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超 張 玲 趙敏燕 唐甜甜 謝春雯 丁 焱
(1.西南林業大學，昆明，650224；
2.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北京，100714；
3.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100101)
旗艦物種公眾教育可以吸引保護和管理資金的投入，有可能改變政府部門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態度，推動周邊居民形成可持續的生活方式[1-2]。社區居民是整個國家公園有序健康發展的關鍵主體之一，保護態度和行為是國家公園建設成敗的主要影響因素[3-5]。相較于一般訪客，社區居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依戀[6-7]，自覺抵制破壞行為，有助于形成正面的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8-10]。
目前，中國國家公園正在積極探索特色各異的環境教育活動，其效果呈現出區域差異性特征。大熊貓國家公園四川唐家河片區位于橫斷山區，承擔著保護岷山山系大熊貓(Ailuropodamelanoleuca)及其他瀕危物種的重任，在社區居民環境教育方面也做了積極探索[11-12]。本研究選取唐家河社區為案例地，基于KAP理論探討環境教育的效果及其影響因素，為其他社區的環境教育提供理論借鑒。
大熊貓國家公園地跨四川、陜西和甘肅3省，面積2.2萬 km2，是野生大熊貓集中分布區和主要繁衍地，保護了全國70%以上的野生大熊貓，還對羚牛(Budorcastaxicolor)、雪豹(Pantherauncia)和川金絲猴(Rhinopithecusroxellana)等珍稀物種的保護產生了積極影響[13]，2017年1月啟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2021年10月列入中國首批5個國家公園。
唐家河片區位于四川廣元市青溪鎮，地處四川盆地北部邊緣的高山峽谷地帶，是岷山山系大熊貓主要棲息地，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熱點地區之一，在大熊貓國家公園中占有重要地位，下轄落衣溝村和陰平村，其中落衣溝村1985年由保護區內部3個自然村落集體搬遷至此合并成為一個行政村，社區居民主要以經營生態旅游、小規模農業種植及養蜂業為生，位于唐家河的南部；
陰平村因陰平古道途經此地而得名，是原住居民世代而居的村落，距離唐家河約7.5 km，始于三國時期，居民主要經營鄉村旅游及出租土地給木耳種植業。
唐家河為社區居民提供的環境教育主要有3種形式：(1)為配合易地搬遷與退耕還林行動，社區居民由國家公園緩沖區遷至國家公園外圍，國家公園管理人員每年上門宣講2～3次，涉及林區防火、禁止盜獵和動物侵害應對事項等。(2)社區廣場與村委會周圍設有環境教育告示牌，兩個村子各設有一個大熊貓主題的環境教育宣傳站，目前宣傳站作為金融服務站、蜂蜜銷售點使用。(3)大熊貓國家公園為社區居民提供免費參觀的服務，入口處建有自然博物館，園內有大熊貓、羚牛、金絲猴、植物及唐家河歷史等5個主題體驗館，每個體驗館提供專業解說服務，有專門面向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體驗活動。
2.1 KAP理論
KAP理論由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和行為(practice)3部分組成[14]，是一種行為干預理論[15]，可用于檢驗公眾環境教育成效并幫助發現失敗的根源[16-18]，認為人的行為變化是從知識輸入到態度改變的連續過程[19]，教育干預能將正確的生態觀與道德倫理(知識)轉化為個人的思想信念(態度)，并外化為品德行為[20]。本研究以KAP理論作為支撐，依據案例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將政策落實、宣傳教育和宣教設施作為環境教育實施狀況引入理論假設中，提出6組假設：環境教育狀況與認知(H1a)、態度(H1b)、行為(H1c)；
認知與態度(H2)；
態度與行為(H3)；
認知與行為(H4)分別呈顯著正相關。通過對這些假設的驗證來檢驗該理論在唐家河的適用性。
2.2 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包括環境教育實施狀況、認知、態度和行為4個維度共18個變量，將大熊貓作為旗艦物種列入認知變量的調查內容。針對每個變量轉變成的問題，依據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將答案轉化為5個賦值提供給受訪者選擇，分別為1、2、3、4、5(表1)。
表1 問卷維度及變量
續表1
2.3 數據收集
基于問卷設計，于2020年10月赴唐家河開展問卷調查。根據村委會提供的花名冊，隨機抽樣≥5%的在籍常住人口作為受訪者。正式采集數據前，發放測試問卷，修正問卷內容。采取訪談和問卷結合的方式，確保受訪者在完全理解問題的前提下進行回答。共發放問卷453份，獲得有效問卷409份，其中112份來自落衣溝村(27.4%)，297份來自陰平村(72.6%)。受訪者女性(52.1%)和50～69歲(44.5%)居多，以務農為主(62.3%)，初中及以下占84.9%，人均年收入5 000～20 000元占69.7%(表2)。
表2 樣本人口學特征
2.4 數據分析
采用Amos 23.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包括樣本的信度和效度、皮爾遜積矩相關系數(檢驗上述6組理論假設)、結構方程模型等，判斷數據適配性[21-22]，計算路徑系數，衡量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23]以及線性回歸(衡量人口學特征對環境教育效果的影響程度)。信度和效度檢驗是數據分析的基礎，整體Cronbach’α值為0.867，各維度的Cronbach’α均超過0.7(0.804～0.883)，表明問卷信度足夠高。效度Bartlett球形檢驗中，近似卡方值為3 638.845，在df=153的條件下對應的顯著性P<0.001，具有極顯著性；
KMO值為0.858，說明采集到的樣本數據符合要求[24]。
3.1 效果比較
基于409份有效問卷，受訪者對“環境教育實施狀況”“認知”“態度”“行為”4個維度的評分(表3)顯示，社區整體與落衣溝村、陰平村的評分相似，但也存在一些細微差異。關于環境教育實施狀況，落衣溝對政策落實的評分偏低(眾數=2)，對宣教設施評分都偏低(眾數=2)，對宣傳教育評分適中(眾數=3)；
在認知維度中，落衣溝對功能知曉的評分偏高(眾數=4)；
在態度維度中，3組數據高度一致，對接受教育評分適中，其余評分較高(眾數=4)；
在行為維度中，評分較高(眾數=4)，僅對志愿工作的評分適中(眾數=3)。
表3 問卷調查結果
3.2 相互關系分析
皮爾遜積矩相關系數檢驗結果顯示，6組假設H1a(r=0.204)、H1b(r=0.197)、H1c(r=0.261)、H2(r=0.262)、H3(r=0.348)以及H4(r=0.340)均呈極顯著相關(P<0.01)，但相關關系均較弱，表明其他影響因素較多。環境教育實施狀況維度與態度維度(H1b)相關性極弱，表明政策落實、宣傳教育及宣教設施對社區居民的環境態度影響甚微，其余維度相關性略高。
用回歸分析得到的路徑系數建立影響路徑圖(圖1)顯示，態度維度對行為維度的影響最大(路徑系數=0.28)。在環境教育實施狀況維度中，對認知影響最大(0.24)，其余影響較小，結果符合KAP理論預期；
但是，它對行為的影響(0.19)略大于對態度的影響(0.18)。認知維度對行為的影響(0.27)大于對態度的影響(0.25)，這與上述的相關分析結果相似，可能與行為的被動性有關。
在環境教育實施狀況維度的3個變量中，政策落實(0.79)的影響與宣教設施(0.78)相似，宣傳教育的作用最小(0.72)，這表明社區居民行為主要依賴政策的強制執行，宣傳教育的作用有待提高。在態度維度的變量中，接受教育影響最小(0.68)，愿意學習(0.80)和接受經歷(0.80)影響最大，反映學習主動性和個人閱歷對環境態度有重要影響。
圖1 環境教育各變量間的影響路徑Fig.1 Impact path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arious variables
3.3 影響因素
回歸分析結果(表4)支持以上分析。在5個人口學變量中，經濟收入對應4大維度的自變量系數均不具有顯著性；
而教育背景全面顯著影響4大維度(P<0.01)；
年齡對認知和行為有顯著性影響(P<0.01)，但對路徑的影響程度微弱[5]；
性別對態度的影響程度較強；
職業背景對態度以外的3個維度有顯著影響(P<0.01)。受訪者對環境教育實施狀況和認知維度的評分較低(眾數=3)，對態度和行為維度的打分較高(眾數=4)，在缺乏適當認知的情況下擁有積極的態度和行為，反映了社區居民的認知與態度存在脫節。
表4 人口學特征對四大維度回歸分析結果(自變量系數)
行為維度里的5個題項，唐家河居民對“志愿工作”的表現(眾數=3)較其他4個題項的反饋最為消極，說明受訪者缺乏參與志愿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性別比較中，男性(眾數=3)“志愿工作”意愿更低于女性(眾數=4)，女性反而有參與國家公園志愿服務的主動性；
在教育背景比較中，各種教育背景的受訪者對“志愿工作”意愿都不強；
在年齡比較中，值得關注的是青年人(19～29歲)做志愿工作的愿望最高，眾數落在5，高于其余各年齡組(表5)。
表5 唐家河社區整體人口學特征評分眾數
4.1 KAP理論的應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唐家河居民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影響路徑符合KAP理論模型的預測，認知對態度(0.25)以及態度對行為(0.28)都存在顯著影響，這與周坤等[25]和趙黎明等[26]的研究結果一致，表明KAP理論既可用于外來訪客，也可用于當地社區的研究。
4.2 環境教育效果評估
唐家河環境教育總體效果不理想，政策落實、宣傳教育及宣教設施對社區居民的環境態度影響甚微。環境教育分為受眾被動性和主動性兩種接受方式[23]，被動性方式包括上門宣講的政策宣傳，主動性方式包括社區居民自發前往告示牌、自然博物館和宣傳站等場所。經分析，雖然宣教設施和內容未能吸引社區居民主動前往環境教育場所，但是社區居民卻愿意配合退耕還林、易地搬遷的政策落實，這反映出社區居民的態度與認知有偏差，可見社區居民的保護行為主要是為了配合落實政策。
4.3 教育背景是主要影響因素
在唐家河人口學的5個變量中，教育背景是一個全方位影響的因素，尤其是對環境教育和認知的影響，說明學校教育不足，可能會降低社區居民對環境教育信息的捕捉能力，限制了環境認知的發展潛力。環境行為通常被認為與經濟收入呈正相關，但本研究發現，經濟收入唯一對4個維度均無顯著影響，這可能與當地社區居民對家鄉天然的認同感、歸屬感有關，這種情感成為環境態度和行為的主要驅動力[27-28]。
4.4 改善保護行為的被動性
青年人(19～29歲)參與志愿工作的愿望較高，但各種教育背景的受訪者意愿不強，男性受訪者尤其不積極。但是，男性受訪者對 “行為可能”“影響周邊”“嘗試改變”“保護行為”4個問題的反應都較積極。在回答態度維度中的5個題項時，受訪者普遍反應較積極。這種矛盾反映他們內心存在某種被動性。對認知的評分整體偏低于對態度和行為，表明社區居民的態度和行為沒有建立在認知的基礎上。由于缺乏相應的認知，態度失去基礎，行為就可能是在落實政策的壓力下被動做出。雖然由于家鄉認同和歸屬感促成一定程度的態度，但這種態度由于缺乏認知而達不到相應的積極程度，造成受訪者停留在口頭、不愿意落實在行動上支持環保，這與何琪[29]和蘆慧等[30]對我國居民行為的研究結果一致。
基于上述分析，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社區開展了大量探索性環境教育工作，但總體效果有待提升，本研究提出3點建議。第一，挖掘大熊貓作為旗艦物種傘護其他物種及棲息地的內容，提升環境教育媒介設施的趣味性和體驗性，提升社區居民產生主動學習的興趣；
第二，加強社區學校教育質量和水平，提升學生對知識信息的獲取能力，豐富學生對家鄉生態環境的學習形式和內容；
第三，實施分眾式環境教育措施，針對易地搬遷和原住民村落在不同生產方式對生態環境影響等方面區分內容，建議通過趣味漫畫、新媒體短視頻、有獎活動等方式吸引各年齡段的社區居民參與和支持環境教育工作。
致謝：本研究得到大熊貓國家公園廣元分局唐家河片區諶利民處長、陳萬里老師的大力支持，以及李兆元教授、蘇騰偉博士給予的寶貴意見，謹此致以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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