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籍的音樂學者在全國影響面不小，有國家院團的統領者，如中國歌劇舞劇院陶誠院長;有專業院校的掌舵者，如天津音樂學院徐昌俊院長、浙江音樂學院王瑞院長;當然更有各個學科、專業的弄潮兒，朱踐耳、呂其明、朱曉谷、劉英、田可文、田耀農、卞萌等。王安潮教授也是其中一個頗具影響力的音樂學者之一，他在音樂學理論及其相關領域中成績斐然，數量多、質量高的成果，使其成為同輩中的翹楚者之一。他不僅活躍在院校的學術領域，還活躍在社會音樂生活之中，將教學科研與服務社會緊密結合，協同發展，作為文化與旅游部、教育部的學術專家而廣泛參與相關的學術活動中。雖然他不在安徽工作，但安徽的很多學術會議或學術期刊還常見他的身影，如兼任安徽省合唱指揮協會副**、安徽省音樂家協會名譽副**等社會音樂工作，安徽的很多學術期刊還約請他為編委或審稿，他還還組織、幫助安徽大型音樂學術會議及賽事活動。據我所知，王安潮發表有500余篇文章（包括筆名），其中有百余篇在核心期刊上，出版著作10余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等10余項，成果獲獎多項，曾作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的候選人之一。他作為安徽師范大學2007年引進的學術與學科帶頭人，在2007年至2013年的音樂學科發展中取得跨越式發展，安師大音樂學院連續4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這一現象在兄弟院校中極為少見，王教授在這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還是上海、哈爾濱、長春等十余所高校的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曾是全國文科領域最為年青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領域為中國音樂史，堅持音樂本體的研究理念，在斷代史、地方史等領域還很有建樹，在當代音樂評論上有大量的文論發表。除了技術分析外，王安潮的學術人文情懷極其濃厚，為學、為人也都常有很多感性義舉，也自然會有研究的突破和意想不到之處。
一、技藝訓練：廣泛而深入
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來看，藝術家的成長與其所處成長環境不無關系，王安潮出生的安徽省淮南市壽縣，就是那個在世界戰爭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淝水戰役”發生的地方，文化基因自然會對生活于該地的人有所影響。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壽縣也叫壽春、壽陽、壽州，作為楚國的最后都城，壽春在先秦時期就已為人所知，出土的楚王大墓、蔡侯墓等大型墓葬，已成為重要世界文化的遺存之一。壽州曾作為淮南國的都城，在戰略上是極具地位，淮南王劉安在煉丹之時還順帶發明了豆腐，“豆腐之鄉”的美譽自然孕育有更多的歷史文化。壽州的地下文物更是儲量豐富，楚王鼎、蔡侯鐘等早已聞名全國。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草木皆兵”、“人心不足蛇吞象”等歷史故事、民俗風情，孫叔敖時的戲劇萌芽及其所建造的世界第一大塘——安豐塘，使其文化更是自遠古即已聞名，《梅花三弄》的善吹者桓伊、昆曲改革者張野塘等都是或多或少地于此留下蹤跡。壽陽地界的音樂資源豐厚，從民歌到說唱，從民間器樂到民間戲曲，音樂類非遺項目眾多。從民俗音樂文化的角度看，王安潮自幼就在這塊土地上民風淳厚，音樂種類繁多，音樂文化生活豐富，從小就浸潤民間音樂的滋養，他幼年就在鄰里的感染下學習了竹笛、二胡、嗩吶等民族樂器，還隨著村頭的高音喇叭唱會了大量歌曲，也曾追隨來村里演出的黃梅戲、廬劇、推劇等“追戲”。在中專時，王安潮逐漸開始增多音樂專業的學習與舞臺演出實踐，從民族管弦樂隊合奏到大型合唱，從舞臺獨奏到獨唱，都有其懵懂少年時的亮麗身姿。而他也因一次接待中小學領導的演出感動了某校長而得以入其學校就職，在他早期的教學工作之余，所直接參與或指導學生參與的很多節目，獲得了大量市縣的文藝匯演獎項，為其后來的音樂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并以優異的成績順利地考入高校繼續深造。
如果說，早期的音樂學習更多的是藝術的熏染，中專時期及后來的中小學教學工作則是其音樂起步階段，而考入大學后的王安潮，才開始其學習的跑步階段。他在省城合肥如饑似渴地學習，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并廣泛參與音樂演出實踐，能不斷根據興趣和需要而轉換學習重點，從而使其專業視界不斷擴展。以民族樂器演奏考入高校后，王安潮改換了主攻學習方向，開始以鋼琴、聲樂等音樂教育專業的技能課為主，曾在其家鄉舉行過一次小型的鋼琴演奏會。后在其好朋友徐坤的建議下，他到武漢音樂學院跟隨童忠良等老師進修和聲，同時也隨時任安徽省音協秘書長的崔琳學習作曲。王安潮說他當時所做的和聲作業本足有百余本，他常會把書中的習題反復做上多遍，有時甚至有10余遍的。為配合和聲練習，他非常注意變奏曲的寫作，據說，他有一個變奏寫了26次，距離巴赫、貝多芬的32次變奏的次數已距離不遠。扎實的理論基本功訓練，為其專業化發展之路奠定了基礎，開闊了視野。雖然這時期的習作多為實驗性的，但其中所探索的安徽民間音樂主題的現代發展，如鋼琴組曲《皖西素描》等受到了演奏者的喜愛 ，一些歌曲經演唱后還在當地有一定的流傳 ，還有少量的大型樂隊作品的嘗試，雖未演出，但作品也引起學者的關注并用于教學之中 。非常可惜的是，王安潮的武漢音樂學院研究生考試不順利，而其和聲發展之路也就此擱淺，他轉而研習起了另一音樂本體技術——“樂律學”，他的本科學位論文《中國古代樂律學發展中的幾個矛盾》，因大膽質疑歷史疑案并論證其觀點而獲得優秀論文獎。
二、藝術發展：專題而集中
正是上述論文寫作的前期訓練，在后來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陳應時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后，王安潮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學科發展變得非常自然順暢起來。他以當時關注度較高的曾侯乙墓出土樂器為研究對象，在其學術生涯伊始，以古代打擊樂器為突破口展開其研究。我以為，王安潮選擇這一研究對象有幾點優勢，一是他先前的民族樂器演奏的技術訓練，二是他在音樂本體理論上的多領域基礎性研習，三是他即已獲得的樂律學基礎知識，這些使其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不斷有創新性成果涌現。在陳應時先生豐富教學經驗的引領下，王安潮的碩士論文寫出了洋洋灑灑的30余萬字，他最后抽出其中的一部分約10萬字，以《石磬形態通考》為題而全票通過答辯 ，其碩士學習期間新研的成果也逐漸在期刊發文而快速為學界所識 。
在進入唐代音樂文獻研究重鎮的“揚州大學”工作后，除了繼續其“樂律學”領域外 ，在周圍學術環境的影響下，王安潮的研究逐漸轉向中國古代音樂體裁方向，尤其對唐代音樂體裁關注的更多。而此時的王安潮在音樂學理論、樂律學上更為嫻熟，又在實際研究對象的辨析中具有了較為全面的研究技術，視野更為開闊，技術更為全面，觀念更為新銳，從而使其深研之路逐漸順暢。在再次考入陳應時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后，陳先生從其提交的一次課業論文——針對《霓裳羽衣曲》的研究 出發，建議以唐代大曲為其博士論題。鑒于學界既往研究狀況以及其本人的學術經歷，陳教授建議王安潮側重于音樂本體而展開其研究，而非之前學者們“從文獻到文獻”的研究習慣。他最后提交的博士論文《唐大曲考》以三個方面，分別對唐大曲的歷史發展、作品考辨及音樂本體的宮調、結構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研究 ，論文獲得了全篇通過并獲得了佳評。這篇博士論文從綜合研究的多維層面，給予學界業已成定論的觀點予以了深化和擴展，尤其是對有關唐大曲文獻的深挖，使其拓展了唐大曲本體研究的境界 ，也讓學界產生了“安潮大觀”期許 。從王安潮的學術發展來看，也可見陳應時先生的指導有方，他在緊抓學生的學術敏感度上特別有其心得，幫助學生找準博論突破的發力點，培養研究興趣，這也是他學生眾多但卻個個成才并成就一方的特有教育技術之使然 。
在進入安徽師范大學工作后，基于地方音樂高校研究資源的問題，再加上自身學術研究興趣使然，王安潮在地方音樂文化的研究上打開視野，他的“安徽音樂史”課題也入選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 ，而他開拓展的地方音樂史研究方向及其成功經驗 ，也為學界所效法 。在地方樂史的研究中，王安潮仍發揮其“樂律學”領域的研究所長，在樂史資料的開掘上既遵從于典籍 ，又搜羅于地下出土的音樂文物 。他將民間樂種的歷史研究納入其中，尤其注重音樂形態的解析 ，尤其注意形態與歷史之間的關系辨析 ，從而為深解地方樂史拓寬了資料源。王安潮在“安徽音樂史”的課題研究中注重歷史實際和發展現狀，開拓創新，發掘歷史中的既往成就的辨析 ，打開了安徽地方樂史的新篇章，在這一課題研究過程中，他發表了20余篇，這在同類課題成果中是較為多產的！同時，他以樂史研究與教學的運用，培養了一批老師和學生對這一領域的興趣，他們對地方音樂發展的關注度增強，推動地方音樂發展的責任感增大 ，這一啟慧后學之處是其學術最為緊要的影響之一。
三、學術成果：理性而實際
在音樂服務社會的發展中，按照郭乃安的“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的學術理念，王安潮的研究也開始關注音樂學人，他的當代音樂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針對人而展開的，如他對黃翔鵬、馮文慈、李純一、丁善德、黎英海、洪波、陳應時、楊立青、羅忠镕、陸在易、樊祖蔭、朱曉谷、田青、張千一、郭文景、王建民、楊青、陳曉勇、賈達群、賈國平、關峽、張旭儒、張宏光、尹明五、周湘林、趙光、朱世瑞、朱良鎮、肖白、張國勇等數十位音樂家的藝術成就進行了專題研究，有的文章簡言精妙，如《甘為中國音樂史學“造磚人”》一文 ，就曾得到陳應時嘖嘖稱贊，陳先生還將其放大復印掛在客廳顯眼位置;有的文章極為長大，如針對張千一的專題研究就有三萬余字 ，展現其宏闊思維及其多種研究方法的駕馭能力之出眾，這在同類文章中相當令人矚目。對當代音樂新作的關注，是王教授近年來的研究方向之一，在校讀博期間，他就以特殊的分析視角對丁善德進行了歷史評價 ，以跨文化的視角、多元文化融合的視角對很多新作進行了研究 ，對作家作品的研究自然涉及到對著作的評析 ，而他對同行新論的評價也獲得了業界的好評，獲得了音樂評論學會獎 和地方的金鐘獎 等。有多篇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期刊”《舞臺藝術》全文轉載。王安潮的當代音樂研究以專題深入的針對性研究為主，還結合歷史研究的縱向關系進行了基于發展觀的價值評析。在我看來都是較為恰當中肯的真知灼見，我想，被評論對象即使對其批評性的言辭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音樂服務社會的具體工作中，王安潮除了以其文論進行評價外，還以音樂實踐為社會提供音樂欣賞。他編寫的音樂欣賞著述得到了讀者甚至音樂工作者的喜愛 ，他為大眾所寫的音樂作品獲得了一定的關注 ，還得到了文藝評論家以專文而予以飽贊 ，在合唱音樂的探索中也以量多、質高的成績為人所稱道 ，而他對地方音樂發展的建言建策業已成為地方院校發展的著力點 ，在古譜發展上的傾力而為，使古譜發新聲成為當下的一時之尚 ，燈火闌珊處，自己也成為風景中的組成部分而受到關注 ，他的古譜課及其編配古譜的音樂會也發出了屬于自己的聲音 。由上可知，身處書齋的研究學者也以其影響而為學界、大眾所所知曉，這是新時代文化氛圍的饋贈，也讓學者的干勁倍增。
四、觀念思想：本位而本體
從王安潮的音樂人生探索及其藝術既有成果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在每個時期均能很好地抓住不同時期所賦予的機遇，滿足大眾或環境對音樂藝術之所需，從而做出適合于自己的藝術發展道路選擇。他在幼年、少年、青年時期的求學之路可謂艱苦卓絕，克服種種困難，以其堅忍不拔的精神而實現了知識的積累和技術的準備。在音樂表演技藝發展時期，他于1992年就曾獲得省級演唱等第獎，此后有不斷獲得表演獎、編導獎，并舉行過演奏會（1996）、作品音樂會（1998，2006），這既是其技術能力優秀之表征，也為后來的理論發展奠定了基礎。
王安潮常拿他的老師輩的技術發展和研究觀念為參照系，陳應時、馮文慈、田青等是他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不同時期的導師，王安潮說，他們的全面研究技術的準備和執著鉆研精神的積蓄，是他不斷轉換人生的學習、工作、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據，也以此而實現其人生篇章的不斷轉換。他的博士研究生導師陳應時，出身作曲專業，后又成就于民族音樂理論，在沈知白、高厚永、于會泳等先師的技術影響下開始其研究之路，一開始就在民族音樂結構研究上極為活躍，敢于挑戰權威或定論 ，陳應時先生在后來的琴律、宮調、古譜等樂律學研究中的有效攻略，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王安潮學術的發展，在宮調理論上的開拓 ，在結構分析上的新構 ，都是他的博士論文的特色之處;馮文慈先生在文獻上的縝密考辨，尤其是敢于反思歷史典案，重識權威定論，為王安潮研究境界的擴展導引不少 ;田青先生的廣宏藝術視野、敏銳學術意識，尤其是在傳統音樂文化中的技術觀念，為其漢唐佛樂的研究開辟了新空間 。除了歷史節點、個案的微觀研究外，北京求學后的王安潮也開始注意縱向宏觀的歷史線索，尤其是長線的縱向歷史關系的研究，如他在通貫大曲發展線索的研究中，以比較之法而作的全局性的宏觀考述 ;在長線的橫向比較研究，他也非常注意比較點的相互關照，彼此對應性的辨析 。這些研究方法及其成果是他扎實的歷史學、音樂學知識與技能的再一次反映，也是他謹遵上述三位先生，緊抓音樂研究的技術性根本，從而輔以自身的靈性而做的新展。
我以為，王安潮先生的學術能力既有精微巧妙之處，也有寬宏博通之處，他從演奏技術到作曲技術的訓練，從中國古代音樂史的主攻到多種研究角度的開拓，都是他依從于研究之需的量力而為，他的歷史文獻的宏富積淀，音樂本體技術的扎實錘煉，調研分析的慎思縝密，最終促成了他研究的廣而精、寬而深、全而妙的狀態，即使那些短小的三兩千言的短篇，也是內容豐富，闡釋充分，頗具精言并令讀者賞心悅目的。他常引用陳銘志為其上課時所說的“音樂學家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來要求自己并啟迪學生。這也促使我認識到，學研的興趣、精神，尤其是后天的不懈努力，是王安潮學術不斷新展的內在驅動力所在，是他學術領域不但衍展、深入的內涵所在。他在博士后階段及教授評定以后的這段時間內，研究能力已漸趨成熟，成果也極為豐富，但他的研究的工作勁頭依然不減，從每年幾十篇的論文發表量 來看，尤其是很多文章都是大篇幅的長文，而短評也是精言頻出，妙語不斷，這在當下浮躁的學術氛圍中是較為難能可貴的，可見他執著追求的學術精神之可貴，這是我等稍有點成績就偷懶甚至就自鳴得意的小輩所汗顏。
古道聲聲，煙塵漫漫，王安潮的研究之路從先秦時期的樂器開始，以通史的長線而來考證石磬的漫漫發展歷程。俯仰古今，見微知著，他又從古代音樂體裁及其在當代的發展為切入點，對古今發展進行細微地辨析。吞吐古今，馳騁中外，他從古今樂史的音樂本體深入，結合自己在音樂分析上的優勢而外延自己的學術視界，從而進行個性研究風格的發展。至真至美，非凡識見，對每一個歷史疑案或事件進行手法各異的品評，他追求細節，從而欲在發出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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