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智忠
公文傳播是人類傳播活動的重要構成，也是人類生產實踐、工作實踐、學習實踐和社會治理實踐的重要構成部分和必不可少的基礎性活動，其傳播的內容也是人類治理活動的重要工具。目前，公文傳播和公文文本的研究則相對滯后、薄弱，研究成果極其有限，研究的學理性、學術性、學科維度也無法與文學寫作同日而語，更不要說形成什么新的理論和學科了。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從文化學、修辭學、語言學、社會學、管理學、秘書學、符號學、傳播學等學科視角來探討公文傳播和公文文本，創建新的交叉學科，就顯得很有必要，并且也十分可行了。公文從寫作現象到傳播現象，從傳播現象到傳播研究，從傳播研究到公文傳播學的創構，有著非常清晰的學術拓進路線，值得探討和總結。
先秦時代，秦統一中國，在中央集權制度建立的基礎上，實現了“書同文”，為公文寫作與傳播的統一創造了條件①袁智忠、鄧翠菊：《應用寫作》，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頁。。《尚書》作為我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和第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公文選集，便是先秦史官制度的產物，在公文發展的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②丁曉昌、冒志祥主編：《中國公文發展史》，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頁。。在春秋戰國時期，公文成為傳達政策、法令等的重要工具，在制作中受到嚴格的限制：一是有周密的制作過程，二是有年月日的使用，三是規定了簽名和加印的制度。同時，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重要變革，特殊的歷史背景為公文帶來發展契機，不同種類的“書”體文書得到廣泛應用①丁曉昌、冒志祥主編：《中國公文發展史》，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頁。。
唐宋時期，統治者的著眼點放在了公文制作過程的準確性上。唐太宗推行公文改革，但效果不是很顯著。造紙術空前發展，文書的排版形成固定格式，讓隋唐時期的公文得到有效規制。宋代多承續唐朝制度，在“三省一院”的中樞機構中增設大量秘書專員進行公文的撰寫，并對公文的格式、用語等進行嚴格規范。
元代設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其公文書寫機構卻不斷減少，但由于文書工作者眾多使其分工更加精細，元代公文生產的效率也不斷提升。明初承襲元制，設立中書省。后來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丞相制也由此取消，設立內閣、通政司、六科、中書科等作為協助皇帝處理政事的秘書機構，以及作為公文撰制機構的司禮監、文書房。由于文書的素養受科舉的影響而提高，使得公文撰寫的質量也有所提高。清代初期，內閣是朝廷總的公文撰制機構，直到后來被責任內閣取代。而清代由于吸取前朝經驗，公文制度最為嚴格?？v觀自秦至清兩千多年的來公文制作制度，可以看出，公文的發展與變革都是隨著各朝各代的政治制度而不斷承續與演變的。
古代，公文的傳遞由于受到交通的影響，信息傳達滯后。因此，其主要的傳播方式是通過郵驛傳達。春秋戰國時期，集權政治逐漸形成，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公文及其傳遞制度逐步產生。一直到明清，我國古代郵驛中的公文傳遞經歷了從成形到完備的歷史過程②侯朝宣：《我國古代郵驛中的公文傳遞》，《秘書工作》2019年第3期。。
秦朝統一后，交通網逐漸建立，設置郵驛制度，在交通網上設立“郵”“亭”“驛”進行公文的傳遞，并設“驛馬”作為公文傳遞的工具。除交通以外，還制定一系列傳遞的法律規章制度，規定傳遞具體的定期時間。交通的擴通、制度的實施以及時間的限制，讓公文的傳遞制度初步成型。
漢代的驛傳有了更系統的組織，要求比秦朝時更加嚴格。對傳遞的文書各郵亭、驛站都需要進行詳細登記，登記冊需要存檔備查，一旦有誤，便要受到法律制裁。漢代文書也分為緊急件與普通件兩種。傳遞方式分為車、馬、步行，用何種方式傳遞則根據文書的急緩程度來定。隋唐時期，公文的傳遞從水陸兩地同時展開，驛站的數量極其龐大。據《唐書》記載，當時設有陸驛1639 處，水驛260所③陳惠生：《我國文書投遞制度的演變和發展》，《北京檔案》1988年第2期。。對投遞人員的行速和乘船車馬的數量也有明確的規定。在此基礎上，唐朝的公文傳遞速度迅速提升，讓中央的政令能夠快速在全國大范圍內實施與推行。
宋元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遞鋪組織。遞鋪是指以傳送官方文書為主要任務的通信組織④侯朝宣：《我國古代郵驛中的公文傳遞》，《秘書工作》2019年第3期。。在公文的收發登記上，宋朝有更加嚴格的制度，并對機密公文的發放作特殊要求，專門設置催驅房對急要公文施行催辦制度。在運送中，實行分牌驛傳，用牌的顏色表示公文傳遞的急緩。元代同樣對公文的急緩進行了劃分，驛站負責傳遞平件，急遞鋪負責傳送急件，且在傳遞過程中不得有絲毫差錯，對能夠符合條件進行傳遞的公文也有所限制。為了保證公文安全、及時地傳遞，元代嚴格執行公文包封規定。根據公文的秘密等級和緊急程度，公文的包封形式也有所不同。包封即將公文卷成圓筒形，另在外表包一張小紙，用漿糊粘封后，再在上面書寫受文單位及發文日期，不能書寫事由，在封口處寫“實封”之類的字樣⑤尤樺：《元代公文傳遞制度探究》，《蘭臺世界》2014年第8期。。
明清的公文傳遞系統較以往更為完備。明代的公文傳遞前的封裝工作非常嚴謹，閣臣必須用銀章。明代延續了元代的制度，施行水傳、陸傳以及水陸共傳的驛傳制度。對急遞鋪的要求更加嚴格，安排急遞鋪傳送的公文，必須晝夜不停地傳送。清代設置專門的車駕清吏司作為管理驛站的專員。沿用前朝的急遞鋪，并強調只要是公文送到鋪里，都需要立即傳送，不得怠慢。對運送過程中出現的文書或者封皮破損卻不及時補救的情況，則要施以重罰。光緒年間，對傳遞的時間作了要求，時間限制根據官職分布的遠近以及氣候進行劃分。清代對每位上遞奏折的官員發賜報匣，將其作為裝送奏折的工具，并在匣外配置銅鎖以便保密。緊急公文需在固封后貼上印花進行傳遞，在傳遞中要檢查文書是否被拆封。清代公文的傳遞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用驛站傳送，即通過鋪兵接力的方式將公文傳入京城，然后投到奏事處；
二是派專差傳送，即各省奏折由各衙門派遣專人傳遞；
三是急遞鋪傳送。一般而言，普通公文由鋪兵走遞完成，緊急公文則用驛馬飛遞①汪靜、葉文舉：《清代公文傳遞程限制度探析》，《秘書之友》2017年第5期。。
現代公文傳遞的渠道和形式中，第一種是郵寄，又分為普通郵寄和機要通信。普通郵寄是通過國家公共的郵寄系統傳遞公文，而機要通信是專門針對涉密公文的傳遞而獨立開設的郵寄系統。第二種是機要交通，即通過專門設置的交通系統傳遞涉密的重要文件。第三種是公共交換，即在縣級以上的城市，在相關的黨政領導機關或部門設置“公共交換站”，定時交換公文。第四種是電信傳輸，即通過公共或專設的電信系統，以電報、傳真、互聯網等方式遞送公文。
在現代社會中，信息傳遞和管理是組織運作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尤其對于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等大型組織而言，公文傳閱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流程。然而，傳統的紙質公文傳閱方式已經無法滿足快速高效的工作需求。因此，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公文傳閱系統應運而生。
公文傳閱系統是一種基于計算機網絡的工作平臺，旨在實現電子化的公文傳遞、審批和歸檔。其主要特點包括高效快速的信息傳遞、便捷的審批流程、安全可靠的數據存儲和便于查詢的文檔管理。通過公文傳閱系統，工作人員可以隨時隨地獲取和處理公文，大大減少了傳閱時間和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信息管理水平。此外，系統還提供了自動化的審批流程，使得公文的處理更加高效和準確。與傳統的紙質存檔相比，電子存檔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過電子化的方式管理公文，實現了信息的集中存儲和便捷查詢。系統可以對公文進行分類、標記和歸檔，方便工作人員快速查找和使用相關文檔。同時，系統還可以生成各類統計報表，為管理者提供決策支持。公文傳閱系統支持協同辦公，實現了多人協同辦公的便利，這種協同辦公的方式不僅提高了工作效率，還促進了團隊之間的合作和交流。
在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等各個領域，公文傳閱系統都得到了廣泛應用。以政府機構為例，可以實現政府文件的快速傳遞和審批。在企事業單位中，公文傳閱系統可以用于各類文件的傳遞和審批，如合同、報告、通知等，減少了紙質文檔的使用和管理成本。然而，盡管公文傳閱系統在提升工作效率和信息管理方面具有巨大優勢，但也面臨一些挑戰。首先是信息安全問題，如何保護公文的機密性和完整性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其次是系統的穩定性和應用性，需要不斷優化和改進。不容置疑，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和應用場景的不斷拓展，公文傳閱系統的前景依然廣闊。未來，公文傳閱系統有望與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相結合，使公文傳閱系統成為一種智能化的電子工作平臺，在提升工作效率和信息管理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系統的高效傳遞、便捷審批和安全存儲，工作人員可以更好地處理和管理公文。我們期待未來公文傳閱系統與科技的深度融合，為工作帶來更多便利與效益。
如上所述，公文傳播的歷史幾乎是和人類社會特別是國家的形成同步的。公文產生以后，就有了研究公文的寫作技法、價值、意義的著述。它的研究雖然不如文學類文體那么豐富，但從歷史視角來考察，則幾乎沒有中斷過。另一方面，公文傳播的歷史雖然和公文寫作的歷史同步，但國內公文傳播的研究卻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事。孫桂榮和郭圣言在《應用寫作教學與機關工作效率關系簡論》中提到，公文傳播效應不佳是公文寫作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①孫桂榮、郭圣言：《應用寫作教學與機關工作效率關系簡論》，《呼蘭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彭光芒在《關于網絡傳播與電子公文的思考》的論文中提出公文的電子化，將電子公文的出現與發展放置于網絡傳播的時代背景下，認為多媒體公文能夠改善公文的傳播效果②彭光芒：《關于網絡傳播與電子公文的思考》，《應用寫作》2001年第5期。。唐團結的《公文傳播的規定性與非規定性》一文，將傳播學的“5W”模式應用于公文傳播，認為組織單位在信息傳播與行政管理時應當采取有效手段協調處理好公文傳播中規定性與非規定性的關系③唐團結：《公文傳播的規定性與非規定性》，《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冒志詳的論文《網絡語境下的公文傳播與受眾參與》將公文傳播與網絡語境下受眾參與傳播過程進行深入剖析，認為受眾參與公文傳播過程能夠有效平衡群體利益，促進社會和諧④冒志詳：《網絡語境下的公文傳播與受眾參與》，《當代傳播》2010年第6期。。王智華在《古代公文的文體特點與政治傳播功能研究》一文中，從古代公文出發，總結歸納出古代公文的格式與特點，并認為古代公文的政治傳播功能受到本身文體特點的影響⑤王智華：《古代公文的文體特點與政治傳播功能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2009 年7 月，筆者組織成立了重慶市應用寫作學會，并擔任會長。學會成立之初，我們確定了“研究學術、服務社會、推進進步”的理念，學會的目標是在傳播學語境下，讓重慶的應用寫作學術研究走向全國，進而走向世界。2014年底在重慶三峽學院召開的學會年會，首次把應用寫作、公文寫作與傳播作為會議主題和學術命題。學會請到了當時的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副會長洪威雷教授，在和他的接觸過程中，學會成員拓展了眼界，開闊了視野。根據洪威雷教授的引薦。2016年重慶市應用寫作學會承辦了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的年會。自這屆年會開始，重慶市應用寫作學會就配合重慶市教委主辦、重慶科技學院承辦了四屆重慶市大學生“納德杯”公文寫作大賽。筆者也連續四屆擔任“納德杯”大學生公文寫作大賽專家組組長，和來自重慶、四川、湖北、陜西、貴州、廣西等地專家學者有了更多的接觸，這也引發了自己對公文寫作教學、對大學生核心素養和面向社會實踐的技能訓練等方面的思考。
2018年以來，筆者和團隊成員先后在《應用寫作》《新聞研究導刊》等刊物發表一系列有關公文傳播現象和關注現實問題的論文。如，與王玥在《應用寫作》上發表的《全媒體時代應用文寫作、傳播及輿情應對》的論文，將應用寫作放置于全媒體場域中，從全媒體時代應用文的傳播與輿情特點出發，結合案例與時代特點，探討全媒體時代應用文的輿論應對⑥袁智忠、王玥《全媒體時代應用文寫作、傳播及輿情應對》，《應用寫作》2019年第3期。。與魯寧在《新聞研究導刊》上發表的《公文寫作與傳播對與社會治理的影響及反思——以2019—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例》一文，將公文的寫作和傳播路徑社會治理結合起來，探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并認為公文的寫作與傳播能通過更深層的文化和心理機制對社會公共管理產生影響⑦魯寧、袁智忠《公文寫作與傳播對與社會治理的影響及反思——以2019—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例》，《新聞研究導刊》2020年第6期。。與何寅慶在《新聞研究導刊》上發表了《公文傳播視角下的涉警輿情演化機制研究——以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學校學生墜亡事件為例》的論文，結合案例深入探究了互聯網時代公文傳播視角下的涉警輿情演化機制與傳播規律①何寅慶、袁智忠《公文傳播視角下的涉警輿情演化機制研究——以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學校學生墜亡事件為例》，《新聞研究導刊》2021年第15期。。到2021年，筆者開始在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開設研究生課程，課程名稱起初叫做“應用寫作與傳播專題研究”，后來為了規范，更名為“公文寫作與傳播專題研究”。2022年10月，筆者在《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發表《交叉學科視域下的公文傳播學》，界定和探討了公文傳播學的基本概念、學術邏輯、學理命題。在和研究生一起學習、研討的過程中，筆者開始在多年積累和思考基礎上構建公共傳播學的學科體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出版了《公文傳播學》（重慶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這部著作在出版的過程當中，得到了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和重慶大學出版社的支持。在應用寫作學界，我們得到了洪威雷教授、毛正天教授、張江艷教授、董小玉教授、韓敏教授等人的學術支持。在傳播學界，我們得到了陳汝東教授、林克勤教授、隋巖教授等專家的肯定?？梢哉f公文傳播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它是在公文學、寫作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學科交叉點上形成的創新學科。站在21 世紀新的時代和歷史起點上，“文化自信”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已成為國家倡導方向，在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的研究進程中，公文傳播的研究必將大有可為，也應有所作為。
公文傳播學作為主要建立在公文學和傳播學兩個學科基礎上的交叉學科，還廣泛涉及管理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符號學、信息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知識和研究方法、研究范式②袁智忠：《交叉學科視域下的公文傳播學》，《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2年第10期。。中華文明的5000 年傳承有賴于一系列的媒介和傳播手段。這些媒介和傳播手段有的是有全世界和全人類共通的，有的則有明顯的中國特色甚至是中國獨有的。比如史官的設置、竹簡的使用、紙張的發明、印刷術的推廣、科舉制度的盛行等，都是中華文明所獨有或最早開啟的，此外還有林林總總的器物媒介、傳播技術、傳播策略及傳播思想，則更為豐富。這些傳播內容、技術、策略、思想和媒介，都與應用文、公文的寫作和傳播密不可分甚至是一體化的。因此，我們相信，公文傳播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交叉創新的產物，會為公文寫作的研究、傳播學研究開辟新的空間、學術范疇和學術領域，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公文傳播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進一步繁榮人文社會研究，推動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的學術創新貢獻力量。
其實，自從新文科建設提出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專業、各個學科都在追求創新突破，力圖在相應的交叉學科點上構建新的學科。如電影倫理學、電影傳播學、視覺人類學、政治傳播學等。將公文傳播學建立在公文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學科交叉點的基礎上，形成相對完整的公文傳播學的學科體系和學科理論，這是公文傳播學的首要價值。其次，公文傳播學的學科創構，對國內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個學科將來可能會在本科、碩士甚至博士階段開設專業，或者成為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方向。再次，公文傳播學的建立及其在公文寫作、公文學科方面的拓展性建設和傳播，會對社會治理文明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公文是公務文書的簡稱，是公文學的基礎概念，是應用文書中最重要的一類。應用文書俗稱應用文，它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文體，用于在工作生活中處理實際事務。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應用文被不斷創造和豐富，形成了多種形式，其中處理事務公務的文書稱為公文，包括決定、決議、公報、通報、意見等等。追本溯源，公文源于國家的出現和文字的產生，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時期，公文自誕生之日起即與政權綁定，成為統治階級管理國家的工具。最早的公文沒有固定程式，名稱也較為單一。從先秦到晚清，公文由簡到繁，名稱不斷變化，程式也越來越復雜。直至辛亥革命后，公文程式才被大幅簡化。在古代，一些公文的寫作水平很高，還可以作為散文欣賞。賈誼的《過秦論》、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董仲舒的《賢良對策》等，不僅是公文的典范，還是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這些文章從情感上看，發自肺腑、情真意切；
從內容上看，條理清晰、言之有物，在當時發揮了作為公文的實際作用，在今天仍未失去作為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讀來賞心悅目，異彩紛呈。
1949年后，公文繼續扮演著黨和政府領導國家、履行職能、溝通群眾的重要角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幾十年間，對于公文的處理法規不斷作出修訂，對公文名稱和體式不斷進行改革，使公文日趨制度化、科學化、統一化。201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進一步規范了公文處理程序，提高了公文處理效率，使公文處理工作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長期以來，公文學術地位不高，學科發展受限，導致我國公文學研究難以跟上時代步伐。目前只有武漢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揚州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少數高校，招收應用寫作、公文寫作學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這與我國悠久的公文傳播歷史、豐富的傳播內容和公文寫作人才的實際需求很不協調。因此，公文寫作學科亟需突圍，需要尋求與時代發展相協調的學科融合發展路徑。新文科建設的提出，給公文寫作學科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新文科建設旨在推動文科全面復興與發展，其重要途徑就是學科交叉融合。把公文學和傳播學交叉結合起來，既是現實呼喚，也是學科創新的必然要求①袁智忠：《交叉學科視域下的公文傳播學》，《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2年第10期。。
《公文傳播學》是國內第一部建立在公文學、傳播學、社會學等交叉學科基礎上的原創性著作，開創了公文寫作與傳播發展的新篇章，成為公文傳播學創立的重要標志。這部著作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將公文學與傳播學緊密結合，明確提出了公文傳播學的概念和研究范疇，為公文傳播學初步建立了理論基礎，并針對公文傳播的學科地位、研究任務以及研究價值進行了重點闡述。同時，該按照學院派的學術體系構建整體內容，對公文傳播的歷史、屬性、形態、功能、符號、語言、倫理及其在社會治理中的價值等進行探討，拓展了公文學的研究維度、研究空間、學術視野，延伸了傳播學的研究領域、研究方向，使其與目前符號傳播、視聽傳播等傳播學下邊的子學科并行，形成了新的傳播學學科。這無論是對于公文的研究，還是對于傳播學的研究，都是一種創新與發展。在社會治理亟需由新技術新文化新理念賦能的時代，公文傳播學的創立，從社會治理的實用層面抑或從學術研究的理論層面而言都是有價值的，對于中國傳播學走向世界，豐富人文社科體系與學術體系，建立本土化學術話語體系、學術流派都有較大意義。
作為社會的產物，公文自誕生之日起，于國于民都發揮了極大作用。于國，公文有助于管理國家；
于民，公文幫助有志之士表達政治理想，建功立業。因此，從古至今，雖名稱體式不斷變化，卻經久不衰。時至今日，公文仍是政府部門進行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古代公文作為封建社會幾千年的產物，其階級性十分明顯，公文從體式到用語無不體現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例如，古代帝王所用公文名稱都為專用，與大臣所用公文嚴格區分。在內容上，以明朝為例，皇帝面向民眾的公文稱為誥，指對臣民進行訓誡?；实墼t書開頭必須加“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將皇帝意志稱為天命。而大臣上書之文稱為奏章，奏章的內容雖大多是對國家的計策建議，但其核心思想卻是忠君。
智媒時代的公文不論是思想內容、文體形式還是傳播狀態都已迥然不同于單一的紙媒傳播。在思想內容上，我國公文的思想核心在于維護國家權力、為人民服務。在文體形式上，經過長期發展，我國公文不斷簡潔化、規范化、科學化。現行正式公文共15 種，包括決定、決議、命令、公報、公告、通告、意見、通知、通報、報告、請示、批復、議案、函、紀要。除正式公文外，還有諸多事務文書，例如計劃、簡報、調查報告等等。這些公文共同服務于社會主義、保障和維護人民利益。隨著數字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智能化融媒體傳播已經常態化。公文作為人類社會組織生產生活的重要工具，在這樣的環境下也在不斷發展變化。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公文的寫作與傳播方式也發生了諸多變化。移動互聯網時代涌現出一大批新媒體平臺，這些新媒體平臺憑借生動、靈活的信息呈現形式和交互方式，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部門建設了政務新媒體，使得公文傳播渠道更加多元、受眾更加廣泛、反饋更加及時。在公文寫作方面，當前技術的發展助推著公文寫作效率變高，通過人工智能甚至能夠做到即時生成。群體傳播時代，公文要想取得良好傳播效果必須符合受眾的需求，因此公文語言也變得更加生動，公文格式也更加簡潔。公文與傳播，如影隨形，幾乎所有的公文活動，要么本身就是傳播活動，要么是通過其他媒介進行傳播。公文傳播在傳播環境變化下出現了轉向，其中包括表達形式日益通俗化、傳播媒介日益豐富化等。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促進了傳播方式的轉變，由大眾傳播轉向群體傳播，每個人都能主動選擇信息、主動參與傳播。傳播地位的變化使政府部門面向公眾發布的公文不再是一種“下行文”，而是一種“平行文”，其傳播效果也需要自己爭取。公文是為了統一群體的思想認識，指導規范群體的實踐活動，實現一定的群體、社會目標而制作的。所以，公文的思想內容是一種集體意志的體現，而非作者一己之思想認識和情感意愿的體現①趙維森：《從動力心理學看公文寫作的本質特征》，《秘書之友》2000年第3期。。
公文是國家進行社會治理的一種工具，而公文寫作與傳播行為的發生則可以助力社會治理，擴大社會治理的廣度，加深社會治理的深度。發布公文是政府進行信息公開的主要途徑，也是公文寫作與傳播治理作用的主要體現。黨和國家行政機關將事關公眾利益的信息對公眾公開，能夠有效地推動政府依法執政，提升公信力，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地推動各項公共建設事業的發展，達到社會治理的效果。就公文傳播而言，它綜合了公文和傳播的雙重社會功能，既可以發揮公文治國理政的作用，也可以實現傳播的社會化教育等一般社會功能。
任何一種有目的的傳播活動都希望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公文傳播也不例外。公文是一種實用文體，價值功利性是其重要特征，不論以何種方式傳播，都有著很強的實用目的。公文傳播者傳播公文的目的就是使其傳播效果最大化，以期發生變化，達到公文傳播者的預期目的②唐團結：《公文傳播的規定性與非規定性》，《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公文傳播是群體傳播的重要內容，公文在傳播時可以是一對多的傳播、一對一的傳播，也可以是多對一的傳播、多對多的傳播。群體傳播要研究公文傳播的程序，公文傳播從寫作到發布、接收、管理、落實、處理，有一整套的管理程序，既是對公文內容的管理，也是對公文傳播方式的管理。這種管理在群體傳播的學術視野下，值得從學理上進行研究和探討，使公文的寫作與傳播更科學、更規范、更具時效，從而助推中國社會管理模式更加現代化。從寫作實踐活動到傳播實踐活動，從傳播現象、實踐研究到一門交叉學科的建立，公文傳播學既是公文在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新收獲，也是公文傳播在群體思維視野下一種突破性的學術創新和學科創新①袁智忠：《公文傳播學》，重慶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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