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剛 唐李翊茉 汪雨腈
（西華大學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1730）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要求在“共筑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的背景下，協同推進沱江流域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迫使高能耗高排放企業節能減排、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以及能源系統效率提升，賦予沱江流域協調低碳發展新的內涵與機遇。沱江流域人口密度高，能源資源相對匱乏，是四川省工業集中之地，生態環境脆弱［1］，有效控制碳排放、盡早達峰、實現零碳尚存在困難。
2.1 沱江流域人口經濟發展基本概況
根據2022 年四川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沱江綠色發展經濟帶建設總體方案》，沱江流域涉及成都市、自貢市、瀘州市、德陽市、內江市、樂山市、宜賓市、眉山市、資陽市、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10個市（州）的44 個縣（市、區），干流全長640 km，流域面積25 576 km2，常住人口2 639.3 萬人，地區生產總值達1.25 萬億元。受制于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產業基礎、技術創新等因素，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人口聚集和經濟規模對沱江流域碳排放產生較大影響，成為影響和制約碳達峰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
2.2 沱江流域碳排放狀況
2010—2020 年沱江流域各市（州）的碳排放數據（其中2014 年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獲取）見圖1。從年度二氧化碳排放總體趨勢看，沱江流域碳排放總量累計達到2 177 百萬t，2015 年成都市碳排放量達到峰值，其中2015 年也是四川省的碳排放量最高的一年；
從沱江流域各市（州）碳排放量來看，碳排放總量居全流域前5 位的分別是成都（716.11 百萬t）、內江（305.19 百萬t）、樂山（253.15 百萬t）、宜賓（237.54百萬t）、瀘州（188.40 百萬t），碳排放量分別占流域總體的33%，14%，12%，11%，9%；
阿壩在2010—2020 年內的碳排放量保持全流域最小。可見成都、內江與樂山碳達峰與否直接決定了沱江流域能否順利實現碳達峰目標。
圖1 2010—2020 年沱江流域各市（州）的碳排放情況
沱江流域是四川省工業集中之地，外延式發展對經濟的驅動作用已達瓶頸，全流域推進“雙碳”目標實現存在短期博弈行為、上下游排放權確定、綠色金融市場發展不均等問題，需要深入分析其存在的這些問題的內在機理。
3.1 社會主體參與性不夠
沱江流域作為一個整體，由于碳排放的鄰近效應及其外部性的特殊性質，不免有理性經濟人“搭便車”行為的存在［2］。一方面，在沱江流域這一共同利益體內存在多個責任主體，各責任主體之間產生不付出或少付出碳排放成本的“搭便車”行為，免費獲得環境質量改善帶來的收益。另一方面，社會主體在碳減排實踐中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參與程度較低［3］，社會資本參與流域綠色經濟發展的渠道單一。
3.2 碳分配權機制尚不健全
沱江流域環境利益應具有明確的歸屬界定，并通過市場手段或政府規制實現利益的合理分配。一方面，由于上下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自然資源等基礎條件存在不均衡，需要科學計算碳排放相關成本及進行利益的界定與分配［4］，但利用相關經濟手段調節各責任主體利益關系的制度尚不完善。另一方面，碳分配權與碳資產管理機制缺位［5］，市場化體制下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碳排放分配權機制博弈。
3.3 綠色金融市場發展不均衡
綠色金融是支持碳達峰碳中和愿景目標的重要動力。首先，沿沱江流域的綠色金融服務市場發展水平不均衡。流域沿線城市的綠色企業數量、綠色金融產品種類與數量、綠色信貸額度以及綠色基金發行數量等分布不均［6］。其次，綠色金融信息公開共享機制仍需完善。缺乏針對綠色金融方面相關專題的報道，不利于綠色金融市場的建設。最后，綠色金融產品的發展不均衡。綠色金融產品的市場規模較小，綠色債券、股票、基金等產品仍處于初設階段，綠色市場融資業務尚不成熟。
3.4 節能減排技術水平相對滯后
在工業上，沱江流域制造、供應等環節的技術創新水平較低，仍然依靠傳統的煤電產能；
在農業上，農業農村減排固碳等關鍵技術還需加大研發力度，農業固碳增效模式有待完善；
在耗材加工上，重污染、高排放行業的廢棄物處理水平亟待提升，高耗能行業領域節能降碳改造技術創新力度有待提升［7］；
廢棄材料循環利用的加工技術創新力度較低，環境的負外部性有待改善，企業碳排放量監測技術水平有待提高。
“雙碳”目標是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方針，成立城市群聯盟、明確碳分配權機制與“雙控”（總量控制和強度控制）標準、建設碳中和先進示范區與承接綠色產業轉移和技術溢出等方式，是沱江流域協同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徑。
4.1 成立沱江流域低碳城市群聯盟
立足于沱江流域資源基礎條件，實行分階段差異化策略，科學合理地測算流域碳達峰碳中和時間。根據流域城市因地制宜，充分考慮該地區能源與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基本情況，制定各自碳達峰目標，嚴格把控能耗“雙控”制度，加強頂層設計。成立沱江流域低碳城市群聯盟［8］，同一空間環境單元內不同行政區之間相互監督，以正向激勵和反向約束為驅動，建立地方政府流域低碳責任共擔機制。依托流域間各城市間的稟賦優勢，共同制定沱江流域“雙碳”愿景目標路線圖，合力推進沱江流域碳達峰目標實現。堅持環境分權原則，將流域碳排放納入當地政府的考核內容，對流域上下游間實行跨區巡查、信息共享、聯合督辦的流域共治機制，從流域整體層面加強流域上下游間的碳減排協作，增強各社會主體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參與性，提升環境治理效率，實現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此外，根據流域低碳城市群聯盟，各地方政府立法宣告相關法律責任共擔，賦予流域各地方政府廣泛的積極責任，保證沱江流域低碳城市群聯盟行為的有效性、合理性、準確性，針對聯盟關于沱江流域的碳排放責任共擔賦予法律效力。
4.2 明確碳分配權機制，制定能源“雙控”標準
持續推進森林碳匯提升行動，充分發揮森林的儲碳固碳功能，利用市場機制與政策管制結合的手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推動綠色低碳發展。首先，構建一個廣泛、有效且具有約束力的流域上下游之間碳分配權機制框架［9］，針對流域上下游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實現公平、合理的碳分配權，依據各市（州）在沱江流域中的面積占比以及碳排放效率等指標進行分配。其次，構建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健全碳排放權初始化制度，并將其納入法律體系，賦予其法律效力，發揮各地方政府利益分配職能，明確流域各地區發展權力，完善能耗“雙控”制度［10］，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
建立碳排放分配協調機制，企業參與碳資產分配，促進碳資產活化，保證流域環境利益公平分配，平衡流域各責任主體利益，實現公平、公正的碳分配目標，實現沱江流域的可持續性治理；
建立流域沿線各地區合同制度，以項目合作的方式推動建立流域環境利益分配機制，針對碳資源、環境利益等以簽訂合同的方式予以保障，充分利用和發揮市場與法律在碳達峰碳中和愿景目標中的作用。最后，完善流域環境利益分配爭端解決機制，確保碳排放分配機制有效實施，構建流域碳排放信息資源共享機制［11］，保證流域各地區碳排放信息公開、透明、及時，加大流域間各地區的監督力度，建立流域間各地區環境的共建、共治、共享對話平臺，保證有關流域爭端問題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推動流域各地區碳達峰目標實現進程。
4.3 完善碳普惠機制，推進綠色金融服務體系構建
通過對流域沿線企業與公眾的減排行為進行量化、記錄，通過交易變現、政府獎勵等方式實現其價值。一方面，完善碳普惠機制，通過“碳普惠”創新自愿減排機制，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碳金融”的方式［12］，完善沱江流域碳減排“可記錄、可衡量、有收益、被認同”的機制，對流域沿線企業、個體等的碳排放行為進行具體量化；
設立商業激勵、政策鼓勵相結合的正向引導機制，積極調動流域沿線各責任主體力量加入碳達峰愿景目標，利用市場配置作用促進碳達峰實現，同時，通過消費端帶動生產端，以需求側鼓勵供給側碳排放相關技術創新；
依托碳普惠平臺，對接公共機構數據，量化流域沿線低碳行為碳減量，并為公眾獲取商業優惠與服務，促進流域綠色低碳行動順利進行，加速流域碳達峰愿景目標的實現進程。另一方面，加快建設沱江流域綠色金融體系，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綠色金融支持不可或缺，積極發展流域沿線綠色金融業務［13］，有序推進綠色低碳金融產品和服務開發；
建立健全綠色金融資源信息公開共享機制，探索并創新綠色金融發展模式，打造“沱江流域綠色金融中心”，以集聚流域綠色發展資金來源；
加大流域關于綠色發展方面的報道，全面公開共享流域綠色低碳信息，實現對沱江流域碳達峰愿景目標實現情況和實踐結果的全面評估。
4.4 推進碳中和先進示范區建設，打造低碳科創共同體
沱江流域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愿景目標，同時保持經濟發展增速、工業化進程以及城鎮化速率，不能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打造碳中和先進示范區，堅持創新強化集聚優勢，以此為試點，充分發揮全流域間的協調性，發揮輻射帶動功能，探索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雙贏的有效策略。首先，在沱江流域上，以成都為中心打造綠色低碳技術研發示范中心，產學研結合提升學習效應與示范效應［14］，加速新興技術和減排相關經驗傳播，實現全流域碳排放強度降低，以技術創新減少碳排放，保持經濟增速、工業化進程及城鎮化速率。其次，測量評估沱江流域的碳規模以及碳結構，制定科學合理的指標及碳達峰標準，選取沱江流域作為碳達峰試點，全力推進沱江流域碳達峰，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流域治理共同體。再次，在建立流域環境命運共同體準則上，積極開拓流域沿線各城市環境領域新合作，打造以環境共同體為導向的沱江合作新模式。同時，以保持經濟增速為基本原則，流域各地區間加強環境合作，實現流域各地區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最后，在流域治理共同體的基礎上，打造低碳科創共同體，由技術研發、科學創造帶領實現碳達峰，更好地服務沱江流域順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4.5 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和技術溢出
通過科技創新、技術改造發展綠色產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
優化能源結構，逐步淘汰傳統高能耗產業。一方面，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引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綠色產業，擇優選取碳技術成熟、碳排放量少、低碳排放效率高的產業，吸引國外先進的能源技術、綠色產業等，加強國際、國內各流域技術引進以及流域間的交流與合作。建設綠色制造體系，引導綠色產業向工業園區內集聚，推動園區的綠色化、服務化和高端化。另一方面，加強低碳能源動力、節能環保建造材料以及新型生產裝備等技術的應用，提升相關低碳技術成熟度，加強綠色低碳相關的先進能源技術、環保材料、生產制造設備等領域的科技研發；
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模擬碳足跡［15］，精益化管控生產活動中的碳排放量，實現相關碳排放源的快捷追溯，保證碳排放監測、管控的準確性，提升沱江流域綠色低碳發展模式的科技含量，建立安全可靠的新能源體系，實現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和生態環境質量改善。
沱江流域上下游區域之間的碳排放互相影響，各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不同地區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時間的差異性。協同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存在外部性、區域間協同與主要責任劃分困難等問題，通過加強區域經濟協作，發揮沱江流域一般區域與核心區域的比較優勢，建立長期利益協調機制、獎懲機制、碳排放機制，流域沿線通力合作、協調發展，解決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問題，以保障沱江流域碳達峰碳中和愿景目標的順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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