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敦煌莫高窟內藏有很多諸如《史記》、《漢書》之類的史籍抄本。我們認為這些史籍的傳抄和唐代的科舉考試有關。
唐代的統治者非常重視在前代政治的得失中吸取經驗教訓，大部分帝王都喜讀史書。統治者重視史書的教化作用，不可能不在科舉考試中體現出他們的人才培育意圖來。早在貞觀八年，唐太宗就曾“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開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因為不滿當時進士、明經不通史書、不務時政，唐玄宗敕告有司曰：
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安得為敦本復古，經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委所司奏聽進止。[1]P1377
在這樣的政策引導下，可以想象當時進士舉子們讀史、學史的高漲熱情。不單是詔令政策，從當時的考題中我們也能體察到科舉對應試者史學功底的考察。我們不妨看看武則天垂拱元年的策進士文：
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眇尋開辟之源，遐覽帝王之道。或記載遙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號而無其事。……欲令歷選前圣，遠稽上德，采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范？何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虛想。[2]P80
這樣的考題，如果沒有飽讀群史，恐怕很難回答圓滿，而出題者的意圖也即在于此。唐代科舉重史，最明顯的體現就是長慶二年（822）“三史科”的設立，它標志著史學科目成為貢舉中的常科。據《唐會要》載，此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奏：
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系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曄兩漢書，音義詳明，懲惡勸善，亞于六經，堪為世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弘文館弘文生，并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仍請頒下兩都國子監，任生徒習讀。”敕旨：“宜依，仍付所司。[1]P1398
精通一史就同五經三傳同處分，可見當時統治者敦促士人讀史的決心之大。在這樣的大力弘揚和政策引導下，要想“貨于帝王家”，讀史不僅是個必經之路，還是一條很好走的捷徑！
在當時科舉重史的前提下，史學教育最主要的教材就是《史記》、《漢書》、《三國志》三史。“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弘文館文生并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敦煌殘卷中也有“試經與試史學之《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則并舉”。[3]P255然而，當時的史學教材并不止于“三史”。大歷年間，洋州刺史趙匡對于所考史書的種類有明確的奏章：
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4]P423
可見，不僅是“三史”，魏晉南北朝諸正史，甚至本朝歷史都在考試的范圍之內，都可視為當時學史的教材。敦煌遺書中S.2506、P.2810、P.4073、P.2380四個抄本所載的就是這樣的唐史抄本。
綜上可知，在當時的科考形勢下，作為大唐疆域內的重要子民，敦煌人不可能不讀史學史，而敦煌遺書中的史籍抄本敦煌遺書中的《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S.2506、P.2810、P.4073、P.2380四個唐史抄本都很有可能是當時寺學試子學史、讀史的教材。
我們認為這些史籍抄本與當時的寺學教育有關，并非僅由外圍推測，在敦煌寫卷中也能找到內在的證據。讓我們先看看下面《漢書》兩個寫本的抄錄情況：
S.2053，兩面抄寫，存16紙。正面抄《漢書？蕭望之傳》。抄寫工整，格式規范，卷中多見俗字。文中雙行小注頗多，據考亦為蔡謨集解，足見顏師古整理前該注之流行。文書上的朱筆點斷亦可見書卷持有者有較高的閱讀水平。卷背先后抄《禮記音》（《禮記》上第廿—緇衣第卅三）和《籯金》。其中《禮記音》部分與正面《漢書？蕭望之傳》似為同人所書。《籯金》書法幼稚，似初學書者所為。
P.2973，分為A、B兩段，A卷，兩面抄寫、B卷單面抄，均為殘卷。A卷正面為《具注歷》卷背為《詠月詩》六首，B卷單面抄《漢書？蕭何曹參張良傳》殘文。AB卷之間尚有碎片六個，一個為《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杜注》，另外五個為習字雜寫。原卷諸類文獻皆非一人抄寫，殘片多為廢棄文書，應為原卷裱褙紙張。詠月詩六首為同人所抄，首題“諸雜書篇詠月詩”，字體較大，行距字距都很疏松。卷中《漢書？蕭何曹參張良傳》部分存61行。
這兩個《漢書》寫本與《禮記音》、《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杜注》這樣的儒學教材和《籯金》這樣典型的蒙學教材抄在一起，足見其與寺學教育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受中原教育的支配和影響，敦煌的史籍抄本在大的方向上保持著和中原史學教育相一致的步調。這一點在史籍抄本的數量分布上表現得很明顯。如在中原史學教育中，《史記》和《漢書》最兩種主要的教材。但是二者的地位并不是并列的，《漢書》地位日高的趨勢非常明顯。唐初延續著南北朝以來抑馬揚班的風氣，極重《漢書》，唐初的《漢書》學發展到了極盛時期。敦煌史籍抄本中《漢書》有10個抄本，而《史記》卻只有2個抄本。從這個鮮明的對比可見敦煌史學教育和中原的一致性。
參考文獻：
[1]王溥.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2]徐松.登科記考卷3[M]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3]張國剛.中國中古史論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4]杜佑.通典卷17[M]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項目編號：本論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敦煌文學寫本的原生態特點研究”（編號：12XJC87000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