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功東
(廣西民族大學科技史與科技文化研究院，南寧 530006)
美國化學家萊納斯·鮑林(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于1973年首次訪問中國。作為量子化學、近代結構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等交叉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僅有的兩次獨享不同獎項的諾獎得主以及在戰后反核試驗運動中堅定的和平主義者——鮑林受到世界各國科學界尊重，頻頻受邀出訪，其與夫人愛娃·海倫(Ava Helen Miller Pauling，1904—1981)的足跡遍布冷戰兩大陣營和第三世界多個國家[1]。
中美關系解凍前，面對資本主義陣營，新中國與英國、丹麥和瑞典等國保持著官方科學交流，貝爾納、霍奇金、小玻爾與阿爾文等人先后訪華[2—5]；
周培源(1902—1993)接受委托，多次出席帕格沃什會議[6]；
多批中國科學家也在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框架內出訪交流，后因臺灣問題中止[7]。中美科學家的交流稀少。自1966年起，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SCPRC)不懈推動兩國科學交流的恢復，有力影響了白宮決策層[8]；
高爾斯頓、西格納(1)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袁家騮等華人科學家亦從1971年起頻繁來華，本文暫不討論?？蓞⒖迹簩O揚《家國情懷中的學術與政治——20世紀70年代初旅美學者歸國之行再議》，刊載于《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8年第34卷第1期第88—99頁。于1971年緊隨“乒乓外交”破冰來華[9]；
尼克松訪華后，兩國科學交流頻繁，1972—1973年間以CSCPRC代表團為主的多批美國人士訪華[10，11]。
在庚款留學的背景下，中美兩國不少科學家都曾是師徒或同事，鮑林也曾在加州理工學院(以下簡稱CIT)直接與兩位中國化學家共事：盧嘉錫在1939—1944年隨鮑林從事結構化學博士后研究，唐有祺在1946—1951年隨鮑林攻讀博士學位及蛋白質結構博士后研究。盧、唐兩位院士與鮑林的師徒情誼已得到多次記錄和研究，1973年的重聚無疑是師徒關系中的重要事件[12—14]。鮑林個人檔案(Linus Pauling Papers，LPP)所在的俄勒岡州立大學圖書館檔案研究中心(SCARC)也披露了鮑林1973和1981年的兩次訪華(2)PaulingBlog:“Travels in China,1973”.From:https://paulingblog.wordpress.com/2011/09/21/travels-in-china-1973.“A Somber Return to China,1981”From:https://paulingblog.wordpress.com/2011/09/28/a-somber-return-to-china-1981.。基于已有研究、鮑林個人檔案以及中科院外事局檔案，本文以鮑林夫婦1973年中國之旅為線索，追溯鮑林與盧、唐的師承關系，分析這次訪華的后續影響，并探討新中國彼時科學與醫衛事業的專攻方向、研究進展及對外宣傳狀況在其旅行日志中的反映。
1973年訪華結束了鮑林與盧嘉錫、唐有祺師徒各自長達28年和22年的分隔。通過鮑林檔案收藏的盧嘉錫書信(3)LPP 01.Correspondence.218.7.Lu,Chia-Si,[Lu,Jiaxi] 1938—1941,1944—1945,1948—1949,1957,1975,1981,1983—1985,1987,1991.，本節呈現并討論師徒二人的早期聯系。
1937年，盧嘉錫得中英庚子賠款資助，前往倫敦學院大學(UCL)深造，僅兩年就獲得了博士學位。由于資助期限還剩一年，經導師薩格登(4)薩格登(Samuel Sugden,1892—1950)，英國化學家，皇家科學院院士，主要研究放射性鑭系元素。推薦，當年盧申請了CIT，以從事X射線晶體學的博士后研究，為鮑林接收([12]，頁42—47)。開始共事后，鮑林很快就對盧產生了極好印象，在庚款資助到期的情況下設法挽留。1940年7月底，鮑林給羅家倫、杭立武等中方官員(5)羅家倫(1897—1969)，教育家、歷史學家，曾任清華大學校長。杭立武(1903—1991)，教育家、政治學家，曾創立中國政治學會、中英文化協會等組織。去信，告知盧嘉錫已被資助為CIT化學系的諾耶斯博士后(6)諾耶斯(Arthur Amos Noyes,1866—1936)為CIT化學系首任**，故CIT冠其名于助理教授(博士后)席位紀念。1950年唐有祺畢業留校獲得另一席助理教授，所冠之名是天文系首任**海爾(George Ellery Hale,1868—1938)。，請求讓盧繼續留美。中方最終允許。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之際，盧收到鮑林轉寄的浙大聘書，開始準備回國。他8月25日回信鮑林，憧憬將來與吳學周教授(7)吳學周(1902—1983)，中國物理化學家，主要研究分子光譜學，1931年博士畢業于CIT，時任中研院化學所所長，建國后曾任中科院長春應化所所長。共邀鮑林訪問浙大、泛舟西湖。
1948年11月至翌年2月，盧嘉錫向鮑林詳訴了自己和家人被通脹和饑餓折磨的痛苦。在1948年8月國民政府發行金元券替代法幣的前后，盧嘉錫7月份工資達1億法幣，卻僅值15美元；
8月份工資約120金元，以市價僅能購買不到15磅(約6.8千克)大米，不及一個成年人半個月的需求量，肉和油更成了奢侈品。而這已是盧家唯一的經濟來源。當年底，盧的工資漲至800金元；
但隨著內戰局勢的吃緊，上海到廈門的客輪頭等艙票價已漲至1680金元，飛機單程票價更達2730金元。盧嘉錫斷定國民黨當局時日無多，局勢已處于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師徒通信此后停頓。1957年冬，為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新中國以毛澤東**為首，高規格密集出訪蘇聯，中科院代表團由郭沫若院長率領，盧嘉錫隨行。12月17日，得知鮑林當年8月到過蘇聯，盧嘉錫從莫斯科給鮑林去信，為錯失見面深表遺憾。信中介紹了唐有祺在北大和中科院化學所的X射線晶體學實驗室建設成果。盧、唐兩人的實驗室已購置Weissenberg攝像儀、Bouman-De Jong攝像儀(8)前者為奧地利晶體學家Karl Weissenberg(1893—1976)于1924年基于勞厄(Max von Laue)的設計改良的XRD儀；
后者為荷蘭晶體學家Wieger Fokke de Jong(1896—？)與J.Bouman于1938年合作設計的XRD儀，通過旋轉晶樣獲得免扭曲的零級衍射圖樣。、英造光學衍射儀，正在自主研發攝像儀和探向器。盧嘉錫透露，中科院對邀請鮑林訪華持歡迎態度。
1958年，鮑林與周培源均參加了在加拿大召開的第二屆帕格沃什科學會議，二人在會議中合影[15]。這可能是鮑林在中美敵對期間與留在中國大陸的CIT校友間僅有的一次相逢，但二人在會上的單獨交流未找到更詳細記錄。
2.1 準備階段
1973年3月21日，中國科協副**吳有訓(9)吳有訓(1897—1977)，中國物理學家、教育家，康普頓效應的主要貢獻者，歷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長、中科院副院長。發信，邀請鮑林當年夏天訪問中國，由中國駐加拿大使館辦理簽證(10)LPP 14.Travel.1.004.9.Itinerary and Background Material:trip to Hong Kong (China).September 14—October 9,1973.。吳有訓時任中科院副院長，但中美兩國尚未正式建交，因此邀請信使用了中國科協的民間名義。
鮑林于1972年下半年向中方發出來訪申請(11)參見：中國科學院外事局檔案,案卷號:1973-04-0044,順序號:0001至0013.，并有中國駐聯合國大會代表團當年11月轉達的羅森大夫(12)應為美國耳科專家Samuel Rosen(1897—1981)，其與夫人海倫(Helen van Dernoot Rosen,1907—1998)從二戰起即關注支持中國的抗戰和革命事業，1971年起9次訪華，后在北京病逝。詳見：陸璀《友誼代代傳——羅森大夫和他一家》，輯錄于《晨星錄》，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43頁；
施燕華《穿皮鞋的“赤腳醫生”》，輯錄于《我的外交翻譯生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20頁。的推薦信。經協商，中方初定由中科院化學所、生物化學所、物理所、生物物理所與北京大學出面接待鮑林夫婦。
196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13)1962年諾貝爾和平獎延遲頒發，鮑林翌年的獲獎歸入前一年度。激化了CIT校方與鮑林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14)雙方在鮑林晚年和解，1986年2月28日CIT全校放假。，鮑林獲獎當月辭職出走，在加州多地漂泊數年，1969年起任職于斯坦福大學。1973年春，他籌備成立了正分子醫學研究所，旨在驗證大劑量維生素C療法。4月4日，鮑林回信吳有訓，表示自己與夫人多年來一直期待到訪中國，但要到9月才能動身。8月份，鮑林夫婦確定了行程，將于9月16日(星期日)由舊金山出發，經檀香山中轉抵達香港；
10月8日(星期一)由香港返美。8月8日，鮑林向吳有訓告知航班信息，提及自己關于維生素C療法和作為血漿替代品的改性明膠的研究，期望重逢盧嘉錫和錢學森兩位故人(15)LPP 14.Travel.1.004.9.；
鮑林也與馬海德(16)馬海德(1910—1988)，原名Shafick George Hatem，原美籍黎巴嫩裔醫師，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首位獲得新中國國籍的外籍人士，對中國的性病和麻風病防控貢獻卓著。取得了聯系，寄去自己1970年出版的《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
2.2 鮑林夫婦中國之行
鮑林夫婦1973年9月16日晚飛抵香港，18日上午乘火車抵達廣州。19日上午，鮑林會見了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Huang主任(17)此人為黃友謀(1909—1988)，1934—1937年在湯川秀樹所在的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系攻讀學士學位，建國后任職于華南師范學院、中科院廣州分院和暨南大學；
1972年任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此后在該校任職直至去世。。黃的專業是基本粒子理論，師從湯川秀樹。黃向鮑林介紹了中山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招生政策，鮑林表示“青少年在進入大學前都應該工作若干年”。當天下午，鮑林搭乘伊爾-62客機前往上海。
20日下午，鮑林訪問了中科院生物化學所。他饒有興致地記錄了三項研究，大意如下：
其中一名研究人員對核苷酸與核苷研究頗豐，他將核苷酸用于提高水稻等作物的產量，或把稻種浸泡在50ppm的核苷酸稀溶液中，或反過來把稀溶液噴灑到種子上。據稱，這樣水稻產量可以提高10—15%甚至更高，機理尚未明確。我們也與Kung博士(18)此人為龔岳亭(1928—2014)，是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項目中b鏈合成的主要負責人，新中國多肽激素合成與應用、結構與功能研究領域的奠基人，1949年起長期任職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含繼承院所)，1993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交談，正是他在1965年協助完成了胰島素的合成。他的課題組最近發表了胰島素模擬物的活性結果，發現如果移除b鏈的羧酸鹽末端的8個單元，胰島素就會失活。被移除的b鏈與對應的a鏈以氫鍵相聯，這兩條鏈形成了反向平行的褶皺面。如果把其中的甘氨酸和苯丙氨酸(它們也存在于天然胰島素中)兩個單元再加回去，活性就會恢復，而其余6個單元沒有這種表現。如果把甘氨酸替換成L-丙氨酸，苯丙氨酸不變，活性不會恢復；
但是用B-丙氨酸或者苯丙氨酸來替代甘氨酸，同時控制好原有的苯丙氨酸單元，那么活性也會恢復。
研究人員Lee研究肝癌，類型應與甲基黃誘發的肝癌相同，方法是檢測小白鼠的胚蛋白(19)即甲型胎兒蛋白(alpha-fetoprotein)，常用甲胎蛋白、AFP等名。濃度。一名蘇聯學者1964年就研究了人類的這一指標(20)此人為塔塔林諾夫(Юрий Семёнович Татаринов,1928—2012)，蘇聯及俄聯邦免疫化學家，俄羅斯國立皮羅戈夫研究型醫科大學的生化系主任(1972—2000)，1978年蘇聯國家科學獎得主。：人體在胚胎期會產生一種特殊的球蛋白，分子量約為72000。懷胎第五個月時，它的血清濃度是4 mg/mL，此后逐漸降低，成年人僅為ng/mL級別。然而肝癌患者的指標會增至102ng/mL甚至mg/mL級：這似乎是哈佛的B.Albert以及幾位芬蘭人(21)為赫爾辛基大學的Markku Tapio Sepp?l?(1936—)和Erkki Ruoslahti(1940—)等人。二人于七十年代合作發表多篇關于AFP與癌癥關系的論文。發現的。
他們據此對15萬名上海市民展開了一項篩查，使用對流免疫電泳法檢測，結果發現其中158人的胚蛋白濃度異常?；颊哂械脑缫汛_診；
約30人當時貌似正常，但接下來8個月內也確診了?；颊呓邮艿氖中g是摘除肝表面的病變結節，但如果癌變組織在肝深處，手術便無法施行。他們希望展開有效的早期防控，防患未然。我推薦了自己和埃文·卡梅倫(22)埃文·卡梅倫(Ewan Cameron,1922—1991)，蘇格蘭醫生，曾提出玻璃酸酶抗癌機理，1971年開始與鮑林合作研究維生素C療法。的研究，建議早期患者每天攝入至少10g抗壞血酸，以防癌癥蔓延。
21日上午，鮑林訪問了“北京”有機化學所(23)日志原文為“Peking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Academia Sinica”，疑筆誤，鮑林21日上午訪問的應為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在有機所，鮑林聽取了Chou Wei-shan(24)即周維善(1923—2012)，1956年起在中科院上海有機所工作，主要從事甾體化學、萜類化學和不對稱合成研究，新中國甾體激素工業的主要創建者。1991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對類固醇和前列腺素的服務于計劃生育、使用有機溶劑從礦石中萃取金屬兩項研究；
下午鮑林夫婦走訪了一處有24000人的人民公社，晚上出席了同期來華的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
22—23日的周末，鮑林夫婦訪問上海藥學研究所和上海精神病防治院(封三圖1)，聽取針灸麻醉對精神分裂癥治療的報告。在上海期間，盧嘉錫專程從福建趕來陪同鮑林(封三圖2)，師徒倆闊別28年后重聚。游覽黃埔江時，盧向恩師講述了自己的內戰經歷：當時盧從美國寄回的匯款，只有一成能交到妻兒手中，其余皆扣留在宋子文操控下的中國銀行；
內戰期間，盧的家人深受通脹和饑餓之苦。新中國成立后，科學家受到黨和國家尊重，生活水平大為改善提高；
盧嘉錫尤其稱贊了新中國關于物價控制和食品調配的政策(25)PaulingBlog.“Travels in China,1973.”博客原文評論盧關于食品政策的言論“與多項當代史研究不符”。該言論應理解為公開的外事接待場合下的宣傳性語言，同時帶有盧親身經歷后的真情實感；
文獻[24]亦反映，盧1975年訪美時組織仍不允許個人私自活動。。
24日，鮑林在上海作了關于血紅蛋白和正分子醫學的報告，傍晚乘坐火車前往杭州，幾日間游覽了多處風景名勝，泛舟西湖，參觀了一家絲織廠。28日，鮑林來到南京，參觀了南京長江大橋和一家煉油廠，并在南京大學作了維生素C和健康的主題講座。29日，鮑林夫婦抵京，翌日出席了外交部的人民大會堂國慶招待晚宴。10月4日，鮑林出席吳有訓主持的晚宴，周培源、錢學森、王立芬、王蒂澂、柳大綱、馮因復和唐有祺等隨同會見[16]。
鮑林此后一直停留在北京，5日訪問了中科院物理所和化學所，當晚與馬海德共進晚餐(26)LPP 16.Personal Safe.4.049b.Diary:3.75×6.5" labeled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Member 1973.”；
在國慶游園活動中與眾多外賓受郭沫若院長會見；
他還在協和醫院作了一次報告，并在唐有祺陪同下游覽長城(圖1)。7日上午，鮑林夫婦飛往廣州，翌日離陸，從香港返美。夫婦倆帶回了不少旅游紀念品，如杭州西湖旅游手冊、《中國出土文物》系列明信片、南京長江大橋主題明信片、上海的人民公社贈送的工藝品等。
圖1 鮑林夫婦與唐有祺在長城合影來源：SCARC LPP.09.Photos.1973i.20。
在中國五地，鮑林圍繞五個主要議題作了規模不等的座談報告，依次是：血紅素及分子疾病、正分子藥物及精神病、維生素C對健康的益處、抗體及其生物學特異性、原子核結構。第一和第四項主題是鮑林早年在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兩項經典成果：血紅蛋白結構和鐮刀型紅細胞成因；
第二和第三項是鮑林彼時不遺余力宣傳的正分子醫學與維生素保健療法；
第五項是鮑林從1960年代開始感興趣的議題。在熱情款待之余，中國科學家覺察到這些報告大都不是鮑林本人的新近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對近幾十年文獻的綜述，缺少個人觀點和臨床試驗的理論根據；
中方參會者還認為，大劑量維生素C的需求不太實用，難以全面推廣，并從費城交響樂團了解到“美國有不同意見”(27)參見中科院外事局檔案：《1973年10月15日.美國化學家波林教授及夫人訪華接待總結》，案卷號：1973-04-0044-0030:123。下兩段同。。
面對“**”時期特殊的高校招生政策，鮑林的評價有所保留。他雖認為工農兵大學生制度可使普通勞動人民有入學的機會，但對三年學制能否培養出合格的、能勝任高級科研和教學任務的科學人才表示懷疑；
并認為彼時在校生人數太少，不能滿足全中國的需要。
除卻分歧，鮑林夫婦在中國的三周是愉快的。鮑林在與中國科學家的當面交流中流露出了科學家特有的興奮情緒；
夫婦倆贊揚了新中國的人民公社和幼兒教育政策；
愛娃·海倫認為“美國的幼教事業應以中國為學習榜樣”；
各地接待工作不乏瑕疵，如講座報告缺乏專業翻譯、在短暫接待時間內安排過多活動等，但總體上順利完成了這次政治任務。
3.1 鮑林的研究興趣在中國的反響
對于鮑林帶來的五個話題，中國科學家的回應相對冷靜，這似乎與鮑林的科學地位存在落差，但確是鮑林彼時前沿科研狀態的正常反響。鮑林科研精力的分散始于1950年代，諾貝爾獎與麥卡錫主義給他帶來了許多煩擾，1960年代離開CIT漂泊數年也難覓穩定連續的研究環境。1951年報道蛋白質α螺旋結構后，鮑林在生物化學的前沿研究逐漸減少，血紅蛋白、抗體和鐮刀形紅細胞結構等碩果漸成過往。
有爭議的維生素C療法也被中科院擱置。1972年，身為院士的鮑林與卡梅倫關于維生素C和糖胺多糖對癌癥療效的研究遭《國家科學院快報》(PNAS)罕見的兩番拒刊，被迫轉投他刊([1]，頁613—614)；
梅奧診所的雙盲實驗也認定維生素C僅具安慰劑的臨床效果[17]。但鮑林仍舊我行我素，直到1990年代去世。維生素保健療法一方面有助長庸醫和保健品騙局風氣之嫌，另一方面仍持續吸引著各國公眾；
它雖然在中科院以技術性理由遭冷遇，但得到了鮑林的中國故友長期支持。1981年，周培源痛失愛女周如枚，后對鮑林透露自己曾在女兒垂危之際嘗試過大劑量維生素C療法(28)LPP 01.Correspondence.304.12.Pei-yuan,Chou,1978,1980—1981.；
1995年，盧嘉錫為門徒關于正分子醫學核酸代謝療法的書籍作序；
2001年有紀念鮑林誕生100周年的中文圖書出版，近半篇幅關于維生素療法[18，19]。幾位老科學家的態度，無疑助長了中國社會大眾對這一療法的追捧。
在這次訪華中，共振論并未被提及，迥異于1950年代初受批判之勢[20，21]。1956年，中科院就曾邀鮑林訪華參加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第十六屆執行理事會，但受阻于美國國內氣氛，終未成行(29)參見中科院外事局檔案：《美國化學家波林教授及夫人訪華接待總結》。另1956年中方曾邀得美國記者團來華。見：顧寧《1972至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回顧與思考》，刊載于《世界歷史》，1995年第3期第57—66與128頁。。在盧、唐等人主持下，通過1953—1954年物質結構暑期班、1960年中科院福建物構所成立及1966年《化學鍵的本質》翻譯出版等進程，結構化學學科在中國早已逐步鞏固和發展。
3.2 中國科研對外宣傳給鮑林的印象
通過鮑林的日志，我們得窺新中國生物化學和醫療衛生領域彼時的成果。鮑林與同時期來華的外國科學家一樣，接觸到了人工合成胰島素與針灸麻醉這兩項代表性成就。本小節討論鮑林對胰島素和針灸麻醉的興趣，追溯其起源。
在上海生化所，龔岳亭當面向鮑林介紹了胰島素b鏈末端的活性單元測定工作。這項研究[22]緊隨歷史性的2.5?分辨率人工胰島素晶體照片，一并發表在1972年試行復刊的《中國科學》，活性單元確定為第23位的甘氨酸和24位的苯丙氨酸。而1955年桑格(30)桑格(Frederick Sanger,1918—2013)，英國生物化學家，劍橋大學教授，因確定胰島素的氨基酸序列獲1958年諾貝爾化學獎，后又因確定核酸的堿基序列共享1980年諾貝爾化學獎。首次報道胰島素分子的氨基酸序列時，鮑林第一時間隨之推算了序列中碳、氧、氮原子的空間坐標(31)LPP 06.Research Notebooks.28.042-043.July 1955:Insulin.。多蘿西·霍奇金與鮑林和唐有祺均是至交好友，她在國際晶體學聯合會(IUCr)積極介紹新中國的胰島素研究([3]，頁300—310)，身為晶體學名宿的鮑林很難不知曉此事?；羝娼?960年2月與鮑林討論自己的胰島素研究(32)LPP 01.Correspondence.159.11.Hodgkin,Dorothy Crowfoot,1959—1961.，受限于儀器分辨率，她得到的胰島素分子量約為12000，是桑格的兩倍(33)胰島素易在b鏈末端形成分子間氫鍵，從而形成二聚體。桑格得到的是單體的分子量。。
“**”期間，在國內普及的基礎上，針灸麻醉是外宣的重點樣板。至鮑林訪華前，已有多批美國專家來華考察了針灸麻醉并予以報道，其中也包括了鮑林在上海見到的治療精神分裂癥等精神疾病的用途[23—27]。從1960年代起，鮑林對于精神病和麻醉傾注了極大的興趣，這可能受其家人影響。鮑林的長子小萊納斯(34)小萊納斯(Linus Pauling,Jr.,1925—)，鮑林與愛娃·海倫的長子，精神病醫師，檀香山皇后醫院(Queen’s Hospital)資深醫師。從中學時期便立志成為精神病醫師，亦為之耕耘終生(35)Pauling,Jr.,Linus.Interview by Christopher Petersen.Honolulu,HI,June 2012.Oral History Project,SCARC,Oregon State University.。雖然小萊納斯半生都在刻意與父親的耀眼光環保持距離，但步入老年的鮑林很難不關注兒子的事業領域。小萊納斯在父親晚年接手了更名為萊納斯·鮑林研究所的正分子醫學所，并將其遷至雙親的母校俄勒岡州立大學。
在唐有祺之外，鮑林對中國的胰島素工程和針灸麻醉的興趣以及來華考察的決定，應該歸于霍奇金和小萊納斯的影響。
3.3 鮑林與中國科學家的后續聯系(1974—1981)
離開中國之后，鮑林與中國科學家們繼續保持著聯系。1973年底，鮑林與唐有祺互致新年祝福；
1974年年初又與馬海德繼續討論氧化聚明膠，再次指出其成本低廉、工藝簡單的特點，有望批量生產以滿足人造血漿的需求，這一討論暫未見后續記錄。同年，鮑林從斯坦福正式退休。
1975年3—4月，王守武、盧嘉錫率領中國固體物理學代表團訪美[28]。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林慰楨(Wei-Chen Lin)、CIT的休斯(Edward Wesley Hughes)等與師徒二人相識的學者獲悉后，都致信告知鮑林(36)LPP 01.Correspondence.218.7.Lu,Chia-Si,[Lu,Jiaxi].。4月22—25日，盧隨團到訪斯坦福大學，回訪鮑林夫婦。5月1日，鮑林請盧代為致意唐有祺，盼望造訪中科院福建物構所。在信尾，鮑林再次提起維生素C療法，詢問中國政府和醫學界對該療法的態度。
1976年，鮑林回到CIT慶祝75歲生日。據當事人回憶(37)Hughes,Ruth J.Interview by Shirley K.Cohen.Pasadena,CA,December 1998-January 1999.Oral History Project,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rchives:http://resolver.caltech.edu/CaltechOH:OH_Hughes_R.，鮑林邀請了七八位華人賓客到場。由于中美關系已經回暖，該批華人有可能自中國前往。
1978年6月底，鮑林致信祝賀周培源上任北大校長。信中回憶了1973年的見面，概述自己在抗癌營養學方面的研究，附上自己與卡梅倫1976年發表于PNAS的聲稱補充性維生素C可支持性延長人類癌癥患者壽命的論文(38)LPP 01.Correspondence.304.12.Pei-yuan,Chou.。同日，鮑林也向唐有祺概述了自己近年對過渡金屬化學鍵的研究。除了典型的羰基與環戊二烯類配合物，鮑林也提及可能存在抗癌功效的鉑、鈀兩類配合物，坦言由于自己在抗癌領域主攻維生素C，因此對后者不太感興趣。
唐有祺1978年夏出訪了波蘭和英國([13]，頁187—198)。在華沙的第11屆國際晶體學大會上，唐會見了霍奇金、大衛·舒梅克和克拉拉·舒梅克夫婦(39)大衛·舒梅克(David Powell Shoemaker,1920—1995)，美國晶體化學家，1942—1947年跟隨鮑林讀博，時任俄勒岡州立大學化學系**(1970—1984)，主要研究過渡金屬配合物晶相結構?？死な婷房?Clara Brink Shoemaker,1921—2009)，美籍荷蘭裔晶體化學家，曾作為博士后跟隨霍奇金確定維生素B12結構。二人1955年結婚。等老友。唐提前準備好了送給鮑林夫婦的禮物，托暌違了27年的舒梅克夫婦代為捎送。8月12日，唐有祺在華沙回復了鮑林(40)LPP 01.Correspondence.413.5.414.2.415.2.415.3.T:Correspondence,1974;1978;1981;1982.，告知1977年起中國研究生教學與基礎科研已全面恢復，并指出鮑林1973年在北大就已為這一趨勢提出中肯的建議；
唐提到了自己為共振論提出的“鍵型變異原理”，認為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其與共振論可視為等價，共振論長期以來受到了韋蘭德(41)韋蘭德(George Willard Wheland,1907—1962)，1932—1936年曾作為博士后與鮑林共事，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學。二人合作發表了第五篇《化學鍵的本質》系列論文；
1944年出版獨著《共振論及其在有機化學中的應用》，1955年再版為《有機化學中的共振》。等人的誤解(圖2)。
圖2 唐有祺1978年從華沙寫給鮑林的信(部分)來源：SCARC.LPP.01.Correspondence.414.T:1977-1979。
1978年8月，鮑林與周培源談及將于1979年訪華的CIT代表團，包括校長戈德伯格、化學家貝克曼及地震學家坎姆(42)戈德伯格(Marvin Leonard Goldberger,1922—2014)，理論物理學家，曾為量子場理論引入交叉對稱性，1978—1987年任CIT校長；
貝克曼(Arnold Orville Beckman,1900—2004)，化學家、發明家、慈善家，曾發明pH計、DU分光光度計等儀器；
坎姆(Walter Barclay Kamb,1931—2011)，地質學家，曾實地研究南極冰蓋運動，CIT地學系主任(1972—1983)。CIT代表團訪華可參閱：王作躍、尹曉冬《從康奈爾、列寧格勒到哥本哈根、加州理工——清華大學物理學家張禮教授訪談錄》，刊載于《科學文化評論》，2018年第15卷第2期第101—118頁。等人。由于沒有女性成員，鮑林建議周將晶體化學家琳達(43)琳達(Linda Helen Pauling Kamb,1932—)，鮑林的三女，CIT晶體化學家，與坎姆1957年結婚。加入其中。琳達是坎姆之妻，夫婦倆習慣雙雙出行；
她與盧、唐也很熟悉。1980年4—8月，周培源率領北京大學代表團訪美，在CIT見了坎姆和琳達。同年8月，小萊納斯來華，見到了唐有祺。10月，經唐有祺預告，周培源代表北京大學向鮑林發出正式來訪邀請，一并延請愛娃·海倫、琳達和坎姆，促成了鮑林第二次訪華(44)LPP 01.Correspondence.304.12.,415.2.。
從197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科學進一步恢復與歐美國家的交流工作中，盧、唐、周三位CIT校友再次擔當起了1950年代的角色，也印證了胡亞東等當事人的訪談回憶[29]。
3.4 鮑林夫婦1981年訪華簡述
鮑林此后的興趣仍在大眾保健，這也是他1981年訪華的主要議題。當年5—6月，中日兩國合辦首屆國際營養學會議，中國會場6月6日于天津召開；
鮑林作大會報告《維生素C的重要性》，夫婦倆和參會代表受到國家副**李先念接見[30，31]。不幸的是，愛娃·海倫中途胃癌發作，急診后被迫提前離華(45)PaulingBlog.“A Somber Return to China,1981.”，于當年年底病逝。獲悉噩耗后，周、唐均攜家人致信悼念(46)LPP 01.Correspondence.304.12.,415.2.未找到盧嘉錫的相應記錄，但盧知曉此事，見參考文獻[1]中文版序。。由于篇幅有限且相應檔案尚未數字化，本文對1981年訪華僅予簡述。
鮑林夫婦1973年來華，實現了他們與中國故友牽縈多年的在華重聚的夙愿。鮑林訪華受益于中美關系的破冰，而科學家群體正是破冰的先行者，二者相得益彰。由鮑林奠定的現代結構化學已由盧嘉錫、唐有祺等人在中國穩固建制，共振論曾經遭遇的批判基本平息；
基于結構化學理論取得的分子生物學成果，也由其在中國呈現。
在內外因素作用下，鮑林自1950年代逐漸退出一線科研，因此其在華所作分子生物學報告以文獻綜述為主，亦為中國科學家察覺。訪華時，鮑林的首要興趣是正分子醫學和維生素C療法，在受學術界嚴厲批評的爭議下，其訪華期間仍積極推薦該法。雖然中科院官方以不考慮大規模投產為由對其冷淡，但鮑林的故友們此后不同程度地對其采用乃至宣傳，影響著中國的社會大眾追隨這一療法。鮑林也因該療法在1981年二度來華，再次受到高規格接見。
時值國慶節，中方將接待鮑林夫婦視為政治任務，各地均高度重視；
鮑林夫婦對中國彼時的政治社會制度基本予以贊賞，但對工農兵大學生等政策持保留意見。鮑林在中國考察到了人工合成胰島素、針灸麻醉、甲胎蛋白和類固醇等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與外宣特點。對于胰島素工程，內有唐有祺主持結構測定，外有霍奇金奔走宣傳，加上鮑林本人早有接觸，因此鮑林較為熟悉；
針灸麻醉以治療精神疾病為特色，而鮑林可能受到長子小萊納斯職業的影響，也較為關注精神疾病的研究。
相比于同期來華的CSCPRC代表團和華人科學家，臨近退休的鮑林在中國受到的期待和使命是比較輕的。盧嘉錫、唐有祺、周培源等科學家在接下來十年間的科學外交中貢獻卓著，除了科學素養出眾、外事業務純熟、深得組織信任等優勢，1973年早早重逢鮑林這位代表著CIT一個時代的人物，無疑也受到了不可忽視的鼓舞。
致 謝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圖書館檔案研究中心SCARC為本文提供了檔案查閱傳遞服務，國家留學基金委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使其得以展開；
作者博士導師孫小淳教授悉心指導審閱了本文；
劉曉教授團隊慷慨幫助本文查閱傳遞了中科院外事局檔案；
熊衛民教授等學者為本文思路提供了重要啟發。在本文審校期間，唐有祺先生不幸逝世，謹致以沉痛哀悼與深切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