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教師教育學院（浙江溫州 325035）;趙文竹、宛平、柳晨晨，碩士研究生，溫州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浙江溫州 325035）。

以“云、大、物、移、智”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已經快速變革和重構了人們的現實與虛擬世界，“數字化生存”早已超越預言而成為現實。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教育發展存在一種“雙向賦能”（王素，2019），人機共存和協同成為數字社會的基本關系。對于個體，要適應數字化生存與發展，需要具備全新的數字素養與數字能力。然而，與網絡的全球連通性和技術進步的指數增長速度相比，數字素養教育與政策建設的速度則要慢得多。并且，這種差距給個人和整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負面結果，最嚴重的后果之一是在全球范圍內，網絡風險在青少年與兒童群體中非常普遍（Chawla，2018）。因此，這就需要社會各界將目光聚焦于數字智商教育這一新興教育領域，建立協同保障機制，開發具有共時性的數字智商指數，并建立科學規范的測評體系和跟蹤系統，對各國兒童的數字智商指數進行實時的跟蹤分析，掌握兒童數字素養與數字能力的發展情況并將潛在網絡威脅實時反饋給學校、社會和家長，幫助兒童應對各種網絡風險，從而保障數字時代青少年數字能力發展的連續性和有效性。

一、數字智商的概念及其提出

國際上最早系統界定數字智商的是世界經濟論壇支持的數字智商研究所（DQ Institute，DQI），該機構在2016年首次使用數字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DQ）一詞來探討數字智商的定義，認為DQ是“滿足數字世界需求和挑戰所需的一組技能，包括數字公民身份和數字素養”。從該定義可以看出，數字智商與智商大不相同。智商通常被認為是由基因決定的智力，而數字智商則是依靠后天培養建立起來的。對于未來社會的勞動力而言，這是21世紀技能發展的基本先導，就像一種語言一樣，在年幼時期可以被最有效地發展。事實上，數字智商是一系列綜合技術、認知、元認知和社會情感的復雜能力，是建立在道德價值觀基礎上、使個人能夠面對數字生活的挑戰并適應其需求的一種能力素養的表征。可以說，擁有數字智商的個體是聰明的、有能力的、面向未來的，他們能夠通過成功地使用、控制和創造數字技術來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DQ Institute，2019）。

數字智商研究目前得到不少國際組織機構的關注，比如微軟、麥肯錫、Ofcom等。這些機構主要關注商業領域的企業數字化轉型，使用數字智商來表征企業數字化成長，目的為企業管理和商業發展提供決策依據。比如，微軟廣告曾經開發了一個檢測個體數字智商的工具，為數字智商檢測設立了一個基準，使業內人士能夠了解自己在行業中所處的位置。而在面向青少年兒童的數字智商研究領域，毫無疑問，得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電氣和電子工程師標準協會（IEEE-SA）、世界經濟論壇（WEF）合作支持的數字智商研究所（DQI）是其中的佼佼者。

DQI由學者樸圭賢博士（Park Yuhyun）創建，主要是基于其研究團隊在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愛荷華州州立大學等多所大學開展的研究工作而發展起來。樸圭賢博士2016年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DQ的概念和結構，并構建了DQ框架。該成果被包括國際組織、國家和地方政府、產業和學校在內的各種組織廣泛使用。此外，由DQI發起的“DQ Every Child”，是一個旨在增強全世界“每一個”兒童權利的全球教育運動，通過與世界經濟論壇、Singtel、Turkcell和Twitter等世界各地100多個伙伴合作，已經普及107個國家的兒童，引起了巨大的反響。DQ框架后被IEEE數字素養產業連接計劃確定為全球數字技能行業標準的最佳實踐，并被數字智力聯盟視為數字素養、數字技能與數字準備的共同框架。2019年，作為與經合組織2030年教育框架合作的一部分，DQI借鑒全球25種領先的全球數字能力發展最佳實踐，對數字智商框架進行了更新。

然而，作為一個新的術語和詞匯總是容易被人誤解。很多人認為數字智商（DQ）與更有效地使用技術所需的相關技能有關，例如如何使無法啟動的計算機運轉或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的所有功能。事實上，這并不是DQ。也有一些人認為DQ意味著有效的屏幕時間管理，意味著及時發現兒童面臨的潛在網絡危險，或是知曉如何擺脫“數字成癮”，但這僅僅是DQ能力的一部分（DQ Institut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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