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煥貴（副教授）
眾所周知，貧困問題是世界性難題，如何消除貧困是世界各國當前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的重要任務。貧困問題關系民生福祉、社會穩定和國家發展大局，是每個國家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問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長期致力于民生改善和提升人們幸福，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終于消除了長期困擾我國發展的絕對貧困問題。當前，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簡稱“兩大戰略”）的交匯期，積極探索中國式減貧之路，對于緩解和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財政部、國務院發布的《中國減貧四十年》報告指出，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成功讓8億多貧困地區人口擺脫了貧困。在世界減貧史上，我國減貧的速度與規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為人類擺脫貧困提出了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出發打響脫貧攻堅戰，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鋪平了道路。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7年的精準扶貧，使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 年底的9899 萬人減少到2019 的551 萬人，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9348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至0.6%，累計下降9.6個百分點。截止到2020年底，我國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實現了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但是，消除農村地區絕對貧困現象，告別千百年來缺吃少穿的夢魘，實現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夙愿，并不意味著貧困在我國的歷史性終結，相對貧困問題仍將伴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長期存在。“兩大戰略”是我國“兩個一百年”進程中必須要實現的目標，也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一定要解決好的問題?！皟纱髴鹇浴钡牟渴鹪诓粩噙f進中互為補充、相互融合、有序銜接，強化了脫貧攻堅的延續性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性。隨著脫貧攻堅使命的歷史性轉移、后脫貧時代的開啟和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以及“兩大戰略”的融合發展，推動“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及人的全面發展，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諸多專家學者圍繞“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開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諸多理論與實踐成果。學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從“兩大戰略”體制機制的視角提出產業發展困難和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認為應該在體制機制、統籌、產業多元發展和主體意識培育等方面進行應對，進而推動“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豆書龍和葉敬忠，2019；
尹業興和熊昕若，2022）。二是從政策的角度探討“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認為應該從政府與市場、微觀政策入手，做好規劃、政策、監管等統籌工作（高強，2020；
汪三貴和馮紫曦，2020）。三是從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角度出發，認為應該在鄉村建設規劃、產業體系建設、鄉村治理改善等方面進行有效銜接（孫馨月和陳艷珍，2020）。四是從“兩大戰略”的邏輯關系出發，探討兩者的現狀及對策，認為其主體之間存在融合、互動關系（劉煥和秦鵬，2020）。五是認為應在國家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做好參與、合作、資源配置、激勵約束機制的銜接，在產業發展、空間結構優化、生態建設等方面做好政策內容銜接（張永麗和高蔚鵬，2021）。六是從“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頂層謀劃、基層實踐和學理角度闡釋三者之間的相互形塑、良性互動，回答了宏觀層面頂層設計的問題，還進行了微觀實踐的探索（葉敬忠和陳諾，2021）。七是從案例研究的角度，通過個案分析“兩大戰略”，在政策互補、時間交互、內容遞進和有效銜接規劃四個方面進行統籌（徐亞東和張應良，2022）。
上述諸多相關研究成果為“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有關“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頂層設計、內在機理、體制機制和有效路徑等方面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本文將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 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的“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實施方案”，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為依托進行深入研究，力圖為鄉村振興提供有益參考。
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根本目的是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確保已脫貧群眾在“兩不愁三保障”的基礎上，積極參與鄉村振興建設，早日走上致富道路。
1.構建脫貧幫扶長效機制。馬斯洛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由需要引起。大多數人的需要結構很復雜，無論何時都有許多需求影響行為”。從現實情況看，脫貧人口在滿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會逐漸向更好的生活邁進，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強調，“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兩大戰略”在銜接過程中其幫扶對象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即從貧困人口轉變為已脫貧人口。在“兩大戰略”建立銜接機制的背景下，確保已脫貧人口不返貧，在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礎上，向新的生活邁進，是“兩大戰略”實現有效銜接的主要標志。
推進“兩大戰略”有效銜接，需要實現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平穩過渡。首先，有效防止已脫貧人口返貧，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恢復發展階段，這為貧困地區人口返貧埋下了隱患，而且還有不少人處在脫貧與返貧的邊緣。盡管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社會性、基礎性和本質性貧困并未完全消除，貧困人口的長期依賴性和生產生活慣性無法在較短的時間內發生質的變化。因此，防止返貧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對此，應堅持新時期扶貧政策的穩定性和可接續性，加強與可能返貧、致貧人口的日常聯系以及對其的監測，分析可能致貧的因素，構建防止返貧長效機制。其次，改良已脫貧人口發展的社會“土壤”。貧困人口的貧困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他們在國家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物力的幫扶下擺脫了貧困，而要從根本上擺脫貧困，不僅需要激活貧困人員的內生動力，還要營造良好的社會幫扶氛圍，建立健全扶貧銜接機制。脫貧攻堅的目的就是讓貧困群眾過上幸福生活，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后，這部分群體就能夠融入到發展經濟的社會共同體中。他們在國家幫扶政策和社區的幫助下，通過參與個體成長、公共服務、經濟發展等鄉村建設，發展種養殖業、休閑旅游、務工務農結合的致富項目。只有不斷推進“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激活鄉村產業發展，使貧困群眾積極有效地融入到鄉村建設中來，在融合發展中形成命運共同體，才能從根本上減少返貧的幾率，增加農民有效收入，增強致富自信，擺脫貧困根源，走上富裕道路。
2. 實現可持續減貧目標。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將貫穿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過程。脫貧攻堅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前提和優先任務，鄉村振興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指絕對脫貧，而相對貧困問題將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貧困的主要表現樣貌，幫扶工作將呈現出多重方式并舉格局。應結合前期扶貧工作經驗，把控預判可能的返貧對象，把預防返貧落到實處。2020 年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為緩解相對貧困問題提供了思路和樣板。20 世紀80 年代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加速了相對貧困的進程，鄉村貧富差距擴大，給社會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隨著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逐漸顯現，相對貧困是建立在已脫貧基礎上的再貧困問題。因此，緩解相對貧困問題，不能簡單重復精準扶貧的政策體系、工作方法和扶貧模式，而要在鄉村振興框架下創新體制機制，構建中國特色的“兩大戰略”有效銜接路徑。相對貧困群體本身具有導致貧困的本源因素，如懶惰、殘疾、疾病等，特別是對于一些既缺乏工作技能又好吃懶做，不思進取，存在“等、靠、要”思想的貧困邊緣戶，需要從政策引導、產業技能、資金等諸多方面進行幫扶，充分吸取已脫貧地區的經驗范式，打造有效銜接的新模式，構建解決相對貧困的政策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工作機制，切實解決好“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社會保障問題。同時，增加相對貧困人口的話語權，擴大生產生活供給，加強“兩大戰略”溝通與協調創新銜接渠道體制機制建設，加大在技術、資源、人才等方面的供給力度，引導貧困人口“勤勞致富”的思想觀念，破除造成相對貧困的制度性障礙，創新扶貧開發體制，打破相對貧困體制機制政策壁壘，提高個體自生能力，解決好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形成“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長效機制。
3. 創新和拓展減貧渠道。我國一部分鄉村“空心化”和“老齡化”問題日益加劇，鄉村變得脆弱不堪，逐漸走向衰退甚至消亡。面對這樣的局面，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解決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進而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然而，從脫貧攻堅實現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再到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規劃，這些中國特色的發展路徑、政策體系、戰略謀劃，放眼全世界沒有先例可循，沒有成功經驗可以借鑒，更沒有實踐理論指導，因此需要我們自己不斷研究、創新、實踐、總結。我國改革開放40 多年以來，從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到湖南十八洞村的“精準脫貧”，無一不是遵循著“先局部實驗，后全面推廣”“先特區試點，后逐步實施”的步驟。在試點成功的基礎上制定政策，布局發展，最終形成中國式的方法論?！皟纱髴鹇浴痹阢暯尤诤系倪^程中，圍繞產業發展、易地搬遷、生態保護等扶貧方式，進行了諸多制度和政策創新，而這些政策為“兩大戰略”的銜接提供了借鑒和參考?？赏ㄟ^對脫貧攻堅相關政策的提煉，把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方法應用于完善鄉村振興政策體系和制度框架，進而形成“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為推動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
“兩大戰略”是圍繞我國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發展需要而制定的國家發展戰略，是順應各個歷史階段發展需要而制定的大政方針。因此，“兩大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在時間維度、政策體系、實施對象、制度模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但又彼此遞進連貫，互為依存。在推進“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過程中，涉及組織整合機制、脫貧治理機制及資金投入機制三方面問題。
1.組織整合機制。組織整合機制是實現“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重要組織形式，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組織整合機制分為政府組織機制和社會組織機制兩部分，“兩大戰略”的實施都離不開組織整合機制所構建的政府資源及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和配合。激活政府資源和社會力量在政策規劃落實、體制機制銜接、人才培養方面的銜接融合，對于推進“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發揮政府資源和社會力量的優勢，可以形成一種“共建、共治、共享”的銜接體制。應聚焦于已脫貧地區的邊緣戶、臨界戶、懶散戶，堅持預防為主、扶持為輔的幫扶舉措，持續加大對他們在技術、資金上的幫扶力度，不定期關注監測已脫貧戶的生產生活狀態，防止突發性、災害性返貧現象發生。此外，還應激發鄉村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幫扶企業及社會力量幫扶力量。
隨著我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村集體在“包干到戶”的影響下逐漸弱化了對鄉村治理的話語權，在市場經濟和打工經濟的驅使下，鄉村人口流動和農民群體分化，促使鄉村共同體逐漸消解淡化。同時，村集體組織公共服務職能弱化、管理和服務能力下降、無法有效開展村集體組織活動等問題凸顯。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這對村集體組織提出了新的挑戰。村集體組織當前的狀況和治理能力無法支撐后脫貧時代貧困人口返貧的巨大壓力，使得“兩大戰略”失去銜接的有效性。應該看到，在扶貧過程中村集體定義貧困戶與非貧困戶和是否享受國家扶貧政策時，造成了彼此之間的矛盾和隔閡，沖垮了相互信任的底線，打破了“熟人社會”的利益平衡。在推進“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過程中，村集體需要充分利用“兩大戰略”工作中積累的經驗，強化自身的領導能力、組織能力，以“兩大戰略”銜接為切入點，重構鄉村基層組織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增強村集體引領社會發展的驅動作用。
2. 脫貧治理機制。相對貧困是指在一定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下，依靠自己的勞動所得雖能維持吃穿保障，但無法滿足當地家庭收入和人均支出需求（高強和曾恒源，2022）。解決相對貧困是推進“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重要內容。我國于2020年實現了現行標準下脫貧攻堅的目標，完成了困擾我國發展的貧困問題，我國脫貧工作重心轉向了更加具有挑戰性的相對貧困問題，因此，**“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政策制定、制度設計、人才規劃、貧困識別就顯得非常迫切。
其中，針對貧困邊緣戶和貧困臨界戶的標準認定，對于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至關重要。在相對貧困人口中，不少農戶家庭收入和人均支出與建檔立卡貧困戶非常接近，只是當時家庭收入或被人為提高，失去了貧困戶的資格，因而略高于當年貧困線標準而未被納入貧困人口，這些臨界或邊緣貧困群體能否得到幫扶，對于后脫貧時代的減貧工作至關重要。2020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的指導意見》提出，對建檔立卡已脫貧但不穩定戶、收入略高于建檔立卡貧困戶的邊緣戶進行防止返貧監測。在脫貧攻堅政策落實過程中，精準識別線是一個相對量化的精細標準，國家實施精準扶貧伊始，精準識別操作帶來的邊緣戶問題就浮出水面。“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些地方已經關注到貧困邊緣戶的實際訴求，針對貧困戶的實際情況出臺了相應的幫扶政策和幫扶措施，但無論扶貧政策多么精準，都有少部分非貧困戶對于貧困戶的識別存在認知偏差，進而質疑和批評精準扶貧政策，從而帶來諸多矛盾糾紛。鄉村振興具有系統性、長期性、融合性的特質，而且涉及面廣、時間跨度長，而脫貧攻堅具有時效性、階段性、緊迫性、優先性和周期性的特點。如果制定、落實相關政策拖泥帶水，“兩大戰略”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在執行過程中就可能造成新的“貧困”問題，再加上缺乏系統政策支持，一些臨界貧困戶和貧困邊緣戶可能成為“二次”貧困戶，不僅無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還會影響鄉村振興進程。
3. 資金投入機制。無論是脫貧攻堅的如期實現還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鄉村振興能否與脫貧攻堅實現有效銜接，資金投入將是決定性因素。近年來，我國對脫貧攻堅扶貧資金投入力度持續加大，國家圍繞精準扶貧下撥了扶貧專項資金。據財政部統計，2012 ～2020 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入高達6896億元，僅2021年鄉村振興補助資金就達到1561 億元，著力解決“農業、產業、就業”等突出問題?？梢?，我國脫貧攻堅的力度和規?？涨爸?，同時也顯示出我國脫貧攻堅的信心和決心。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意味著更艱巨的任務、更有力的決策、更復雜的制度體系、更漫長的道路。而脫貧攻堅資金的投入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打下了基礎，也為“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創造了條件。2021 年，農業農村部表示，5年之內投入7萬億元資金到鄉村振興產業中。盡管近年來中央財政對鄉村振興的投入持續加大，但與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相比，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目標任務的要求還存在較大差距。
為接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進農業農村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促進“兩大戰略”有效銜接，需重點聚焦以下幾方面問題。
1. 推進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產業扶貧是一種內生發展機制，是促進貧困地區發展、增加貧困戶收入的有效途徑，是實現貧困人口穩定脫貧的長久之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國家把“產業振興”放在鄉村振興戰略的首位，這預示了鄉村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20 年農業農村部發布信息顯示，“目前，全國有92%的貧困戶已參與到產業發展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貧困戶實現了新型經營主體帶動”。當前，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隨著脫貧攻堅產業扶貧政策措施的逐步退出，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快速推進，在“兩大戰略”的交匯中實現產業升級將面臨巨大的挑戰。
在脫貧攻堅的轉型發展過程中，以農產品原生態銷售、粗加工為主，產業發展層次低、產業規模小、產品與農戶分布散、加工鏈條短、經營效益差、市場風險大、同質化與短期化傾向明顯、多依賴外部主體、農戶參與度不高等問題，阻礙了農村產業的發展。產業發展是集技術、人才、資金、原材料和加工為一體的多元化資源聚合體。鄉村產業的發展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技術、人才、資金，還需要政府的幫助和介入作為支撐。尤其是進入后脫貧時代，產業發展對于“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至關重要，由脫貧攻堅時期政府大規模介入鄉村產業發展，開展以政府為主的幫扶機制，到鄉村振興實施行政力量逐漸退出，形成鄉村產業的自主發展。這對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提出了嚴峻的考驗，同時需要重新審視“兩大戰略”銜接的有效性。簡而言之，在脫貧攻堅階段貧困戶借助產業扶貧政策被納入產業發展體系，享受到產業扶貧所帶來的福利，而隨著扶貧政策的退場，自主鄉村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這就意味著已脫貧人口返貧風險加劇，增收致富希望的不確定性攀升。
扶貧產業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不是取決于生產或銷售的哪個環節，而是取決于貧困戶的共同意志。其不僅要提高農產品的技術含量、提升產品質量，而且要在綠色、安全、環保的基礎上打造屬于自己的品牌。為此，需要密切關注已脫貧人口的產業發展態勢，引導產業發展方向，加強產業生產銷售引導，強化資源要素管理，創新利益聯結機制，建設社會化服務支撐體系，搭建“兩大戰略”銜接平臺，推動產業扶貧向長效性、內生型發展。在銜接過程中，首先，要鼓勵已脫貧人口加入產業扶貧項目，利用政府的推手加之貧困戶的主動性，發展鄉村農業產業；
激活鄉村種養殖業，強化已脫貧人員的技能培訓，加強本地化農產品加工、倉儲等建設，積極培育、扶持已脫貧人員參與農業產業建設，構建線上線下交易平臺，打造產、供、銷有序銜接的農產品產業鏈，激發內生動力。其次，要依靠政府資源，積極引進企業投資、技術、資金，發展本地優勢產業，與域外企業建立合作品安全追溯機制，推動貧困地區農產品地理標識建設，打造扶貧產業“農”字品牌。
2. 生態治理與價值轉化。******指出，“我們既要青山綠水，也要金山銀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6），生態補償脫貧是中央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五個一批”（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生態補償脫貧，就是通過實施生態工程建設等大型項目，用轉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對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生態補償力度，以推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與可持續發展相互促進的扶貧模式（莫光輝，2016）。我國農村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區、西部山區及西南、東北地區，這些地區共同的特點是所處地理位置偏遠閉塞，生態環境脆弱。生態補償脫貧政策的提出為貧困地區跳出“貧困圍欄”提供了可能、創造了條件。要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以生態保護為前提推進“兩大戰略”有效銜接。自實施生態補償脫貧以來，我國通過發放貧困人員現金補償、提供貧困人員就業崗位等方式，極大地解決了貧困地區低收入問題，對精準扶貧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是，隨著脫貧攻堅圓滿收官，生態補償過渡期結束，生態補償脫貧效果逐漸衰減，“兩大戰略”銜接的有效性面臨挑戰。
在推進“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必然趨勢下，銜接的有效性是“兩大戰略”實施的關鍵所在。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的當下，鄉村振興精準對接脫貧攻堅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在鄉村生態振興驅動下，應推動生態補償脫貧向“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轉型，積極探索生態旅游與已脫貧戶互動、生態產品與已脫貧戶掛鉤，開發生態脫貧與生態振興相結合的方式，引導已脫貧人口的身份轉變、思想轉換、經濟轉型，發展綠色農業產業，從而構建起生態振興的富民道路。
3. 易地搬遷脫貧與文化振興。易地搬遷脫貧意味著貧困地區人口要背井離鄉、放棄故土，在異地他鄉開始新的生活。搬遷對象主要是“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貧困地區，“十三五”期間，全國要實現1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搬遷安置，幫助他們“拔窮根”“摘窮帽”，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可致富的目標。易地搬遷脫貧要與鄉村振興的文化振興進行銜接?？陀^上是人與物的遷移，而實質上是文化的再造，本質上則是對貧困人口生存空間、生存環境、生存地域、生存文化的徹底改變。貧困人口易地搬遷脫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搬遷人口與遷入地群體文化融合的適應性。易地搬遷脫貧后續產生的矛盾和沖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遷入新社區治理機制的寬容度。易地扶貧人口文化融入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國內外移民實踐來看，在遷入人口自然環境改變、生存技能缺乏、文化及身份一時得不到認同、經濟收入出現暫時困難等因素的影響下，加之故土情結，往往導致人口回遷，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加強易地搬遷脫貧文化融入，既是后脫貧時代的工作重點，也是“兩大戰略”銜接的有效保證。
在文化認同方面，對于易地搬遷脫貧形成的新社區、新鄰居、新環境和新文化，成員構成比較復雜，文化背景差異較大，文化矛盾與沖突不可避免，需要各成員站在中華文明的大背景下進行文化認同，加強彼此間文化交流與互鑒，形成鄰里友善、和睦相處、互幫互助、榮辱與共的文化氛圍，從而構建起新的鄰里關系，組合成新的社會結構，搭建“兩大戰略”銜接的文化橋梁，筑牢社區治理文化基礎。在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前提下，實現“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
同時，易地搬遷所形成的新社區關系和新鄰里關系，會給社區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例如，彼此之間的文化認同、人際關系重構、價值觀的統一、共同體意識塑造等，都需要通過社區平臺進行重新構建，使搬遷群眾盡快融入社區，獲得“安全感和幸福感”。在構建新鄰里關系的過程中，應充分發揮遷入地黨組織的影響力、號召力，強化彼此間的文化融合和信息交流，建立“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機制，使已脫貧群眾早日融入新的環境、適應新的生活。
當前，脫貧攻堅已經取得全面勝利，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在現行標準下已經全面脫貧摘帽，我國進入后脫貧時代。鄉村振興戰略正在實施，面對當前鄉村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新問題，推進“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著眼于脫貧攻堅的“五個一批”脫貧措施和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振興”大局考量，實現發展生產脫貧與產業振興、易地搬遷脫貧與文化振興、生態補償脫貧與生態振興、發展教育脫貧與人才振興、社會保障兜底與組織振興的有效銜接模式（見圖1），推動“兩大戰略”實現有效銜接。
圖1 “兩大戰略”有效銜接
1. 發展生產脫貧與產業振興銜接。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是實現貧困人口穩定脫貧的主要途徑，也是產業脫貧的根本之策。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貧困地區通過發展生產，引導和支持有勞動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雙手擺脫貧困，走上致富之路。隨著脫貧攻堅的圓滿收官、鄉村振興的持續推進，精準扶貧所創建的扶貧產業（如糧食產業、畜牧產業、瓜菜產業等）可以在鄉村振興框架下接續發展，繼續推進。脫貧攻堅所形成的技術基礎、人才基礎、資料儲備都可以嫁接到鄉村產業振興中來，一方面實現政策的延續性，另一方面在產業振興政策引領下擴大再生產，實現產業升級、人員增效，增加已脫貧人口的收入。不僅要在產業政策上進行銜接，還要在產業生產、市場銷售、技術升級等方面進行對接。脫貧攻堅為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物質基礎。在銜接過程中，通過鄉村振興戰略統籌規劃、合理安排、綜合考量，利用鄉村振興戰略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突出優勢，加快針對相對貧困問題的體制機制建設，促進生產脫貧向產業振興的轉變。
2. 社會保障兜底與組織振興銜接。社會保障兜底是“五個一批”工程的內容之一，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兜底政策主要針對無法依靠產業扶持與就業幫助脫貧的家庭和個人，實施兜底保障工作，實現社會保障兜底政策的作用（左停等，2017）。社會保障兜底是為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所采取的住房兜底、醫療兜底、教育兜底、養老兜底的社會保障政策，在社會保障兜底過程中基層政府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僅要摸清兜底對象，還要吃透國家政策，把真正需要兜底的貧困人口落到實處，使其享受到國家政策福利。隨著脫貧攻堅任務的順利完成，以及與鄉村振興戰略對接的開啟，社會保障兜底需要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新要求進行對接。進入后脫貧時代，國家為確保已脫貧人口不返貧，鞏固拓展脫貧成果，要將社會保障兜底進行到底。鄉村振興的推進為社會保障兜底開辟了新的接續路徑，“兩大戰略”的共同之處是：都是為緩解貧困、解決貧困、鄉村振興而設，也都是在政府組織的領導下有序開展的。因此，為創新性地推動“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需要構建、協調、整合從國家到地方的政府組織機構，完善體制機制，強化政策的延續性和可行性，最終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
首先，提高鄉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協調能力和領導能力。鄉村基層組織應加強自身在“兩大戰略”銜接過程中的協調能力和領導能力，消除兜底貧困群眾的思想顧慮，鼓勵他們發展生產、開拓打工就業渠道，從而增加基本收入。有效組織已脫貧群眾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建設，提升基層黨組織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緊緊圍繞“兩大戰略”銜接的有效性，不斷提高村黨支部領導能力，治理村黨組織軟弱渙散現象，建立健全決策機制和監督機制。其次，提高鄉村基層干部榜樣的引領作用。在脫貧攻堅社會保障兜底工作中，公正不阿、一絲不茍、廉潔奉公，為百姓謀幸福，真正做到應兜盡兜，一個都不能少，做到心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在“兩大戰略”的推進過程中，通過社會保障兜底與組織振興的銜接，積極探索建立村干部薪酬、管理、考核職業化模式，加大優秀村干部選拔力度，吸引優秀人才充實村干部隊伍，保證鄉村基層組織工作的動力。在社會保障兜底與組織振興工作中，盡管村干部下了很大力氣監測已脫貧人口的情況，但是想要確保數據的精準性，還必須依靠多元化組織合力。例如，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合作社、婦聯等社會組織參與，他們在判斷貧困邊緣戶和臨界戶時更具有說服力和可信度，民間組織在鄉村經濟、社會治理、民生服務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3. 發展教育脫貧與人才振興銜接。******（2020）指出，“打好脫貧攻堅戰，關鍵在人，在人的觀念、能力、干勁”。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戰略，其核心力量都是人才。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交匯期，要注重統籌協調，強化工作銜接。在脫貧攻堅階段，駐村干部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扮演著脫貧攻堅“教練”的角色，脫貧干部帶動培養了一批“走不了”的農村工作隊伍，為鄉村振興積累了寶貴的人才資源。在脫貧攻堅全面勝利，人才機制即將退出的同時，應積極探索“兩大戰略”人才銜接機制，著力構建以脫貧攻堅為平臺的鄉村振興人才互動格局，使已脫貧人才與人才振興有效銜接。在“兩大戰略”銜接的過程中，要加強“交匯期”人才資源的合理統籌，利用好現有人才在農業、管理、人脈等方面的資源，推動鄉村振興發展。對原駐村干部進行整合銜接，理順銜接頭緒和關系，發揮好駐村干部的“傳幫帶”作用。村干部要與駐村第一書記、工作隊員、掛職干部等建立長期聯系，繼續在人才、技術、市場方面提供指導與幫助，構建“兩大戰略”銜接過渡職能機構，鼓勵村集體通過技術顧問、項目合作等多種方式聘用退出人員進行銜接指導。同時，要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對于脫貧攻堅中涌現出的致富帶頭人、新農人、職業農民、農技人才，加大政策、資金和項目扶持力度，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4. 易地搬遷脫貧與文化振興銜接。易地搬遷脫貧是脫貧攻堅中難度系數最高、困難最多、影響最深的脫貧工程。我國脫貧攻堅的實踐證明，易地搬遷脫貧是防止搬遷“后遺癥”的有效途徑。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兩大戰略”過渡期，已脫貧搬遷群眾進入脫貧攻堅后續扶持、生計途徑和發展訴求階段，對鄉村振興的組織動員和資源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真正實現已脫貧群眾“穩得住、有就業、逐步能致富”的目標，要積極利用易地搬遷脫貧群眾在文化、生活、思想上的差異性，開展屬地文化宣傳引導，統一思想觀念，發揮主人翁精神，使搬遷群眾快速投入生產生活。實施異地扶貧“造血”，對接當地政府提供的產業發展、農業生產，積極開展技術培訓、就業指導。把原有文化技能與當前鄉村文化振興相結合，使搬遷群眾盡快融入屬地文化體系，拓展文化脈絡。以已脫貧搬遷群眾個體需求為導向，探索生計改善、社會融入訴求路徑，開展遷出地、遷入地溝通聯動機制，化解因“吃住行、人地物”等不適應造成的矛盾與沖突。
在“兩大戰略”的銜接過程中，易地搬遷脫貧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遷入地原有的社區文化體系，多種文化的沖突和交融給本地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甚至改變了屬地社會文化的結構，因此，重構新的社區文化是易地搬遷脫貧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5. 生態補償脫貧與生態振興銜接。******（2019）強調，“全面建立生態補償制度，健全區際利益補償機制和縱向生態補償機制”，這為經濟發展滯后的貧困地區實施生態補償脫貧提供了方向，為鞏固脫貧成果、提高脫貧質量提供了遵循的依據。生態補償脫貧的實施開辟了脫貧的新路徑，為鄉村生態振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搭建了實現鄉村生態振興的平臺。首先，構建貧困地區綠色生態與發展生態旅游的協調發展之路，以有效解決環境與發展之間的矛盾。其次，創新生態保護補償體制機制，構建生態補償脫貧與生態振興之間的橋梁，推動重要生態地區扶貧工作的重要舉措同生態振興有效銜接，打造“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提升生態保護區已脫貧的群眾思想認識，結合生態補償脫貧資金、技術、人才優勢，開發生態旅游、養生、牧場等扶貧項目。再次，因地制宜發展生態扶貧產業，鼓勵已脫貧人員參與生態產業開發建設，拓展生態產業發展格局，挖掘生態鄉村多元價值，增加農民致富渠道。最后，擯棄傳統生態思維邏輯，積極探索鄉村合作社模式，將發展綠色經濟、森林旅游等綠色富民產業與鄉村生態振興進行有效銜接，探索建立生態補償脫貧與生態振興資金對接機制，為鄉村生態振興提供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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