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吉亞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金融研究所，北京 102488）
國有資本是國民經濟發展的 “定海神針” ，國有資本布局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對于我國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產業升級轉型具有深遠影響。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現階段，我國面臨紛繁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發展環境， “再工業化” 和新工業革命疊加，數字化和信息化、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疫情陰霾未散，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嚴峻的考驗。國有資本作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應積極優化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以推動國民經濟發展，保障社會民生穩定。
經過多年的改革與整合，我國國有資本布局不斷改善，整體框架較為合理，并仍在進一步優化。總體而言，國有資本數量穩步上升，公司制國有企業的數量較多，中央企業雖然在數量上遠少于地方企業，但是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十分關鍵。在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我國國有資本總體布局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與變化。
（一）分規模總量的國有資本布局情況
2020年，我國國有資本總額為268.5萬億元，比2010年的資本總額64.02萬億元增長了319%，與GDP的比值約為2.65：1。2021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5180億元，同比增長8.5%[1]；
國有企業上交稅金總額為5.36萬億元[2]，比2010年上交稅金數額（2.63萬億元）增長了104%，占財政總收入的25.59%[3]。由此可見，我國國有資本總量大幅增長，對于國民經濟的支柱作用并未改變。
分規模來看，大型、中型和小型國有企業的資本總量都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從企業數量來看，大型國有企業的數量從2010年的8062個增加到2012年的10124個，此后逐年遞減，到2019年左右趨于穩定。小型國有企業數量的變化與大型國有企業相同，自2012年后呈逐年下降趨勢，2019年小型國有企業的數量約為2012年的一半，2020年略有增長（見表1）。
中型國有企業在國有資本總量上要少于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但是，從企業數量上來看卻比較穩定，雖然從2013年之后數量也有所減少，但幅度不大。因此，可以直觀看出，國有企業的優化重組主要集中于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
（二）分隸屬關系的國有資本布局情況
自2010年以來，國有企業中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的數量都在不斷增加，從絕對數量上來看，中央企業增加了約3.4萬戶，地方企業則增加了約5萬戶。與之相應的是國有資本總量的飛速增長，其中，中央企業的國有資本增長了209%，地方企業的國有資本增長了565%（見表2）。
表2 分隸屬關系的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總量變化情況（單位：億元）
中央企業的數量雖遠少于地方企業，但是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卻舉足輕重。報道指出，2021年，是中央企業的穩健經營拉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并有效地提高了人均GDP。2021年，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的國有資本總量均穩步增長，中央企業國有資本總額102.1萬億元，地方企業國有資本206.2萬億元[4]。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36.3萬億元，同比增長19.5%；
實現利潤總額2.4萬億元、凈利潤1.8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30.3%、29.8%；
全員勞動生產率為69.4萬元/人，同比增長17.5%；
研發經費投入9045.9億元，同比增長16.1%；
上交稅費2.4萬億元，同比增長20%[5]。
（三）分行業類型的國有資本布局情況
我國國有企業行業分布較為廣泛，從資產配置上來看，主要集中在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性、戰略性領域和部門（見圖1）。2022年2月，國研網發布了2020年國資系統監管企業資產總計情況，其中，農林牧漁業資產為3.52萬億元，工業資產為83.75萬億元，建筑業33.06萬億元，交通運輸業27.51萬億元，商貿業13.94萬億元，房地產業47.15萬億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8.62萬億元，社會服務業77.22萬億元，教育、衛生、科學業4.01萬億元，金融業56.34萬億元[6]。可以看出，國有企業資產主要配置在工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和金融業領域。
圖1 近十年國有企業資產情況（單位：萬億元）
從各行業國有資產配置的變動趨勢來看，石油石化工業和電力工業一直是占比最大的兩個行業，均超過40%。但是兩個行業的國有資本比例變化趨勢卻大相徑庭，石油石化工業的國有資本占比自2010年以來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19.29%減少到14.89%，電力工業的國有資本占比則穩步上升。其他行業，包括農林牧漁業、工業、交通運輸郵電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國有資產的總量近十幾年來都是呈現穩步增加的態勢。
概括而言，我國國有資本總體規模不斷增長，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的數量近年來有所減少，而中型企業數量較為穩定，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的數量都顯著增加，國有資本分布仍集中于傳統產業。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立足于新發展階段，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提出 “暢通國內大循環。依托強大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 ，并要求 “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形成全球資源要素強大引力場，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加快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7]。
“雙循環” 發展戰略遵循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規律，立足世界宏觀經濟政治局勢，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力，同時也對國有資本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以創新驅動強鏈、補鏈，升級產業鏈發展體系
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和新冠疫情沖擊，我國經濟近年來增速放緩，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一輪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迫在眉睫[8]。從當前國有企業的發展現狀來看，國有企業整體上仍具有明顯戰略優勢，應統籌國有經濟的高占比與高效率，推進技術創新[9]。
我國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一些領域已經實現 “跨越發展” 和 “彎道超車” ，但必須承認的是，在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目前我國共有287項核心零部件(元器件)、268項關鍵基礎原材料、81項先進基礎工藝、46項行業基礎技術亟待突破。例如，被譽為 “工業航母” 的智能機床技術一直由日本發那科、德國西門子、通快、德馬吉森精機等國外龍頭企業把控，而全球的數字創意智能硬件平臺操作系統基本都以蘋果iOS系統和谷歌Android系統為主導[10]。為了遏制中國崛起，西方國家已經對我國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技術封鎖和貿易制裁。2021年初，美國總統拜登在G7等國際會議上明目張膽地聯合盟友國家打壓我國，一些制造業巨頭包括通用電氣、甲骨文、葛蘭素史克、禮來、羅氏、諾華、阿斯利康、IBM等已經取消了對華業務并終止了在華研發。我國獲得的國外研發資金投入也銳減，主要一線城市近年來獲得國外研發投資的比例均下降80%以上[11]。
盡管我國已經具備全產業鏈條和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產業鏈的短板、堵點、斷點依然存在，產業鏈、技術鏈、創新鏈交叉水平較低，國有經濟在創新領域的引領作用并未被完全激發（見表3）。
表3 2021年國有企業部分創新指標
在 “雙循環” 發展戰略下，要求國有資本堅持以創新驅動強鏈、補鏈、增鏈、固鏈，降低對國外技術鏈和供應鏈的依賴，堅持科技興國，加強對核心技術的研發攻關，以實現 “創新強國” 為目標，堅定不移地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搶占產業鏈、價值鏈的核心環節，奪守 “鏈長” 位置，夯實國民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
（二）以空間整合打破區域壁壘，發揮區域協同效應
區域協同發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區域間的平衡發展有助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資源優化配置和社會和諧發展[12][13]。從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區域分布來看，華北、西北和西南地區總量較多（見圖2）。從產業分布來看，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大部分位于東部長三角地區和中部經濟較發達地區（見圖3）。在《自然》雜志2021年的科研城市評選中，上海市位列全球前5名。
圖2 全國各區域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分布
圖3 2019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營業收入占比情況
創新研發活動的分布情況也是如此。我國東部地區有創新研發活動的新興企業占比57.11%[14]，特別是上海市浦東新區，研發創新水平和規模在全國首屈一指。2021年，浦東新區首創國內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匯聚了600余家相關領域龍頭企業，創收3411億元，在小分子化學藥、細胞治療、抗體藥物、微創介入、手術機器人等細分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15][16]。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已經處于我國產業鏈高端環節，產業鏈附加值較高。而在中西部地區，多數企業從事的都是來料加工、零件組裝等初級加工，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
“雙循環” 發展戰略要求擴大內需、拓展國內市場，因此，國有資本優化布局需首先厘清國民經濟發展現狀，遵循區域協同發展規律，打破區域壁壘，平衡東、中、西部地區發展速度，整合區域間產業分布，重塑城市間、城鄉間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形成優勢互補，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張建平指出，對內而言，區域協同發展方針包括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發展規劃；
對外而言，區域協同發展還應與東盟貿易往來、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建設、 “一帶一路” 倡議等充分融合[17]。國有經濟布局應遵循并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戰略，以國有經濟的重新布局促進、帶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夯實中部地區經濟基礎，推進東部地區技術創新進一步提升。
（三）以內循環為導向，促進國有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內大循環是指以國內需求拉動為引擎，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國內消費和投資，以內需市場推動創新創業，將我國經濟增長由 “飛雁模式” 轉變為 “飛龍模式” 。在新的國際環境大背景下，國內大循環是降低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維護我國國民經濟安全的關鍵。
需要指出的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必須扭轉以往粗放式的發展模式，低質量發展和單純指標數字式的增長不可持續，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第四次技術革命的興起，迫切要求國有經濟發展必須朝著高質量發展之路行進。國有資本應實現有盈利的而非 “高利的” （見圖4）、可持續的而非跨越式的發展[18]。
圖4 我國中央企業及地方國有企業收入及應交稅金（單位：萬億元）
經有關部門測算，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更多地有賴于全要素生產率[20]，在世界經濟格局重塑的背景下，我國國有資本布局應當著重于內循環發展，重點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增強民族工業。此外，高培勇、黃群慧等經濟學家均指出，在經濟轉型發展階段，國有資本布局還應關注我國經濟發展的安全問題，包括市場安全、產業鏈安全、價值鏈安全、供應鏈安全、金融安全等[21][22]，在穩增長和防風險兩方面 “雙管齊下” 。
（四）以外循環為契機，重構國有資本海外布局
近年來，我國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沖擊了原有世界經濟格局。近10年間，美國GDP占世界GDP的份額由32%下跌至24.7%，而中國則由4.2%迅速增長至17.4%[23]。2021年，我國前五大貿易伙伴依次為東盟、歐盟、美國、日本和韓國，對上述貿易伙伴進出口總值分別為5.67、5.35、4.88、2.4和2.34萬億元，同期，我國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23.6%，比整體增速高2.2個百分點[24]。近3年來，中國-東盟貿易增速較快，2022年前10個月貿易額已達7984億美元，同比增長13.8%[25]。我國經濟在國際經濟普遍蕭條的背景下逆勢增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采取各種手段限制我國經濟發展，打壓我國民族工業，挫傷我國技術創新，給我國經濟對外開放造成諸多阻礙。盡管如此，我國仍然堅持對外開放，秉持合作共贏理念。與此同時，在新形勢下，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正在逐步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外部沖擊。
從圖5可知，我國自2008年以來對外貿易依存度逐年降低，而美國、日本近15年來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則有所提升，英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始終較高。
“雙循環” 戰略符合我國國情，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發展戰略要求國有資本在海外重新布局。
圖5 中國、美國、英國、日本的對外貿易依存度（%）
“雙循環” 戰略要求我國未來經濟開放要以相互促進、互惠互利為目的，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和高層次的對外交流，重塑國際價值鏈分工體系[26]。國有資本布局須向著能夠擢升產業鏈層次、加強價值鏈厚度和夯實技術鏈基礎的領域傾斜，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研發、自主創新和關鍵零部件研發等領域加大國有資本投入和占比，積極進行國際交流，充分融入國際分工新體系，發揮國有資本的先導性和引領性作用，在關乎國計民生的命脈環節絕對控股。
近年來，我國國有資本布局逐步優化整合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問題亟待完善，主要表現為國有資本布局與國家發展戰略不夠匹配、區域分布不均衡、對研發創新推動力不足和海外布局有待優化整合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對國有資本功能的有效發揮形成了阻礙。
（一）國有資本產業布局與高質量發展戰略不夠匹配
黨的二十大報告已經明確指出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之一是 “制造強國” ，產業升級、產業轉型和產業高端化是未來我國產業發展的大方向，也是國有資本布局的 “指揮棒” 。
為振興民族工業，央企已經開始著手優化資源配置，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2020年，央企完成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1.16萬億，同比增長21.6%，完成相關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超過3500億元。同時，積極穩妥深化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央企通過轉讓部分股權、增資擴股等方式，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開展合作近400項，帶動社會資本超過500億元[27]。2021年中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速度進一步加快。
“前三季度，中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投資7267億元，同比增長6.3%。” 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表示，中央企業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28]。然而，從國有資本的產業運營來看，2021年我國國有資本的利潤仍主要來自于煙草產業、投資服務產業、電力產業、石油石化產業、建筑施工產業等傳統產業（見圖6）。可見我國國有資本布局與高質量發展戰略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選擇MRM對金芪降糖片提取液、大鼠進藥后血樣進行鑒定，通過與空白血樣和對照品進行對比，在給藥后的大鼠血樣中檢測到16種原形產物。結果表明，在MRM模式下，血清中內源性物質均沒有干擾測定。原形產物分別為新綠原酸、綠原酸、隱綠原酸、咖啡酸、木蘭花堿、蘆丁、金絲桃苷、木犀草苷、異綠原酸A、異綠原酸C、黃連堿、表小檗堿、藥根堿、小檗堿、巴馬汀、黃芪甲苷，MRM模式下各組分的提取離子流質譜圖見圖3。根據圖3總結各組分的主要碎片離子及其歸屬見表2。
圖6 2021年國有資本利潤前十產業（單位：億元）
后疫情時代疊加全球產業鏈重塑，我國產業鏈中價值鏈和技術鏈的薄弱問題亟待解決。國有企業雖然規模大，但是在戰略性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 “鏈主” 缺位現象較為嚴重，處于 “微笑曲線” 兩端的企業比例不大。另外，受到國有經濟體制機制的影響，一些產業并不能實現規模效應和業務拓展之間的有效協同，在價值鏈中龍頭企業雖然具有話語權，但是卻不能有效地統籌產業內部資源，對價值鏈進行優化、整合、維護。高質量發展戰略需要國有資本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
（二）國有資本集中分布在東部地區，區域分布不均衡
區域協調發展的目的是讓每個區域的優勢與發展潛力更好地釋放出來，形成合力，推進國民經濟平衡協調發展，從高速度發展社會蝶化為高質量發展社會，從工業社會蝶化為智信社會，從產業追隨型社會蝶化為產業先導型社會。此外，區域協調發展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國有資本在各省市的分布主要以當地的經濟基礎為依托，近些年，國有資本布局總體上已經具有向均衡分布發展的態勢。然而，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和資源人口分布不均等原因，我國國有資本依然著重在經濟發達、人口密度較大的東部地區以及大型城市布局，區域分布不均衡。以我國央企為例，國資委98家直屬央企中總部在北京的有69家，總部在上海的有6家，雄安新區有4家，深圳、香港、武漢分別有3家央企總部，廣州有2家央企總部，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鞍山、大連、成都、贛州、珠海分別有1家央企總部[29]。
需要明確的是，國有資本的優化布局不應是簡單的區域間平均分配，而是應當根據不同區域各項要素資源、人口分布、產業發展的狀況進行科學配置，既要有利于地區發展和共同富裕，又要能夠促進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國有資本對創新研發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目前我國各類國有企業的研發創新投入和產出情況穩定。2021年，國有企業R&D人員全時當量為39239人年，有效發明專利數29564件，新產品銷售收入3233億元；
國有獨資公司R&D人員全時當量為85555人年，有效發明專利數64572件，新產品銷售收入7015億元，較之往年增長幅度不大。與股份有限公司和私營企業相比，在研發創新方面國有企業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見表3），特別是在R&D經費投入和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兩個方面，國有資本并未顯示出對于核心技術研發和創新的強大支持效應和著力推進態勢。
據《2021大國創新百強指數報告》的統計，綜合創新能力、創新成效、創新生態和責任創新各方面因素，經過2021年大國創新百強指數綜合分析，排名前十的企業分別是：華為集團、阿里巴巴、騰訊控股、中興通訊、京東、中國移動、百度、京東方、聯想集團和小米集團[30]，國有資本占比較少。在各具體指標上，排名前十企業的情況如表4所示。從創新100強的指標測算結果上來看，排名前十的企業得分遙遙領先，其余的上榜企業雖然也有研發創新得分，但是分數普遍偏低，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企業創新能力普遍有待提高，國企和央企在創新企業排名中并不占優。
表4 2021年大國創新企業排名前十情況
然而進一步分析可知，國有資本的省市分布與企業研發創新活動的省市分布卻大體一致。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 “2021中國大企業創新100強” 榜單，中國大企業創新100強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的省市，最為集中的是北京市和廣東省。具體來看，100家企業分布在20個省市，位于北京的企業最多，有28家，其中從事土木工程建筑業的企業最多，有5家；
15家企業位于廣東；
浙江有11家企業上榜，包括位居第10的阿里巴巴集團；
山東、江蘇、上海上榜的企業均超過5家。與之相對應的是，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湖北和山東的國有資本占比也相對較高，除了浙江是2.95%外，其他省市的比例都在4%以上，北京市達到8.08%，山東為6.21%。
（四）國有資本海外布局有待優化整合
長期以來，我國依靠人口紅利和大國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環節，并通過激勵自主研發在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等領域逐步形成自立自強的局面，但我國多個產業的技術水平仍受到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缺失的掣肘。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頻頻對我國實施 “撤資、撤企、制裁” 等打壓，2022年5月，拜登政府正式拋出 “印太經濟框架” ，煽動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 “脫鉤” 。此外，新冠疫情導致各國協調合作的價值鏈斷鏈、轉移，汽車、飛機、高端制造和精密儀器等產業受到重創，產業鏈重塑過程中凸顯了我國在價值鏈和技術鏈上的短板與不足，即便是國有資本占比較高的產業，依然在價值鏈和技術鏈上存在 “短鏈” 和 “斷鏈” 現象。
隨著 “一帶一路” 倡議和 “雙循環” 發展戰略的提出，國有企業的布局優化也從國內延展到國際領域（見圖7）。截至2022年6月，中央企業海外資產近8萬億元，分布在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項目超過8000個。
“十三五” 期間，央企實現的海外營業收入超過24萬億元，利潤總額接近6000億元，對外投資收益率達到6.7%。央企參與建設 “一帶一路” 沿線項目超過3400個，打造了蒙內鐵路、匈塞鐵路、巴西美麗山特高壓輸電項目等一批標志性工程，參與建設的中歐班列也成為貫通亞歐大陸的 “鋼鐵駝隊” 。此外，通信企業海外服務網絡也已遍布40多個國家[31]。但是，目前我國的國有資本海外布局仍集中于高鐵、核電等少數產業領域，對于戰略性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其他子產業涉足較少，尚未構建 “中國智造” 的全球產業鏈網，與國外技術研發交流合作也較為不足。
圖7 2020年我國各省市境外企業數量（單位：家）
“十三五” 時期，國資委加快推進國有資本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資源向優勢企業和主導企業集中，促進了相關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并部分解決了同質化競爭、重復建設等問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國有資本布局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與 “雙循環” 發展戰略對國有資本布局提出的新要求仍有距離。進入 “十四五” 時期后，亟需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服務大局，對國有資本布局進行優化調整。
（一）著重于強鏈、補鏈、延鏈，完善國有資本產業布局
從目前來看，我國產業升級和產業鏈發展都面臨著嚴峻考驗，全球產業鏈的發展新態勢正在倒逼我國產業鏈向著強鏈、補鏈和鏈網升級等方向發展。我國要在本輪博弈中求生存、謀發展，就必須走 “強鏈” “補鏈” “延鏈” 之路。
首先，國有資本應著眼于信息交流平臺建設。信息不對稱是產業發展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建立信息交流平臺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信息搜尋成本，精準對接投融資雙方，增強價值鏈的強度；
信息平臺還能夠暢通技術交流渠道，加強技術鏈合作的深度。目前我國產業領域的信息交流平臺存在權威性差、數據少、更新慢等缺陷，國有資本應投資建立健全產業信息交流平臺，構建產業鏈、技術鏈、價值鏈的基礎數據庫，并聘請專業團隊進行實時維護，促進國有資本投向核心技術領域、關鍵零部件領域以及關乎國計民生和產業核心競爭力的領域。
其次，我國國有資本必須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掌握主動權。優化國有資本布局不是讓國有資本退出市場經濟，而是要讓國有資本更好地服務于國民經濟，為國家經濟發展掌舵。因此，在航空航天、海洋、汽車、國防、能源、信息網絡、醫藥和建筑等產業，國有資本應當繼續保持在產業鏈中的主導作用。以產業中龍頭企業為核心梳理產業鏈圖譜，針對產業鏈和技術鏈中的堵點、卡點和斷點，由國有資本立項攻關，以龍頭企業帶動一批 “專、精、特、新” 的中小企業發展壯大，加強產業鏈全鏈條企業的深度合作。
再次，國有資本應在數字經濟、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高精尖裝備、信息網絡安全和新醫藥等產業領域加快技術鏈布局，搶占 “鏈長” 位置，為國民經濟發展打造新的增長點和 “多點齊發” 的動力引擎。以PPP模式等為手段，與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系，打造產業發展聯合體，集中資金和人才加快突破研發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和核心零部件，解決 “卡脖子” 問題，以高質量發展為引領，重塑產業格局，再規劃產業發展藍圖。
（二）立足于內循環發展戰略，優化國有資本區域布局
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一些國家全然不考慮 “雙贏、共生、互利” 等經濟一體化特性，強行構建 “去中國化” 的新型產業鏈，企圖遏制我國經濟發展勢頭，在關鍵領域對我國實行 “斷供” 、 “打壓” 和 “制裁” ，包括華為在內的很多企業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的打壓。我國 “雙循環” 發展戰略的重點在于 “內循環” ，強調自主創新，對于產業鏈、價值鏈、技術鏈和供應鏈進行補鏈、強鏈、增鏈，以內需帶動外需，以內部市場引領外部開放，減少外部沖擊，穩定國內經濟發展。
在國有資本國內區域布局方面，不提倡將國有資本產業在全國各區域均分，而是應當以重點區域、重點城市、重點產業園、重點企業為抓手，扶持其成長并帶動輻射周邊區域，要重點投入、集中投入、以點帶面，體現 “漣漪效應” 。
具體而言，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一線大型城市，可以依托國有資本原有布局，加強戰略性新興產業、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相關產業的國有資本投入，在現有的產業鏈、技術鏈和供應鏈上找到突破口，扶持龍頭企業和標桿企業發展壯大。國有資本應著重投入支持一批企業進行技術研發、重組并購，使之快速成長為跨國企業或者 “鏈長” 企業，實現 “以點帶面” 的長輻射效應，拉動周邊城鄉的經濟發展。
在中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結合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地方政府區域發展規劃，國有資本可以有針對性地滾動支持一批重大項目建設，構建 “精、特、專、尖” 型產業園區，重點打造產業鏈中的若干環節，與周邊大城市的產業鏈接軌，協同發展。在東北、西北等區域積極推動新興產業集群發展，建立全產業鏈條式發展模式，構建產業聯盟，充分考慮各區域人口分布動態、資源稟賦現狀、經濟發展動力和氣候交通條件等因素，構建產業鏈網和產業梯隊發展層次，明晰產業發展側重點，實現協同化發展、差異化競爭。
此外，需警惕 “內循環” 經濟引發產業 “內卷” 。在國有資本的布局上，不僅要從宏觀戰略層面進行統籌布局，還要監管國企、央企等企業在發展中的績效問題，避免 “重規模，輕效益；
重指標，輕質量” 的情況。國有資本優化布局的同時需匹配監管政策，鼓勵創新發展、協同發展、互利發展，控制同質化競爭，遏制重復投資和重復建設行為。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將國有資本分布重心轉向 “刀刃” 上。
（三）服務于高質量發展戰略，提高國有資本創新績效
高質量發展戰略是我國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對于國家發展戰略的科學論斷，高質量發展要求既要維護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又要提升微觀企業的競爭力；
既要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又要兼顧開放高效的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戰略為我國國有資本優化布局指明了方向。
2021年1月11日，***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央企業等國有企業要勇挑重擔、敢打頭陣，勇當原創技術的 “策源地” 、現代產業鏈的 “鏈長”[32]。國有資本布局應植根于提升國家創新能力，促進我國經濟早日實現高質量發展。
在研發創新領域，國有資本可以依托中央企業已經建成的9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700多個國家級研發平臺，以創新引領、自主可控、保障民生和綠色發展為主旨，將研發資金重點投向5G、云計算、人工智能、量子研究、網絡安全、生物醫藥、新材料、節能環保、航空海洋、核工業、數字經濟和高端裝備制造等重點領域的重要研發環節，以重大技術研發帶動產業鏈整體升級，夯實產業鏈核心競爭力。
國有資本支持技術升級應集中投向大型國企和跨國企業的研發團隊，并設定考核目標，因為實踐中，只有依托大型實驗室和資本集中才能有效提高研發成功率。私營企業的研發效率之所以高于國企，是因為國有資本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和激勵機制，受到陳舊制度和道德風險的制約。如果在加大資金投入的同時建立健全科學的監督和激勵機制， “求精、求實、優勝劣汰” ，就能夠大幅度提升國有資本使用效率和國企、央企的研發績效。同時，要注重共性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在戰略性產業領域內開展共性技術攻關，引進高端人才，加快共性技術產學研合作和擴散應用[32]，減少重復研發和重復投入的情況，關注技術創新轉化階段和創新產品規模化生產階段。依據國外經驗，在技術研究、產品轉化和規模生產3個階段所需要的資金比例約為1:10:100，而我國國有資本對于后兩個階段的投入明顯不足。
國有資本布局要樹立前瞻性思維。對于新賽道產業、顛覆性技術和前沿科技應當盡早建立國有資本專項支持資金庫，圍繞第四次科技革命，前瞻未來發展格局，盡早布局一批未來產業研發與發展基地，建立未來產業技術研究院和先導示范區，推動形成未來產業策源地。同時實施產業跨界融合示范工程，打造未來技術應用場景，加速培育若干未來產業。
（四）植根于雙循環戰略，重塑國有資本海外布局
在以內循環為主的同時仍需兼顧外循環，在海外國有資本分布方面，國有資本需根據目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和產業鏈重塑情況調整海外布局。
首先，國有資本海外布局應遵循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從全局出發統籌布局，實現民族工業國際化，將中國制造、中國技術、中國概念和中國標準等推向海外市場、融入全球市場。具體而言，可以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為主線條，共建產業發展聯盟、產業研發聯合實驗室，依托于 “中國制造” 向 “中國智造” 轉變的平臺，將產業鏈中的若干環節向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梯度轉移。同時，依托 “一帶一路” 倡議建設境外高質量產業園區，在沿線的節點城市面向全球產業鏈進行布局，以提升境外產業園區的能級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33]。在未來產業、前沿技術等領域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合作交流，減少對外依賴的同時加強高質量貿易往來。以國有資本的投向作為風向標，支持大型國企和央企整合全產業鏈海外布局。
其次，國有資本海外布局應注重提升效率。扶持 “鏈長” 企業通過兼并收購、合作聯營或者項目集成等方式與國外龍頭企業、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建立長期合作共贏關系，在產業鏈、技術鏈和供應鏈上深度溝通交流，實現多方共贏。我國國有資本海外優化布局應關注我國對外貿易交流的循環圈，和發達國家建立利益共同體，與更多發展中國家搭建合作互利平臺，積極構建新型國際技術鏈、價值鏈和供應鏈，并形成鏈網體系。以 “一帶一路” 倡議為紐帶，塑造以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為關鍵技術譜系的國際生產體系。以第四次技術革命為契機，在國有資本海外布局中將國內價值鏈與國際產能合作、國際技術共同研發等結合起來，針對我國 “缺芯” “少核” “弱基” 等現實問題，加快布局 “以我為主” 的區域產業鏈體系[34]。
再次，國有資本海外布局應關注輻射效應。國企和央企在海外的布局很大程度上能夠激勵和強化民企海外布局的信心和決心，大型國企、央企的謀局發展和產業鏈占位同時還能夠扶持產業鏈中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因此，大型國企、央企在海外布局時應當充分考慮 “帶動作用” 和 “輻射效應” ，搭建中小企業共同發展的平臺，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海外發展。
最后，國有資本海外布局不僅要關注產業發展和企業創新，還要關注產業發展中的全球化人才培養、人才吸引和人才儲備，為我國民族工業振興培育后備力量和底氣。在重點產業和龍頭企業建立健全全球人才引進制度，配套激勵政策，改革陳舊的運營、管理機制，以有效需求刺激人才供給，為經濟發展吸納更多的復合型人才、 “高、精、尖” 技術人才和國際化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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