良來完成對于勞動者剝削過程的粉飾和偽裝。只要數字資本仍然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運行和演化，勞動者的數字異化樣態就必然更為凸顯和深化；
只要數字資本極端逐利和掠奪剩余價值的外部面相不發生改變，技術進步就永遠無法擺脫被數字資本掣肘的陰霾。歸根結底，解決數字資本主義及其衍生的數字異化、勞動剝削和數字霸權等諸多問題，必須要把研究視角從人與技術的互動關系中回溯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視野中，探尋數字資本主義自我消解的實踐方略。一方面，基于理論批判的視角，要進一步認清數字資本主義的起源、實質等內生性問題，加速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技術批判、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斷強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及其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理論研究。同時也要基于技術發展的現實語境，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擺脫對西方世界虛假繁榮的盲目崇拜，摒棄亦步亦趨的“學徒式”思維，從而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技術哲學在21世紀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實現對于數字資本主義所打造的“海市蜃樓”的有效祛魅。另一方面，要主動作為、順勢而為，發揮“賽博無產階級”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使命，牢牢掌握國家對數字平臺的絕對領導權，使數字技術徹底擺脫資本的統攝和宰制，轉化為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性手段，幫助全人類的數字勞動者們攜起手來，探尋人類“詩意的棲居”的理想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