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榮艷
摘 要 Pleco作為當下頗受歡迎的外向型漢語詞典類App，其語法標注不區分字頭下不同層級的語法單位，對單音節詞、單音節不成詞語素和音節字都進行了“無差別的詞性標注”。這一標注模式雖肯定了語素在復合詞學習中的作用，迎合了漢語學習者的學習心理，但也存在標注依據不合理、混淆不同層面語法單位等顯著不足。因此，文章提出了功能與意義相結合、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素性標注依據，以及語法標注的區別性原則。在具體操作層面，文章還提出了“分層標注”的新型標注模式，嘗試優化外向型漢語詞典的語法標注模式。
關鍵詞 Pleco 外向型漢語詞典 語法標注 詞典編纂 詞匯學習
一、 引言
外向型漢語詞典是面向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重要學習工具，其在輔助漢語詞匯理解、記憶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移動終端的普及，漢語詞典類App被廣泛應用，甚至取代了大量傳統紙質版詞典。Pleco作為較早面世的外向型漢語詞典類App，其使用率和受歡迎程度遠超過其他漢語詞典類App，（楊玉玲，楊艷艷 2019）但我們在考察Pleco的詞性標注時，卻發現了一些問題。
現出版的內、外向型漢語詞典大都已實現全面詞性標注，即將收錄的成詞條目標注為名詞、動詞、形容詞等不同類別，以輔助使用者了解詞的位置和搭配。與這些詞典不同的是，Pleco中詞性標注的對象范圍要廣得多，其不嚴格區分漢字字形下的語法單位，為單音節詞、單音節不成詞語素和部分音節字都進行了無差別的“詞性”標注。如圖1中Pleco將非語法單位的音節字［1］“猩”標注為名詞“NOUN”。
當下的內、外向型詞典大多為字頭中的單音節詞標注了詞性，對單音節不成詞語素和音節字則不加標注，如《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第7版、《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等。但也有少量詞典對單音節詞和單音節不成詞語素字都進行了語法性類標注，如《現代漢語規范詞典》（以下簡稱《規范》）第三版。但像Pleco這種，詞性標注范圍囊括詞、語素、音節字的情況并不多見。由于不成詞語素作為復合詞的構詞成分，其在詞內大多是按照構詞規則進行組合搭配的，與復合詞內的其他組成成分之間也存在主謂、動賓、偏正等關系，如“國營、司機、表哥”等，因此學生在學習這些復合詞時也會考慮構成語素的意義及語法性質，形成語素意識。現有研究表明，漢語語素意識能有效幫助學習者從構詞語素中提取部分信息，從而輔助整詞的理解。（Ke & Koda 2017；
Chen 2018；
Chen 2019） Pleco的特殊標注模式凸顯了非常規語法單位的語法功能、強調語素和音節字的作用，揭示了漢語學習者追求語言單位的功能、意義、形態“三位一體”完整性的學習習慣，有利于學生培養“自下而上”的詞匯學習模式。
另有大量心理語言學研究證明，人類大腦中存在高度組織化的心理詞典（mental lexicon），儲存著語言的詞項或詞條知識，（Terisman 1960；
Aitchison 1987；
桂詩春 2000；
蔡振光，董燕萍 2005）漢語學習也是如此。學習者在學習漢語詞匯時，除了“整體接受”，還會采用“拆分理解”的方式記憶、習得漢語復合詞。在現代漢語中，詞是最小的能夠獨立使用的語言單位，語素是最小的音義結合體，漢語單音節語素作為雙音節復合詞的構成材料，其與詞的關系密不可分。漢語雙音節詞中的語素與其構成詞的功能和意義也互相聯系，使漢語詞匯域與語素域互相映射。因此，Pleco為不成詞語素標注“詞性”的做法既揭示了漢語語素域向詞匯域的“由低到高”的跨層級映射關系，也體現了詞匯學習中語素的重要地位。符合漢語學習者學習規律及學習心理，有一定的合理性。
漢字與單音節詞、單音節語素、音節字的復雜關系使得漢語的語法性類標注十分困難，Pleco不區分語法層級的混合標注方式，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容易讓使用者混淆不同語法層面的語言單位，造成使用偏誤，如將不成詞語素當作詞來單獨使用等。學界對語法標注單位的大小問題也展開過激烈的討論，認為語素不能進行語法分類的學者指出，語素（特指不成詞語素）只有表義功能，只能憑借意義進行分類，不具備語法功能，
（陸志韋 1957；
張壽康 1986；
金立 1999）給語素標注“詞性”，是“混淆了詞素平面和詞平面，用詞性代替了詞素的詞性”（潘紹典 1986）。而承認語素具有詞性的學者則認為，語素可以進行語法分類，語素的語法類別問題基本上就是詞類問題，不同結構體的類別跟語素的類別基本相同，如“名”“動”“形”等，（呂叔湘 1962）語素雖不一定是詞，但是卻明顯地具備著詞性。（尹斌庸 1984）亦有學者嘗試對現代漢語語素進行語法分類，分類結果雖不盡相同，但都肯定了語素的語法功能。（尹斌庸 1984；
苑春法，黃昌寧 1998；
楊錫彭 2003）
介于當下研究外向型詞典詞性標注情況的文章不多，且Pleco獨特的標注模式鮮有人研究，故本文從Pleco的語法標注出發，探討外向型漢語詞典語法性類標注的依據、原則及意義，即著重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1） 通過分析漢字樣本在Pleco中的標注結果，研究Pleco不區分語法單位的標注模式的深層原因，分析其合理性與不足。
（2） 結合Pleco語法標注的現狀，嘗試提出較完整的標注依據和原則。
（3） 探究“分層標注”這一新型標注模式在優化外向型漢語詞典編纂、輔助漢語學習過程中的意義。
二、 Pleco中語素及音節字的標注情況
（一） 樣本的選擇與抽樣
漢語字、詞、語素三者間的關系紛繁復雜，大多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介于從整字入手進行分類的難度大、出錯率高，本文從漢字的義項出發，根據表義與否將樣本分為語素字（包括成詞語素字和不成詞語素字）和音節字，再以語素字的各個語素項為統計基礎，以成詞與否為標準，將其分為成詞語素項和不成詞語素項。最后重點對單音不成詞語素項和音節字在Pleco中的詞性標注情況進行分析。在漢字抽樣過程中，本文利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從《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修訂本（2001，以下簡稱《大綱》）中抽取了甲級字55個、乙級字55個、丙級字42個、丁級字48個，共計200個漢字。由于同音字（29個）和異形字（1個）的存在，實際抽樣所得230個漢字，共計854個語素項，各級樣本漢字的成詞情況如表1所示。
（二） 樣本標注概況
經過對樣本的檢索，我們發現Pleco對230個樣本漢字中的221個進行了分項詞性標注，在標注過程中不區分語素和非語素、成詞與不成詞。Pleco的詞性標注與《規范》大致相似，即不做詞和不成詞語素的區分，字頭一律分義項標注詞性。但《規范》不標注詞綴和音節字的詞性，Pleco則不對其做嚴格區分。Pleco的詞類系統基本與《現漢》和《規范》一致，采用的都是目前通行的詞類系統，即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和擬聲詞等大類。
（三） 不成詞語素項的素性標注
漢語的詞類劃分以詞的語法功能為主要依據，兼顧詞的意義和形態，而漢語不成詞語素的素類劃分依據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現有的關于不成詞語素的分類研究大多將意義、在詞內的組合關系及對應古語詞的詞性作為語素標注依據。如《規范》的編者李行健（1997）就指出語素間的關系“未嘗不可以按詞和詞組合的關系進行分析并確定其詞性”，并對該詞典所收錄的語素進行了語法標注。而這種語素標注理念在《規范》問世后遭到了眾多學者的指摘，部分學者認為這種標注模式回避了詞和語素的區別，混淆了不同語法平面的單位。如孫德金（2004）提到，對于漢語非母語者來說，給不成詞語素標注詞性會誤導學習者把語素當成詞來造句。馬楠（2009）也指出詞典應該以詞為單位標注詞性，《規范》這種廣義的詞性標注模糊了語素和詞之間的層級關系，增加了離析漢語詞、語素和字的困難?？梢娔壳皟?、外向型漢語詞典語法標注的單位問題仍需進一步討論。
我們分析了391個不成詞語素項在Pleco中的標注情況，從該詞典的英文釋義、配例、配例翻譯著手，分析Pleco中不成詞語素項的標注依據。在391個不成詞語素項中，依據語素的英文釋義及構成詞的意義對語素進行語法性類劃分的共有334項，占總量的85.4%，如“復”被釋為duplicate，標作動詞性；
“卡”作為card和car的音譯外來詞縮略音節，按照“卡片”和“卡車”義被標注為名詞性；
“觀”按照其構成詞“景觀、外觀、觀念”等意義被標注為名詞性。依據語素的組合關系劃分語法性類的共有57項，占總量的14.6%，如“旅”在“旅美、旅日”中做動詞，后接賓語；
“丹”在“丹楓”中做形容詞，修飾名詞。我們在分析過程中還對照了《古代漢語詞典》（2021）的詞性標注，發現Pleco中391個不成詞語素項的詞性標注與《古代漢語詞典》重合的有328項，占總量的83.9%，即現代漢語中的不成詞語素項在古代漢語中可單用，且意義和詞性相同的占絕大多數，故不排除Pleco在標注不成詞語素的素性時參考了對應古代漢語單音節詞的詞性。
（四） 音節字的標注
在本文選取的230個漢字樣本中，有10個不表示意義的音節字，即只充當聯綿詞表音成分的漢字。這10個音節字在Pleco中的標注情況是復雜的，其中“便、估、委、伺、躊、嘮”被注解為MEANINGLESS BOUND FORM（無意義黏著形式）；
“佛、令、氏”的釋義中給出了配例；
“蜘”作為無意義的音節成分，被標注為名詞。我們不難發現，Pleco強行為音節字標注“詞性”時存在體例不一致、標注無依據、缺少配例等問題。為進一步探究Pleco對音節字的詞性標注模式，我們從《聯綿詞大辭典》（2013）中隨機抽取了50個雙音節聯綿詞，將其拆分為100個漢字，并檢索這些樣本漢字在Pleco中的標注情況。統計結果顯示，Pleco對樣本中的29個漢字進行了無差別的“詞性”標注，且大多數音節字的“詞性”與其所在整詞的詞性一致，如“鸚、醍”等被標注為名詞，“拮、蕤”等被標注為動詞。
Pleco這種“獨特”的標注體例看似缺乏合理性，實際上卻迎合了漢語學習者普遍將漢字當成“漢語天然的單位”的心理。漢語將漢字作為書寫單位，字與字之間不實行分詞連寫，漢語非母語者很難從句段中分離出詞、不成詞語素和音節字。而且漢字的表義性將其從大量表音文字中獨立出來，漢語學習者很容易將漢字看成意義與功能的特殊表現單位，即形成“字-義-性”這種一一對應的類推思維。再加上漢字形體本身的理據性很強，音節字可能沒有使用上的意義卻擁有字形層面的意義。如“猩猩”中的“猩”字是典型的左形右聲的形聲字，但我們很難向沒有語感的漢語學習者解釋為什么這樣一個“正?！钡臐h字卻不能單獨表義，而只能通過重疊表義。因此Pleco為了避免區分漢字字形下的詞、語素、音節成分所帶來的麻煩，對大部分漢字都進行了無差別的詞性標注，然而這種標注模式卻未得到貫徹，仍有部分音節成分因其構成詞的意義抽象、字形理據性不強等原因未被標注。
三、 Pleco語法標注的局限與對策
（一） Pleco的語法標注局限
Pleco對不成詞語素和音節字語法性類標注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標注依據不完善、標注體例不科學這兩方面。
在研究Pleco語法性類標注的依據方面，我們通過分析樣本不成詞語素和音節字的語法性類標注，發現Pleco將語素的釋義、在詞中的組合關系及對應古語詞的詞性作為不成詞語素項標注的主要依據，將音節字構成的聯綿詞、音譯詞的詞性作為音節字標注的主要依據。但由于漢語單音節語素的組合能力強，其意義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Pleco將單音節不成詞語素的英語釋義作為劃分的主要標準，而只有小部分語素項的標注以語素的組合關系為依據的做法未能將語素的意義與功能良好結合，易造成標注不當。例如上文提到的不成詞語素“復”，在Pleco中被翻譯為duplicate，標注為動詞性，例詞為“復寫”。而“復寫”在《現漢》中的釋義為“把復寫紙夾在兩張或幾張紙之間書寫，一次可以寫出若干份”，此時“復”帶有明顯的副詞性，修飾動詞“寫”，而不是Pleco所標注的動詞性。由于現代漢語經歷了語素化過程，大量現代不成詞語素在古代漢語中是作為獨立的詞來使用的，因此Pleco將對應古語詞的詞性作為語素的重要標注依據之一，詞典中大量使用古語詞和古漢語用法作為配例，未充分考慮釋義的通達性和實用性，還造成部分不成詞語素項的文言配例與語法標注不符，削弱了語素標注的科學性。例如“考”的不成詞語素項用法，在Pleco中被標注為名詞性，配例為“《毛詩古音考》《宋元戲曲考》”，而在《古代漢語詞典》（1998）中，“考”字除了在表示“舊稱已死的父親”一義時為名詞，其余義項均為動詞性。Pleco將古籍名作為配例，出現了生拉硬套、標注失當的錯誤。至于音節字的標注，Pleco傾向于將整詞詞性作為聯綿詞音節成分的標注依據，將音譯詞原詞詞性作為音譯詞內部成分的標注依據。如將“葳蕤”的形容詞詞性直接移植到音節字“蕤”上，又如“卡”作為card和car的音譯外來詞縮略音節，其按照“卡片”和“卡車”義被標注為名詞性。本文認為聯綿詞和音節詞內部的成分具有共同表義性和不可拆分性，成分之間不存在組合關系，也無法體現語法功能。因此Pleco將整詞的詞性和意義強加在這些成分上的做法是欠考慮的，單純的音節字不應該被語法標注。
在標注體例方面，Pleco對單音詞、單音語素及部分音節字不加以區分，統一標注為“N，V，ADJ”等，這一做法加深了三者間的模糊程度，也增加了離析單音詞、語素和漢字的困難，還可能誤導漢語學習者，使其將不成詞語素或音節字當作詞來單獨使用，造成偏誤。例如Pleco將“旅”的不成詞用法解釋為travel，并標注為動詞，漢語水平不高的學習者很有可能在查閱詞典后將不成詞語素“旅”當作詞語“旅行、旅游”來用，出現“我明天要去旅?！薄澳阆矚g去哪兒旅？”等錯誤用法。我們在檢索暨南大學漢語中介語語料庫后發現，留學生將不成詞語素當作詞來用的偏誤并不是個例，如：
1. 至今、它成為世界惟一的特觀。
2. 我去了河原、梅州、福建，觀了土樓。
3. 就是當那些動物踩上它時，它的種子就會被帶到別的地方生戶、發芽，進行繁殖。
4. 老實說，我們小時候的衣服都是穿媽媽用剩下的巾來做給我們衣服。
上述學習者因無法很好地區分意義相近的成詞語素項及不成詞語素項，將不成詞語素“觀、戶、巾”當作獨立的詞來用，這引起了我們的反思：當下的漢語詞典及詞典類App的詞性標注是否加劇了這種趨勢？我們如何在促使語素素性發揮作用的同時避免學習者混淆不同層級的語法單位？
（二） 優化語法標注的對策
介于Pleco中語素素性標注依據不完善、標注體例不科學，我們提出了功能與意義相結合、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素性標注依據，以及語法標注的區別性原則和“分層標注”的新型標注模式，在區分同形異層語法單位的基礎上，發揮素性的積極作用。
1. 語法標注的“三結合”依據
（1） 功能與意義相結合
“語素的語法類別問題基本上就是詞類問題”（呂叔湘 1962），因此我們在進行素性標注時可類比詞性標注，將語素的功能與意義結合起來作為標注依據。語素的意義在確定語素同一性的問題上，為我們提供了捷徑，我們可根據語素項意義關聯與否，完成語素的分項與合并，這是素性標注的前提，但根據尹庸斌（1984）的統計，75%的語素都有兩個及以上的語素項。語素的多義性造成了語素的多功能性，在不同的組合中，語素可表現出不同的意義和功能，反過來說，語素的多義性是通過不同的詞法組合實現的，語素的意義需要在組合中顯現，自身具有模糊性。因此我們在判斷素性時需將語素放進組合形式中去，觀察該語素與組合中其他成分的搭配規則，判斷其語法功能，做到功能、意義相結合。例如Pleco將“蜂集”中的“蜂”標注為副詞性，認為其表示“像蜜蜂一樣（聚集）”，然而Pleco如果充分考慮被釋詞的內部語法組合形式，并類比“云集”“狼吞虎咽”等詞，就會發現此類詞語都是名詞修飾動詞用法。因為漢語的詞類和句法成分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蜂”并不因為其臨時意義的改變而改變詞性，仍做名詞。
（2） 共時與歷時相結合
從現代漢語的詞法出發來判斷素性是共時層面的素性標注依據。除了共時層面，我們還可從歷時角度出發，從對應的古代漢語單音詞的詞性入手，推斷現代漢語單音節詞或單音節語素的語法性類，做到共時、歷時相結合。古代漢語單音節詞匯占優勢，隨著漢語的發展，大量古漢語單音詞降格為單音節語素，在詞法層面發揮作用。雖然由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但詞匯的繼承性使現代漢語單音詞與單音語素和古漢語單音詞在意義、功能上都有莫大的聯系。因此古代漢語單音詞的詞性為我們判斷現代漢語語素的素性提供了捷徑，很多學者都在研究中肯定或采用了這一方法
（呂叔湘 1979；
尹庸斌 1984；
李行健 1997；
楊錫彭 2003；
董秀芳 2008等）。例如“客”的動詞性用法在現代漢語中已喪失獨立使用能力，僅在“客居”等詞中出現，但在古漢語中做獨立動詞，因此可據此將其判定為動詞性。
（3） 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在漢語語法分類研究中，學者們選用了不同的理論依據，如董秀芳（2008）利用“中心原則”（Headness Principle）和X標桿理論（X-bar theory）來研究語素的語法類別和名詞性半自由語素的獨立條件，俞士汶等（2020）運用生成詞庫理論解決動名兼類問題等。我們認為，理論支撐對詞性標注研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標注過程中，我們還要充分考慮語素的實際使用情況，即根據其在漢語語料庫中的分布來立目、標注。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樣既避免了“內省法”的主觀性，又解決了理論覆蓋之外的條目的標注問題。例如Pleco收錄了動詞“進”的“使球進”義，而《現漢》第7版并未收錄這一義項。我們檢索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發現，“進球”的檢索結果共有1萬余條，使用率很高。因此，根據實際使用頻率和使用方式，我們認為詞典應該收錄這一用法，標注為動詞性。
2. 語法標注的區別性原則
許多學者反對在辭書中標注語素素性的原因是將詞和語素一股腦兒都標上語法性類，會使原本界限就模糊不清的二者變得更加難以區分。《規范》和Pleco都是如此，對詞和語素不加以區分，全面標注詞性，如“餐”的釋義：
Pleco：1.N. food；
meal? 西餐 中餐 2.V. eat? 飽餐一頓3. MW. ［for meals］? 一日三餐
《規范》第三版：1.吃；
吃飯 |會～ 野～? 2.飯食 |夜～ 快～
“餐”的名詞性用法和動詞性用法都屬于不成詞語素項，在現代漢語中不可單獨使用，然而Pleco和《規范》的無差別標注模式很容易引起誤會，尤其對外國學習者來說，容易誤導他們將“餐”當作名詞和動詞來使用，形成“吃餐、餐飯”等偏誤。對面向漢語學習者編纂的外向型詞典來說，語法性類標注的首要目的是讓外國學習者明白單位和單位間的搭配關系，即在使用漢語的過程中“用對、用準”，強調詞和語素的功能及意義，而不是糾結于二者的概念和關系。因此我們認為，外向型漢語詞典在進行語法性類標注時應該區別詞性標注和素性標注，即從檢索層次和標注符號兩方面對詞項和語素項加以區分，盡量做到一目了然，不涉及過多專業知識。
3. “分層標注”模式
我們在區別性原則下提出“分層標注”模式，具體分為兩步：
（1） 區分義項成詞與否。從詞典字頭下的義項出發，根據各義項的成詞情況將其分為“成詞類”和“不成詞類”兩類，其中成詞類的義項可以單獨使用，具備獨立性，用“X”表示；
不成詞類的義項不能單獨使用，需與其他成分組合成詞，用“-X”表示（X為檢索的條目）。
（2） 分類標注詞性和素性。將“X”類和“-X”類中的語素項分別標注“N.，V.，ADJ.”或“名、動、形”，凸顯其層級差異性。
以上述的“餐”字為例，其在新型標注模式下的體例如圖2所示：
我們借鑒英文詞典對詞綴的注釋方式，將同樣不能獨立使用的不成詞語素項歸為“-X”類，用“-”表示漢語語素的黏附性質，不具體區分前附與后附，這樣既能有效將同形異層單位區分開，防止偏誤的產生，又能避免在每一個不成詞語素項前面都加注表示語素的區別性符號或者改變素性標注的名稱所帶來的麻煩。
四、 新型標注模式的意義
（一） 優化外向型詞典標注體例
無論是內向型詞典還是外向型詞典，只要涉及全面詞性標注，就或多或少會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收錄內容不完善、標注對象不明、兼類情況標注不當、釋義及例證中的語法性類與詞性標注不一致等。因為外向型詞典多是內向型詞典的刪減本（陸儉明 2007），加之其使用者主要是缺乏漢語語感、極易“迷信”詞典權威性的外國學習者，所以這些標注問題在外向型詞典中更為突出，造成的后果也更加嚴重。像Pleco這種使用率頗高的外向型漢語詞典App，其因標注不當帶來的負面影響更是巨大。
我們提出的新型標注模式強調語法單位的區別性特征，其對外向型漢語詞典標注體例的優化具體表現為：（1） 明確標注對象。新型模式標注的對象是兼具語法功能和意義的詞、語素及語素化后的音節字，避免遺漏和過度標注；
（2） 區分不同層級的語法單位。當下詞典中的詞性標注與素性標注大多在名稱、方式等方面不做區分，易導致單音詞與單音語素的混同。分層標注能有效區分同形異層單位，避免誤用；
（3） 完善兼類成分的標注。漢字的分類標注使詞和語素的語法層級在詞典中得以體現，字頭下詞的兼類和語素的兼類更加明晰。新型標注模式既能發揮詞性、素性標注的積極作用，又能避免二者混淆所帶來的弊端，還能有效解決收錄內容不完善、標注對象不明等詞典現存的問題。
（二） 輔助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詞匯學習
自從胡炳忠（1987）提到留學生出現將“雞”描述為“雞蛋的媽媽”這類錯誤時，我們就開始意識到“整詞輸入”式的漢語詞匯教學在某些情況下是行不通的。因為復合詞內部語素的組合具有靈活性和可分解性，“詞本位”這種“整存整用”的教學法在對外漢語詞匯教學中雖發揮了一定的優勢，但隨著學習的深入，留學生了解復合詞內部的構成成分及構詞規律的需求加強，這就涉及語素的意義、功能和組合規律的教授。白樂桑、張朋朋（1997）等“字本位”倡導者們正是意識到了常用構詞成分和構詞規則在擴充學習者漢語詞匯量教學中的作用，所以提倡“以字帶詞”的教學原則。這種強調利用詞內共同語素進行詞匯拓展學習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逐詞學習的模式，化“零散式”詞匯學習為“網絡式”詞匯學習。張博（2020）也指出：“語素法詞匯教學應當把握兩條基本原則，一是側重強構詞力語素項，二是側重基于特定語素的能產性詞法模式?！鼻叭说膶嵶C研究亦證明了處于漢語學習初級階段的留學生就已經開始具備語素意識，這種語素意識對漢語詞匯學習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徐曉羽 2004；
洪煒 2011；
Zhang等2019）
我們提出的新型外向型詞典標注模式能培養漢語學習者的語素意識，幫助其了解復合詞構詞成分的語法性質，掌握復合詞內部的構詞模式，加快漢語心理詞典的構建。使學習者靈活運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詞匯學習通達模式，提高漢語詞匯學習的效率和質量。
五、 結語
本文通過分析漢字樣本在外向型漢語詞典Pleco中的標注情況，從現象到本質地探討了Pleco不嚴格區分單音節詞、單音節不成詞語素和音節字的詞性標模式，發現這種面向漢語二語學習者標注模式看似毫無道理，但結合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詞匯學習的規律以及漢語自身的特點來看，該標注方式意識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與母語學習的區別，重視語素在組詞造句中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Pleco的標注模式及其依據不夠成熟，不區分單音節詞、單音節不成詞語素和音節字，統統進行無差別標注的做法容易使漢語學習者混淆不同層級的語法單位，在使用過程中造成偏誤。因此，本文在肯定外向型漢語詞典對不成詞語素標注素性的基礎上，提出了功能與意義相結合、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標注依據，以及語法標注的區別性原則。在操作層面，本文提出了“分層標注”的新型標注模式，并討論了新型標注模式在優化外向型詞典標注體例和輔助漢語詞匯學習中的意義。
附 注
［1］ 本文的“音節字”指疊音詞、聯綿詞和音譯外來詞中不能單獨表義的單音節成分。例如“猩猩”的“猩”、“葳蕤”中的“葳”和“蕤”、“披薩”的“薩”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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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 999078）
（責任編輯 馬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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