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黨課講稿：“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新趨勢與新特征,供大家參考。

黨課講稿：“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與新特征

黨課講稿：“十四五”時期

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與新特征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

2021年全國兩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這個規劃綱要確定了“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擘畫了未來五年我國發展的宏偉藍圖，是指導經濟社會工作的綱領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經濟發展方面來講，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在“十四五”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也是根據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無論是黨的＿＿通過的《建議》，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都明確提出“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一、“十四五”時期中國發展環境的變化

我們先談一談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發生了深刻調整。世界大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從全球經濟、貿易、投資、產業布局，還有治理體系變革等方面來看，“十四五”時期世界經濟將呈現以下發展態勢：

一是世界經濟有可能持續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速放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就進入了一個深度調整期，增速顯著放緩，國際貿易增速持續低于世界經濟增速，跨國直接投資也趨于回落。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經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陷入最嚴重的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全球經濟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來的走勢在很大程度上還將受到疫情防控形勢的影響，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因此，未來幾年，特別是“十四五”時期，世界經濟有可能處在持續低迷的態勢，出現強勁復蘇的可能性較低。

從近30年來世界經濟的增速看，世界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盡管常有一些波動，但總體是向上增長的態勢。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世界經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隨著應對危機的刺激政策效應逐步減退，世界經濟在這次疫情之前也處在疲弱的復蘇狀態，走勢并不強勁。從目前看，今年世界經濟有可能出現恢復性增長，增速有可能達到5.5％。但是除去2020年的負增長，今年世界經濟總量仍然很難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從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走勢的相互關系看，金融危機之前和金融危機之后也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機之前，在經濟全球化高速增長時期，國際貿易增速持續快于經濟增長，可以說是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平均來看，金融危機之前，國際貿易增速應是世界經濟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機之后，在多數的年份國際貿易增速低于世界經濟增長。這反映出金融危機后經濟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趨勢增強，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使得貿易的增速低于經濟的增速。受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國際貿易的回落幅度較大，接近10％。

從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量看，2015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曾經達到了歷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國直接投資基本上穩定在1.5萬億美元左右。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總量下降了42％，僅有8590億美元。其中發達經濟體只有2290億美元。而新興市場國家基本保持在6000億美元以上的增速。2020年中國也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由此可見，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發達經濟體的投資，特別是企業并購產生的影響比較大，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也進入了低迷期。未來要想重新恢復到比較快的增長態勢，仍然需要很長時間。

從我國的情況看，近年來我們對外投資和利用外資持續保持較快增長。盡管2020年我們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但我國利用外資仍然達到了1444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沖擊很大，美國吸收外資大幅度回落。同時，我們的對外投資仍然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的穩定水平。特別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和項目仍然保持較快增長。

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了2021年關于世界經濟最新的預測。根據最新預測，2021年世界經濟有望出現5.5％的恢復性增長，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環境而言，在“十四五”時期，世界經濟的增速與歷史比，應該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二是國際分工深刻變革，全球產業鏈布局調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推動世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國際分工發生深刻變革。特別是以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為引領，生命健康、先進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進、交叉融合，科技創新進入了大融通時代，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新經濟、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迅猛發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價值鏈發生了深刻重組。

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得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問題更加凸顯，各國內顧傾向增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向多元化、區域化方向發展，世界各國更加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時期，以效率優先為導向而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優先方向調整，所以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格局在我國“十四五”時期將發生更加深刻復雜的變化。

三是經濟全球化勢頭繼續減弱，國際治理體系呈現“碎片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經濟增長放緩、全球化收益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出現了社會撕裂，民粹主義盛行，對外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主義，經濟、貿易、投資問題政治化。在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但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較量依舊激烈，經濟全球化的勢頭仍有可能減弱。圍繞著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應對公共衛生領域挑戰等方面的博弈和斗爭可能更趨激烈，國際治理體系變革達成共識的難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勢必要在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自身的發展和推動同其他國家的合作發展。

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也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和條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發展的內部條件也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

一是我國仍處在成長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難度在加大。我國仍處在新興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發展的內生動力依然強勁，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與此同時，我國也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以往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有很大的改變，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難度加大，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進入了中高速增長區間。其中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結構調整、協調發展、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壓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來一個時期，經濟潛在增速仍有可能繼續有所回落。

《綱要》沒有像以往對整個未來五年提出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而是強調每年度根據形勢變化決定年度增長目標，這也是考慮到未來的發展環境有很大不確定性。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條件保持經濟適度的發展。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從2007年達到峰值以后逐漸回落。特別是過去10年，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平穩，增速比以往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當然這反映了我們的經濟結構有重大變化，經濟增長目的在轉換。所以，“十四五”時期，我國仍將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長態勢。

二是我國已經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我國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方面已經取得了積極進展。過去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單純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經濟總量增長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逐漸被摒棄。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機統一，已經成為新發展導向。但是，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我們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任務依然艱巨。

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并不意味我們已經實現了高質量發展，而是意味我們已經到了必須要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來推動經濟發展的階段，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本身就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從過去幾年我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績看，我們的經濟結構也在持續優化。從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看，服務業占比持續上升，去年已經達到54.5％。包括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現在在經濟中占比已在40％以下，農業總體維持在接近10％的水平。這種結構變化，與世界各國工業化發展路徑的一般規律是相符的。從一定程度上講，我國經濟已經由過去工業主導型的經濟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

由于服務業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們的經濟增長更加穩固。過去在工業主導時期，工業周期性比較強，所以，往往會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波動。現在服務業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以上，這也使得我們的經濟運行比以往更加穩定。這種結構變化，也使得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我們的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總體趨勢是有所減弱的。另一方面，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增加。過去幾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的60％現在都來源于服務業。

從貢獻度和經濟增長速度分解來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最大的。由于這種變化，我國的就業結構也發生了新變化，特別是服務業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務業成為過去幾年吸納就業唯一保持增長的產業。第三產業已經成為我們吸納就業的最主要的渠道。從就業方面來看，我們還要依靠更多的服務業來創造就業。

近幾年，我國每年新增就業超1300萬人，去年受疫情沖擊影響，我們的城鎮新增就業有所回落，但也實現了目標。這說明，我國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為保持就業穩定增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基礎。

三是“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難以維系。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新發展模式緊迫性在上升。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發揮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大循環，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成為世界工廠，這種發展模式有力帶動了經濟快速發展。

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國內要素條件的變化，這種兩頭在外，也就是市場和資源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近年來明顯減弱，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受限帶來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更加凸顯，經濟安全的風險增大。

我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和配套齊全的完整產業體系。我們本身具備內部循環的大國經濟優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所以，在“十四五”時期，我們要繼續順勢而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支撐，加快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新發展模式。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我國對外貿易，無論進口還是出口都是兩位數增長。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由于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蘇緩慢、外需減弱，我國的外貿出口增速也在減弱。個別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總體看，我們的對外貿易增長潛力已經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現高速增長的機會也不是很多了。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內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顯回落。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最高達到過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對我們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是非常大的。2020年我們經常項目順差仍然接近3000億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0年，我們的GDP按照人民幣計算是101.6萬億元，折合成美元是14.7萬億美元。

現在我們基本上實現了內外的均衡。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在現在被提出來并不是說我們沒有做這個事情。從需求方面看，消費、投資、進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經濟結構在持續優化。與此同時，我們的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比過去在持續提升，已經超過50％。但是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消費占比仍相對偏低。

從生產角度看，我們的服務業占比超過一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從支出角度，或者從需求角度看，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接近60％。所以，這兩方面的變化，使得我們的經濟增長跟以往相比有很大變化，我們不再過分依靠投資、工業。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與新特征

“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既應對了國際環境深刻變化，也是我國在當前階段的主動選擇，更是對“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重塑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戰略部署。因此，必須深刻理解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準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把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和構建新發展格局有機結合起來，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將呈現以下新趨勢和新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擴大國內需求。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的特征將更加明顯。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是要求我們堅持擴大內需，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打通國民經濟循環各個環節，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發展模式。我們經濟發展的立足點，從以往看重國際市場為主，轉向以滿足國內需求為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我們有這方面的條件。首先我國有14億人口，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連續多年超過14萬億美元，大概是美國的70％。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十四五”期間，按照世行的標準，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可能最終達到1.2萬美元以上，進入高收入國家行業。

同時我國還有4億多的中等收入群體。2019年，我們的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了40萬億人民幣。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出現了負增長，大概是39萬億元人民幣。但總體來講，我們國內消費品市場規模大概是6萬億美元左右，可以說和美國現在的市場規模相當。但和美國相比，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的市場是全球最有潛力的超大規模消費市場。

當前，我國還處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產業升級、城鎮化建設、中西部地區的建設都將不斷釋放出投資需求潛力。強大的國內市場是我國最大的競爭力。我們完全有條件依托強大的國內市場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當今世界，市場是最稀缺的資源。我國有全球最有潛力的超大規模市場，這也是我們能夠實現擴大內需，支撐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的底氣。

但是當前，我們的國內大循環還不夠通暢，突出表現在國內統一的大市場尚未形成，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還有很多門檻，要素商品流動還受很多因素影響。另外，我們流動體系的現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較高。雖然近年來，我國的物流成本持續下降，但是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然較高。2019年，我們的物流成本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仍高達14％以上。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8％。所以，我們進一步降低物流成本還有很多空間。現在我們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費用。

當前，我們的金融、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發展也不均衡，這均妨礙了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時，我們的體制機制問題也較多。這些現象不僅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循環，也制約了消費和投資需求潛力的釋放。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問題，表面上看它是一個發展問題，實際上是改革問題。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進一步釋放消費和投資需求的潛力。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深化改革，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有效釋放國內市場的需求潛力。

“十四五”期間，我們將堅定不移擴大內需，更加注重和加強需求側的管理，構建擴大內需的有效機制，全面促進消費和拓展投資空間。在穩定汽車、家電等傳統大宗消費的基礎上，我們還要進一步推動線上、線下消費融合，進一步擴大養老、健康、家政等服務消費，進一步凈化我們的消費環境，促進消費提量升級。同時，我們還要加強像5G基站、大數據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推進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積極開展老舊小區改造和市政設施升級。

“十四五”時期，我們在落實擴大內需方面有一系列的舉措，除了進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以外，我們在促進消費和拓展投資空間方面還有很多具體的舉措。擴大消費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

近年來，我們的最終消費比重已經超過50％，呈現上升的態勢。但剔除政府消費后，我們居民的最終消費還低于40％。也就是說，我們在擴大內需方面，除了穩投資外，重要的一點還是要擴大消費。擴大消費除了從營造消費環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實有效提升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近年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也出現了一些變化，雖然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0年有明顯回落。所以，這既不利于當期經濟可持續的恢復，也會制約我們未來的發展。

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將不斷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持續推動經濟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關鍵還是要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從而讓國內大循環有效運轉起來。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首先，在國內大循環中，供給和需求必須循環起來。我國具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生產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供給體系大而不強，特別是一些傳統低端領域的產能和供給持續過剩，而很多新興的高品質服務供不應求。所以，在居民消費加速升級的態勢下，我們的供給體系大而不強、大而不優，供給結構難以適應消費需求變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們國內循環之所以存在很多堵點和斷點，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國有很多個性化的需求。有時，國內的商品難以滿足人們的個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國外去采購。

要解決國內經濟循環不暢的問題，還是要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我們的供給體系能適應國內需求的需要，那么龐大的國內需求就會刺激我們的供給不斷創新，我們的工業、服務業也就會更好地發展起來。

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矛盾既有供給側的，也有需求側的。但深入分析后，我們的判斷是，矛盾主要還是在供給側。供給體系不能適應需求變化。如果我們僅僅是擴大內需，而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內需供給就很難能支撐經濟增長。所以，我們必須把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地結合起來，著力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不斷增加產品和服務的種類和品種，提高它們的質量和品類。“十四五”時期，我們還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著力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要用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來創造和引領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保障將進一步強化。當前，國際上圍繞著優質要素資源的爭奪在不斷加劇，我國正處在由產業鏈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的階段。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高端設備“卡脖子”問題還比較嚴重，所以，斷供風險難以完全排除，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已成為重大課題。產業鏈、供應鏈在關鍵時候不掉鏈子是一個大國經濟必須具備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國經濟循環暢通的關鍵。所以，我們必須著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

“十四五”時期，我們必須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戰略支撐，依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的核心技術，強化對關鍵領域、關鍵技術、關鍵產品的保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我們還可以依托國家超大規模的市場和完備的產業體系，創造有利于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優勢。在“十四五”期間，我們在加強科技創新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部署。

從“十三五”以來，我國在科技投入方面不斷加大投入，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不斷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剔除資本和勞動的貢獻以外，經濟增長和其他方面的貢獻是來自科技進步方面的。我國科技的不斷提升，與我們加大研發投入經費有關。

此外，無論在加強國家科技創新力量，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還是市場引導企業創新主體以及激活科研人員的創新活力等方面，我們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四是要發展壯大戰略新興產業。“十四五”時期，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既面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加快向各產業滲透和融合發展的重大機遇，也面臨碳排放達峰和碳中和約束強化的巨大挑戰。推動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是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加快發展，越來越多的高新技術將進入大規模產業化、商業化應用階段，成為驅動產業變革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時期，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和競爭力。

“十四五”時期將堅持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發展戰略，推進數字化轉型行動和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各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改造，促進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跨界融合發展，大力培育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以提升競爭力和產業集中度為導向，把推動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與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結合起來，依托產業園區和自貿區等平臺，推動企業、科研單位、金融機構等有效集聚，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四五”時期，我們要進一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會進一步增強。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機構如果脫離實體經濟去搞以錢生錢的自我循環，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是金融危機，最終也會危及到金融自身發展。因此，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也是金融自身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新發展階段，金融工作要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主動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形勢，把更多的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薄弱環節，具有現實和長遠的指導意義。2020年，從應對新冠疫情沖擊的過程中，我們看得很清楚，普惠金融大量發展，引導更多金融信貸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不斷降低實體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嚴控資金流向房地產、股市。“十四五”時期，我們將從體制機制建設入手，綜合施策，引導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

從宏觀層面看，重點做好金融領域跨周期政策設計，完善貨幣供應調控機制，使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反映潛在產出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基本匹配；
深化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機制，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促進金融資源優化配置和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

從微觀層面看，我們要進一步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入激勵相容機制，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優化信貸結構，更多投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進一步疏通金融體系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支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從支持創新層面看，我們要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建設，圍繞創新鏈和產業鏈打造資金鏈，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支持科技創新的重要作用，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形成金融、科技和產業之間的良性循環。

從優化結構層面看，我們要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更好服務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
從完善貨幣、監管、稅收等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持續健康發展；
實施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業務分賬管理，提升支持國家戰略的能力；
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和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統籌規劃建設管理適應金融雙向開放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確保金融基礎設施安全運行。

從防控風險層面看，我們要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方針及時處置各類風險隱患，加快構建宏觀審慎加微觀審慎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管理體系，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六是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制度型開放特征更加鮮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要搞封閉的內循環，暢通國內循環與參與國際循環是內在統一、相互促進的，而不是割裂或對立的。

國內大循環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基礎，暢通國內大循環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既滿足國內需求，又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平，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有利于我們更好參與國際循環。

堅持開放合作、主動參與國際循環，可以更好地聯通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深同世界經濟的聯系互動，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為國內大循環注入新動力。

因此，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必須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提升制度型開放水平，創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的“中國機遇”，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促進各國共享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機遇和成果。“十四五”時期將以完善內外貿一體化調控體系為方向，健全制定內外貿、內外資統一的維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制定新的外資基礎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資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性文件，限期廢止或修訂同對外開放大方向和大原則不符的法律法規或條款，加快推動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為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探索實踐更高水平更高標準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務領域開放，促進制度型開放。

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統籌推進“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投融資體系，擴大西部和沿邊地區開放，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特別是世貿組織改革，開展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出更多中國倡議、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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