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理工大學旅游與酒店管理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摘要：審視客家文化在粵東北的復合成型過程，顯見客家文化中心的空間轉移。期間，隨民系人口的轉移而發生的文化傳播，是中心轉移的直接動力，而客家大本營區域人地關系的時空演變是根本動因。閩西與贛南處于大本營區域的上游，決定了其文化中心的瞬時性及其作為客家文化的邊緣性。由于西翼的廣府文化與南部的福佬文化的雙重阻力，加之后期文化的快速自覺，位居大本營腹部的梅州，其客家文化迅速整合成熟，成為現時的客家文化中心。
關鍵詞：客家文化；文化傳播；文化中心；人地關系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5X(2007)01－0066－05
客家民系廣泛分布于中國19個省區，遍布世界五大洲，80多個國家，但主要聚居于大陸的贛南、閩西和粵東北邊區。有關客家文化成型的空間尚有贛南論、閩西論和粵東北論之爭。贛南論認為客家先民第二次南遷大都溯贛江首先進入贛南山區，客家作為獨立民系的許多特征如聚族而居、恪守古音等在南遷贛南時已經出現。[1]閩西論強調汀州州治長汀縣對于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地位，認為它“撫育了祖祖輩輩的客家人，孕育演化著客家的民俗民風，并向四面八方傳播”。[2]劉勁峰基于唐末五代紛爭與北民南遷的經過、特點的考察，認為唐末五代是客家民系開端，因而，確定贛東南、閩西是客家民系搖籃，[3]即客家文化成型區域。馬卡丹持類似觀點。[4]據此，粵東北的客家文化只是客家文化之流，而不是客家文化之源。有學者則以明末清初閩粵客家的倒遷入贛，強調贛南在整體客家文化中的地位。[5]林嘉書在運用族譜姓氏溯源，論述了石壁曾是歷史上大批南遷漢人的集散地。[6]有人更進而認為，寧化石壁因盆地面積大、開發早、富庶等“優越、合適的地理環境、資源條件”成為唐末至北宋間客家民系搖籃和客家文化中心區域。[7]然而，贛閩粵邊區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主要區域的觀點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8-10]徐旭增早就列出55個縣(市)組成的“客家大本營”區域。[11]胡希張認為，贛閩粵廣闊地域的不同地區對客家文化歷史形成貢獻不同，梅州地區是客家民系的最后成型的地方，可以稱為“客家腹地”；客家文化始于贛南，發展于汀洲而成熟于梅州。[8]
然而，在承認贛閩粵邊區是客家大本營及其與客家文化形成關系密切的前提下，有關客家文化中心之爭從未停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呈日益加劇之態。主要是市場條件下，文化中心地位之爭實際成為一種社會聲譽和文化資源之爭，各地為了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空間拓展的現實目的訴求突出，折射地方政府欲望文化經濟的心理。為此，各地特別是大本營的三地，自民間至政府莫不忙于高揚客家文化中心旗幟，高唱客都聲譽之歌。本文主要從人地關系演變、文化傳播等方面，來論證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成。
一、大本營區域是客家民系與客家文化復合整體定型的文化空間
(一)厘清民系搖籃、客家文化成型地和客家文化中心三個概念
就目前研究文獻的分析可見，各地學者較多偏于認為自己所在區域為客家文化成型地，這顯然帶有較大的主觀意識成分。遺憾的是，參與爭論的學者，有的甚至未能分清民系搖籃、客家文化成型地和客家文化中心三個概念的區別。這三概念實際上是客家民系形成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有一個由小到大，再在更大區域呈現核心及中心地域擴大的過程。搖籃是民系發育的初始階段，文化成型地更準確地說是文化成型區域，是指客家文化成熟穩定覆蓋的地理區域，而客家文化中心正是在上述特定區域的特定地方，客家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均高度密集和富有代表性，得到客家民系主體精神意識的認同的中心地。誠然，客家大本營區域與客家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密切關系。理解客家大本營對客家文化形成的影響有益于深化對客家文化中心問題的客觀認識。基于客家大本營區域人地關系演變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視角。
(二)民系中心論與客家文化空間
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認為，形成民族的條件基本有“四同”，其中之一就是基本同一的較穩定區域。借用這一理論，民系的形成也應該具有基本一致的地理空間。幾乎沒有學者不認為，贛閩粵大本營區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共同地域。這幾乎是老生常談，但卻不時有學者撇開這點談論客家民系演進過程，忽視共同地域對客家文化整體定型的巨大影響。持贛南中心論、閩西中心論的學者就是典型例子。這些學者堅持局域中心論的同時，卻又承認大本營區域對客家文化形成的整體作用。顯然，這是矛盾的。
然而，客家文化終究是漢族客家民系的文化，民系是文化的載體，因此，客家文化的出現至少不應早于客家民系。考慮到民系本也是文化語匯，或者說就是文化受眾的代名詞、區域物質文化景觀之一客家民系應該與客家文化同步演進，也就是說客家文化的復合定型基本與客家民系穩定出現同生共在。這樣，我們回眸審視客家文化的復合定型，就很容易看到，大本營區域在作為一個自然封閉空間的同時，也成為客家民系與客家文化空間。
(三)地理環境機制與客家民系中心
地理環境決定論者往往將文化形成與地理環境進行一一對應，這固然是錯誤的。但是地理環境對文化形成的影響也是值得重視的。大本營區域對客家民系與客家文化復合定型的內在機制在于：
首先，是自然環境隔絕機制的基本作用。這方面的論述多見，在此不再累述。必須強調的是本區地理位置偏于中國大陸東南內地，具有僻遠、封閉并遠離中原政治中心的特點。這種邊緣中的封閉的地理區位使其易于保留古中原文化特質；但也由于明顯的邊陲社會效應，易于受到土著文化的影響。因此，在獲得相對獨立自由環境中，利于移民休養生息并按照民系自己的特點與規律形成地方文化特色。[12]7然而，長期的封閉又可能導致文化傳統的凝滯乃至文化變遷緩慢。但是畢竟由于邊緣地帶往往是歷史與地理特殊結合點，存在明顯的、活躍的社會變異的潛力，更易吸納外來文化成分，在兼收并蓄基礎上保持一定的創新變革動力。
第二，山地環境與客家文化特質的關聯。本區地貌上以山地、丘陵為主，其中山地、丘陵面積約占80－90％；河谷盆地僅10－20％。盆地以贛南最多、最大，而閩西、粵東北以小盆地為多。因而，前者被稱為“小盆地文化”，后兩者被稱為“梯田文化”。山地與小盆地農耕經濟成為區域文化基礎。從而在客家民系生成中，阻礙了商品經濟發展，使宗族制度長期存在而不致瓦解，同商品經濟迅速發達的江南宗族制度的崩落形成鮮明對比。這顯然有
利于祖輩文化的傳承，客家方言以及許多客家習俗的中原印記即是明證。同時，這種顯然不同于中原廣袤平川的南方山地條件，經過客家先民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逼迫客家先民自主適應環境，從而產生了區域客家文化的地方特色。如婦女的“天足”(不纏腳)被認為是山區勞作、物競天擇的必然要求；[13]170傳統居式依山而建，利于防守與防洪；圍龍屋的建造反映了客家先民對山巒疊嶂、溝谷縱橫、河溪發育生態環境的深刻認識；緩坡丘、小盆地、狹河谷區域，不僅適于開墾梯田，擴大耕地面積，而且梯田利用能有效制止直接墾坡導致的水土流失；由于環境封閉易使人感到孤獨，精神上需要仰賴眾人，加之自然條件惡劣，更需倚賴集體力量，[14]129故狹逼的河谷和散珠式的小盆地常造成宗族獨處這種血緣與地緣扣合現象。事實上，這成為客家集族而居、宗法社會強盛的基本原因。然而，山地環境進一步加劇了邊緣區域的封閉性，強化了自然隔離機制，在小盆地農耕經濟背景下，也易于滋生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目光短淺等不良文化質素。的確，“山性使人塞”“山勢使人離”(黑格爾)，封閉山地的農耕生活，使人易于滿足，孤僻狹隘，缺乏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超前意識。近現代客家文化相對落伍與此有一定關系。
第三，環境感應與主體文化要素的成熟。客家建筑文化突出代表的居式土樓大量出現于明末清初。這在同時期的史籍上多有記載。筆者認為，作為物質文化景觀的居式是人們長期適應環境過程中的產物。它的大量出現乃至長期穩定存在足以說明其居住者具有的獨特文化的穩定性。不論其防御避害的功能多大，不可否定的是，客家先民經過長期的生活實踐，對山巒疊嶂、溝谷縱橫、河網密布的自然地理環境有了深刻主動的適應才建造了土樓，因為這種地理環境一方面使客家村落的建設和耕地開發呈零星分布，另一方面在水利灌溉和防洪等農田和定居基本建設十分落后的條件下，由山泉灌溉的梯田開發以及土樓依山興建于溪河山澗邊就是客家人對自然環境的最好適應。相反大河兩岸及盆地的開發卻反而不利于防洪防旱。從這點上說，根本不存在所謂客家南遷后大河河岸及盆地被土著所占，客家被迫居于山區的事實。[15]258自主的環境適應正是文化成熟的標志，這是文化生態理論的重要觀點。不然就很難解釋，為什么客家先民在中原、在沿途的江淮并沒有營造土樓。其次，明清之際梯田文化也遍布客家大本營區域，作為客家文化一個特質成為客家山區最常見的土地利用方式被記入地方文獻中。[16]93梯田也是客家人適應環境延續生衍的優良生產方式。因為他們的耕作地處于崎嶇不平、地殼風化侵蝕嚴重而易患水土流失的南方山區。再次，在客家文化漸次轉移至梅州之時，客家方言亦逐漸定型。周振鶴、游汝杰認為客家話最終形成兩宋之際并由贛南擴散到閩西南和粵東北。[17]52由此，許多學者認為，客家方言成型于兩宋。但是，周振鶴、游汝杰所言的客家話當指贛南地域的客家話，遠非現今所指的客家民系的整體區域即贛閩粵邊界地區的客家話。這只是客家話的前身，因為它缺乏整個民系區域文化交流的基礎，所以準確地說只能稱為“準客家話”。這種方言的未能統一，是長期影響大本營區域人們互動的重要障礙。而且文化整合需要時間，第三次大遷移的客家先民作為客家文化的主體人口，其與更早的客家人以及土著都需要時間進行從物質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協調平衡，才能形成穩健的區域文化。王東運用王力《漢語史稿》的材料頗具信服地論證了客家方言成型于明朝中期，并指出這與客家方言首見于史籍(指明嘉靖的《惠州府志》)十分吻合。[18]111必須強調的是，正是歷史上人口遷移路徑的相近，加之贛閩粵邊界地域的自然環境條件相似才孕育了客家與客家文化。客家民系及其文化的成型至少應以贛閩粵邊界地區中原移民全部客言化為標志。從贛客話到嚴格意義上的客家話顯然需要時間過渡。因而，我們認為客家話最終被認可當在明末清初。
第四，客家山歌從江南吳歌中徹底分離始于清。顧頡剛注意到，吳歌到了清代四句頭規則被打破了，“借字寓意”的方式也停用了。①黃火興的近期研究也指出“客家山歌清代之前與江南吳音山歌較接近，而清代以來則與廣西、貴州、四川等省情歌更相近。[19]這表明，一方面自清以來吳歌在結構以及表現形式上都發生了極大的轉變，這可能是發達的蘇杭商業文化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客家山歌因處偏隅一方的封閉山區，一直保留舊吳歌風格舊貌繼續前行，從而使它與吳歌分道揚鑣。
上述情況表明，客家民系在抵達梅州后，在一個較長時間的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復合而造就了客家大本營區域。客家文化大本營的形成，一方面固化了客家文化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加深了客家文化的山地屬性，使客家文化的山地文化和墾殖文化特征進一步顯現，為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創造了前提。區域因其特征而塑造，任何區域必然有其中心地，不然區域也不能存在，這是地理學的基礎空間理論。藉此，可以說由于客家大本營的客觀存在，客家文化的中心地問題就不可回避。
二、客家移民倒遷贛南與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顯現
(一)大本營內部人地關系失控與閩粵客家移民贛南
經過明代的山地開發，大本營區域的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發展，粵東閩西等地的客家“系裔日繁，資力日沖，而所據地域則類屬山多田少，不足供用，于是，乃思為向外擴張”。[20]25為生計而尋求新的發展空間成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生死存亡大事。重祖源地的客家民系選擇贛南實施人口的倒遷就順理成章了。誠然，由于此時恰好東南沿海海盜與倭寇盛行，客家民系的財產和生命面臨極大威脅，加劇了粵東閩西客家移民贛南。甚至，清初平定南明政權后對南方復明勢力的戰爭以及“遷海令”的實行都是粵東客家移民的重要原因。[5]問題的一方面是，贛南也充當了合適的迎接客家民系的地區。因為贛南同粵東文化淵源一致，兩宋期間，贛南曾是客家民系的云集地，成為粵東民系客家民系的源頭，地緣和情緣的膠合都使得贛南成為粵東客家移民的首選。其次，從人地關系的演化視角看，其時贛南的人口密度較低，呈現人稀地廣的生態局面。固然這與慘烈的抗元斗爭密切有關。贛南的人口由宋祟寧年間(公元1102－1106年)的310159戶、827709人，下降至元朝時(公元1279－1368)的121898戶、588814人。故興國縣“山地全無耕墾，故置佛議。期間地可田而未墾，乃先年為田而近日荒廢，里里有之。……訪之南、贛兩府，大概類興國。”①基于相對休緩的人地關系，清政府順應民意，在贛南舊客急需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大
力招募勞動力進行墾殖。②鄭成功舊部被安插在贛縣、興國屯田就是明證。③
閩粵客家民系入贛不僅調整了大本營區域的客家人口分布，更重要的是在人口流動過程，加劇了區域文化交流，極大促使了客家文化的整合，提高了民系文化的自覺意識，強化了客家的地域概念，這種概念不只是理論上民系整體成型的概念，更主要的是對于大本營的文化中心的反證。明末清初以后，梅州因所處地理位置比較適中，可以兼控閩、粵、贛三省邊區，地形為盆地，對戰守、交通和城建都非常有利，故能比鄰近地區更快和更穩定地發展起來。加之歷史上不少貶謫嶺南的官員取道梅州而下粵東，帶來中原文化，加速了當地文化肇興。明代梅州人口大增，大量土地被開發，以梯田為主的農業文化和以刻苦耐勞著稱的客家人精神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高度。到清中葉梅州已出現了地少人稠現象。在科學水平不高的生產的條件下，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迫使部分人口外遷，客家文化隨其向其他地區擴散到包括贛南的其他地域。這種發生于大本營的客地的人地關系的演化，在頑強的客家精神文化生演不息的推動下，通過地域置換，使得客家文化不僅沒有蛻化，而且逐步增強，同時反過來又強化了梅州作為這種趨勢的中心地位。[21]
可見，客家文化中心演遞是在人口遷移的制約下發生發展的。有學者明智指出，[22]客家移民歷史遞演線索，展示了不斷擴大的活動領域，逐步使客家文化形成整體聯系的圖景，客家移民在空間上開拓與當地土族接觸范圍乃至形成客家文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客家文化在時間上由古而今，漸次發展的過程。兩者是對等伸延的，這是移民與客家文化發展關系密切的表現。
(二)自然環境的雙刃劍效應——對閩西客家中心的否定
眾所周知，大本營內部可能存在過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漢民族大遷移。據記載，南宋后期，贛南所轄縣由唐朝初年的4個增至13個，人口由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的275410人增至宋崇寧年間(公元1102－1106年)的827709人——人口翻了三倍(《贛州地方志1990》)。閩西地區，至南宋時期，所轄縣由唐代中期的3個增至6個，人口由開元年間(713－741公元年)的5330人增至寶佑年間(公元1253－1258年)的15095人，人口增加差不多是三倍(《長汀縣志》)。江西的石城，在南宋寶慶年間(公元1225－1227年)戶數為16214，到明洪武年(公元1391年)降至2807戶，僅為寶慶年間的五分之一；至明天順年年間(公元1457－1464年)降至1259戶(《石城縣志》)。人口的大起大落，反映了這一地區不可能是個絕對安定的地方，事實上唐末農民起義軍在經安徽宣州、浙江杭州、過仙霞嶺、福建福州到廣東廣州時，所過的路徑恰恰是今天的江西與福建交界的石城、寧化和贛南的信豐一帶。[23]403但總的看來，寧化、石城、長汀一帶還是安寧的，“山高皇帝遠”，遠離各個獨立政權、“三不管”，“世外桃園”，連這一帶的風水祖師爺楊筠松先生都來此寧都避風。有不少學者因此認為，它是客家文化中心。也有認為它是客家文明的搖籃的。[24]
三、特殊的文化周邊與梅州客都地位的強化
承上所言，就相對的界定而言，贛南為客家民系的搖籃，閩西作為中轉站的定位更加符合客觀實際。正如現今理解文化并不缺乏時間維度，而是缺乏空間維度。必須看到，隨著人口的增加，舊居環境的人地關系的演變是十分明顯的。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環境對區域文化的發展具有雙刃劍的效應。由于閩西與贛南均處于大本營區域的上游，民系的遷移有著順江的便利，這就決定了閩西與贛南作為客家文化中心的瞬時間性，決定了兩者作為客家文化的邊緣性。相反，阻于西翼的廣府文化，南部的福佬文化，加之文化比較帶來的文化自覺，梅州的客家民系進入了大本營的腹部，客家文化迅速整合成熟，成為現時的客家文化，被廣泛地譽為“客都”。或問，粵東客家民系倒遷贛州不是正好佐證了贛南的中心地位嗎?其實不然，因為，就更長期的遷移粵東的民系而言，倒遷贛南的移民數量要小得多，只是歷史的一個小插曲。近半個世紀來，在和平的經濟社會環境下，特別是近20多年，伴隨中國的改革開放，贛閩客家復位移民粵東卻又是客都中心的自然向心作用所為。這是新時期粵東人地關系上升到另一個和諧高度的必然產物。
誠然，促成現時客都就位于梅州的因素還很多，如清雍正年間，程鄉升為嘉應州確立“嘉應五屬”，而其使行政等級上升，梅州文化精神與經濟地位的近代崛起，華僑的興起和華僑文化的貢獻等。[25]43特別是，贛州、龍巖、梅州三地的港、澳、臺胞和海外僑胞數量分別是7萬、120萬和230萬，梅州具有絕對的多數。這就意味著近代以來梅州客家民系擴布的世界地域最為廣泛，梅州十分自然地成為世界客家人向往的神圣精神家園。這種世界矚目的文化地位，也是梅州成為世界客都的外因之一。然而，從世界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挑戰與應戰文化論，即應對困難環境與文化中心生成具有密切關系看，區域人地關系的演變驅動下的文化傳播，致使客家文化中心轉移是值得關注的。這既是客家大本營區域客都中心歷史轉移的根本動因，也是梅州自近代以來漸次成為世界客都的關鍵內在的動因。因此，筆者曾將梅州客家文化稱之為“客都文化”。[26]
收稿日期：2005－12－29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課題(批準號04GG01)、華南理工大學科研基金課題(批準號G07N7040620)
作者簡介：江金波(1966－)，男，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文化地理、文化景觀與旅游發展研究。
①顧頡剛：《吳歌小史》，載《民謠》，北京大學編印，1923年第2期，第23頁。
①清同治《贛州府志》，卷六八，“藝文志”。
②《清朝經世文統編》，“地御部十·屯墾”。
③清同治《贛州府志》，卷三三，“經政志·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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