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象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受東漢佛經梵漢對譯的啟發，發明了兩個漢字的“反切”。清末的“切音字”還堅持聲、韻兩分，不過用“字母”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注音字母從聲韻二分發展到聲介韻三分。國語羅馬字引進拉丁字母，按照音位原理把下降的復合韻母都用字母，從而把漢字的音節四分。拉丁化新文字比國語羅馬字簡單易學，推行面也廣，持續到1949年。新中國在政府組織下集中音路歷程的精華，1958年2月11日，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至此，中華民族求漢字表音的愿望實現了。
呂叔湘先生說：“語言首先是一串聲音，文字是用來撰寫語音的。漢字的特殊形式掩蓋了這一基本事實，造成一種假象，仿佛先有文字，一個字有音有義，語音變成附著于文字的東西。”[1]“漢語拼音”把漢語的音表面化，可以“因音得其義”。“語音學之于語言，猶數學之于天文物理。”[2]文字如果傳達語音信息，語義就表達出來了。
信息化大潮，幾乎把《漢語拼音方案》普及到全民。多少億人發“短信”但發過短信的人都感到拼寫漢字的困難。為什么每個漢字都要按照它聲母、韻母所需要的“字母”輸入，相當于寫楷書漢字的“筆畫”，遠離了“漢語”“音”“拼音”，稍有疏忽就得推倒重來？《漢語拼音方案》落實成這個樣子，是歷史的笑話！
漢字記錄漢語，總是一連串地寫，可誰也不會一連串讀。幾千年來漢字記錄的漢語一直是扭曲的，一直到雙音節、多音節詞為主的現代漢語都是如此。“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引進西方的“標點符號”，才在生理限制的地方停一下。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是呂叔湘先生語法研究的結晶，也是對近百年來漢語語法研究的總結。[3]陳亞川、鄭懿德兩位1981年開始撰寫，1997年完稿，17年間三易其稿寫成《呂叔湘著〈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助讀》[4]。《助讀》認為《分析》“包含了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幾乎所有重要的問題”，“受篇幅所限，許多問題未能充分展開。對漢語語法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了解較少的人，要真正讀懂它，弄明白書中的微言大義并不容易”。 所以“選擇其中的300多個問題，逐一加以注釋、說明和解答”[5]。呂先生在《分析》的序言中表示“所希望得到的反映，不是簡單的‘這個我贊成’，‘那個我不同意’，而是‘原來這里邊還大有講究’，因而引起研究的興趣。”本人通讀《助讀》，發現特別需要得到幫助的地方或者著墨不多或被忽略了。因此從興趣出發，試解呂著《分析》附注[21]的“微言大義”， 也許狗尾續貂，歡迎批評，以正視聽。
呂認為：除了詞匯的詞和語法的詞之外還有書寫的詞即正字法的詞。漢語目前還是用漢字書寫，“字”和“詞”不一致已經到了非用兩個不同的名稱不可的程度。（用不同的名稱是為了避免混淆，但是在對語文問題不怎么注意的人中間，二者還是常常混為一談的。）即使將來改為拼音文字，能否使書寫的詞和詞匯的詞完全一致，也還要等實踐來解決。用拼音文字的語言如英語等，正詞法的詞和詞匯的詞也還不能完全一致。M.A.K.Halliday等三人合著的《語言科學和語言教學》（1964）中就說英語里“word”這個字有語法上、詞匯上、正字法上三種不同的意義，因而在討論語言時引起混亂。[6]
漢語國際傳播要用漢字，漢語拼音是漢字注音和漢語拼寫的國際統一規范。所以，“孔子”要闖蕩世界，不論是漢字認、讀，還是漢語推廣，都離不開漢語拼音。
我們擬訂的是“漢語”“拼音”方案，而不是“漢字”“注音”方案，“拼寫漢語”才是《漢語拼音方案》的初衷。
我國自己研究的拼音方案，從清末的切音字就涉及詞的連寫問題，到1982年《漢語拼音方案》成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了，在“國際”壓力下才由周有光先生臨時提出一個《漢語拼音正詞法要點》。從1984年的《漢語拼音正詞法（試用稿）》到《修訂稿》到“國家標準”甚至“國家標準（修訂）”始終沒跳出語法詞、詞匯詞的窠臼。國家先后公布了兩套正詞法標準：GB/T13715-1992《信息處理用現代漢語分詞規范》和GB/T16159-1996《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前者有“yīnɡbùyīnɡɡāi”，可是還有“kàn bù kàn”。后者把“應不應該”拼寫成“yīnɡ bù yīnɡɡāi”。國家標準實在是不實用、不好用，所以至今沒人用，也就只好束之高閣。有人把“hónglǜdēng”分解成“hóng lǜ dēng”，說是“分詞寫”了。其實“hónglǜdēng”不僅包括“hóngdēng”“lǜdēng”里邊還有“huángdēng”，就是我們說的“紅燈停，綠燈行，黃燈亮了等一等”。漢語拼音是為記錄普通話口語而設計的，按照詞匯詞、語法詞把口中連說的，反映到書面上就支離破碎，寫的和說的對不上號，都是音節本位的漢字鬧的。有人說趕著老牛車也可以到機場接客人，現在不行了，因為機場高速公路是不準牛車上路的。歷史證明“語法上、詞匯上、正字法”上的詞絞到一起都受傷害。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確立“書寫的詞”即“正詞法的詞”的書寫標準。
“詞匯詞”“語法詞”主要依據什么原則確定？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而言，漢語里的字絕大多數可以是單音節的詞，也可以是構成詞的語素。人們看一個語言單位是不是“詞”，要由“詞典”來裁決。但是許多編詞典的人都具有相當深厚的古文功底，現代認為是詞的，他們往往還可以分割，這樣就會縮小詞的范圍。所以詞典的編者和讀者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厚古薄今的共識。現代漢語研究中以“字”代“詞”是有傳統的，建國初期在《中國語文》上連續發表的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1952-07～1953-11），在“第四章‘句子的成分’里，講到‘補語’和‘向心結構’的時候，作者把‘起來’‘起去’‘進來’‘進去’‘打倒’‘站穩’等都當作兩個詞看待（‘動補結構’），把‘大炮’‘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也各當作兩個詞兒看待（‘向心結構’）”[7]。50年后，直到20世紀末，一部使用面很廣的高校文科教材在“句子分析例解”中把“小劉笑掉了牙”分析為“小劉‖笑﹤掉﹥了牙”，指出“這是帶賓語的主謂句。‘笑’如果沒有結果補語‘掉’，就帶不了賓語‘牙’”[8]。周有光先生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研究現代漢語，第一個關鍵就是要分清‘字’和‘詞’”[9]用單個漢字的所謂“義”和句子成分對號，真讓人“笑掉了牙”。
隨著中國走出封閉的“桃花源”去“入世”，物質、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傳媒的快捷方便，同步產生的新詞新語與日俱增。這些新詞語中雙音節詞的數量仍占著主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三四音節詞語頗有異軍突起的味道”，“有四成以上”，特別是由兩個現成的詞以語素的面目組成新詞的速度明顯加快。[10]以“工程”為例，如“菜籃子～～、米袋子～～、火爐子～～、溫飽～～、送溫暖～～、再就業～～、安居～～、安老～～、幸福～～、希望～～、陽光～～、全民健身～～、211～～、‘五個一’～～、暢通～～、生態～～、天然林保護～～、綠色～～、藍天～～、亮燈～～、治污～～、南水北調～～、三峽～～、科技創安～～、釣魚～～、爛尾巴～～、胡子～～、豆腐渣～～、王八蛋～～”等等。“王八蛋工程”是“王八蛋”+“工程”嗎？可以預見今后還會陸續有一些“工程”上馬。這些不可拆分的連說詞，對于以使用母語的人為對象的詞典而言，可以不收，“人腦”可以去補償。如果和“電腦”打交道就不能不追求“大而全”。為什么詞典里的詞和實際使用上的詞數量這么懸殊呢？趙元任先生說：“在一個民族的某種語言中實際使用著的所有的詞，都有其各自用法的明確的歷史，可以用語文學的研究來探明。這些正是編詞典的人試圖記錄在他們給詞下的定義中的。編詞典的人只記錄事實，他們無需有自己的思考，也不應該有自己的思考。”[11]因為無論如何“只能依據事實的詞典編纂者絕無趕上思想家的可能”[12]。
呂先生的“分詞連寫”思想是一貫的。1960年四五月份特意為奉國務院之命確立詞匯規范而編寫的《現代漢語詞典》制定了《現代漢語詞典》注音連寫、大寫隔音暫用條例，并且對“條例”附了“說明”。《說明》開宗明義：單純為了注音，本來可以不連寫，每個音節獨立，更容易辨認。但是為了供拼寫漢語的讀者參考，使這本詞典多一種用處，我們決定采取連寫的形式。專名的大寫也是出于同樣的考慮。連寫和大寫都已經有相當長時間的實踐和研究，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得出一致的規定。又說“如蒙讀者就這個條例和詞典里注音連寫和大寫的實例提出寶貴的意見，使再版時得據以修訂，不勝感謝。”[13]
呂先生說：傳統語法分析句子是從詞到句，短語沒有正式地位，只在必要的時候用用，例如“介詞短語”。呂先生認為：把短語定為詞（或者語素）和句子之間的中間站，對于漢語好象特別合適。漢語里語法范疇主要依靠大小語言單位互相結合的次序和層次來表達。從語素到句子，如果說有一個中間站，那決不是一般所說的詞，而是一般所說的短語。為什么呢？呂先生說：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注意：短語內部的次序是不大能改變的，句子內部的次序就比較靈活。句子可以不改變其基本意義而改變其內部次序，短語很少能夠這樣。例如（a）我沒有看第一本；（b）第一本我沒有看；（c）我第一本沒有看；三句話表達一個意思。可是，“花紙”和“紙花”，“半斤”和“斤半”，“后頭的小孩”和“小孩的后頭”，“好商量”和“商量好”，意思都完全改變了（“方言調查”和“調查方言”是例外，這種例外不多）。[14]“詞（或者語素）和句子之間的中間站”都是連說的標準預制件，還可以拿到別的地方再組裝。有人問，你這么“連說”，他那么“連說”，究竟什么是一個連說段？連說段的標準不是唯一的，可以見仁見智，但絕對不在不該停的地方停，這是底線，除非是有生理缺欠如口吃之類。《參考消息》1994年9月13日有一則標題：“梵蒂岡不贊成墮胎受到譴責”包含兩個意思：a.“梵蒂岡贊成墮胎”應斷成“梵蒂岡 不贊成 墮胎受到譴責”；b.“梵蒂岡不贊成墮胎”應斷成“梵蒂岡 不贊成墮胎 受到譴責”。在這樣的書面語之前，詞的歧義切分沒有了，未登錄詞的切分問題不見了。如果僅僅按詞匯詞斷成“梵蒂岡 不 贊成 墮胎 受到 譴責”[15]，能反映出“梵蒂岡 究竟 贊成不贊成 墮胎”嗎？
說的和寫的人究竟是哪幾個“預制件”，心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書面上沒有反映出來，讀者要下一番尋找的功夫，邊切分邊理解。“一次性生活補貼”是“一次性 生活 補貼”還是“一次 性生活 補貼”？趙元任說“從西方標準看，詞典只應該包括結構詞，至多加上短語。而漢語的‘詞’在日常語言中，我們說過，是指措詞用語或各種固定短語。”[16]周有光先生認為“正詞法是語言節律的自然反映”[17]。趙先生的“措詞用語或各種固定短語”，呂先生的“從語素到句子”的“中間站”，是活的言語中的詞，都是連說的。中文信息處理所需要的更多是這種根據語音節律確定的連說的“形式詞”，很少是詞典里的詞匯詞。把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變為難以攻破的堡壘，是幾千年來漢字音節本位記錄漢語不按“形式詞”書寫造成的惡果，必須促使我們的深思、猛醒。否則“要拼寫的人老在琢磨這兒該分還是該連。老要他琢磨，他就寫不下去了”[18]。馬希文先生認為：“從計算機處理語言的實踐中我們的確感到，‘詞’這個東西給我們帶來的主要是‘麻煩’，好處并不多。”[19]《中國語文》1954年4期在討論擬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的時候有彭楚南的《兩種詞兒和三個連寫標準》的文章，文中說“如果認清正字法的詞和語法的詞不是一回事，連寫與否只需要從正字法的角度考慮，不勉強語法理論去為正字法服務，就可以省去許多無謂的筆墨”。還說：“一般的外國文字有傳統的連寫制度，連寫在一塊的東西我們管它叫‘形式詞兒’，因為這一概念是從形式出發，不考慮形式以外的東西。”[20]劉澤先在1953年研究正詞法的時候得到的結論是：“凡是希望從詞的定義或界說出發來解決詞兒連寫問題的，都解決不了問題。”“我認為不是‘詞兒’規定‘詞兒連寫’，而是‘詞兒連寫’規定‘詞兒’。‘詞兒’的定義似乎應該是：經常連寫在一起的一組字母。”[21]這些極有見地的瞄準拼寫漢語的觀點由于音節字本位的強力干擾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傳統“詞”的概念嚴重阻礙信息化，必須改弦更張，徹底拋棄，一刀兩斷。否則，微機處理語言就是“癡人說夢”！
把“分段連說”的如影隨形地“分段連寫”下來成“形式詞”，符合計算機“形式化”要求。“形式詞”既有語音節律的表象，又和表義同步，使視覺和聽覺一致，讓信息處理駛上高速路，不再捧著金飯碗要飯，是民族的大幸！
王力先生1940年在談到國語羅馬字的時候說過：“它之所以沒有成績，只因政府沒有極力幫忙，而單靠幾個學者的提倡與少數知識分子的宣傳，并非因為它本身是完全要不得的東西。”“這一句公道話是不能不說的。”[22]
呂叔湘先生晚年時曾說過：“語言是怎么回事？文字是怎么回事？文字和語言之間是什么關系？是不是有的語言能用拼音文字來書寫，有的語言不能？漢語除了能用漢字書寫外，是不是也能用拼音字書寫？”“這樣的語文知識，我認為每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中國人都應該具備，正如他應該知道他的身體里有腦、心、肺、腸、胃、肝、腎等器官，各自起什么作用一樣。”呂先生非常遺憾地說：“說實在的，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對語言文字缺少常識性理解是并不少見的。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為對合理的語文政策的阻撓常常來自他們。”[23]半個多世紀以來有人死死把《漢語拼音方案》捆綁在給漢字注音上，不準“分詞連寫”發揮拼寫漢語的文字功能進小學課本，直到信息化時代國際都需要推廣漢語了，還要求我們帶著“拐棍”跑步。更有甚者把那些見不得陽光的“背后的話”拿到大庭廣眾之下，說《漢語拼音方案》“根本實行不了，不實行”。[24]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警覺。
注 釋：
[1]呂叔湘《〈漢語拼音方案〉公布30周年有感》，《語文建設》，1988年第1期。
[2]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第21頁，中華書局，成都第5次印刷，1980年2月。
[3]《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4]《呂叔湘著〈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助讀》，語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5]見《呂叔湘著〈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助讀》的說明，語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6]《漢語語法分析問題》附注[21]，商務印書館，1979年6月第1版，94頁。
[7]伊凡《從實際上解決詞兒連寫問題》，《中國語文》，1953年5月號。
[8]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現代漢語》增訂本，下冊第130頁，高教出版社，1999。
[9]周有光《中國語文縱橫談》，第235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0]參看田小琳《從社區詞中的多音節詞說起》，《語文建設》，2001年第12期。
[11]趙元任《漢語詞的概念及其結構和節奏》，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學刊》，第37～38期合刊，1975年。王洪君譯，葉蜚聲校。收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2。
[12]同[11]。
[13]《現代漢語詞典》五十年，第17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商務印書館出版，2004年8月第1版。
[14]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1979年6月第1版，64～65頁。
[15]周有光《語文閑談》續編（上），第19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16]同[10]。
[17]《關于文字改革的理解和誤解》，《文字改革》，1982年第9期。
[18]呂叔湘《一致 易學 醒目》，《文字改革》，1984年第1期。
[19]《語言文字資料的計算機處理》，《語文建設》，1988年第6期。
[20]彭楚南《兩種詞兒和三個連寫標準》，《中國語文》，1954年4月號。
[21]劉澤先《用連寫來規定詞兒》，《中國語文》，1953年5月號。
[22]《漢字改革》，收在《龍蟲并雕齋文集》（二），第641頁，中華書局，1982年6月。
[23]“奇文共欣賞”，收在《未晚齋語文漫談》，語文出版社，1992。
[24]許嘉璐《未了集——許嘉璐講演錄》第19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陳永舜 吉林省吉林市 北華大學文學院 13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