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永民 楊 玲
（1.西藏民族大學 管理學院，陜西 咸陽 712082；
2.廈門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在40年有奇的中國旅游業發展進程中， “旅游文化” 一詞，無論是作為旅游實踐層面的專有名詞，還是作為學術話語視角的基本概念，都早已成為業界、學界所關注和討論的常久話題之一。有關 “旅游文化是什么” 這個問題的認知與討論，由于其概念本身在內涵與外延上存在著開放性、模糊性和生發性，以致學界眾說紛紜，百家爭鳴。雖然在這種探索的過程中先后形成了以 “總和論” “碰撞論” “交際論” “收縮論” 等為代表性的有益討論，①晏鯉波、莊興成：《旅游文化研究述評》，《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1期，第143-146頁。但是在現代旅游業發展的現實邏輯層面，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引申與拓展，依然處于一種動態化的趨勢之中，并且一直與我們熟知的 “文化旅游” 一詞，或是相伴相生，或是各有所指，更抑或是融為一體。顯然， “旅游文化” 一詞，已成為了一個影響旅游各界共同對話基礎的基本概念，而作為學理層面的探討話題，卻依然不失成為一個可切入的思考點。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在西藏地方政府層面談及西藏旅游業的文本話語體系中多次出現 “旅游文化” 一詞的相關表述，大有 “旅游文化” 就是 “旅游” 的另一種時尚化的表述形式。譬如2015年，時任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洛桑江村在第二屆中國西藏旅游文化論壇上的主旨發言，冠以 “旅游文化” 之名，全面闡釋了在政府主導之下的西藏旅游產業發展的動力之源；
②洛桑江村：《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西藏日報（漢）》，2015年9月30日，第2版。自2018年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齊扎拉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了 “西藏七大產業” 的概念，其中將 “旅游文化” 一詞，作為命名西藏七大產業之一的 “特色旅游文化產業” 的核心詞匯。③齊扎拉：《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2018年工作報告》，2019年1月10日，http://www.fgw.linzhi.gov.cn/fgw/c1 02814/201912/1baa5e1e981e4e2cbaf43d0b1a109ac7.html，2022-06-15。除此之外，近年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的重新組建，是在行政機構改革層面著力落實旨在 “為增強和彰顯文化自信，統籌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和旅游資源開發，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推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業融合發展” 這一時代使命與現實需求的重要體現，④王勇：《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上》，2018年 3月 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14/c_1122533011.htm，2022-06-15。使得文旅融合成為當下學界和業界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之一。而 “文化旅游” 一詞，也同樣高頻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似乎與 “旅游文化” 一詞，大有 “分庭抗禮” 之趨勢。比如2020年7月，山東省發布了《山東省文化旅游融合發展規劃（2020-2025年）》，其中 “文化旅游” 一詞，也成為了規劃文本中的核心詞匯與主體內容；
⑤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山東省文化旅游融合發展規劃（2020-2025年）》，2020年7月3日，http://whhly.shandong.gov.cn/art/2020/7/3/art_100551_9493210.html，2022-06-15。又有2020年8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學位授予單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和交叉學科名單》中，其中湘潭大學將 “文化旅游” 一詞，作為交叉學科的名稱，所涉及的一級學科為新聞傳播學、中國史和工商管理，由此使得 “文化旅游” 一詞，首次成為學科名稱的專用詞匯。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學位授予單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和交叉學科名單》，2020年8月27日，http://www.moe.gov. cn/jyb_**gk/s5743/s5744/A22/202008/t20200827_480690.html，2022-06-15。同時，在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也存有將 “文化旅游產業” 等同于 “旅游文化產業” 的表述，使得二者具有了相同的含義。①謝志誠：《定南旅游文化 “借梯上樓” 實現轉型升級》，2010年8月7日，https://news.cncn.com/140517.html，2022-06-15。
那么，在上述的幾項事例之中，無論是 “旅游文化” ，還是 “文化旅游” 一詞，它們分別指代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二者之間是否存有明晰的異同之處？還是由于其概念本身的開放性和模糊性所致呢？或是它們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又產生了新的內涵與外延？可見，有關 “旅游文化” 一詞概念內涵的認知問題，仍然存有一定的學術探討空間。當下，在政府主導旅游產業大發展的背景之下，政府層面對 “旅游文化是什么” 的理解顯得更為重要。基于此，本文試以西藏地方政府文本的話語體系為切入點，在對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的歷史考察基礎之上，嘗試分析政府文本背后折射出的思想、價值取向，進而理解與闡釋西藏地方政府文本中的 “旅游文化” ，也即立足于政府話語視角之下，探究 “旅游文化” 一詞的屬性、范疇和關聯性，進一步明晰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原生性、歷史性和時代性。
“旅游文化” 一詞，是伴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而漸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一個頻度較高的專業名詞。從概念生發的歷史性視角來看，其概念生成的傳統路徑有著一個 “二重性” 的邏輯起點，并且也歷經了概念生成路徑中的本土化過程與內涵演進的動態化趨勢。
（一）外來與原生的禮遇：從 “旅游” 到 “旅游文化” 的 “二重性” 聚焦
國外有關類似于 “旅游文化” 一詞的概念界定，似乎具有模糊的學術話語表述，他們并不在乎這些現象是否被冠以 “旅游文化” 之名，即更加注重現象的文化解釋而疏于界定現象本身。②趙紅梅：《論旅游文化：文化人類學視野》，《旅游學刊》2014年第1期，第16-26頁。諸如較早在1977年，美國學者羅伯特·麥金托什等所著的《旅游學：要素·實踐·基本原理》一書中，認為 “cultural tourism” 一詞， “實際上概括了旅游的各個方面，人們可以借此來了解彼此之間的生活和思想” ，以及 “在吸引和接待游客與來訪者的過程中，游客、旅游設施、東道國政府和接待團體的相互影響所產生的現象與關系的總和”③（美）羅伯特·麥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學：要素·實踐·基本原理》，薄紅等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37-57頁。。而在我國最早出現 “旅游文化” 一詞，始見于1984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人文地理學》一書中，指出 “旅游與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種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從原始文化到現代文化都可以成為吸引游客的因素”④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等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第236頁。。可見，我國 “旅游文化” 一詞出現的時間較晚于歐美國家對類似于 “旅游文化” 概念的表述，由此可能在其概念內涵的生成路徑中受此西方學者的范式影響。
在西方學者對類似于 “旅游文化” 概念最初的認知當中，則更加強調了其概念生發路徑中所折射出的原生性的邏輯起點，即其始源于 “旅游” 和 “文化” 兩個概念的外延與派生。在這個概念的最初釋義之中，不僅涵蓋了 “旅游” 形態的核心要素，而且關注到 “文化” 概念的基本內涵。同時， “文化” 概念的本質特征決定了此類概念的主體、范疇及其關聯性。即在其最初的 “旅游” 概念表述中，有了 “文化” 內涵的關聯性。①（美）羅伯特·麥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學：要素·實踐·基本原理》，薄紅等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37-57頁。概括而言，其概念生成路徑中的原生性與歷史性主要表現在兩個維度：一是源出 “旅游” 概念的認知；
二是脫胎于 “文化” 概念的派生。即在對 “旅游” 概念內涵認知的基礎上，引介入 “文化” 概念的特質，聯接了 “旅游” 到 “旅游文化” （文化旅游）之間的內在邏輯，形成了具有以 “文化” 屬性為主體， “旅游” 要素為載體特征的 “二重性” 聚焦，并凸顯出了此類概念在最初生成路徑中與 “旅游” “文化” 兩個概念因子的關聯性，但并沒有深入討論兩個概念之間的屬性關系。
此外，中國 “旅游文化” 概念的生成路徑，不僅始源于西方學者的歸納范式，還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知識體系的影響，使得 “旅游” 與 “文化” 俱時俱生，共同植根于中華文化這一土壤。②沈祖祥：《旅游與中國文化（第2版）》，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頁。在此概念生成過程中，將歷史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作為 “旅游文化” 的主體內容，并歸納出了 “可供游人樂于觀賞的項目” “安排旅游者夜晚生活的節目” 以及 “可將旅游景物描繪的栩栩如生” 等三個層面的表現載體。③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等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第236頁。可見，在我國最早出現的 “旅游文化” 概念，雖然缺乏對其內涵、外延以及具體研究對象的明確闡述和系統性分析，但是在這種朦朧階段所體現出的 “二重性” 聚焦的邏輯起點是明晰可見的。
（二）傳統與現代的對接：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本土化特質
緣于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 “二重性” 聚焦，也決定了其概念的主體具有了 “文化” 的屬性，而 “旅游” 則是一種特殊類型的 “文化” 現象、行為或過程，卻成為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的限定體，指出了其概念生成中的類型劃分，即 “旅游文化” 仍然屬于 “文化” 的范疇，是 “文化” 的一個內容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一原生概念生發的認知基礎之上，學界在后續的探究中也歷經了其概念生成路徑中的本土化過程。
其一，圉于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 “二重性” 聚焦之下的本土化特質研究。即相關學者在對我國歷史時期旅游活動（行為）的認知基礎之上，借鑒現代 “旅游” 與 “文化” 、西方 “旅游文化” 的概念與理論，摸索開展初步具有中國本土化特質的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與內涵體系。早期學界對于 “旅游文化” 概念的界定，基本上承襲了其概念生成路徑中的 “二重性” 聚焦的認知思路，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圍繞 “旅游” 與 “文化” 的內在關系展開討論，則更加強調文化在旅游過程中的作用；
①晏亞仙：《旅游文化管見》，《中國旅游報》，1987年7月29日。二是借鑒 “文化” 的概念來厘定與闡釋其概念生成與內涵體系。②陳遼：《漫談旅游文化》，《中國旅游報》，1987年11月11日。可見，處于此階段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仍然聚焦于其概念生成路徑中的 “二重性” ，更加明晰地體現出了 “文化” 的主體性地位，而 “旅游” 僅是 “文化” 主體中的限域，也即 “旅游文化” 的概念體系多偏向于文化學的性質。
其二，基于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內生機制之下的本土化特質研究。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內生性成為本土化過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即關注 “旅游” 本體中的內核要素，更加強調從 “旅游” 的核心要素出發，③謝春山、鄒本濤：《旅游介入文化研究》，《旅游科學》2008年第4期，第73-78頁。內生出了其概念生成中的 “三體說”④王玉成：《旅游文化概論》，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5年，第10頁。，主要聚焦于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介體的討論。⑤喻學才：《中國旅游文化傳統（增訂本）》，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6年，第12-15頁。可見，正是在以 “旅游” 核心要素為內生性的引介之下，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本土化特征愈加明晰。
其三，基于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學科話語體系建構研究。在其概念生成路徑中，無論是 “二重性” 的聚焦，還是本土化特質的顯現，都折射出了概念本身的學術生命與應用價值。即把 “旅游文化” 的概念生成介入到學科理論體系的層面，⑥盧云亭：《旅游文化學及其系統結構分析》，白槐主編：《旅游文化論文集》，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26-30頁。并在此進程中一直伴生著中國學者對 “旅游文化” 學術理論體系的建構。其中以 “旅游文化學” 為主題的詞匯表達，最能反映出這種學科話語體系建構的學術與現實訴求。倘若從現有的研究旨趣來看，主要以馬波、謝彥君、沈祖祥、鄒本濤、謝貴安、方志遠、尹華光等學者為代表，⑦鄭焱、李朝軍：《旅游文化學研究對象和內容體系研究述評:回顧與展望》，《旅游學刊》編輯部：《2011〈旅游學刊〉中國旅游研究年會會議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11-224頁。都基于學科體系建構的層面闡釋了其概念生成的路徑、內涵及其演進的學理邏輯，并提出了個人的獨到見解，或有論說的繼承與發展，或有另辟蹊徑的創新之舉，甚有首開先河的理論探索，對后來者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三）并蒂與連生的守望：
“旅游文化” 與 “文化旅游” 的內涵辨析
時至今日， “旅游文化” 和 “文化旅游” 已經是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的兩個詞匯。但是在學術界和實業界對這兩個形態頗為相近詞匯諸多范疇的使用過程中，仍然存有概念認知上的顯著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對這兩個詞匯關鍵范疇理解上的誤區和使用上的輕率，以及人們對 “旅游文化” 現象的本質、歷史和形態的認知所存有的局限。①謝彥君、周廣鵬：《旅游文化及其相關范疇、命題的理論透視》，《旅游科學》2012年第1期，第26-35頁。倘若從其概念生成的視角來考察二者之間的關系，不難發現，在其概念生成的路徑演進中，始終伴生著與 “文化旅游” 一詞的內涵辨析與闡釋。
其一， “文化旅游” 概念的派生與內涵闡釋。
“文化旅游” 一詞，明確出現于世界旅游組織在1985年做出的一個內涵闡釋，②張曉萍、李偉：《旅游人類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6頁。重點突顯了 “旅游” 的主體性， “文化” 的從屬性，即 “文化旅游” 作為 “旅游” 的一個類型和方向。自此之后，學界對于 “文化旅游” 的概念界定作出了不同層面和視角的釋義。諸如先后出現了以 “類型說” “文化創意說” “民俗說” 和 “旅游產品說” 等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對 “文化旅游” 的概念進行了多維視角的闡釋。③周毅：《旅游文化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12頁。總體來看，在 “文化旅游” 概念派生的進程中，形成了對此概念的基本認知，即 “文化旅游” 作為一種特殊的旅游形式（類型），是對帶有文化色彩的旅游產品的一種消費過程，也是作為旅游者觀察、感受、體驗異地或異質文化，滿足文化介入或參與需求沖動的過程。④吳光玲：《關于文化旅游與旅游文化若干問題研究》，《經濟與社會發展》2006年第11期，第161-163頁。
其二，源出同根生，枝丫各有方。
“旅游文化” 與 “文化旅游” 在各自概念生成的路徑演進過程中，保持了共有的概念歸屬，卻展現出了趨向迥異的個體屬性。即二者在概念生成的本質歸屬上，都屬于旅游學科統屬之下的兩個基本概念，卻在內涵趨向上存有明顯差異。雖然 “旅游文化” 的概念生成具有 “文化性” 的歸屬取向， “文化旅游” 的概念生成具有 “旅游性” 的本質歸屬，但是二者在概念生成中所折射出的內容指向，都是基于不同的學科視角，來審視與闡釋一個共有的學術話語體系——旅游學科之下所衍生出來的基本概念。可見， “旅游文化” 和 “文化旅游” 在概念生成中具有了 “源出同根生” 的基本特質。同時，倘若從 “旅游” 的概念屬性來看， “旅游文化” 的內涵體系更為豐富，統屬范疇更為廣泛，而 “文化旅游” 的概念內涵相對狹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從屬于 “旅游文化” 的概念體系之中。
總之，學界對于 “旅游文化” 和 “文化旅游” 的基本概念與內涵體系已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也對二者之間的異同關系有了明確的闡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學界對于 “旅游文化” 和 “文化旅游” 概念的耦合關系，達成了較為一致的學術認同與共識。
話語作為人文社科領域高頻呈現的術語之一，是 “由一系列形成陳述的符號構成，而陳述規定事物的存在樣態” ，也是一種 “社會實踐，系統地建構其言說的對象”⑤M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2,pp.49-107.。由此衍生而來的 “話語視角” ，則是指從話語的角度審視相關問題，主要包括：一是表征和建構，即考察事物在陳述或語言運用中如何被呈現；
二是權力和意識形態運作，即考察話語表征和建構帶來的后果和影響。①侯松、吳宗杰：《遺產研究的話語視角：理論·方法·展望》，《東南文化》2013年第3期，第6-13頁。因此，在以政府主導的旅游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之下，通過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進行分析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的路徑、內涵及其演進，是能夠較深入地了解地方政府文本話語背后對于其概念內涵的 “本象” 呈現。
（一）西藏地方政府文本體系下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話語表征
20世紀80年代初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西藏旅游業在歷經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規模初具、優勢增聚、業態凸顯和提質增效等秩序化發展進程中，漸次形成了以 “政府引導、部門聯動、條塊結合、分類指導” 為特征的大產業綜合發展的格局。從旅游的經濟與社會效益來看，西藏旅游業已成為西藏經濟建設的先導產業、扶貧攻堅的重要途徑和對外開放的主要渠道，為全面推進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正是在此背景之下， “旅游文化” 一詞，也開始出現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之中，反映出了其概念內涵的 “本象” 呈現，即在動態化演進趨勢之下所存在的基本樣態。比如從現有的公開資料顯示來看，自2010年以來，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的 “旅游文化” 概念意識漸次增強，尤為2014年在拉薩召開的 “首屆中國西藏旅游文化國際博覽會” （以下簡稱藏博會），首次把 “旅游文化” 作為藏博會的核心主題詞，明確提出了將西藏打造成為面向世界的 “旅游文化” 發展新平臺，并規定每年舉辦一次 “藏博會” 。截至2021年，已先后舉辦了四屆 “藏博會” （見表1），由此使得 “旅游文化” 一詞，高頻出現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之中，成為觀察和解讀地方政府對于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 “本象” 認知的典型例證。究其緣由，是由于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指出，要把西藏建設成為 “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和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體現了黨中央對西藏歷史文化與西藏旅游業的高度重視，直接促使了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話語表征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的覺醒與建構。
表1 歷屆藏博會中有關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話語表征呈現一覽表② 資料系筆者根據網絡公開資料整理而來。
此外，2010年也是中央對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在其電視電話會議上首次作出了培育包括 “旅游文化” 在內的特色優勢和主導產業的重大決策部署，為推動西藏 “大旅游大產業大發展” 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和強大動力。①西藏日報：《打造面向世界的旅游文化發展新平臺》，《西藏日報（漢）》， 2014年9月25日，第1版。而正是在以 “特色優勢” 和 “主導產業” 為核心理念的指引下，西藏地方政府文本中有關 “旅游文化” 的話語表征被不斷地描繪與塑造著，并且在這種話語體系的呈現中折射出了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動態化發展趨勢。比如自2018年以來，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多次提到了 “西藏七大產業” 的概念，其中將 “旅游文化” 一詞，作為命名西藏七大產業之一的 “特色旅游文化產業” 的核心詞匯。顯然，在這樣的文本話語表述的情境之下，使得 “旅游文化” 的概念內涵不僅具有 “三體說” （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介體）的基本內容，而且蘊涵了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時代特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了其概念內涵的話語表征在地方政府意識形態層面的動態化演進的基本態勢。
（二）西藏地方政府文本體系下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話語建構
隨著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有關 “旅游文化” 概念意識的不斷增強，其話語表征的 “本象” 呈現，歷經了從 “旅游” 到 “旅游文化” 、從 “旅游文化產業” 到 “特色旅游文化產業” 的動態化演進態勢，而在這一過程中也漸次實現了基于西藏地方政府層面的文本話語體系的建構，不僅將 “旅游文化是什么” ，如何加以定位、闡釋、融合發展，以及所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等一系列有關 “旅游文化” 的本體知識都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文本語言中建構起來，而且這些有關西藏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陳述、塑造和言說都是與西藏旅游產業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密不可分的，體現出了文本話語表征與建構背后的意識形態運作。
據此，筆者以歷屆 “藏博會” 中的西藏地方政府的主旨發言為考察藍本，以此探查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話語建構。諸如其在闡述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文本話語中多次高頻呈現出以下表述：
圍繞 “西藏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也是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產業保護地” 這一重大戰略定位和部署，緊密結合 “一帶一路” 倡議中 “五通” 的要求，打開與南亞國家旅游文化交流的大門，打造旅游文化升級版，為相關產業和事業插上旅游的翅膀。②洛桑江村：《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西藏日報（漢）》， 2015年9月30日，第2版。
同時， “以‘富民興藏’為統領，構建旅游文化大產業” “以旅游文化產業為載體，繼續推進旅游文化深度融合” “以綠色、人文、開放為核心，塑造西藏旅游文化主題形象” 和 “特色是西藏旅游文化產業的底色和基調，多樣的環境、多元的文化、多彩的民俗，是‘人間圣地·天上西藏’的魅力源泉”③洛桑江村：《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西藏日報（漢）》， 2015年9月30日，第2版。。由此可見，在地方政府所建構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體系中，更加關注了其本質屬性。而在其概念生成中的 “二重性” 聚焦和本土化特質的呈現，則體現了在 “旅游文化” 語境之下的 “旅游” 與 “文化” 之間的耦合關系，即將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又是文化展呈的重要載體” 形成基本共識，這與學界對于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認知路徑是保持一致的。
此外，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還建構出了一個 “旅游文化” 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多元性發展理念。比如在《圓夢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廣闊前景和無限魅力》的主旨發言中指出：
“西藏地方政府重視發展旅游文化產業，并作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支柱產業大力扶持、發展和培育” ，諸如 “大力支持旅游文化節慶會展、演藝娛樂、高原極限運動等發展，打造各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提升旅游的文化品位”①洛桑江村：《圓夢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廣闊前景和無限魅力》，《西藏日報（漢）》，2016年9月14日，第1版。，由此形成了西藏 “旅游文化” 以 “融合發展、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 等為產業特征的多元性發展理念。
總之，從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建構起來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來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鮮明地反映出了政府話語體系背后的價值取向、利益訴求和意識形態，即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的各種話語規則的架構之下，當地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的路徑、內涵及其演進，漸次被建構成了與當下社會和國家，尤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模樣與存在樣態。
前文有述，在對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的歷史考察基礎之上，重新審視基于現實邏輯層面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在動態化語境下的呈現特征，探討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中的 “旅游文化” 概念所折射出的自身意蘊和價值取向，有助于進一步明晰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原生性、歷史性和時代性。尤其在西藏地方政府話語視角下的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和內涵，不僅保持了原生性和歷史性，還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并隨著政府話語意志而在內涵與外延上不斷拓展，突出表現在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與地方政府文本話語之間具有時代的互構性、一脈相承的發展性和對立統一性等三個重要呈現特征。
（一）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與政府文本話語具有時代的互構性
“旅游文化” 屬于 “文化” 的一個分支，或稱為 “文化” 的一個側面，②馬波：《現代旅游文化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8年，第1頁。并且是以一般文化的內在價值因素為依據，以旅游諸要素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過程中的一種特殊文化形態，是人類在旅游過程中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總和。③馮乃康：《首屆中國旅游文化學術研討會紀要》，《旅游學刊》1991年第1期，第57-58頁。同時， “旅游文化” 不僅是一個橫斷的概念，它與所有其他類型的文化都有密切的關聯，還是一個縱貫的概念，它總是處于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④陳海波：《文化與旅游文化：概念界定及理論內涵芻議》，《城市學刊》2019年第2期，第104-108頁。據此，在最初闡釋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和內涵演進中，則著重強調文化在旅游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旅游過程中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可大大促進地區間文化差異的縮小，進而實現區域文化融合的現代化和區域文化特色的生態性保持。①沈祖祥：《旅游與中國文化（第2版）》，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頁。
正是由于對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的本土化特質的不斷挖掘、闡釋和學術話語的捍衛，使得在現實邏輯層面上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演進始終與政府文本話語意志如影隨形。即在其概念內涵的話語表征與建構中充滿了地方政府層面的價值取向、利益訴求、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并引導著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基本內容和存在樣態。比如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
“西藏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是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 ，成為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表征與建構的根本遵循。在歷屆 “藏博會” 上，都是以豐富多樣的活動向海內外全方位展示西藏特色文化和旅游資源。譬如在《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一文中提出，要以突出精品理念為導向，重點打造圣地拉薩 “心靈之旅” 、壯美日喀則 “神奇之旅” 、藏源山南 “人文之旅” 、醉美林芝 “生態之旅” 、曠野那曲 “探險之旅” 、神秘阿里 “精神之旅” 、豪邁昌都 “奔放之旅” ，建設面向尼泊爾、印度等南亞各國的國際旅游文化走廊，將多層次、多色彩的旅游文化產品包容其中，滿足國內外游客的個性化需求。②洛桑江村：《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西藏日報（漢）》，2015年9月30日，第2版。
文化是一個共享和協調的意義系統，③（美）盧克·拉斯特：《人類學的邀請》，王媛，徐默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5頁。而著眼于發生層面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無疑最能闡明其概念生成的性質與內容。④趙紅梅：《論旅游文化：文化人類學視野》，《旅游學刊》2014年第1期，第16-26頁。顯然，在類似上述的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彰顯了以圍繞 “特色文化保護地” 和 “世界旅游目的地” 為主體框架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建構了一個以 “民族特色文化” 和 “獨特旅游資源” 為核心模塊的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體系，展現了 “旅游文化” 從 “意義” 到 “意義的均衡” 及均衡結果的形成過程，即作為旅游主體的地方政府則更關注于旅游活動能夠帶來豐厚的經濟效益、更多就業機會或旅游地形象的提升等，⑤陳崗、黃震方：《基于意義及其均衡理論的旅游文化形成與變遷機制研究》，《改革與戰略》2009年第6期，第132-135頁。進而在這種 “意義的博弈” 過程中，也體現出了動態化語境下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與政府文本話語之間具有時代的互構性。
（二）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與政府文本話語具有一脈相承的發展性
旅游業不僅是一項經濟事業，也是一項文化事業，它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⑥林洪岱：《論旅游業的文化特征》，《旅游學刊》1983年第4期，第65-67頁。而 “旅游文化” 作為 “旅游” 和 “文化” 的耦合，既有 “旅游” 的內生要素，又有 “文化” 的傳統延續。其中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介體是三個不可或缺的 “旅游文化” 內涵要素，既包括旅游者自身攜帶的文化信息，又包括客源國的民族文化，還包括三者之間互相作用后形成的動態文化。由此突顯出了其概念生成的本土化過程是一個系統，一個整體；
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①沈祖祥：《旅游文化學（第3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15頁。“旅游文化” 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化概念，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內涵，②桓占偉：《旅游文化及其主流研究反思》，《人文地理》2007年第4期，第72-76頁。而在現實邏輯層面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更具有原生性、歷史性和時代性等 “三重意涵” 的話語疊加，即其概念內涵的演進與地方政府文本話語的建構具有一脈相承的發展性。
從 “旅游文化” 概念最早在國內出現的文本話語來看，其不僅具有了來自西方學者對其概念的基本認知，還更加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在其概念生成過程中的原生作用，也就構成了其概念生成路徑中的又一個 “二重性” 的聚焦，即中國 “旅游文化” 概念生成路徑中存有兩個重要的 “根脈” ：一是承襲了 “旅游” 概念中所折射出的文化性；
二是歷史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成為中國 “旅游文化” 概念生發的利好土壤與本真底色。在學理層面上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中一直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在其概念生成過程中的原生作用，而在地方政府文本話語的表征與建構中卻充分呈現出了原生性、歷史性和時代性等特性的話語疊加，可以說在其概念內涵的原生性與歷史性的基礎上，建構出了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動態化演進中的 “時代性” ，并且體現出了其概念內涵在創新性發展與創造性轉化過程中的豐富含義與繼承發展。
當然，隨著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的 “旅游文化” 概念意識的漸次增強，使得這種 “三重意涵” 話語疊加的呈現特征尤為突顯。諸如在《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和《圓夢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廣闊前景和無限魅力》兩份具有代表性的西藏地方政府文本中，在闡釋有關西藏 “旅游文化” 的話語表述中，都著重強調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是現代旅游的稀缺性元素。
“多樣的環境、多元的文化、多彩的民俗” 等所具有的高原文化生態特質是西藏 “旅游文化” 的魅力之源，并提出將這種特色鮮明的地方性文化元素融入西藏旅游，旨在打造一種具有能與自然對話、與歷史對話、與特色文化對話等多重文本語境的 “特色之旅” “體驗之旅” 和 “高端之旅” 。同時，在原生性和歷史性的話語意涵基礎上，生發出了具有時代性的文本話語表述，即提出了以 “富民興藏” 為統領，構建西藏 “旅游文化” 大產業的話語權力與意識形態運作，成為其概念內涵動態化語境呈現的生動例證。
概而言之，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在地方政府的文本話語表述體系中，原生性和歷史性是話語表述的基礎，而時代性則是話語表述的衍生，共同構成了在現實邏輯層面的 “三重意蘊” 話語疊加的呈現特征，進而也體現出了動態化語境下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與政府文本話語之間具有一脈相承的發展性。
（三）政府文本話語中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具有對立統一性
“旅游文化” 是特定社會當中 “文化” 與 “旅游” 相結合而生成的特殊文化形態，是文化業態和旅游領域的重疊面，①謝春山、宋明軒、吉園園：《旅游主體文化的概念內涵與結構類型研究》，《遼寧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91-96頁。也是一種在當下旅游實踐活動中創新生成、可能作為未來旅游實踐開發對象并用以發展 “文化旅游” 產業之資源的文化。②盛新娣、范聰卓、陳帆：《哲學視域中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三重意蘊》，《經濟與社會發展》2012年第10期，第49-52頁。“旅游文化” 和 “文化旅游” 的天然（原生）屬性，都與 “旅游” 有著密切的關系，都屬于旅游學科之下所衍生出來的兩個基本概念，都始終蘊涵著 “文化” 和 “旅游” 的 “雙重基因” 。但在概念的具體內涵上各有所指，可將 “文化旅游” 歸屬到 “旅游文化” 的體系之中。從而使得在現實邏輯層面的 “旅游文化” 不僅具有 “旅游” 屬性和 “文化” 屬性的 “二元性” 內涵結構，而且與 “文化旅游” 在概念內涵演進的動態化語境中始終保持著 “二元性” 的同向同行，即在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下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始終伴生著對立統一性。
顯然，地方政府文本語境所呈現的 “旅游文化” 內涵特征具有兩個層面的話語釋義：一是由于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 “二元性” 結構，使得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有關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表述中更加強調 “旅游” 與 “文化” 的融合發展，并且表現出了 “能融宜融，能融盡融” 的內涵特征。比如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表述中多次強調西藏 “旅游文化” 的融合發展，提出了以 “綠色、人文、開放” 為核心，塑造西藏 “旅游文化” 主題形象，積極推進以拉薩為中心的雅礱文化、象雄文化、唐蕃古道、茶馬古道以及藏羌彝文化走廊等文化項目，全力打造與旅游線路相融合的西藏 “旅游文化” 大走廊，③洛桑江村：《西藏旅游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西藏日報（漢）》2015年9月30日，第2版。尤其近年來西藏地方政府持續打造與不斷升級西藏轄段內的318國道和219國道兩條 “網紅” 旅游線路，也成為 “旅游” 與 “文化” 融合發展的典型樣板；
二是在學理層面上， “旅游文化” 與 “文化旅游” 概念之間具有明確的 “源出同根生，枝丫各有方” 辨析關系。
“旅游文化” 是基于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旅游活動中所呈現出的各種文化現象與文化關系，即在 “文化” 的概念屬性之下，將旅游活動中所涵蓋的客源文化、東道文化和服務文化等三種文化的綜合體稱之為 “旅游文化”④王德剛：《試論旅游文化的概念和內涵》，《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4期，第39-42頁。；
而 “文化旅游” 則是基于旅游的視角來觀察旅游活動中所涉及的各類旅游資源文化，即 “文化旅游” 一詞的主語是 “旅游” ，其僅是作為 “旅游” 的一個類型和方向。⑤徐菊鳳：《旅游文化與文化旅游：理論與實踐的若干問題》，《旅游學刊》2005年第4期，第67-72頁。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表述中也遵循了學理上的內涵認同，雖然都在共同強調旅游產業的屬性，關注的焦點始終是旅游的核心內涵，但是二者之間一直堅守著相伴相行、各有所指的 “初心” ，并沒有體現出 “旅游文化” 等同于 “文化旅游” 的 “內涵基因” 突變。
此外，在 “旅游文化” 概念的生成路徑中，不僅萌發了 “文化旅游” 的概念意識，而且派生了 “文化旅游” 的概念形態。近年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的重組，使得 “文化旅游” 一詞的概念內涵也有了動態化的演進，即 “文化旅游” 一詞，漸次有了 “文化” 和 “旅游” 合稱的含義，似乎失去了其最初的表述語境。但是在西藏地方政府層面的文本話語體系中，卻一直保持著 “旅游文化” 與 “文化旅游” 同向同行的原生性、歷史性和時代性的 “三重意蘊” ，并隨著其概念內涵的動態化演進而不斷建構。隨著文旅深度融合，以及在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時代背景之下，①***：《論堅定文化自信》，2020年12月21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2022-06-15。② 王君正：《在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1年12月3日，http://www.xzxw.com/zhuanti/xz10ddh/news/202112/t20211203_3975312.html，2022-06-15。對中國大地的 “文化” 屬性的展示與捍衛能力，在當下旅游實踐中顯著增強。由此使得 “文化旅游” 一詞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體系中也呈現出了強勁的話語表達態勢。諸如2018年波密縣舉辦了首屆藏王故里文化旅游節；
2020年舉辦了以 “一炷香·一脈承” 為主題的首屆尼木大峽谷·吞巴藏香源文化旅游節；
2020年舉辦了以 “藥王故里·藏戲之鄉·生態堆龍” 為主題形象的堆龍玉妥文化旅游節；
2021年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正在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兩次提到 “文化旅游資源” 和 “文化旅游業” 等詞匯，②以及首次由援藏省市與西藏地方政府聯袂舉辦 “2022年中國·西藏雅礱文化旅游節”③平小軍：《湖北省援藏辦赴藏協調2022年中國·西藏雅礱文化節籌辦工作》，2021年12月3日，https://mzw.hubei.gov.cn/bmdt/mzyw/zhyw/202205/t20220518_4132770.shtml，2022-06-15。，都是此類文本體系中話語強勁表達態勢的生動例證。
上述分析表明，從學理層面而言， “旅游文化” 一詞的屬性、范疇和關聯性，有其自身的理論生發模式與實現路徑。即在其概念生成的傳統路徑有著一個 “二重性” 的邏輯起點，并且也歷經了概念生成路徑中的本土化過程與內涵演進的動態化趨勢。但是在此概念生成的路徑中，無論是 “二重性” 聚焦，還是本土化特質的呈現，都始終圍繞著 “旅游” “文化” 以及 “旅游與文化的關系” 等三個層面而展開的。有關 “旅游文化” 與 “文化旅游” 的概念辨析，在學理上已達成了基本共識：其在保持了共有概念歸屬的基礎上，卻展現出了趨向迥異的個體屬性。即二者在概念生成的本質歸屬上，都屬于旅游學科統屬之下的兩個基本概念，卻在內涵趨向上存有明顯差異；
從現實邏輯的層面而言，雖然其概念內涵的動態化演進與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具有一致的互構性和發展性，但是由于其概念屬性的 “二元性” 結構，使得在西藏地方政府層面的話語體系中始終伴生著對立統一性。若從 “旅游” 與 “旅游文化” 概念的基本形態來看，在西藏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中的 “旅游文化” 等同于了 “旅游” 的概念內涵，使得二者有了互通共融的名稱指代，即 “旅游文化” 似乎成為 “旅游” 概念內涵的 “升級版” ，諸如亦有從產業的視角來探討 “旅游文化” 概念動態演化的豐富內涵與產業體系；
①鄒建琴、明慶忠、劉安樂：《現代旅游文化產業體系的構建邏輯與路徑研究》，《學術探索》2022年第4期，第75-81頁。同時，在西藏地方政府實踐層面的 “旅游文化” 與 “文化旅游” 之間存在一種包含關系，即 “文化旅游” 的概念隱含在 “旅游文化” 的概念當中。由此可見，正是由于在地方政府文本話語體系下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動態化演進中所具有的對立統一性，可能是導致在學理層面與產業實踐當中的 “旅游文化” 一詞，在其屬性、范疇和關聯性等方面具有模糊性的根本緣由。而若從其概念內涵的動態化演進態勢來看，可推測出這種具有 “二元結構” 的對立統一性是始終伴生其左右的。
當然，本文窘于篇幅以及筆者學力所限，雖然嘗試以西藏地方政府文本的話語體系為考察的切入點，在對其概念生成路徑的歷史考察基礎之上，分析了基于現實邏輯層面的 “旅游文化” 概念內涵的原生性、歷史性和時代性，尤為原創性地提出了其概念內涵動態化演進的 “二元性” 結構，但是對其理論的精準分析還不夠深入。比如基于上述的文本話語表征與建構，使得地方政府層面的權力與意識形態運作更加凸顯，由此帶來了學界與業界在文本話語平等之間的差距，即政府層面的意圖，需要在學界層面還有一個理解、磨合和認同的過程。可見，未來后續的探究理應將 “旅游文化” 的 “二元性” 結構置于一個平等的話語體系建構之中，重構 “旅游文化” 的概念內涵在兩個不同話語體系下的匹配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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