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來 趙澤文
（廣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歷史走到今天，人工智能、新媒體、云計算以及互聯網催生了“他人的問題正是自己關心的問題”[1]，越來越形成了居住在地球村之人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衍生了全球化進程中共同的視域及話語，人類展開的是世界歷史。根據美國學者詹姆森的研究，全球化發展理論認為，全球化是資本擴張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發展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一是古典式資本主義階段，相當于馬克思《資本論》所研究的階段——市場資本主義，又稱國家資本主義；
二是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最后階段，依靠資本輸出，使用其他國家勞動力為本國賺取利潤；
三是多國化公司的資本主義，或稱晚期資本主義、后工業化資本主義以及消費資本主義，相當于當今學者哈特和奈格里所謂的“帝國”階段，資本更深入地向全球進行社會滲透。[2]縱觀以上三階段，資本獨占式的發展在全球化階段起支配地位，這導致了對待全球化的兩種極端——“原教旨主義和西方中心性”[3]80，導致了經濟危機，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經濟危機不可消除。阿馬蒂亞·森認為，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家界限，逐漸形成了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導致世界經濟走向嚴重的不平衡，貧困問題就是其突出表現。“實際上，今天所面臨的最為突出的實際問題包括：是否能夠更好地利用經濟關系、技術進步和政治機會，從而能夠更好地關注貧困者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實際上，這并不是抨擊全球經濟關系的問題，而只是一個如何更為公平地分配全球化的巨大收益的問題。”[3]106不僅貧困問題如此，生態等全球性問題亦應如此，全球化發展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可見，這是涉及財富分配的問題，也是創新財產權制度的問題，實質上這是一個利益公平分配和發展共享以及共享發展的問題。
全球化讓我們保持謹慎樂觀，由于發展路徑依賴，全球治理框架并不容易達成，因此*****2013 年3 月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首次在國際上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拓展了全球化發展思路，為全球化治理提供了新視域。美國次貸危機于2008 年發生，很快就席卷全球，阻礙了全球發展，治理也因之失靈，兩極分化加劇，延宕至今，全球經濟仍陷于危機陰影之下，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彰顯，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拜登奉行單邊主義，更是加劇了世界經濟的動蕩。歐洲因英國脫歐、移民、政府債務、民粹主義以及恐怖主義崛起等因素，經濟低迷，前景不明，不容樂觀。新自由主義的致命自負和內部治理混亂導致拉丁美洲發展停滯不前。非洲因部族沖突等原因，經濟在恢復和重建中，希望在漫漫征途上。大洋洲深受全球變暖之害，也不能獨善其身。只有亞洲經濟充滿活力，一枝獨秀，但仍難以逃脫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加劇了全球發展的困境，全球治理危機表明，世界發展前景堪憂，“向何處去”成為世人共同思考的課題。現代性發展并未實現人類的發展目標，當今全球治理下發展范式亟待轉換，亞洲發展實踐給全球治理與發展提供了另一智慧借鑒，從獨占到共享，創新財產權制度無疑是適宜的理性選擇。中國經濟在內外挑戰中崛起，在克服各種困難中行穩致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逐漸彰顯了其偉大力量。人類命運是一體的，這是21 世紀的發展曙光。馬克思畢其一生研究資本，考察了資本的無限積累及其后果，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昭示天下，也導致了財產權制度的革命性創新。資本邏輯集中體現為由資本獨占所引發的各種內在危機及其外溢的問題，由經濟危機引發全面危機，全球化過程中全球治理陷入困頓和混亂，走出發展困境，發展范式必將轉換。
（一）資本獨占式發展引爆經濟危機
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源是“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
它在單一主權國家內“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4]624，而且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及其促成的商品生產日趨向外伸展，商品生產者變得更加獨立、更加分散，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的社會生產愈加突出地表現出來，并且越來越走向極端。長此以往，必然造成這樣一種結果：“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新的‘惡性循環’。”[4]626基于這一分析，馬克思針對總危機周期不斷縮短的現實作出明確推斷，資產階級世界的壽命也必將不斷減少。資本獨占式發展范式的內在矛盾不能消除，資本擴張引致社會化不斷增長，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分工合作是必然趨勢和當然選擇。以資本為代表的物質財富（用法律語言說，就是財產）的巨大增長并未給人的解放提供先決條件，財產權制度的創新刻不容緩，走向共享發展才是出路。全球化把這種危機引向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美國優先的實質是獨占式的、霸凌的發展模式，保障自己世界舞臺的中心地位，導致非中心國家隸屬美國的從屬地位，世界經濟秩序更加不合理、更加不平衡，貧富分化加劇，全球化發展遭遇瓶頸，世界舊的“中心—邊緣”格局已呈現破局局面，全球化需要新的發展邏輯，資本獨占由全球化的推動力轉變為發展桎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運而生。
（二）資本獨占式發展引致社會危機
根據恩格斯的科學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致使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變成了無產者，歷史的發展注定這種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必將由這些無產者來結束，“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止境地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命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5]，這就造成資本主義社會“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4]622，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兩大階級的對立。斯賓格勒在其《西方的衰落》一書中，系統地分析了資本的獨占性所引發的西方現代性危機。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高歌猛進”使得西方人已經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失去了發展方向，凸顯了他們好與壞、對與錯的是非判斷和價值標準的分裂。資本主義在獲得對西方的統治歷時不久，作為“與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對立”[6]的生產方式的名稱早就開始了臭名昭著的歷史，原始資本積累就是其本性源初表現。資本拜物教盛行，資本像魔法師，不斷制造出越來越多的富人和窮人，窮人屈從于資本主義體系，無尊嚴無自由，社會兩極分化。社會貧富不均的現實以及日趨兩極分化的趨勢，必將引發激烈的社會對抗和沖突，資本主義國家的領頭羊——美國就是其典型代表，時至今日其內在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其結果必然是不可調和的社會危機。
（三）資本獨占式發展導致生態危機
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由資本獨占引發，繼之造成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緊張，進而導致生態危機。生態環境作為大自然給予人類最寶貴的饋贈，對于人類生存與發展作用及意義極其重大。自然界對于人類的重要性，馬克思曾特別指出：“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45恩格斯藉此指出，自然界“是我們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產物）賴以生長的基礎”[8]222。在這里，馬克思經典作家強調自然的重要性時，更重要的是從作為整體的“人類”的視角，而不是站在單個人或個別群體的立場上。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的獨占性將生態自然也私有化了，自然資源私人占有者不是也不可能是站在人類整體的立場上來組織生產，而是為了利益最大化而更多地占有市場。為此，資本家必然將生態自然視作可被肆意侵奪的資源庫以及可以任意排放有害廢棄物的垃圾場。這樣，產生生態危機就成為必然。對此，恩格斯曾嚴正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8]383如今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生態危機和生態災難是資本對自然的剝奪，新冠疫情不得不說就是生態惡化的體現，生態危機嚴重惡化了人類的生存環境，當下生態問題證明了恩格斯告誡的正確性及科學性。現在有一種危險的趨勢是把這種危機引向空間，自然生態危機向空間的延展，其惡果已初步呈現。
（四）資本獨占式發展引發空間危機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科學地論述了資本獨占引發的經濟危機，并作出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預言。但現實情況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過去170 多年了，資本主義制度依然通過局部調整得以僥幸存活。現代法國思想大師亨利·列斐伏爾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暫時垂而不死的秘密，在于資本獨占從生產領域切換至空間生產領域，“資本主義已發現自己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解決的話）自己一個世紀以來的內部各種矛盾。……我們無法計算其代價，但我們的確知道其手段：占有空間，并生產出一種空間”[9]。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生產方式已經從“空間中的生產”（the production in space）轉變為“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亨利·列斐伏爾說：“空間是一種產品。”[10]空間由生產的背景、舞臺變身為產品。道路、橋梁、廣場、城市、房屋等空間成為資本利潤的主要來源，大量資本投資于空間生產領域，開啟了貌似繁榮的城鎮化時代。然而，投資于空間產品的資本容易被固化在鋼筋、混凝土中。一方面，空間產品屬于固定資本，一次投入多次收回，周轉時間長；
另一方面，資本獨占導致空間產品相對過剩，勞動人民購買水平相對下降與空間產品相對過剩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空間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空間危機，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失去自我調節的彈性。資本獨占引發空間危機同樣彰顯在戴維·哈維證明的資本空間化及其衍生的“破壞性效應”上，資本空間擴張仍在資本邏輯內封閉運行，城市病應運而生，房地產泡沫引爆，資本主義獨占式制度導致空間危機，更嚴重的是美國成立了外空戰略部隊，將壟斷競爭引向外空間，其最終目標不是用于人類的發展，而是用于獨占，與人類共享空間發展的理性選擇背道而馳。
（五）資本獨占式發展引發文化危機
資本主義失去了攻占封建堡壘時的生機與活力。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指出，當下令人詫異的社會現實是在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近半數的人幾乎是一無所有，“最貧窮的50%人群占有的國民財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過5%”[11]，資本獨占導致世界貧富極端分化，貧困赤字急劇上升，表明資本獨占失去了其道義上的合理性，表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衰退。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侵入文化，導致了資本主義人性的異化與文化的腐敗，導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的危機。資本主義文化危機表現在：一是知識分子的危機。米歇爾·福柯發現人們的理性、真理、正義、價值以及尊嚴感正在消失，而“人死了”正是他基于這些西方與知識分子存在息息相關的條件的消失而言的。二是科學技術的危機。馬克思當年指出的異化問題不僅未得到有效的克服，反而進一步深化與擴展。科學技術不僅成為意識形態，而且造就了“單面人”，導致“一個依靠科學技術的社會就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藝術、沒有倫理、沒有信仰的社會”[2]352。三是大學與教育的危機。大學與教育追求短期效應、平面化以及消費性目標，大學及教育追求的價值與人類文明大道偏離。四是文化失去了倫理價值。文化危機導致文明衰敗，“文明遂變成了理論的而不是倫理的文明，現代人喪失了經濟地位的自由、獨立精神的自由和個性發展的自由，使人失去了社會道德感和創造性”[2]352。五是世界失去了詩意和意義感。針對生活中出現的諸如實用操作與理性規范、文化的主體與客體、理性與非理性、文化價值觀念與經濟社會目標等的對立與分裂現象，海德格爾提出了“詩意的生活”，但資本主義精神卻喪失了道義基礎，并且危機的根源并未消除，資本主義文化表露出枯萎的征兆，和諧共存共享應成為文化的主旋律，未來的文化是傾向于人的解放、自由以及尊嚴，財產權制度應為人的解放、自由以及尊嚴提供保障而不是制造障礙，解決當下文化問題只有創新理路才是普照之光。
（六）資本獨占式發展引起的危機終將向全球蔓延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邏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交往的擴大，民族史必定發展成為世界史。于爾根·科卡也持有與此近似的觀點，他在《資本主義簡史》一書中把資本主義的特征概括為產權清晰、市場機制和資本推動的技術和組織結構的進步必將超越國界的限制，致使國內危機擴展蔓延為全球性危機。這樣，通過歷史之維對資本主義的考察，他把全球化歸結為資本的擴張。他認為，資本主義最初以商業手段向世界拓展，資本與暴力結伴而行，生產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金融資本變換自己的形式向全球擴張。資本一方面給世界貢獻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把資本主義所標榜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統統帶進溝里，兩極分化終將埋葬資本的價值，經濟的增長與社會的痛苦呻吟并行不悖。擁有巨額物質財富的人的追求與社會福祉和公共利益背道而馳，資本創造的財富難以共享，資本的獨占性和壟斷性更加囂張，社會緊張難以消除，財產權制度創新亟待解決。伴隨著暴力而行的資本導致世界兩極分化加劇，資源及財富分配更加不公平，由于發達國家推卸轉嫁自身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更多的義務被發展中國家及落后國家和地區承擔，致使落后國家及地區發展更加舉步維艱，零和博弈的舊世界秩序難以維持，叢林法則仍大行其道，全球性問題更加凸顯，整個世界更加不安寧，市場的擴張終究不可能是無限的，全球性發展面臨挑戰，獨占式發展的道路行不通。
恩格斯有一段精彩的總結，他說：“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
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8]177資本獨占不僅是資本主義初期的實質，也是當今資本主義的本質，更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恩格斯的科學判斷及論斷今天仍未失效，資本獨占必然走向窮途末路。
當前，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出現了一系列的全球化挑戰及危機現象，實質上是發展邏輯出現了嚴重問題。動物行為之父、諾貝爾獎得主康拉德·洛倫茨在《文明人類的八大罪孽》一書中將全球治理失靈歸因于資本主義在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同時所造成的“八大罪孽”：人類生存空間的缺乏及危機；
環境的破壞及污染以致不能自我恢復；
不受管束和無限制的增長導致人類正走向種族自滅；
藥物的濫用和技術的無節制“造成了感情上的騷動不安和知覺上的麻木疲憊”；
人口的增長及遺傳蛻變；
破除傳統或拋棄傳統價值；
核武器的增多；
“對廣告、洗腦宣傳、以及科學知識具有可灌輸性與易感受性”。[12]康拉德·洛倫茨的分析不無道理，當前之所以會出現全球治理失靈及發展困頓，不僅在于全球化進程本身出現了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及美國優先的不和諧因素，而且還在于傳統全球治理體制的霸權暴力實質與全球化趨勢相悖，舊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不再適應全球化發展訴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獨占式發展范式走到了盡頭。
（一）全球化發展呼喚全球治理改革
20 世紀末以來，伴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意識形態為標準將主權國家劃為不同陣營的冷戰國際政治格局逐漸解體，國際社會大踏步向共同體方向邁進，世界呈現出多極化政治、全球化經濟、多樣化文化、信息化社會等狀態。國際社會各行為主體在經濟、安全、生態等領域的命運愈加緊密相連，進一步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尤為重要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這次工業革命不再是某單一領域的革命，而是涵蓋物理、數字和生物等幾大領域的綜合性革命，其創新技術和成果傳播的廣度與速度遠非前者所能比。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最為突出的成果莫過于網絡信息技術發展引發的網絡全球化及智能化，其發展速度之快、程度之巨、范圍之廣前所未有。然而，這一革命是一把“雙刃劍”，在為人類提供更加便捷快速信息傳播的同時，也沖擊著傳統的以主權國家疆界為壁壘的治理模式。這樣，在網絡全球化的助力下，全球愈加緊密地聯系成為一個“地球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各國人民的必然選擇，也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面對全新的全球發展和治理局勢，傳統的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制及舊秩序越來越不合時宜、力不從心，引發了諸多消極后果和問題，亟待轉換發展范式。在經濟方面，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風暴，使得全球金融系統遭受嚴重震蕩，致使全球經濟整體陷入低迷，金融資本引發的危機外溢而拖累全球經濟，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為其埋單，但部分在舊有全球經濟秩序下處于邊緣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卻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在安全方面，一些區域沖突或動亂由于各種外部勢力——尤其是美國式民主的強力推送以及干涉與介入而逐步升級為國際矛盾與沖突，恐怖主義在此期間也呈現出全球蔓延之勢，作為國際矛盾沖突調停者的聯合國對此卻無能為力；
各種生物病毒的跨國傳播以及各種以核武器為代表的殺傷性武器的廣泛研發與全球擴散，嚴重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這些問題已不再限于個別區域或單個主權國家，也遠非單個主權國家所能有效應對的，嫁禍他國也于事無補，需要世界各個國家齊心協力共同面對，才有望對其予以有效遏制和應對，人類命運如此緊密連成一體，走向共享發展和發展共享是唯一的選擇。
（二）傳統全球化治理體制與全球化發展需求相悖
有效解決全球性危機，需要各主權國家不是從單個主權國家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應對危機；
而是心懷國際視野，從全人類整體利益的立場和高度來增進共同利益、謀劃整體發展。這種新的全球治理理念要求國際事務行為主體必須具有整體性思維和共享理念。整體性思維是隨著國際關系全球化發展趨勢不斷加深而逐漸形成的一種政治理念、思維模式以及發展邏輯，強調國際社會的整體性以及國際關系發展的連續性與規律性，對國際社會的健康發展以及國際關系的和諧問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然而，這種整體性思維是與西方個人主義及個體本位價值觀格格不入的。在國家建構與社會發展問題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倡導個人主義及個體本位，推崇英雄史觀。基于這一社會歷史觀的指導，西方全球治理觀和發展邏輯不是以全球的共同利益，而是以保障主權國家個體尤其是發達強國的國家利益為國際政治活動的價值旨歸及目的。可見，西方這種個體本位主義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發展邏輯，無疑是與協商解決跨國蔓延的全球性問題的趨勢相違背、相沖突和相矛盾的。
當然，西方國家缺乏整體性思維，不單單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使然，而且尤其應歸因于其制度因素。西方國家所推崇的資本主義，自誕生之時就爭議纏身，在頌揚和怨懟中羈絆前行，時至今日雖然呈現出式微的征兆但仍主導著世界秩序，致使全球發展和治理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究其根本，是因為從資本運行的邏輯跡象不難發現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的外化形式與原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和發展格局明顯不對稱，具體而言，就是在于傳統全球治理體制與全球發展和治理需求不相適應。傳統全球治理體制在二戰后形成，隨著蘇聯解體，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峙局面宣告結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主導的全球安全治理及發展進一步調整。超級大國美國一家獨大，它自我標榜為“世界警察”，打著維持世界和平秩序之名大力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美國優先，妄圖以自己的價值標準和政治制度為標尺來改造世界，以“人權”“自由”等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對一些主權國家進行“民主”改造，不僅沒能營造穩定和諧的國際發展環境，特別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并形成符合自身發展的格局，反倒使得這些國家長久以來形成的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政治格局被美國優先所打破，尤其是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世界陷入了持續的經濟衰敗、****之中，外部干涉勢力與國內反干涉勢力連年征戰、政府軍與反政府武裝沖突戰火頻仍。可見，這種全球安全治理發展機制旨在以犧牲非主導國家的社會穩定、政治安全為代價來實現主導國家自己的利益，因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安全治理發展機制，妨礙了全球性發展，在本質上是西方抑或說是美國中心主義。在這種全球安全治理發展體制下，被主導國家是直接的受害者，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以及當前仍處于戰火之中的敘利亞就是明證，他們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以美國為主導的傳統全球安全治理發展體制實質上是資本的獨占，舊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越來越難以適應全球發展和治理的需要。
然而，西方國家并沒有對當前所展開的全球化發展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反思，反倒將全球治理失序的根源歸結于“全球化”的深層發展，并基于此在國際行動實踐中推行“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在經濟上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在政治上推行民粹主義，在文化上盛行排外主義，在外交上倡導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事實證明，美國優先的邏輯，把自身的結構性矛盾歸咎于全球化，這種逆全球化策略違背世界發展潮流，對全球性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和負面的影響，路徑依賴的美國走向與人類文明大道相左的不歸路，馬克思主義的“消滅私有制”才是根本出路，進一步切實推進財產權制度創新。
在應對全球危機問題上，西方國家的逆全球化策略之所以不能奏效，是因為全球化進程本身是一個客觀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過程。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圍繞這一問題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7]88*****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馬克思“生產方式”和“交往”以及“世界歷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指出：“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13]這就是說，全球化是從民族歷史發展成為世界歷史過程的客觀產物，是隨著生產力發展與交往擴大而出現的，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形式與體現。因而，要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全球發展和治理失范問題，不應因噎廢食地否定全球化本身，而是在全球化框架下謀求**之道，就是要從資本獨占轉變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共享發展才能開出新篇章和走出新道路。出于這一認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提倡共享發展和發展共享。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旨在實現共享發展
“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14]，中國正處于全球性發展和治理轉型時期，圍繞全球化危機以及全球治理體制的建設貢獻出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得到了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認同，他們認為從“命運共同體”概念基礎上完善發展而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完全符合全球治理體制和全球性發展邏輯變革的需要。“命運共同體”概念是國務院新聞辦在2011 年9 月發表的白皮書——《中國的和平發展》 中首次提出的，它倡議：“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15]“人類命運共同體” 概念則是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呼吁：“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16]而后，*****在很多重要場合系統深入地闡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使之不僅在空域上從單個主權國家到特定區域直至擴及整個全人類，而且在內容上涵蓋政治、安全、文明、生態、網絡空間諸方面，從而構造了一個整體化、全方位的“共同體”。為促進當今世界的和平發展，2017 年***在聯合國日內瓦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17]這一中國方案。***總書記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擺脫全球發展和治理困境的理論，有力地反擊了國際社會中的“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思潮和逆流，這一為**全球發展和治理難題提出的頗具積極意義的“中國方案”有力地推動了傳統全球發展和治理的轉型，“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14]。唯有進行財產權制度創新，才能走出發展的泥潭和沼澤。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發展邏輯和治理體制變革的指導思想，不僅是因為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為基本遵循的科學思想，而且還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理論積淀而發展和創新而來的中國智慧。與倡導個人主義、推崇英雄史觀的西方社會歷史觀相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著與整體性思維相一致的文化基因。中國傳統文化根植于農耕文明，其價值理想是“世界大同”，宇宙觀是“天人合一”，政治觀是“天下為公”，社會規則是“和而不同”。這些傳統觀念和智慧，無疑是與整體性思維相契合的。正是出于二者的契合性以及對國際關系全球化發展規律的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才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種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人類發展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事實上，中國不僅是這種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和發展邏輯的提出者，更是其堅定的踐行者。2017 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作為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和發展邏輯以及整體性思維的倡導者明確強調：中國將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打造伙伴關系、支持多邊主義等方面，堅定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的“決心不會改變”。[18]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日趨走進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央，正是基于中國在推進全球發展和治理轉型所做出的努力，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則標志著國際社會已經普遍認可這一理念，它已經成為全球性發展的共識。只有只爭朝夕的實踐，才能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共享變成美麗的現實畫面。
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多邊主義仍是人間正道，共享發展以及發展共享是歷史的基本趨勢，邊緣和中心的世界格局不可持久，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再也不能持續下去。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導引的共享發展
全球性經濟危機集中爆發后，相比其他國家普遍的經濟蕭條，中國則呈現出一派“西方不亮東方亮”的格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支柱和引擎。然而，中國不是獨善其身地自私地只顧自身發展，而是繼續致力于為世界經濟復蘇進而持續發展提供新思路、探索新方案，以期在世界各個主權國家的合作共贏中推進共享發展與合作共贏。中國關于世界經濟發展提出的最為宏大而切實可行的思路和方案，莫過于“一帶一路”倡議。它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外化與實踐，它摒棄了傳統的全球發展治理體系下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經濟發展模式，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對沿線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經濟發展采取求同存異戰略策略，旨在打造一個開放包容、和諧共享的國際合作和發展平臺。這一平臺，不僅有利于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國內外開放型格局，為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和持續活力；
而且還能夠使沿線國家實現優勢互補和經濟再平衡，從而有利于推進沿線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的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為了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號召并設立了一個專項基金——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沿線國家協同發展和互聯互通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和堅強的融資支撐，收獲了初步的成效，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打造了發展的新平臺，也贏得了沿線國家的尊重。
同時，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不僅著力于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動力與活力，而且還致力于維護全球安全與穩定，尤其是充分尊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承諾“建設8000 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未來5 年內，向非盟提供總額為1 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備軍和危機應對快速反應部隊建設”。[19]中國用實際行動承擔起世界和平的促進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國際責任和大國擔當，為全球性發展提供了前提和機遇。全球性安全危機需要世界各國尤其是相關各國共同努力才有望得以解決，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真正可以用來指導全球發展治理體系創新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導下參與全球發展和治理實踐的成效斐然，受到了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肯定和廣泛認可，這不僅使得這一科學思想在實踐中更趨于完善，而且還給國際社會中那些唱衰全球化、鼓吹“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錯誤思潮以有力回擊，并在客觀上促進了全球發展治理體系的創新與發展。
新冠疫情作為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波及國家之多，影響人口之眾，阻礙發展之深，出乎世人預料。2020 年5 月18 日，***在第73 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中強調：“病毒沒有國界，疫病不分種族。”[19]這再次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偉力。中國歷盡艱難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和傳播，取得了抗疫的勝利，彰顯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為世界各國抗疫提供了經驗，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同時，中國為盡可能多的國家分享防控和救治經驗，承諾兩年內提供20 億美元的國際援助支援貧窮落后的非洲及其他地區。中國提出并努力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展現了大國擔當，凸顯了共享制度的優勢，為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貢獻。與之相反，“抹黑”他國、甩鍋他國，“抹黑”和甩鍋世界衛生組織，拋棄應擔責任、損人不利己，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背道而馳，其結果必然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有不抱狹隘私利及偏見的國家，都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原則持認同態度。世界抗疫實踐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導引的共享發展及發展共享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在其《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一書中引用學者薩米恩托的話：“殖民地與新殖民地國家中的許多知識分子自己在文化上受到宗主國的殖民化和洗腦，以致只以宗主國的形象來研究他們自己的社會——文明或野蠻：這是薩米恩托談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阿根廷時的用語。”[20]147作者為此在該著扉頁上寫道：“紀念我的智利學生、朋友和同志達戈維托·佩雷斯·巴爾加斯，他把理論問題拋在腦后，為了反對靠依附、不發達和剝削求積累而英勇戰斗，壯烈犧牲！”“愿他的事業與英名永存！”[20]序言6警鐘猶在，全球性發展應汲取這個深刻的教訓，不被單邊主義所阻礙，攜手共克時艱，共赴未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總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道路借鑒和理論借鑒，也為接近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發展機遇。歐風美雨風光不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導致的內在危機以致外溢的危害不可消除。全球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成為一個村莊，地球扁平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堅定地更新發展理念，轉換發展范式，因為只有從獨占轉換成共享，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才能“長風破浪會有時”，發展等全球性問題才能有望解決，全球性發展及治理才可能迎來光明的未來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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