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應用結構方程模型探討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影響因素。 方法 采用分層隨機抽樣，調查深圳市羅湖區女性流動人口共1 304名，采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 女性流動人口自我報告生殖感染率較高，1年內感染率為58.9%。年齡、婚姻狀況、社會經濟地位、生殖衛生習慣直接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生殖衛生知識掌握程度間接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生殖衛生知識掌握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 結論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受到多因素影響，在制訂對女性流動人口生殖健康干預措施時，應注意考慮到各因素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 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
[中圖分類號] R711.3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2（c）-0112-03
根據2010年我國國家統計局進行的第6次人口普查顯示，流動人口已經超過2.6億[1]。2010年外省流入到廣東省的人口超過2 000萬[2]，而女性占有一半。多項對未婚女性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很多人不能做好經期基本保健，生殖衛生習慣較差，感染檢出率較高[3-5]。本研究通過調查深圳市羅湖區女性流動人口的生殖感染基本情況，探討其影響因素，為制訂相關干預方案及衛生政策提供參考依據，從而促進女性流動人口生殖健康的提高。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于2012年3～6月抽取深圳市羅湖區翠竹、桂圓、南湖3個街道各3個社區，選擇年齡18～60 歲、非本市戶籍且居住3個月以上、非全日制學生、有過性經歷且簽署過知情同意書的女性為調查對象。
1.2 方法
1.2.1 調查方法 由調查員采用統一的問卷進行面對面的訪談，內容包括：社會人口學特征及社會經濟地位、生殖健康知識、生殖衛生習慣、自訴生殖感染情況（最近1年內是否感染過外陰炎、陰道炎、宮頸炎、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盆腔炎）。
1.2.2 質量控制 本調查由專業計劃生育工作人員進行，調查前對所有的調查員進行統一培訓，調查階段對調查問卷進行交叉檢查。資料整理與錄入時剔除不合格調查問卷、資料進行雙輸入，邏輯查錯。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Epidata 3.0建立數據庫，并進行全面的邏輯查錯，運用 SPSS 16.0以及amos 17.0進行統計分析，采用一般描述性分析、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影響因素。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社會人口學特征
共調查女性流動人口 1 334 名，回收有效調查問卷 1 304 份，有效率為97.75% 。1 304 名調查對象年齡為 18～60 歲，平均 （31.82±10.79）歲；婚姻狀況：在婚906名（69.5%），未婚398名（30.5%）；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137名（10.5%），初中401名（30.7%），高中及以上766名（58.8%）。
2.2 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情況
1 304名女性在過去12個月中感染外陰炎371例（28.5%），陰道炎321例（24.6%），宮頸炎336例（25.8%），子宮內膜炎269例（20.6%），輸卵管炎187例（14.3%），盆腔炎165例（12.7%）。1年內總感染人數達到768例（58.9%）。2.3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初始擬合：根據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理論假設，將生殖感染作為潛在應變量；將女性流動人口的社會經濟地位、生殖衛生知識掌握程度與生殖衛生習慣作為潛在自變量，另外將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婚姻狀況、年齡作為自變量（變量名及賦值見表1），擬合出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結構方程初始模型。修正模型：根據專業知識，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生殖衛生習慣與生殖衛生知識之間并非相關關系。因此，將相關關系改為單向影響關系。某些路徑系數無統計學意義，考慮刪除無統計學意義的路徑，通過反復修正模型，使模型更加簡潔、更符合專業解釋，得到最終模型（圖1）。根據結構方程模型擬合指數評價體系可得出最終模型擬合的較好[6]（表2）。
由圖1可知，降低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因素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良好的生殖健康衛生習慣，而生殖健康衛生知識通過衛生習慣來間接降低生殖感染。年齡與婚姻狀況都會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未婚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情況較已婚女性高。
3 討論
女性生殖系統炎癥是婦科最常見的病癥，分為性接觸感染和非性接觸感染，可以為全身感染也可累及局部，多為直接逆行感染。本次研究結果表明，深圳市羅湖區女性流動人口自我報告生殖感染率為58.9%，高于廣州市流動人口婦女自我報告生殖感染率（52.8%）[7]，低于北京女性流動人口中的調查（78.6%）[3]，說明深圳羅湖區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情況較為嚴重。而國內外研究表明，女性生殖感染的危害性很大，可導致多種嚴重后果，因此尋找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因素非常必要。
本研究通過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影響因素，與傳統的回歸相比，采用結構方程模型的優勢是利用潛變量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準確性，還能解決多元回歸中自變量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也可充分發揮通徑分析的優勢，應用路徑圖使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目了然；同時可以處理潛變量與潛變量之間的關系[6，8]。
本研究發現，年齡與婚姻狀況是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的影響因素，這與不少研究結果一致[9-12]。原因可能是不同年齡段流動育齡婦女性生活頻率不同，且體內雌激素水平不同。既往研究表明，20～39歲年齡段女性生殖感染率較其他年齡女性稍高[9]。可能由于該年齡段女性性生活較為頻繁，體內雌激素水平較高。本研究因采用結構方程模型，不能在模型中體現出哪個年齡段的女性生殖感染率最高，稍顯遺憾。本研究結果顯示，未婚較已婚女性流動人口生殖感染風險高，這與既往研究有些不同，原因可能在于既往對于流動女性的生殖感染研究大多集中于已婚女性，而其他針對女性生殖感染的研究對象并非流動人口，其本身就有差異。生殖感染的風險不是來自是否結婚，而實質上應該考慮是否有性行為的發生，特別是不安全性行為的發生。研究顯示，流動人口婚前性行為率較高[13-14]，未婚的女性流動人口匱乏生殖健康相關知識，同時受中國傳統道德觀的約束，不會主動尋求生殖健康幫助，進而造成其生殖感染高于已婚女性流動人口。
社會經濟地位及生殖衛生習慣直接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的生殖感染情況，這與不少研究得出的女性生殖健康與文化程度、收入、各種生殖衛生習慣相關的結果相一致[15-17]。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生殖衛生知識的掌握通過生殖衛生習慣間接影響女性流動人口的生殖感染情況，這是本次與其他研究的不同之處。這與健康教育的知、信、行理論[18]較為貼切。了解知識之后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為，進而促進健康，這為接下來在女性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制訂健康干預措施時需注意社會經濟地位與生殖健康知識、生殖衛生習慣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EB/OL].http：//.cn/qkpdf/yycy/yycy201306/yycy20130644-1.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