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娉婷
（澳門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澳門 氹仔 999078）
〔關鍵字〕瑤族；
民間文獻；
漢字型瑤字；
文化
瑤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璀璨文化的國際性民族。其語言文字作為瑤族文化的主要承載形式，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自20世紀20年代后期以來，國內外許多學者積極利用文獻考釋、田野調查等方法對瑤族語言文字的資料搜集、文獻整理、解讀等方面進行了多角度的探討和研究。但是，由于瑤族長期頻繁遷徙，居住的地域分散且多偏僻，關于瑤族語言文字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起步較晚，受到國內外的關注度還不高。這與瑤族的文化地位顯得極不相稱。
瑤族歷史上曾有過兩種文字，一種是漢字型瑤字，屬表意文字，流行于瑤族民間；
一種是拼音瑤文，屬表音文字，是1958年創制的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瑤文。兩者的符號系統及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不盡相同，各有特點。本文所謂的漢字型瑤字是瑤族人民根據漢字的形體特征和造字規律，借用漢字或漢字的構件，采用假借和自造等方法創造出來記錄瑤族語言的符號體系，廣泛地應用于瑤族民間文獻中。本綜述主要從兩大方面對漢字型瑤字研究進行回顧和討論：一是漢字型瑤字的文字學研究；
二是從瑤族民間手抄文獻的收集、整理及語言文化研究。
漢字型瑤字的文字學研究可以從文字性質、名稱定位、造字方式與構形研究三個方面的研究進行梳理。
（一）關于瑤族文字性質的學術研究
瑤族是否有自己創造的文字，宋代已有爭論。始作俑者乃宋代周去非（1135—1189年），其《嶺外代答·木契》曰“瑤人無文字”，認為瑤族有語言沒有文字。爾后許多學者都持周氏這一觀點。而宋代地理學家祝穆（？—1255年）卻持不一樣的觀點。在其編撰的綜合性地理志《方輿勝覽》中記載有“（融州瑤人）刻木為契約，字畫如梵書，不可曉”①毛宗武等：《瑤族語言簡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9—12頁。。說明瑤族自宋代以來就有一種像梵書一樣的文字存在，這種文字只在偏僻的瑤山流行，這是最早記載瑤族文字的著作。光緒《湖南通志》卷八四《武備心》、道光《寶慶府志·大政紀》卷六載：“從前（瑤人）捏造篆字，查出銷毀，永禁學習。”乾隆初，清廷為了鎮壓粟賢宇等領導的湘南、桂北等地各族人民起義，嚴禁瑤人學習使用這種似篆非篆的文字。明代李宗昉的《黔記》記載：“瑤人……所藏之書，名曰榜簿，圓印篆文，義不可解，且珍秘之。”傅恒等撰《皇清職貢圖》“貴定縣瑤人”條、鄂爾泰《貴州通志·苗蠻》卷七、《黔苗圖說》“瑤人”條、《黔南苗蠻圖說》“花瑤”條等也載有關于“榜簿”的記載。明清時期地方志對瑤族文字的記載就更多了。民國時期張自明著《馬關縣志》卷二記載：“徭人……有書，父子自相傳習，看其行列筆畫似為漢人所著，但流傳既久，轉抄訛謬，字體廣義殊難索解，彼復實而秘之，不輕示人，愈不可糾正矣……有邪術，能符咒，建齋行法，謂自上古流傳，念以徭語，非他族人所能得知也。”①云南省編輯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資料瑣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0頁。這里所說的瑤族文字主要是瑤族先民用來抄寫瑤族宗教經文，記錄歌謠等。
以上為20世紀以前學者們對于瑤族有無文字的爭議。吳永章在1993年的著作《瑤族史》中指出，瑤人古籍和瑤族文字的研究從清朝開始就得到了學者的關注，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才開始受到研究者關注。②吳永章：《瑤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
毛宗武承襲了周氏的觀點，在1982年編著的《瑤族語言簡志》中指出，瑤族沒有反映自己語言的文字，一向使用漢文，但與當地漢語又有一定的差別。③毛宗武等：《瑤族語言簡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9—12頁。2008年出版的《瑤族簡史》中也記載了瑤族沒有本民族系統而完備的文字，民間習用漢字加上瑤族自造的一些土俗字來書寫歌本、經書、契約等民間文獻。④《瑤族簡史》編寫組：《瑤族簡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以上相關學者們雖然都指出了瑤族文字的獨特性，但并不承認這種文字的屬性為瑤族民族文字，即為漢字的一種附庸存在。
而學者黃貴權、宋恩常、戴慶廈、方炳涵、周生來等都一致認為瑤族有屬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即他們借用漢字或用漢字改造來記錄本民族文化所使用的文字。而這些文字在瑤族中是廣泛存在的，如記載宗教經典、傳說故事、抄錄家譜和歌謠等。較早開始研究瑤族文字的是黃貴權。他依據自己于1985年在河口瑤族自治縣發現的落款為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的《評皇券牒》抄本以及大量明清時期流傳下來的經書抄本作為研究瑤族文字的主要來源，在論文《瑤族的書面語及其文字初探》、論文集《瑤文化研究》等都對瑤族文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漢字是隨著道教一起傳入瑤族社會的。瑤族雖居住分散，但各地道公、師公念誦經文和咒語是用瑤語和一種接近漢語粵方言的語音混合起來念。⑤黃貴權：《瑤族的書面語及其文字初探》，《民族學》1990年第2期，第67—72頁.而用來書寫這些經書的文字，是漢字和為數不少的仿漢瑤字，即運用漢字部件和構字原理再創的新字。他還指出，瑤族文字是一種與日文、越南喃字相類似的文字，是瑤族宗教的衍生物。這是漢族道教經典文書在瑤族社會中廣泛流傳之后，瑤族先民們不斷吸收、改造之后創造出來的瑤族文字。⑥郭大烈，黃貴權：《瑤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5頁.因此，他是20世紀后期最早對瑤族有文字下界定的學者。
盤金祥的觀點與黃貴權相近，認為《馬關縣志》中的“書”指的就是“瑤書”，而“書”中的“字體廣義殊難索解”并非漢字的“轉抄訛謬”，只因瑤字是仿照漢字創造出來的，兩者在構字方式上有承續關系、形體相仿。⑦盤金祥：《談云南紅河方塊瑤文古籍及其翻譯》，《民族翻譯》2009年第3期，第58—61頁。徐祖祥在《瑤族文化史》中也認為瑤族最遲到了清朝就已經出現瑤字了，并且瑤字分有三類，其中一類為瑤人創造出來的全新的文字。⑧徐祖祥：《瑤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0頁。
另外有學者從漢字與漢字系民族文字的關系來研究瑤族文字，周有光是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學者。他在《漢字文化圈的文字演變》《漢字型文字的綜合觀察》中，對漢字型文字進行分類，將漢字型瑤字歸入非漢語文字，并指出漢字型瑤字在整個“漢字大家庭”中處于發展的仿造階段，是仿造漢字的原理、方法和形式，利用原有的部件“孳乳仿造”出來的全新文字，并將其分為借用和新造兩種進行舉例。①周有光：《漢字文化圈文字的歷史演變》，《民族語文》1989年第1期，第37—55頁。
同時他還指出瑤族文字從現存寫本《盤王牒》來看，記錄年代最早是唐貞觀二年（628），創始時期會更早。②周有光：《漢字型文字的綜合觀察》，《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第175—189頁。趙麗明、王鋒等學者都在他們相關論述中闡述了類似觀點，承認南方漢字系文字都是民間文字。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都只在民間流傳使用，多用于記錄本民族傳統的民間文學作品，或進行本民族的各種宗教祭祀活動。③趙麗明：《漢字在傳播中的變異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第48頁。因此，這些文字有它存在和發展的客觀需要，是專門用于記錄本民族語言的獨立文字。④王鋒：《從漢字到漢字系文字-漢字文化圈民族文字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以上三位學者對漢字在漢字文化圈民族傳播過程中發生的功能、形符和體制變異作了細致的分類，對漢字系民族文字的性質和歸屬問題作出了詳細的定義。同時也確定了瑤族有自己的文字，即漢字型瑤字的獨立民族文字定位。這些論述也為學界開展漢字型瑤字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和研究基礎。
國外對瑤族文字歸屬問題展開討論的學者相對稀少，主要集中在越南。如越南學者黃佑于1981年發表的《瑤人民間古代傳說初探》中，簡要地介紹了瑤人的古籍和瑤人古代文契的特點，強調了兩種古瑤字的創造方式：一種是瑤人使用漢字但音義完全不同；
第二種是瑤人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文字。⑤〔越南〕黃佑：《瑤人民間古代傳說初探》，《越北民族的歷史文化問題》，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5頁。段善術和梅玉褚于1982年所著《瑤語》是一部瑤語研究的著作。該書的第七章《了解瑤人的文字》強調瑤人在漢字基礎上已經形成了用一種獨立的文字來記錄瑤語的過程。⑥〔越南〕段善術、梅玉褚：《瑤語》，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46頁。
綜上所述，雖然瑤族是否有自己的文字在過去倍受爭議，但20世紀以來的大部分瑤學研究者都認識到瑤族文字是通過長期使用漢字并實現了瑤族化的獨立的民族文字。我們認為這正是瑤族在使用文字方面的優勢和特色，應當深入探究、加以保護并不斷傳承。
（二）瑤族文字名稱的學術定義
目前學術界對于瑤族文字的命名主要有以下幾種：
（1）瑤俗字：據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邊遠俗陋，碟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區皆然。”其書中列舉字例與今天所見漢字型瑤字基本相同。周去非也在1178年所著《嶺外代答·卷四·俗字》中指出：“廣西俗字甚多”。何紅一是國內研究瑤族文獻與文字的領軍人之一，她在相關論述中延用此說法，稱瑤族文字為“瑤俗字”。⑦何紅一：《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瑤族寫本及俗字舉例》，《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94—106頁。胡起望、麥新轉、余陽等人也在他們的相關論述中使用此命名。但是，正字和俗字的概念是從文字規范化的角度提出的。俗字是相對于正字而言，只有正字的標準先確定，俗字才能得到界定。⑧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5頁。然而對于現存發現的記錄瑤族人民生產生活、民風民俗的大量的瑤族民間文獻的文字而言，至今無人能界定哪種文字屬于瑤族的正字，因此也就無法確定俗字的標準了。因此，“瑤俗字”的定義還有待學界進一步的商榷。
（2）方塊瑤字：方塊瑤字是黃貴權在1999年出版的《方塊瑤文》一書中首次提出來的，戴慶廈也在2009年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60年》一書中使用了“方塊瑤字”這一名稱，李錦芳、奉恒高等也曾指出方塊瑤文存在于瑤族文獻中，屬于瑤族自己的文字。楊麗娟的2018年碩士論文以《方塊瑤字研究》為題展開討論。但是，本文認為“方塊瑤字”這一名稱重點突出的是文字書寫符號外在的形體特征，而沒有把瑤族文字的本質屬性和特征體現出來。
（3)古瑤文：學術界有人還稱這種文字為“古瑤文”。如張有雋在1981年的著作《瑤族歷史與文化》中與周生來在2013年發表的文章《瑤族古文字探析》中都使用了此命名。但是，“古瑤文”論的初衷是區別瑤族漢字書寫文獻與拼音瑤文，而沒有對瑤族文字的性質有清晰的界定。
(4)瑤喃字：奉恒高在2011年所著《瑤族通史》中稱瑤族民間文獻中的這類文字為“瑤喃字”，這是相對于越南喃字而生的名稱。
(5)漢字型瑤字：周有光在1980年的《現代漢字學發凡》一文中，首次稱瑤字、喃字、壯字等這一類文字為漢字型文字。①周有光：《現代漢字學發凡》，《語文現代化》1980年第2期，第56頁。并在《漢字型文字的綜合考察》一文中正式使用了漢字型瑤字這一名稱。他認為漢字傳播到國內少數民族，成為書寫非漢語的文字，形成一個漢字大家庭。漢字就從“一種文字”發展成為“一個文字系統”。②周有光：《漢字型文字的綜合觀察》，《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第175—189頁。趙麗明、王鋒等學者也在相關論述中使用了此命名。
諸如以上定義和命名，“瑤俗字”和“方塊瑤字”的名稱影響比較大。但我們認為兩者都有片面之處。本文沿用“漢字型瑤字”這一名稱，認為這是一種科學的定義和命名。因為這一名稱不僅能從宏觀的比較文字學角度強調漢字文化圈國家和民族的文字本質和歸屬，同時也承認了文字的自然屬性，即為記錄民族語言的文字符號。
（三）漢字型瑤字造字方式與構形研究
最早對漢字型瑤字的造字方式進行具體分析的是方炳翰。他在1981年發表的《云南金平瑤文》一文中根據漢字在瑤族社會演變的具體研究，指出瑤人改造漢字為瑤字基本有三種形式：一是對瑤漢同源詞或漢語借詞直接采用漢字的形音義；
二是用漢字注瑤語，作音符，不用其義；
三是采用漢字的義作義符，不讀該漢字原音。③方炳翰：《云南金平瑤文》，《民族學報》1981年第1期，第51—57頁。徐祖祥則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瑤族文化史》中認為瑤字有三類：第一類是借漢語，所借漢語的音義和瑤語的音義相近；
第二類是借用漢字但是按照瑤語的音來讀；
第三類是瑤人創造出來的全新的文字。這里，徐先生將自造字作為一類單獨列出來論述，表明學者們開始關注瑤族人民根據漢字造字原理改造出來的文字的獨特性了。
另外，周有光歸納出漢字型文字（包括漢字型瑤字）仿造新字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造新形聲字，即利用原來的漢字或漢字的部件結合成為部首和聲旁的新復合體；
二是造新會意字，即結合兩字表示某一意義。同時他還歸納了這種“孳乳仿造”的漢字型文字的三個一般特點：一是繼承楷書；
二是大多是借用舊字和仿造新字的混合文字；
三是基本上不造新的單體符號(“文”)，而以現成的單體符號復合成為新的民族漢字(“字”)，或者以現成的復合符號再次復合成為重疊的新字。這應該是學術界對漢字型瑤字造字方式的最全面的理論表述了。
以上學者對漢字型瑤字的造字方式進行了分類并總結了規律和特點，但是并沒有針對具體的文獻文字進行系統詳細的具體研究。而針對漢字型瑤字文字構形的具體研究則比較罕見。何紅一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的瑤族抄寫本中的瑤俗字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考辨和解析。她通過解讀其由來及歸納造字理據，探究了美國瑤族寫本俗字與漢字文化之間的關系。此研究不僅涉及到了瑤族文字的構形分析，同時也指出了瑤字形體與民族文化之間的深層關系。雖然她并沒有展開細致的討論，但認為在長期的使用與傳承過程中，瑤用俗字己經成為瑤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與標志。這個觀點給后來研究者在瑤族文字研究和瑤學研究領域提供了諸多啟示。何紅一指導的學生余陽于2011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中，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瑤族手抄文獻中的俗字進行了統計、整理和分析，將其劃分為九種類型：簡省、增繁、易位、書寫變異、全體創造、類化、改換聲符、改換意符和混用俗字。可見，這兩個研究主要還是將瑤族文字作為漢字的俗字來進行分析，研究對象也是針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的瑤族手抄文獻。由于不斷遷徙并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不同國家不同區域收藏的瑤族文獻文字可能會呈現不同的特征。
鑒于此，針對某一瑤族聚居區域內收集到的原始民間文獻進行系統的文字解讀研究就顯得十分有意義。有學者專門針對廣西賀州市瑤族民間手抄文獻作為語料來源進行了相關研究。陳才佳在《賀州瑤族民間手抄文獻的“漢借字”》一文中以廣西賀州市沙田鎮大沖鄉盤轉連先生收藏的瑤族民間手抄歌本為主要資料，對瑤族漢借字的類型和構造進行了研究，總結出這種文字的五種特點，主要是：偏旁易異、形體省略、移位組合、形聲新造和自造新字。并指出這些瑤族漢借字不規范或是有意而為之者，肯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或意義，在瑤族口傳心授的民間文化中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書寫記憶符號。①陳才佳等：《賀州瑤族民間手抄文獻的“漢借字”》，《賀州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第44—47頁。但這只是點到為止，并沒有將文字的外部特征與內部深層動機和文化因素進行挖掘和展開討論。麥新轉在《南嶺走廊瑤傳道教經籍俗字考釋》一文中，以廣西賀州市收集到的《上元出世歌》和《接七官歌》進行比較分析，發現經籍文本中的俗字在形體構件和記音體系上體現出區域化、本土化特征。并從形體構件簡化、繁化、異化、俗正并用、記音俗字、記音俗寫六個方面進行分類并舉例分析②麥新轉：《南嶺走廊瑤傳道教經籍俗字考釋》，《賀州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第23—28頁。，對本區域瑤族文字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這兩個研究主要是通過零散的舉例進行討論，還無法從文字的系統性上歸納出本質的特征和規律。楊麗娟以廣西賀州市瑤族聚居區調研所收集到的文獻作為語料來源，從字形角度將瑤字分為漢借字和自造字，將其中的自造瑤字整理成字表，并對其結構、造字方法、字體類型和特點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總結。此研究客觀地總結了本區域瑤族民間文獻中瑤字的外部特征。雖然這些研究都是直接針對同一區域的漢字型瑤字的考察，但是總體來說，這些研究對瑤族文字的定位和文字性質的概念還較模糊，文字字型分類缺乏理論依據，對文字構形的術語表述不夠規范，沒有明晰的分類定義和標準，具有一定的主觀隨意性。
綜上所述，在對漢字型瑤字的文字性質、名稱定位、造字與構形研究這三個方面的研究文獻梳理基礎上，可以看出漢字型瑤字的文字學研究主要分布在國內，國外研究比較罕見，這與漢字學研究性質和特點相關。但是漢字型瑤字研究的理論基礎相對漢字學理論仍顯薄弱，許多微觀上的具體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化；
此外，對于漢字型瑤字的構形研究，前人多沿用漢字傳統的“六書”法或其演變法來研究，從瑤族文字本體角度對其字形結構、功能及其演變規律進行系統整理與研究工作還比較缺乏，特別是窮盡性的考察、系統性地對文字材料進行整理與構形分析的研究不多。另外，將漢字型瑤字的字形結構與文化影響因素相結合，進行瑤族文字表層與內層深入探討的綜合研究有待進一步關注和開發。
漢字型瑤字具有一字多義性，在不同的文獻和文本類型中意義不同。而瑤族民間文獻多產于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其內容廣泛，大致可分為經書和歌謠兩大部類。這些文獻都是以漢字書寫的手抄本，十分珍貴。瑤族民間手抄文獻的研究成果分兩大類：民間手抄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和手抄文獻的語言文化研究。
（一）國外相關研究
美國和德國是海外瑤族手抄文獻收集巨頭。德國瑤族手抄文獻收集開始于1995年10月的慕尼黑瑤族文書的研究，主要內容為慕尼黑市巴伐利亞州立博物館善本部近年來所收購的3000余冊瑤族手卷。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瑤族文獻241件，其中包括《盤王大歌》《評皇券牒過山榜》這些瑤族標志性文獻。成書年代最早的為清乾隆十九年（1754），最晚的抄本年代為1987年，時間跨越較大。這批瑤族手抄文獻中明確標明乾隆年間的經書有6件，其他為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和民國時期不等。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收藏有近2000件瑤族手抄手繪文獻及實物。這批文獻分卷軸、手抄本等類別。另外，國外瑤族文獻收藏還主要集中在牛津的博德雷恩圖書館（共311 件）、荷蘭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萊頓大學（約200件）、海德堡大學中國研究所（約200件）。德國學者歐雅碧女士認為，在歐美的瑤族寫本的收藏上，牛津博德雷恩圖書館館藏寫本是最古老，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其主要來自中國的優勉瑤寫本。
國外關于瑤族文獻的語言文化研究以日本、越南、泰國學者為主，已經形成體系，主要關注券牒、經書、手抄文獻等。如日本神奈川大學瑤族文化研究所從2008年開始調查和研究湖南省藍山縣瑤族經文文本。其中廣田律子教授在《關于盤王傳承的研究》一文中，對過山瑤祭祀儀式經文中有關盤王表述的整理，明確了盤王的原始形態。另外，還有日本筑波大學圖書館情報瑤族研究科的松本浩一、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丸山宏教授、神奈川大學經濟學部講師蔡文等學者都曾對瑤族科儀文本給予了深入的解讀與研究。
越南的瑤族文獻研究成果豐碩，代表人物有孔演、阮克頌、范光歡等人，主要研究范圍為民族學、人類學、史學、語言學、民間文學等。美國艾里·阿爾伯特專門對華南瑤族道教歷史以及瑤族民間文獻(過山榜)進行過詳細研究。泰國學者差得·卡差·阿南達的《泰國瑤人》是關于泰國瑤族綜合性的考察與研究的專著。老撾學者通過老撾瑤族文化與民間故事對優勉瑤的傳統與文化變遷進行了考察與研究。韓國的研究成果有金仁喜的《白褲瑤族的社會與信仰》，該書在韓國“被公認為是了解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最具代表性的指南”。德國學者歐雅碧女士在其2005年的著作《瑤族之宗教文獻：概述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之館藏瑤族手本》中也對瑤族經書文本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從國外對瑤族文獻的收藏與流傳概貌可以看出，流傳于世界各地的瑤族手抄文獻展現出瑤族同根同源又各具千秋的文化樣態。這也成為了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當下，推進瑤族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與交流，對增強中國與世界的學術對話與文化溝通，擴大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影響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更多學者們的關注。
（二）國內相關研究
唐宋以來歷代都有關于瑤族的文獻記述，但國內對瑤族民間文獻的專題整理與研究始于1918年由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發起征集各地各民族歌謠的“歌謠運動”。20世紀20年代后期，鐘敬文對《粵風》的整理是對瑤族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開始。1928年，中山大學辛樹幟先生等在廣西瑤山、羅香等瑤族村寨進行了調查并記錄了當地的瑤族歌謠。任國榮、石聲漢于1928年著的《瑤山調查》以及“中央研究院”顏復禮、商承祚于1929年發表的《廣西凌云瑤人調查報告》記錄了廣西凌云瑤村的紅頭瑤的生活習俗和語言歌謠。1949年前的瑤族研究主要涉及了瑤族語言、族源、經濟生活和風俗習慣、歷史與歌謠等方面，為1949年以后的瑤族研究積累了大量的資料。
20世紀50至60年代的民族識別調查、語言調查、社會歷史調查和民間文學調查，留下了許多關于瑤族的珍貴調查資料，但也只是對瑤族民間文獻進行了部分收集和整理。如1964年的《瑤族過山牒文匯編》、1983-1987年的《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1-9》、1958年的《廣西大瑤山瑤族歌謠故事集》、1962年的《瑤族文學資料叢書1-9集》等。這些成果在收錄瑤族民間文獻時，受當時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氣候影響，大多進行過加工改造，離原生態相距甚遠。
改革開放以來，相繼出版了多種瑤族文獻論著。代表作有盤才萬的《乳源瑤族古籍匯編》、張有雋的《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瑤族卷》、蒙冠雄等的《密洛陀》、奉恒高的《瑤族通史》等。這些著述中只有極少數是對瑤族民間文獻的專門整理。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各縣縣志，也大多數只是部分摘錄。
總體來說，相比國外，國內對流傳于民間的瑤族文獻進行系統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工作起步較晚，研究成果也相對薄弱。同時，國內外關于瑤族民間文獻的研究重點主要還是集中在瑤族的歷史源流、支系、語言、宗教、風俗等方面，針對瑤族文字的研究成果較少。近年來，雖然學術期刊上也發表了一些關于瑤族民間文獻中有關文字研究的論文，但主要還是引用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材料，只有個別文章是基于當今的實地調查和文獻收集進行的研究。因此，大力開展廣泛流傳于民間的文獻收集和保護工作，能為瑤族文字的研究提供更豐富的原始研究語料，也是深入考究瑤族民間文獻、挖掘瑤族民俗文化的基礎。
漢字型瑤字是典型的漢字型孽乳文字，瑤族先民通過借用漢字字形或以漢字為基礎創造文字的方式記錄本族的語言，主要用以傳抄民族歌謠、刻碑銘、寫家譜、抄經書等，并一代代保存和傳承了下來。這說明了這種文字具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張公謹曾指出所謂的“群眾基礎”就是指一個事物能夠與當地的文化環境相適應，也就是文化的根。所以，這種文字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能夠在沒有權力機構提倡和扶持的情況下依舊保持不絕的生命力。①覃曉航：《方塊壯字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漢字型瑤字在瑤族民眾長期的使用與傳承過程中，已經成為瑤族傳統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與標志。
漢字型瑤字是漢文化傳播的證據和結果，更是漢瑤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物。文字的傳播，不僅是單純書寫符號的傳播和借用，必定會產生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樂黛云指出：“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來進行，也就是要通過自身文化屏幕的過渡，很少會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②樂黛云：《多元文化發展中的問題及文學可能作出的貢獻》，《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第27頁。漢字型瑤字對漢字的過濾與選擇充分體現了瑤族人民對世界的認識，對社會和環境的思考以及本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可見，漢字型瑤字雖然隱沒在民間或珍藏的文獻資料中，卻對文本的解讀、闡釋與民族的歷史、文化溯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值得更多更深入的挖掘與研究。對漢字型瑤字的研究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漢字型瑤字的文字學本體研究，厘清民族文字形音義的聯系；
二是漢字型瑤字的文字文化研究，即探討文字構形方式、造字理據與其承載的民族歷史文化、經驗背景等關系，可以深入地挖掘并呈現漢字型瑤字的文字制度、符號體態所體現的民族造字心理和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