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的農村文化建設地位逐漸凸顯，內容上中共圍繞著抗日、民主、科學進行農村文化建設，形式上采取農民群眾喜聞樂見、靈活多樣的方式進行宣傳。
關鍵詞：抗戰時期；根據地；農村文化建設；民主；科學；中國共產黨；農民；抗戰思想
中圖分類號：K265；G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5）03-0009-04
為了早日實現抗日戰爭的勝利，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根據地的農村文化在內容上須與全國抗戰文化保持一致，適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解放的政治主題，內容主要圍繞抗日和民主兩個主題，內容隨著敵偽頑文化的變化而變化；形式上采取農民容易接受的喜聞樂見的形式，不拘泥于中外文化宣傳形式的偏見，宣傳抗戰文化，激發了廣大農民的抗日熱情，保證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抗日戰爭。按照自己的理想，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村建立了與國民黨統治下不一樣的文化上充滿活力的新世界。
一、根據地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
抗戰時期，各根據地圍繞抗日、民主和科學等進行農村文化建設。
1. 黨以及具有抗日性質的各種群眾文化組織進行抗日文化宣傳，在農民群眾中培養抗日意識和愛國意識。日本占領廣大中國的領土以后，對根據地的農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建立偽政權，奴化農民，企圖用教育奴役農民。這些使深受奴役的農民對抗戰抱有消極悲觀的情緒，看不到抗戰勝利的前途。同時期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村地區，農村文化教育相對匱乏，用地主階級的思想奴役農民，推行悲觀消極的抗戰文化。為推動抗戰，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軍隊向廣大農民宣傳抗戰文化，向老百姓宣傳抗日保家衛國的思想，反對投降倒退妥協的落后文化，意在啟蒙農民樹立抗日意識，擺脫落后、愚昧的思想，最終目的是使農民看清楚當時抗戰的局勢，正確地認識抗日戰爭的局部失敗，對抗戰的最終勝利充滿信心。
2. 各根據地的農村為捍衛來之不易的抗戰成果，必須要宣傳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民主思想，建立各種民主制度，反對落后、愚昧的封建等級思想與封建等級制度，從制度上保證各項抗日活動的開展。中共意識到要想團結廣大農民抗日，就必須建設農村的民主制度，使農民的政治權利得到保證。各根據地明確制定文件，規定農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法律上規定農民擁有各種民主權利。同時，各根據地的農村對傳統的鄉村政權進行改造，使農村的機構具有抗日和民主的性質，為調動農民的政治參與賦予農民選舉權，自己選舉村政權的干部；為保證選舉的干部辦實事，候選人一般都會向廣大村民做競職演說，演說內容包括農民普遍關注、與農民生產密切相關的救濟春荒、生產建設、滅蝗、減租等[1]；根據農民文化比較低，各村采取簡單可行的選舉方式，如著名的投黃豆[2]的選舉方式。據資料統計，在1937年11月，陜甘寧邊區鄉、區、縣普選中，有70%的選民參加了選舉。在1941年2月的選舉中，參選率則增到80%。[3]晉察冀邊區1940年大選時，參選的鄉民比例在70%以上，中心地區的平山、靈壽等縣達90%以上。[4]各村政權完成以后，黨領導建立各項民主會議制度，組織農民進行討論。在日常生活中，宣傳民主思想，破除封建等級觀念，反對封建等級制度，反對男尊女卑等封建舊禮教，廢除跪拜等陳規陋俗，傳播民主的禮儀方式。通過一系列舉措，農民實現了當家作主，農村移風易俗并開始走向近代文明的道路。
3. 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農村發揚科學的精神和生活方式。根據地的大多數農民存在著落后的衛生觀念，封建迷信代醫觀念嚴重，農民缺乏基本的身體健康衛生常識，農村的衛生條件臟亂差，缺醫少藥，傳染病盛行，導致人口死亡率極高。據延安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回憶，當時衛生條件極差，缺醫少藥，嬰兒的死亡率達60%；全區巫神多達2 000余人，招搖撞騙，為害甚烈。[5]其中，陜甘寧的平陽溝村在一次的肺鼠疫傳播中死亡300余人，只有2名幼童幸免。[6]由此可見，提高農村的衛生水平迫在眉睫。山東、陜甘寧、蘇中等各根據地結合農村的現實衛生條件制定了一系列文件，保留優秀的傳統中醫，破除落后的封建迷信代醫陋習，引進西方文明的衛生技術。如浙東根據地在施政綱領中明確指出，推行衛生行政，建立醫療設備，歡迎醫務人才，以達到減輕人民疾病痛苦之目的[7]。陜甘寧根據地在1939年11月通過的《關于開展衛生保健工作的決議》中指出，“應該在邊區人民中進行普遍的清潔衛生教育，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醫藥衛生工作，發展中藥，發展制藥廠，設立醫藥合作社增加各地衛生所，發展醫療工作”。[8]制定好文件以后，黨在農村開展破除迷信的活動，宣傳科學的日常衛生知識，揭露愚昧無知的巫婆迷信，使農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衛生習慣。同時，明令禁止鴉片等毒品的吸食，嚴厲打擊賭博，自覺地預防疾病，“組織群眾改建廁所，打掃衛生，發動群眾打井，修廁所、豬圈，人畜分離，勤洗衣被，消蠅滅虱，注意疾病的防疫”[9]。各根據地在農村的衛生舉措，改變了農村臟亂差的環境，使農民在日常生活中懂得了講衛生的重要性，減少了疾病的發生，促進了村莊的人丁興旺，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面貌。
4. 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中愚昧、落后、倒退的部分積極進行清除，弘揚傳統文化中符合抗日與民主的部分。各根據地在成立之初，農村地區的封建迷信活動和落后的陳規陋習隨處可見。婦女由于醫療條件落后和封建代醫等影響，產后死亡率極高，封建迷信風氣盛行，文盲率極高，封建婚姻的形式普遍存在，部分地區賭博盛行，抽食鴉片危害社會和人民健康。
抗戰初期，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對廣大農村婦女的毒害最為嚴重，阻礙著廣大農村婦女參與抗日活動。中國婦女受封建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壓迫時間之漫長，程度之慘烈，在世界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10]由于戰爭的影響，青壯年勞力大多參與戰爭，農村大多數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婦女兒童。要想鞏固農村根據地和團結農村婦女，勢必要推翻束縛農村婦女的封建禮教，廢除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爭取婦女的解放。為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根據地農村制定一系列的文件，實施一系列的涉及農村婦女的改革。1941年7月7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晉察冀邊區婚姻條例》（草案），以后又相繼頒布了關于女子財產繼承權的指示。婦女婚姻自由和財產繼承權得到了法律的保護，還實行婦女陪審制度，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大大鼓舞了婦女的抗日積極性。[11]中共贛東北制定文件明確反對溺嬰，反對重男輕女觀念，反對童養媳制度。[12]晉察冀、山東、蘇中等根據地，明確廢除封建的婚姻制度，具體包括廢除農村的童養媳、一夫多妻、農村婦女纏足等，如再有纏足等就是違法。同時成立各地婦女解放委員會的解放運動，讓她們參加社會工作，使農村婦女有組織有意識地爭取解放。各種類型的宣傳教育活動，教育了廣大農村婦女，讓她們學習先進的文化，獲得對抗戰文化的認同。家庭婚姻等方面改革的舉措與政策保障了農村婦女與男子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使根據地的農村婦女真正當家作主，激發她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廣大農村婦女在獲得自由和解放以后，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日，紡線織布，縫衣服做鞋，慰問抗日軍隊，鞏固和發展了根據地，對抗日戰爭做出巨大貢獻。
傳統文化，包含著愛國主義精神和憂國憂民的精神，展現了中華民族素有愛國傳統和民族意識。農民群眾中廣為流傳岳飛、薛仁貴、武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他們成為普通農民心目中的英雄，激發著農民抵御外辱、不畏強權的意識。另外，中國的傳統文化素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愛國主義精神和憂患意識等在廣大農村具有群眾基礎，都激勵著農民堅持抗日、不畏強暴。從孔孟的道理來看，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有正名定分、嚴夷夏之防義的民族精神，這兩種精神，惟有在今天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爭中，才充分地熱烈地發揮出來。[13]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充分意識到優秀的傳統文化對抗戰的巨大意義，十分重視優秀傳統的傳播。農民在傳統積極的文化影響下更加易于參與抗日的實際行動，有效團結在抗戰文化的旗幟下。
二、根據地農村文化建設的基本形式
各根據地的黨員及具有抗戰性質的群眾文化組織采取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抗戰文化，圍繞抗日和民主的主題關注與農民群眾密切相關的現實問題，用農民喜歡的易懂的形式宣傳抗戰時期的農村文化，主要形式有社會教育形式、戲曲形式、音樂形式、書畫形式、報刊形式、展覽形式等，形式多樣且十分靈活，滿足農民不同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農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識字、讀報、唱歌、游戲、讀黑板報、橫幅等就可以學習抗戰文化，從而激發抗日熱情。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在創建根據地以后，成立專門的工作隊或者文藝隊（各地的名稱不一），到一村宣傳一村，見一人宣傳一人，成立農抗會（有的地方也叫農救會）、婦救會、青抗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宣傳方式主要有街頭演講、家庭訪問、演劇、唱歌和辦識字班等”“多采取街頭演出的形式”[14]進行抗日文化宣傳，反對敵偽頑政權文化。人民軍隊紀律嚴明，對老百姓秋毫不犯，切實以身作則維護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優秀的共產黨員在文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模范先鋒作用，向根據地的農民群眾及時解釋中央制定的文化政策，通過樹立模范代表人物發動農民學習，從小事做起，甚至付出生命，讓農民群眾切實感受到黨和人民軍隊切實為人民的利益服務，本身就是對抗戰文化最好的宣傳。
1. 社會教育形式。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決定了社會教育的主要對象是廣大農民，“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教育必須堅持抗日民主的立場”[15]。針對農村文盲率極高、文化水平普遍落后的現狀，農村普遍開展提高識字率的掃盲運動。各地農村根據農民的意愿，使社會教育的內容與形式適應戰爭的形勢，大力興辦各種形式的學校，利用農民的農閑時間采取讀報會、俱樂部、識字班、夜校、冬學、半日學等形式，進行群眾化的教育，提高農民的識字率，廣泛開展社會教育和生產知識教育，普及抗戰文化。其中效果最顯著的是各村開展的冬學運動，既充分利用了農民的農閑時間，豐富其生活，又提高了廣大農民的政治覺悟，普及了教育，鞏固了根據地。教育的內容既有與農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算數、寫信和適應農業生產的科學技術，更有突出傳遞信念與理想的抗戰文化的社會教育，在民眾中培養自覺的抗日文化，配合根據地開展抗戰動員。教育在各根據地的普及，使農民及其子女都有機會接受新文化，使社會教育成為宣傳抗日和民主的有利武器。
2. 戲曲形式。注重發揮民間藝人的作用，側重于把農民群眾普遍喜歡的傳統戲曲形式與抗戰文化緊密結合起來，既發揮了傳統文化的魅力，又激發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浙東根據地改造農民群眾比較喜歡的傳統戲曲形式“的篤戲”，創作了《英烈緣》等抗戰戲曲；沂蒙山地區創造了舉世聞名的小調《沂蒙山小調》；陜甘寧邊區利用西北地區流行的信天游、秦腔等民歌形式創作了大量抗戰戲曲，如新編秦腔《血淚仇》《窮人恨》等優秀劇目和新編評劇《逼上梁山》[16]等；山東根據地京劇團編排了具有現實意義的《花木蘭》《反徐州》等京劇劇目；在冀東南等地，文藝工作者常將重大的抗戰工作和重大事件編成民間傳唱，如《破路歌》等[17]；其他根據地在農村文化建設過程中，充分挖掘傳統戲曲，對內容加以改造，去掉落后腐朽的內容，增加反映時代特色的民主精神和抗日精神。
3. 歌曲形式。抗戰歌曲以其曲調老少皆宜的特點在廣大農村迅速傳播起來，增強了革命斗志。各地根據實際的農村文化生活，根據現實創作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歌曲，歌詞大多帶有抗日和民主的思想，開展群眾歌詠活動，在村里成立歌詠隊，豐富了戰時條件下人民的生活，傳播了抗日和民主的思想。在陜甘寧根據地在改造二流子的任務中，創作了秧歌戲《改造二流子》、評劇《回頭是岸》、信天游《笑話二流子》以及童謠、民間小調、順口溜等，宣傳改造二流子的意義，還創作了舉世聞名的《黃河大合唱》《八路軍進行曲》《生產大合唱》《南泥灣》《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抗戰歌曲[18]；山東根據地創作了《跟著共產黨走》《中國進行曲》《毛澤東頌歌》《英雄萬歲》等抗戰歌曲，傳遍大江南北；晉察冀邊區曹火星創作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盧肅的《團結就是力量》[19]等抗戰歌曲至今傳唱不衰；蘇北根據地在劉少奇、陳毅的領導下，創作了《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鐵軍》《反投降小調》《反掃蕩》等抗戰歌曲[20]；太行山地區的《在太行山上》《八路軍進行曲》《二月里來好風光》《朱德將軍》等抗戰歌曲家喻戶曉[21]；蘇中根據實際的戰斗創作了《黃橋燒餅歌》等[22]。
4. 書畫形式。通俗易懂，生動形象，往往被農民更加易于接受和喜愛。冀東的尖兵劇社在農村宣傳的畫展上創造了一系列宣傳抗戰文化的漫畫，如《牛拉汽車》諷刺偽政權的漫畫[23]；浙東為宣傳血戰大魚島的英雄事跡創作了《血戰大魚島》的連環畫冊[24]；沂蒙山區創作了《翻身》《人間地獄》《變工》等諷刺黑暗社會的連環畫冊；晉察冀邊區政治部所在地陳家院墻上有巨大宣傳壁畫《看，鬼子就殺人了！》[25]，晉察冀邊區還有徐靈的優秀木刻《選舉》等[26]，沃渣創作的版畫《奪走我們的牛羊》《鐵騎兵》等[27]；各根據地把抗戰文化與各種繪畫形式（連環畫、壁畫、鋼筆畫、年畫、木刻、雕塑、漫畫、水彩畫、宣傳畫、黑板畫、布畫、張貼畫等）緊密結合起來，賦予了藝術作品抗戰文化的氣息。
5. 話劇形式。各根據地農村存在著大量的話劇劇團或文工團等群眾性文化組織。他們在實際的抗日斗爭中長期深入農民，反映農民斗爭的生活，創作了大量反映抗戰文化和農民生活的話劇。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敵后抗日文化的中心，各種類型的群眾抗戰文化團體數量多，創作了秧歌戲《兄妹開荒》和《夫妻識字》[28]、新歌劇《白毛女》等大量抗戰歌劇；冀東的尖兵劇社在廣大農村開展演出，自己創作了《參加八路軍》《反搶糧》《放下你的鞭子》《村選》《夜深人靜時》[29]等；晉冀魯豫根據地根據農民的喜好，創作了《埋地雷》《送情報》《送子參軍》《滅老鼠》《減租減息》等短小精悍的文藝作品；各根據地的話劇社團了解農民的精神夙愿和精神需求，創造出一系列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成為時代寶貴的文化財富。
6. 報刊形式。在殘酷的戰爭形勢下，報紙成為傳播時事較為便利的媒介。各根據地在農村十分注重報紙的建設與發展，報紙的對象主要是農村干部及農村的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在農民中作為文化傳播者的作用。太行山地區創立關于農民的報紙就有《太行農民》《太岳農民》《太岳婦女》等[30]；山東根據地的《大眾日報》創刊，清河區出版了《群眾報》《青年人》《清河婦女》《戰地婦女》等報刊[31]；冀東出版了《救國報》和《老百姓》，宣傳抗日英雄事跡以及歌曲、漫畫、連環畫等[32]；各根據地利用報紙傳播抗戰思想與農業生產知識，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
7. 展覽形式。各根據地為了及時展出抗戰勝利的成果，振奮軍民的信心和斗志，經常性舉辦各種類型的不同主題的展覽會。據不完全統計，各個解放區共舉辦了193個展覽會。[33]展覽會的場地不固定，多為臨時搭建，展品大多從老百姓那里直接收集來，或者是從戰場收集來的，反映了人民戰爭勝利的成果。如在婦女生活的展覽會上，圖文并茂地教育廣大農村婦女，既有衛生常識，又有婦女解放的思想，受到根據地農村婦女的歡迎。其中大多數展覽會是反映抗戰的軍事斗爭的實物，增強了農民抗戰勝利的信心。
8. 電影形式。由于戰區遼闊，農民分布比較分散，抗戰時期電影的播放方式主要是流動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立了延安電影放映隊。成立以后，它走遍陜甘寧邊區的大部分農村地區。延安放映隊采用的常規方式是把電影放映同黨的方針政策和當前任務的宣傳結合起來，把放映工作當作一件政治任務來完成，注意映前整理資料，利用當地群眾自身的實力展開教育、傳播。[34]
9. 其他形式。除了上述常見的類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宣傳形式。如浙東發行的抗幣（抗日民主政權金融部門發行的貨幣），印有“抗幣”的字樣。延安開展的街頭詩運動，詩文簡短但是寓意深刻，在農民群眾中產生強烈反響。傳統的藝術形式，如說書、快板、相聲等，在宣傳抗日文化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也會利用傳統的節日如廟會開展抗日文化的宣傳。還有利用現代技術產生的攝影作品進行宣傳。涌現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優秀的攝影作品，成為國家難得的歷史材料。
縱觀根據地的農村文化建設，無論采取何種形式，都離不開抗戰文化，都離不開抗日和民主的主題。根據地的農村文化建設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農村文化建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問題，如過度強調文化發展的政治色彩而忽略農村文化自身發展的規律。雖然總體發展勢頭良好，但是各地的農村文化建設發展良莠不齊，有些農村受封建殘余思想和日本奴化思想嚴重。由于中國共產黨自身文化建設經驗不足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只有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才能保證中國農村文化健康正常的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的正常發展。總體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建設是積極、成果顯著的。各根據地農村文化建設為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經驗。
參考文獻：
[1][2][15][22]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蘇中抗日根據地[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225，225，574，504.
[3][4]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概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32.
[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566.
[6]鹽池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鹽池縣志[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6：443.
[7][24]浙東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浙江省檔案館編.浙東抗日根據地[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86，326.
[8][9][16][18][28]王晉林，秦生.新民主主義模型——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282，
283，274，274，174.
[10][11]《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編審委員會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三冊大事記）[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141，141.
[12]浙江檔案館選編.閩浙贛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203.
[13][14][31]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山東抗日根據地[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3，466，304.
[17][21][30]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員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100，100，100.
[19][25][26][27][32]《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二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172，175，175，177，297.
[20]顧耿忠.蘇北根據地的音樂與音樂生活[J].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99，（4）.
[23][29]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史研究會編輯室.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簡史（第3輯）[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332，339.
[33]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解放區展覽會資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1.
[34]韓婷婷.抗戰與農村電影的發展[J].電影文學，2003，（12）.
責任編輯、校對：李金霞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of Every Base in the Anti Japanese War
Xie Xiaom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unc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status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 content reflected the theme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emocratic and science in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form adapted popular， flexible ways of publicity for farmers.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bas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democracy， scienc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asant， anti-Japanese war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