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若想使粵港澳大灣區對周邊地區發展的引領帶動能力進一步提升，就必須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近年來，文化數字化戰略能夠有效增進勞動者的新素質，增強勞動資料的新介質以及增添勞動對象的新料質，在引領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中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然而，文化數字化戰略在助推粵港澳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仍面臨諸多困境與問題，這既有產業本身發展問題又有外部環境問題，既有系統性問題又有局部性問題。若想**這些困境，就需要著力于厘清政府、市場與社會協作的關系，推進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的一體化，提升數字科技協同創新質效，健全數字人才引培體系，優化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生態。
關鍵詞：文化數字化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 新質生產力 機理 路徑
一、引言
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①，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和支撐力。***總書記強調：“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雹谖幕瘮底只瘧鹇允菄掖_立的、旨在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在2022年被明確寫入黨的二十大報告。數字文化產業既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又是未來產業，能夠且已經在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浉郯拇鬄硡^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諸多城市在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方面都有“搶眼”表現，以深圳為例，目前全市數字創意企業超過1萬家，其中動漫游戲營收規模約占全國一半，數字出版營收進入千億元量級。③但同時我們又要看到，目前灣區在文化數字化戰略實施進程中還面臨不少困境，亟待解決，本文試圖對此進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應對良策。
二、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理論邏輯與作用機理
新質生產力概念中的“新”，從形式上將其與傳統生產力區分開來，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質”字，強調了新質生產力在“質態”上的飛躍，這一飛躍具體來講，主要表現為勞動者有了新素質，勞動資料有了新介質，勞動對象有了新料質。文化數字化戰略之所以能夠起到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功效，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增進勞動者的新素質，增強勞動資料的新介質并增添勞動對象的新料質。
（一）文化數字化戰略有助于增進勞動者的新素質
從生產力發展的視角來看，勞動者“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勞動技能和科學知識的從事生產活動的人，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躍的要素”①。生產經驗、勞動技能和科學知識是影響勞動者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因素，也是為提升勞動生產力而必須著力提高的三大重要素質。其中，科學知識決定著勞動者的勞動眼界和格局，一般來講，科學知識較為豐富的勞動者，會得到更多的勞動機會和成長空間；
勞動技能決定著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和范圍，俗話說得好，技多不壓身，勞動者的勞動技能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在更多的經濟社會領域進行勞動活動；
生產經驗決定著勞動者的效率、成本和質量，一般來講，相比生產經驗欠缺的勞動者，生產經驗豐富的勞動者能更好地控制勞動的分寸，用最低的成本盡可能高質完成相應的勞動活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②，即，不同的時代對勞動者的素質會有不同的要求。當今時代，數字經濟已經深深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全過程之中，數字信息和數據信息不僅成為世界各國競相爭奪的關鍵要素資源，而且可以成為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關鍵因子”。在這樣的時代境遇下，發展社會生產力，迫切要求廣大勞動者具備包括數字生產經驗、數字勞動技能和數字科學知識在內的新素質。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對于增進勞動者這一類新素質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這是因為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實施，讓數字文化產業發展迎來爆發期，數字內容產品、數字媒介以及數字應用平臺也由此發展起來，這一方面使得科學知識有了新的載體和傳播渠道，相比傳統媒介，更加平民化的數字媒介，能夠讓勞動者更有機會、更加便利地獲取更多數字科學知識。另一方面，勞動者在利用數字媒介和數字應用平臺進行生產生活時，需要掌握諸多新的數字勞動技能，比如計算思維、信息搜索技能、數據存儲技術、大數據分析技能、深度學習等，并積累起相應的數字生產經驗。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實施極大豐富和拓展了勞動者養成和提升數字素養和技能的渠道與模式，為提升勞動者的數字生產能力和數字創新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撐。
（二）文化數字化戰略有助于增強勞動資料的新介質
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資料是“人們用以改變和影響勞動對象的一切物質資料”③，具體而言，勞動資料的核心是生產工具，除此之外，還包括生產工具得以發動所需的一切物質條件，比如生產工具得以發動的動力條件、能源條件、運輸條件以及生產信息傳遞條件等。勞動資料是經濟時代劃分的重要依據，馬克思強調：“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雹芗?，不同的經濟時代，勞動資料的成分、結構、存在樣態、運行方式等會呈現出不一樣的特質。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勞動資料呈現出數字化、虛擬化的新特質，不僅是石器、青銅器、鐵器、機器等摸得著的實物可以作為勞動資料，那些數字、數據、信息等摸不著的虛擬物亦可以作為勞動資料，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元宇宙、云計算等成為這個時代的代表性生產工具，與之密切相關的數字技術、數據算法、網絡基站、數字平臺、數字設施、數字設備等，都成為時下勞動者不可或缺的勞動資料。這些數字化勞動資料與數字技術創新關聯緊密，而數字技術創新與傳統技術創新又有不同，不同領域的數字技術創新在聚合中往往會發生裂變，產生更高級的技術或質態，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實施，能夠在促進數字文化技術創新的基礎上，推動文化領域的數字技術與相關產業領域的數字技術聚合發展，從而引發數字技術新的裂變和迭代，數字技術的裂變和迭代為文化及相關產業領域勞動資料的改良和升級創造了有利條件，使之內在質地和外在樣態得到優化與重塑，進而轉變為具有綠色化、自動化、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等特性的“新介質”。此外，數字文化產業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正在努力培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數字文化產業發展在經濟發展中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文化數字化戰略在推進過程中，通過創新性運用數字勞動資料，直接作用于內容世界而產生的巨大經濟效益，無疑會引領帶動許多傳統產業加快對勞動資料的數字化改造。
（三）文化數字化戰略有助于增添勞動對象的新料質
勞動對象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加工的對象”⑤。勞動對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沒有人為成分的天然物體；
一類是有人為成分的物體。文化數字化戰略之所以能夠增添勞動對象的新料質，一方面在于其能夠激發勞動者新的需要。唯物史觀認為，需要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根源，新需要的產生是人探索新勞動對象的動力源。馬克思指出：“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雹傥幕瘮底只瘧鹇缘膶嵤?、大量數字文化產品和數字文化場景的體驗，無疑在滿足勞動者數字文化體驗需要的同時，激發其新的數字文化體驗需要，促使其對數字環境中更多物體的探索，進而推動這些物體向勞動對象轉化。另一方面則緣于它能夠促進數字勞動場域的生成與發展。文化數字化戰略的實施，催生出網絡直播、沉浸式劇場、GPT等備受勞動者追捧的數字勞動場域，這也使得依托數字化場域開展精神生產甚至科學研究漸成時尚潮流，成為勞動者的常見生產方式，而由此帶來的是，海量數據信息、在線文化產品隨之生成和涌現，成為富人為構成的“新”的勞動對象。這些勞動對象在文化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進一步催化下，日益趨于類目增加、虛實共存，由此演變為“新料質”。
三、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問題與現實困境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在以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上積極有為，成效顯著，這些一方面表現在灣區數字文化產業整體競爭力的大幅提升上：在文化數字化創新方面，虛擬現實、文化裝備等數字文化領域也突破了一批核心關鍵技術。據中國人民大學數字人文研究院等單位聯合發布的《文化新業態：與數字化共舞——2023中國文化數字化創新指數（CDI）研究報告》顯示，有9市在灣區內的廣東省，在文化數字化創新綜合指數上名列內地省區第二名；
在產業生態方面，廣州、深圳等城市的數字文化產業生態進一步優化，動漫、游戲、數字出版、數字印刷等行業領域涌現出了諸如騰訊、中手游、環球數碼、裕同科技等一批全國領先的龍頭企業。另一方面表現在與其密切相關的一些戰略性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的強勁勢頭上。灣區的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已經形成了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產業鏈，產業集群規模已達到萬億級規模，擁有華為、OPPO、vivo等一批電子信息制造龍頭企業等。同時，我們又要看到，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狀況與世界其他灣區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文化數字化戰略在引領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時仍面臨諸多困境與問題，這既有產業本身發展問題又有外部環境問題，既有系統性問題又有局部性問題，就現階段而言，亟待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政府、市場與社會協作關系有待進一步理順
從本質上看，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問題，就是一個區域協同協作問題。就目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來看，區域協同協作的完善已經不可能僅僅依靠政府，更需要市場與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和共同努力，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會直接影響區域協同協作的質量。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政府、市場與社會關系問題比較特別且復雜，既有非尋常經濟意義上的三者協同關系問題，又有特別文化意義上的三者協同關系問題。具體說來，“一國兩制”下，粵港澳大灣區分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區域與自由市場經濟建設區域，其中珠三角9市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域，而港澳屬于自由市場經濟區域。它們在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定位上以及政府作用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存在顯著差異，這也導致各自在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關系問題的方式上會存在諸多不一致，從而也影響了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效。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在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政府、市場與社會關系問題，其實也是有特別文化意義上的三者協同關系問題，因為這個過程的“原點”來自于文化數字化，文化數字化不同于其他經濟產業數字化，這種數字化具有“以文化人”的功能，市場作用若在其中被“過度”突顯，則容易產生“誤導”民眾的后果，引發意識形態風險。這也就意味著，政府規制作用的發揮在這個過程中顯得意義重大。
（二）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一體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
新型基礎設施，簡稱“新基建”，是指“以新發展理念為前提、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打造產業的升級、融合、創新的基礎設施體系”②，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基石。根據世界灣區發展經驗，數字經濟大發展的際遇下，在灣區內大力推進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一體化，使得灣區各行政區的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均衡協同發展，對于其提升“灣有引力”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就目前而言，相比其他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一體化水平還比較低。這一方面表現在灣區內各行政區之間的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建設水平有顯著差異，呈現出非均衡發展的特點。比如，處于廣東省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肇慶，其中深圳、東莞、廣州的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建設水平要大大高于其他6市區。另一方面表現在灣區的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建設水平離世界領先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上。以廣東省為例，據世界互聯網大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2》，廣東省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指數落后于江蘇省排名第二；
又據2022年中國算力大會發布的《中國綜合算力指數（2022）》，廣東的算力規模指數、運力指數全國排名第四，基礎網絡條件指數全國排名第三，這與其作為全國GDP排名第一的強省地位尚不相稱。從灣區整體來講，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建設水平與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無論是在體量上還是質量上，差距明顯。比如，東京灣區的核心城市東京目前已有13條地鐵線路和285個車站，日均客流量達1100萬人次。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廣州集普鐵、城軌、高鐵、地鐵37條線路為一體，預計2025年才能達到日均客流量14萬人次。
（三）數字科技協同創新質效有待進一步提升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搭建起“兩廊”“兩點”的科技創新框架體系，數字科技協同創新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22）》，從2017至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公開量超過170萬件，年均增長率超過兩位數，比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以及東京灣區都要多，而且這些發明專利大都集中在數字科技領域。2021年的發明專利公開量近45萬件，是2016年的1.3倍，協同創新態勢強勁。①盡管大灣區在數字科技協同創新的“量”上表現比較“搶眼”，但是在“質”的層面仍然存在不足，在綜合科技創新水平上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據《中國區域科技創新評價報告（2022）》顯示，目前廣東的綜合科技創新水平全國排名第四；
據浙江省共同富裕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發布的“2023全國文化創新指數”，目前廣東的文化創新綜合實力全國排名第三。但從數字科技創新的影響力來看，落后于美國兩大灣區較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22）》顯示，從2017至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領域影響力均值只達到3，而舊金山灣區的均值超過7，紐約灣區的均值超過5。從專利被引頻次與專利公開量的比值來看（也被業內人士看作是最能反映創新質量的數值），亦落后于美國兩大灣區較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22）》顯示，從2017至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比值是1.16，而舊金山灣區是2.86，紐約灣區是1.71。
（四）數字人才競爭力有待進一步增強
得益于大灣區開放包容的發展環境，近幾年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我國對科學研發人員最具吸引力的城市群。據《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0.15——大國治城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統計，近幾年，粵港澳大灣區科學研發人員年均增長率達到12.87%，其中IT行業的研發人員占比居多，數字人才處于凈流入狀態。②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數字人才缺口仍然較大，《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18—2025年）》（征求意見稿）顯示，數字技術人才集聚水平相對較低以及高端數字人才和復合型數字人才的結構性短缺成為制約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瓶頸。這也可以從近兩年香港政府大力實施“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并試圖通過更加優惠的人才政策來“搶奪”以數字人才為代表的新科技人才的“搶人現象”中得到印證。近幾年，粵港澳大灣區之所以會產生數字人才缺口擴大的現象，固然是大灣區產業數字化升級發展的連鎖反應，但也與《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18—2025年）》提到的當前大灣區互聯網企業薪酬指數較低以及高等教育實力相對不足有莫大的關系。據世界大學第三方指數（Third-party University Ranking Indexes，簡稱TUI）統計，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只有2所大學進入TOP100榜單③，尚沒有大學進入TOP50榜單，而紐約灣區有12所大學進入TOP50榜單，16所大學進入TOP100榜單；
東京灣區有1所大學進入TOP50榜單；
舊金山灣區有2所大學進入TOP50榜單，5所大學進入TOP100榜單。四大灣區排行榜前10名的大學，全部集中在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它們同時也是世界排名前10位的院校，有著強勁的實力。
（五）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生態有待進一步優化
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成效與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狀況息息相關，而內容是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生態的好壞，對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實效有決定性作用。就總體而言，可以從近幾年廣東省文化產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提升中看出，目前大灣區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生態在不斷向好發展。據《中國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2022）》顯示，在2022年，廣東省文化產業經濟效益的全國排名由第二方陣進入第一方陣；
社會效益上，全國排名由2021年的第8名上升到2022年的第5名。但從深層次來看，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這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傳播和運營方的平臺與數字內容直接生產者之間利益分配機制欠合理的問題。數字內容直接生產者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職業數字內容創作者，另一部分是用戶。目前職業的數字內容創作者大多數拿不到理想的收入，以網絡表演（直播）為例，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等機構發布的《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發展報告（2022—2023）》，目前我國有超過九成的主播月收入不足五千元，只有0.4%的主播月收入超過10萬元。作為參與到數字內容創作中的用戶，卻幾乎拿不到版權收益。導致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數字內容的傳播與運營常常為少數數字平臺企業所壟斷，這在大灣區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在移動游戲領域，騰訊、網易兩家平臺企業占據了廣東省近八成的總流水。這就使得數字內容直接生產者在版權交易和各類衍生收益的分配機制中處于弱勢地位，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二是數字版權保護不力。據《廣東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白皮書（2022年度）》所示，從2020至2022年，著作權類的民事一審案件數量占比均在六成以上，其中超過三分之一屬于數字權保護案件，年均增長率達到兩位數。
四、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向度與重要路徑
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雹傥幕瘜洕l展的這種“偉大影響和作用”，在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之后，表現得更加“搶眼”，當文化插上數字科技的翅膀，它對于經濟的滲透性和引領性更強，尤其是對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如前所述，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大力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有力地推動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但其中也出現了一些瓶頸與問題，要更好地發揮文化數字化戰略在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上的“偉大影響和作用”，就一定要始終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一）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協作關系
***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②在文化數字化戰略助推灣區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如果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是難以順利進行的。因此，需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協作關系，首先，要強化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主導地位，促進灣區各地各級政府在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以及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上協同協作。這就需要在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文化思想、***經濟思想等先進理論，提升各地各級政府對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思想認識，增強各級政府在協同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中的行動力，推動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自覺性；
需要推動制定粵港澳大灣區數字文化經濟發展市長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召開市長及與會議研究事項密切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的聯席會議，統籌謀劃灣區的數字文化經濟發展規劃，更好地發揮數字文化產業在推動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引領示范作用，以推動政策法規建設，為相關產業協同行動提供制度支持與法律保障；
需要建立健全粵港澳大灣區數字市場聯合執法合作機制，促進大灣區文化數字內容的分類、文化體驗裝備及數字技術標準相互認證與質量安全監管的合作，加強跨市域的數字市場聯合執法行動。其次，要注重發揮市場力量在推動文化數字化戰略實施以及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主體性作用。***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雹龠@就需要在壯大市場主體上下功夫，要培育一批具有較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數字文化企業，發揮其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上的龍頭示范作用；
需要建立土地、數據、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區域內自由流動的促進機制，逐漸破除因為實行不同制度，分屬不同關稅區而導致的要素流動障礙，推動要素資源不斷向數字文化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集聚；
需要建立健全統一、高效、開放、共享的數字信用體系，構建市場主體失信懲戒的區域聯動機制。最后，要重視發揮社會組織在推動文化數字化戰略實施以及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橋梁紐帶作用。需要重點推動港澳地區數字經濟領域的商會、行業協會來粵開展會員服務活動，支持粵地數字經濟領域的商會、行業協會積極與之對接合作；
統籌引導粵港澳三地的文化社團和民間組織加強在數字文化創意領域的互動合作，積極發揮其與政府的良性互動作用；
完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對那些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上的社會創新服務項目，給予有力的支持。
（二）推進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一體化
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是因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而產生的基礎設施與服務，比如人工智能設備設施與服務、工業互聯網設備設施與服務、智能計算中心設備設施與服務等；
第二類是有助于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融合型基礎設施與服務，比如智能交通設備設施與服務、智慧能源設備設施與服務等；
第三類是助力前沿科技創新的公益性設備設施與服務，比如科教設備設施與服務、產業技術創新設備設施與服務等。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一體化，是實現信息、數據等新要素在大灣區區域內自由流動的前提和基礎，能夠有效降低大灣區內部與外部的交易成本，提升創新效率，以及促進灣區內城市之間的人文交流合作與同城化發展，是大灣區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和重要驅動力。在粵港澳大灣區推進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一體化，要堅持“三頭并進”。首先，要抓“基礎”，分類推進信息基礎設施設備建設。推動管道、城軌、基站、地鐵等傳統類基礎設施標準化均衡化集約化發展，實現灣區全覆蓋、高標準推進；
推動網絡、算力、物聯感知等應用賦能類基礎設施集聚式共享式聯動式發展，促進灣區算力融合與要素協同；
推動工業互聯網、智能網聯車路系統、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等示范創新類基礎設施便利化、高端化、綠色化發展，厚植灣區發展的綠色底色和質量成色。其次，要抓“創新”，通過建立健全有利于形成合力、壓實責任的體制機制，推動探索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標準構建、規劃實施和服務感知三個“一體化”的政府路徑和民間路徑，同時在部分條件成熟的區域探索新型基礎設施與服務一體化建設的“飛地”模式，逐步實現灣區全域全面一體化協同。最后，要抓“示范”，通過推進蓮塘/香園圍口岸、深中通道、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虎門二橋過江通道等重點項目的規劃建設，引領推動大灣區快速交通網絡的建構；
探索調度算力、算法、數據資源協同示范，依托珠三角無線寬帶城市群建設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等重點項目布局，推動區域數據和算力資源的共享、協同和統一。
（三）提升數字科技協同創新質效
***指出：“世界科技強國競爭，比拼的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②。數字科技是一種未來科技，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黨中央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確立為國家戰略，旨在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助推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
發揮粵港澳在數字科技創新上的支撐引領作用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這就需要進一步深化內地與港澳在數字科技創新方面的協同合作，提升三地協同創新質效。首先，要著力打造數字科技創新區域共同體。緊緊圍繞數字中國戰略需求和區域優勢數字產業發展需要，共建多層次多元化的區域性數字科技創新大平臺；
全面發揮市級政府的主導作用，進一步完善重大數字科技聯合攻關項目的跨市域政府間會商機制，強化政策支持的協同性、一致性；
進一步夯實企業在數字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鼓勵和支持大灣區企業根據自身需要，跨屬地開展數字科技的雙邊或多邊創新活動，激發數字科技創新的市場活力；
深化科技創新供給側改革，完善科技成果市場轉化的市域協同機制，推動更多的數字科技創新成果跨市域轉化。其次，要著力推動數字科技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圍繞灣區特色優勢產業鏈的強鏈補鏈需要，促進數字科技創新鏈與之精準對接，持續推動產業鏈優化升級。設立由粵港澳大灣區各地政府共同出資的數字科技創新基金，引導優勢互補的企業跨市域共同培育數字產業新業態；
在灣區內加強數字科技創新業務和信息跨區域跨部門協同與共享，實行數字科技創新高頻政務服務事項“一站式”辦理，建立跨市域通辦事項清單制度。最后，要著力推動數字科技創新的區域一體化考核與管理。建立標準統一的管理制度，加強粵港澳三地在數字科技標準建設上的合作與溝通，以在標準互認、標準共建以及標準管理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建立粵港澳數字科技創新質效一體化考評機制，將粵港澳三地數字科技創新質效考核結果進行合并歸檔。作為中央部委在項目、資金支持上的重要依據，提升三地推進數字科技創新一體化的內生動力。建立健全數字科技創新的技術轉讓利益共享機制、稅收分擔機制、投資爭端處理機制等，以形成有利于促進數字科技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的區域市場環境。
（四）健全數字人才引培體系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①。數字人才是當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重要人才，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就必須加快建設世界數字人才中心和高地，為此，也就需要進一步健全數字人才引培體系。首先，要建設具有國際一流水平、應用性強的數字人才培養平臺。為了使學校及科研院所培養出來的數字人才能夠盡快投身于一線崗位開展工作，一方面，針對目前灣區進入世界大學第三方指數TOP100榜單大學較少的情況，要集中力量打造幾所能進入TOP100榜單的高水平大學。根據灣區數字文化、未來產業以及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訴求，調整優化大學學科專業設置，聚焦發展特色優勢的數字化業態，提升數字人才的專業素養和業務能力。支持創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文化產業學科和數字經濟學科專科大學。另一方面要建立專業性較強的數字文化產業、未來產業以及新興戰略性產業科研機構與實訓基地。鼓勵并扶持創建“產學研用”結合的數字經濟創新研究平臺，積極推進數字科研人才的科技成果轉化；
深化高端文化創意人才、數字創意人才、綜合型數字人才管理試驗區建設，加快構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數字人才薪酬激勵機制，加快創新型數字文化人才隊伍建設。其次，要建設多方參與、多區協同的數字人才培養機制。以中科院廣州分院、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以及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為核心，聯合大灣區在數字文化、未來產業以及新興戰略性產業領域有所建樹的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設立集成應用、成果轉化的協同創新中心。在文化數字化和數字經濟新技術新業態領域加強創新人才項目合作交流。促進大灣區數字文化、未來產業以及新興戰略性產業人才市場一體化，逐步實現數字文化、未來產業以及新興戰略性產業人才在灣區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未來產業和新興戰略性產業眾創空間大發展；
注重調動各方資源和力量共同發力，打造數字人才集聚“強磁場”?；浉郯拇鬄硡^建設領導小組要指導與推動成立“數字技能與就業聯盟”，將灣區內與數字人才培養密切相關的政府教育管理部門、學校、企業協會、培訓機構等諸多利益方納入數字教育框架，并成立專門職能機構負責聯盟事務的協調推進，為灣區內待業人員提供相匹配的數字能力培訓與認證；
建立健全“雙元制”數字人才培養體系，助推地方職業技術院校和新經濟企業“雙向奔赴”。最后，要建設數字人才投入優先保障制度。完善數字經濟領域領軍人才、高端人才以及高水平科研團隊的引進計劃，建立健全數字人才引進經費穩定增長的相關制度和經費使用管理制度；
建立覆蓋數字人才不同成長階段的新型培養體系，完善現有職稱評聘制度和職務晉升制度，使數字人才有更加暢通的晉升通道。統籌社會各方力量對數字人才發展加大經費投入，形成對數字人才引培經費支持的“集成效應”。
（五）優化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生態
要更好地發揮文化數字化戰略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引領帶動作用，實現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是重要前提和基礎。要實現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就要堅持內容為王，著力優化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生態。首先，要大力推進嶺南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數字化轉化與利用。***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雹倩浉郯拇鬄硡^歷史悠久，這里是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西方文化以及畬族、疍民文化等多種文化融匯交融之地，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特魅力的嶺南文化，成為中華文脈的重要支脈。嶺南文化蘊含的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等精神內核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動力支撐。加強對嶺南文化古籍、文物遺存的數字化保護，建立統一的區域標準和文化古籍、文物遺存數據庫，建設數字化文化成果集成發布平臺，鼓勵和支持企業利用嶺南文化文物元素開發數字創意產品；
推動傳統工藝美術、藝術陶瓷等數字化改造，建設集產、供、銷為一體的運營體系，打造國家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傳承發展示范區。其次，要加強數字版權保護。積極探索區塊鏈技術、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在數字內容版權保護領域的應用，發揮這些技術各自的特點和優勢，提升版權信息可追溯性、新型數字侵權行為可發現性以及數字版權的收益性，推動數字原創內容授權和利益共享機制的創新與發展；
推動灣區三地相關部門聯合制定政策措施，支持以訂閱、付費下載、廣告分成等多種形式，進行數字作品的授權傳播，并對其中各利益方的責權利做出清晰的規定；
鼓勵和支持數字經濟、數字文化領域的行業、企業聯合成立數字版權保護聯盟，提高行業、企業的數字版權保護以及維權能力。最后，要倡樹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生態整體優化理念。數字內容生產與運營涉及的市場主體眾多，它們的利益訴求也是多種多樣、各不相同并相互關聯的，在生態優化中，需要摒棄過往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的“孤立主義”做法，強化“整體主義”思維。比如，針對一些平臺濫用市場力量封禁版權生產要素的一系列反競爭行為，可以考慮借助利益平衡原則，在競爭法框架內為平臺經營者構建“競爭性義務”②等。
基金項目：基金項目：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一般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動力研究”（23ZYB16）
作者：
鄭自立，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山東政法學院兼職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產業發展
（責任編輯：谷儒楠）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ability to lead and drive surrounding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new qualities of workers， enhance new media for labor materials， and add new materials for labor objects， thu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ity. In recent years， the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still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includes both indust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oth systemic problems and local problems.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we need to focus on straightening out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mproving the digital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digital cont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cology.
Key Words：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ew Productive Forces， Mechanism， Path
① 王曉暉，黃強（2024年3月12日）。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重要著力點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9版。
② 人民日報（2023年9月9日）。***在黑龍江考察時強調 牢牢把握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定位 奮力開創黑龍江高質量發展新局面。《人民日報》，1版。
③ 周建新（2023）。從“文化+科技”到“文化×科技”的深圳表達丨春天的故事·深圳觀察。檢索于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608/herald/7ce1df893487a91e6e9c8447f13385d5.html.
①③⑤ 徐光春（主編）（2017）?！恶R克思主義大辭典》。武漢：崇文書局。
②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④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1）?！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①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0）。國家發展改革委舉行4月份新聞發布會介紹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并回應熱點問題。檢索于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004/t20200420_1226031.html.
① 廣州日報（2023）。《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22）》發布 。檢索于http：//gd.people.com.cn/n2/2023/0317/c123932-40340248.html.
② 城市藍皮書（2022）。《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5——大國治城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在京發布。檢索于https：//www.pishu.cn/psfb/587229.shtml.
③ 南方PLUS（2021）。獨家！全球四大灣區高等教育第三方指數競爭力公布，粵港澳表現如何？檢索于https：//kb.southcn.com/kb/674565135e.shtml.
① 毛澤東（1995）?！睹珴蓶|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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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8）?！?**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② ***（2021年5月29日）。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度嗣袢請蟆?，1版。
① ***（2022）?！陡吲e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
① ***（2023）。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肚笫恰?，（17），4-11。
② 詹馥靜（2023）。數字內容平臺濫用市場力量的反壟斷規制分析?！度A中科技大學學報》，（05），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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