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郭曉榮同志先進事跡巡回報告：青藏高原上扶貧人,供大家參考。
我叫郭曉榮，來自青海省玉樹州囊謙縣，我工作的單位是囊謙縣扶貧開發局，這是國務院最早確定的全國首批貧困縣，屬于青海省特殊類型貧困地區和15個深度貧困縣之一，這里的貧困發生率曾一度達到36％，實現脫貧是這里世世代代人的夢想。
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囊謙縣于2019年底順利實現了脫貧摘帽，全縣3萬多名建檔立卡貧困戶群眾全部脫貧，28個深度貧困村全部出列。
得知脫貧摘帽的那一刻，我眼淚忍不住地嘩嘩往下流。貧困不除寢不安，無數個日日夜夜奮戰的情景涌上心頭，扶貧路上的點點滴滴像電影一樣回放在眼前。
我來自黃土高原腹地的陜西洛川，已經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囊謙縣工作了足足29年，其中的13年，我是在扶貧崗位上度過的，我親身經歷了這場偉大的歷史工程，見證了囊謙從深度貧困地區走向脫貧摘帽的每一步。
想起剛到囊謙時，由于不懂藏語，我開展工作十分困難。為了克服語言溝通上的障礙，我跟藏族群眾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在自然交流中主動學習。每學到一個詞語時，我立馬記錄在日記本上，反復的大聲地讀，而且在語言交流中使用。從簡單的一兩個詞，到一兩句話，再到說一口流利的藏語，我花了很大功夫，同時也收獲了與藏族群眾的友誼，成為了大家眼中“我們的曉榮”。
2007年初，我從基層調動到扶貧局，從事扶貧工作后，我就暗暗對自己說，組織上這么信任，群眾這么期待，我一定要把扶貧工作干的很出色。由于精準扶貧既是一項系統性工作，又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想要干好，既要“上接天線”，也要“下接地氣”，所以我始終堅持著勤于學習、善于學習的好習慣，到群眾中“拜老師”，到基層一線“找答案”，積累了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也掌握一些與群眾溝通的訣竅。
比如：精準扶貧中的‘精準’二字，直接翻譯只需要四個字，可老百姓仍舊很難理解。我的辦法是“繞圈”，用老百姓身邊的事物，多打比方，比如“打你左眼不傷你右眼”“肚子疼決不給你吃頭疼藥”“像打槍一樣，要瞄準病灶，對癥下藥”……多說幾個比喻，就能準確傳達‘精準’的政策含義，也讓百姓準確的明白。跟群眾打交道多了，自己的藏語水平也越來越好，現在，無論是開展基層工作，還是召開群眾大會，我的藏語都得心應手，如果自己不說，很多人都把我當成一名地地道道的民族干部了。
2017年5月，我任職囊謙縣扶貧局局長，同時擔任縣脫貧攻堅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省、州、縣、鄉的農業、牧業、住建、水利、衛健等十多個業務部門，需要我統籌協調；
項目、資金分配引發的矛盾，也都要一一化解。在一件件事情的協調過程中，我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都有了很大地提升。
我記得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從中午12點開到了晚上11點。那天的會議上，考慮到白扎鄉也巴村自然條件惡劣，房屋依山而建，地勢險峻，交通不便，群眾增收渠道單一，縣里決定將全村200多戶村民中的158戶，易地扶貧搬遷到多昌村邦達灘安置點。項目即將落地時，村民們得知根據國家占補平衡政策，搬遷戶在村里的老房子必須拆除，頓時產生了抵觸情緒。且不說對老房子不舍，根據藏族的習俗，有的人家，先輩們的尸骨就埋在房屋周圍。村民代表提出，“老房子一個磚瓦都不能動”，否則，就不搬遷了。那時，省里已經批復了這個項目，搬遷是勢在必行，可以說是騎虎難下，為了做通群眾的思想工作，我同縣鄉村三級相關工作人員采取召開各種宣傳動員座談會議，挨家挨戶走訪等方式不厭其煩耐心反復多次開導牧民群眾，期間牧民群眾思想轉變不了，使我著急上火，寢食難眠。在其中一次最漫長達11個小時的溝通協調里，與會代表坐在桌前紋絲未動，持續進行宣講政策，列擺事實和現實案例，不斷引導開導牧民群眾，連晚飯都是打包送進會議室的，結束時，我站起身來，感覺腳不沾地、全身輕飄飄的。
如今，也巴村的搬遷戶們全都住進了寬敞明亮的房屋，安置點道路、排水、供電等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從幼兒園到高中都能就近入學。村民過上了好日子，也理解了當初國家的初心和善意。
脫貧攻堅工作難，深度貧困縣的脫貧事業更難，總是矛盾與困難交織，面對國家脫貧攻堅的好政策，需要每一名扶貧干部用十倍的熱情、百倍的耐心、細致的工作，才能把好事辦好，把政策落到實處。
為了推進脫貧攻堅工作，我學習借鑒貴州黔西南州脫貧攻堅戰略模式，精心謀劃，將全縣10個鄉鎮劃分為南方、北方、毛莊、娘拉“四大戰區”，形成了“四大戰區、十個作戰單元、六十九個作戰小組”的脫貧攻堅作戰指揮體系，強化了脫貧攻堅的制度保障。為解決建檔立卡貧困戶就業渠道窄的問題，我努力爭取生態公益性崗位，目前，全縣共有生態管護員3240名，農牧民群眾享受到了生態保護的紅利。為促進老百姓多渠道增收，我努力推動產業扶貧。落實扶貧到戶產業資金1.89億元，實現村集體經濟全面“破零”；
集中力量開展技能培訓，開發就業崗位；
建設縣扶貧產業園，培育和孵化脫貧產業，目前已有12家企業入駐；
扶持發展前景好、輻射帶動強的毛莊鄉雅杰、半邊天等專業合作社，項目戶群眾每年增收300元至3000元不等；
大力發展旅游扶貧，白扎鄉巴麥村、吉尼賽鄉麥曲村等旅游扶貧項目已開始發揮效益。
從事扶貧以來，我白天的工作時間，大都用來協調各類事情，只有午休時和晚上下班后，才能靜下心來，查閱文件資料，籌劃下一步工作安排。由此，“白加黑”“5加2”成了家常便飯。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我12點以前沒有睡過覺，加班到晚上三四點都很常見，有時要到四五點才能休息。早晨7點左右，又要起床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因為扶貧工作壓力大、休息時間少、作息不規律，我的身體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2017年4月初，全縣正值年度脫貧攻堅戰打響之時，一天會后，我頓時覺得天昏地暗，一頭扎在地上。同事們火速把我送到了醫院，我的心臟出現了問題，那天真是與死神擦肩而過，從此心臟藥就成為我口袋和床頭上必備的藥品，同日記本一樣成了我隨身不可缺的必備品，這么多年來，通過新聞和報紙我聽過很多扶貧干部把生命獻給了扶貧事業，特別在我們高原這種事情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為了囊謙的扶貧事業，我已做好隨時現身的準備，高原地區各種疾病多，人均壽命短，尤其內地支援藏區的干部，身體負荷大，說不怕那是不現實的。要想打贏脫貧攻堅戰，我覺得扶貧干部就應該要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每一次下鄉，走在茫茫高原上我都在思考生命的價值，我也深知或許有一天我也會倒下在扶貧的路上，但能看到老百姓富起來，我也值了。
由于繁忙的工作任務，我幾乎沒有時間照顧家庭，這么多年來，妻子獨自扛起了家庭的重擔，也讓我滿懷愧疚。2018年11月的一天凌晨，我結束工作剛躺下不久，手機突然響了起來，得到了父親突發腦出血病危的消息，簡單地履行了請假手續和工作交接后，匆忙趕往醫院，當見到住進ICU、插滿管子的父親時，我再也忍不住了，在父親的病床旁哭了起來，我自責這么多年對家人的虧欠。
這次我們縣的脫貧攻堅戰打贏了，省里宣布摘帽的那一天我來到父親的墳前，想有那么多話想對父親說，在他生前我未能服侍他，在他突然生病的時候，我在脫貧攻堅一線，后來我才遲遲趕到床邊，沒有送上一口水和吃的，在臨終和過世的時候，我仍堅持兼顧全縣的脫貧攻堅工作。但我相信，父親在天之靈是理解我支持我的，因為父親也是一名援青援藏干部，在我成長的道路上，我看見了父親是在用畢生的精力服務高原牧區，哪怕我沒盡到孝道，在我向心目中不是黨員，勝似黨員的父親匯報囊謙縣脫貧攻堅戰打贏了的時候，我堅信父親也同樣很欣慰，一定原諒我的不孝。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雖然囊謙已經脫貧摘帽了，但邁進小康的征程中還需要我們接續奮斗。我已經做好了再次出發的準備，為讓群眾生活的越來越好貢獻自己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汗水。我也堅信，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囊謙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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