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安菁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莫言的小說《蛙》以敘述者“蝌蚪”的視角,講述其姑姑萬心作為婦產科醫生、計劃生育工作者,前后跨度約50年的故事。盡管文本以婦產科醫生為主要人物,以高密東北鄉計劃生育執行前后50年為時間背景,但文本并沒有停留在對50年鄉村生育史的書寫上,莫言的寫作目的不在于鋪陳歷史的長度,而在于表現計劃生育執行過程中國家意志與民間倫理產生的沖突,敘述其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以及暴力帶來的創傷記憶,由此達到對人心靈的叩問。
“暴力”是莫言得心應手的寫作成分,《蛙》也存在對暴力的書寫。《蛙》的暴力與《枯河》中隱晦、含蓄地以主人公小虎的心理活動表現父親的暴力行為不同,也和《檀香刑》中直露、具體地書寫行刑場面不同,《蛙》以一種相對平實、溫和的方式來敘述暴力。
(一)暴力書寫的具體呈現
《蛙》選擇敘述者“蝌蚪”的姑姑作為主要敘述對象,文本涵蓋了姑姑的出身、情感、工作以及晚年境遇,在姑姑的人生經歷中伴隨著數次暴力行為,例如姑姑受男友王小倜叛逃臺灣的影響,在“**”時期遭紅衛兵暴力批斗,這里的暴力書寫為姑姑后來的表現提供了邏輯支持,采用了一種平實的敘述方式。而在對姑姑作為計生干部期間的敘述中,莫言對暴力敘事作了溫和化處理。莫言收斂起以往泥沙俱下、狂歡化的書寫姿態,變得克制、溫和,這種溫和的書寫方式影響著他對暴力的表現。
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以后,姑姑對政策絕對擁護,這種狂熱與姑姑當年以自殺來證明自己的政治清白并無二致,目的都是為了尋求組織信任與認同,同時也反映姑姑對政策出發點的肯定。“計劃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開了生,一年就是三千萬,十年就是三個億,再過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國人給壓偏啦。所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出生率降低,這也是中國人為全人類做貢獻!”[1]123在農村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姑姑面對的是上級下達的指標與村民超生的矛盾,在雙方的壓力之下,姑姑只能采取所謂的土政策:“喝毒藥不奪瓶!想上吊給根繩!”[1]121耿秀蓮、王仁美、王膽就是土政策之下的犧牲品,文本以這3位女性為例證,在姑姑與她們的追與逃之中展開一系列的暴力敘事。
姑姑與超生者的追逃就像貓捉老鼠,耿秀蓮為逃避姑姑的追捕藏匿在水下,姑姑開著計生專用的機動船在水上與孕婦展開你追我趕的“游戲”。人的肉身終究無法戰勝機械的力量,這樣的力量懸殊最終造成了耿秀蓮一尸兩命的結果。這段追捕的結果是悲慘的,然而在莫言筆下,這卻如同游戲一般,作者以意識流的手法,通過敘述者的視角將船下耿秀蓮的奮力逃生與對王肝和小獅子肢體接觸的旖旎意淫混雜在一起。這種情欲的想象與追捕超生者游戲化地交織在一起,消解了實際追捕過程的殘酷,只有耿秀蓮的死無聲地控告著這一暴力行為。
躲著生,是超生者在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無奈選擇。王仁美為躲引產手術藏于地窖,袖珍的王膽也冒著風險懷孕,試圖離開高密東北鄉分娩。姑姑不僅摸清超生者的類型,并且針對個體差異還形成了具有針對性的策略。對躲藏在地窖里的王仁美,姑姑并不直接闖入其家中,而是將鄰居的樹推倒,甚至還要推倒鄰居的房屋來脅迫王仁美“自首”。在這段對峙中,莫言對推樹這一系列過程的書寫可謂具體:
“鏈軌拖拉機發出一陣震動耳鼓的轟鳴,鋼絲繩繃成一條直線,嗡嗡地響,繃緊,繃得更緊,繩扣煞進了大槐樹的皮,滲出汁液。”“鋼絲繩已經深深地煞進樹干,剝去了一塊樹皮,露出了里邊白色的纖維。”“拖出來了,嘎嘎吱吱地響,有的樹根折斷了,越拖越長,好多條大蟒蛇一樣的樹根……細小的樹根頻頻折斷,地下升起一些塵土。眾人搐動鼻孔,嗅到了新鮮泥土的氣味和樹枝的氣味。”[1]128-129
扎根在土壤中的槐樹沒有反抗與逃跑的余地,只能在機械的震怒下被抽去生命。在槐樹被暴力推倒后,王仁美主動走出地窖接受引產手術。文本以敘述者在手術室外的視角記錄,手術室傳出的金屬碰撞聲與拖拉機的轟鳴聲交匯,正如槐樹在拖拉機面前的無力與渺小一般,王仁美年輕的生命在手術刀下戛然而止。對槐樹推倒過程的具象化描寫和對王仁美引產的過程略寫,可以說是莫言的有意安排。他并非不擅長書寫血腥場面,一部以刑罰為題材的《檀香刑》就足以證明他對暴力書寫的熟稔,而這里正是他有意回避直面暴力的寫作策略。
姑姑向超生者們施壓招致了人民群眾的反向暴力。耿秀蓮的3個女兒對姑姑進行分工明確的攻擊。王仁美死后,其母親在失控之下將剪刀捅進姑姑的大腿里。這些反向暴力的情節正如施暴動作本身一樣短促,在文本中只有寥寥幾句,但這些暴力的表現與血的代價是不容忽視的,它們的存在提醒著我們,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執行者與被執行者都會遭遇暴力。
除了游戲化暴力、有意略寫暴力或是縮短暴力時間之外,莫言還用一種平衡的方式來削弱暴力的力度。文本有意交代耿秀蓮患風濕性心臟病、王仁美因體質問題在引產中失血過多、王膽因體型袖珍不適合生育的情況,這些人物的疾病與殘缺并非偶然,是作為3人死亡的根本原因來削弱死亡結局的殘酷性,為可能帶來的爭議尋求自洽的邏輯支持。此外,在搶救耿秀蓮與王仁美時,姑姑都有過為她們獻血的行為。王膽早產,姑姑則放下計生干部的任務,以醫生的仁愛之心接納了這個新生兒,并且在陳鼻對孩子棄之不顧時,無私地照料孩子。這些細節的補充平衡了姑姑暴力追捕超生者的“惡”,彌補了執行者暴力行為下的后果,淡化了暴力的色彩。
在《蛙》中,莫言通過對暴力游戲化、略寫化、縮寫化以及平衡化的方式,將暴力書寫的力度大大降低,從而使該文本表現出與其以往作品對暴力的狂歡化書寫不同的特點,這是一次溫和的暴力敘事。
(二)溫和暴力的寫作緣由
作者在創作中揚長避短無可厚非,但反其道而壓抑自己擅長的寫法,就不得不引人疑問,莫言為何削弱書寫暴力的力量呢?
從莫言以往的作品來看,他一直致力于對文本形式的探索,例如《紅高粱》中“我爺爺”的敘述視角,《生死疲勞》的六道輪回結構,《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的復調敘述方式等。在《蛙》中,莫言再次從文本形式入手,文章由5部分構成,第1到第4部分是敘述者“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書信,第5部分是“蝌蚪”所寫的劇本。但從嚴格意義上來看,第4部分書信只有每一部分開頭與杉谷義人的問候稱得上是書信體,其余部分以小說的形式承載姑姑的故事。盡管莫言不時地以敘述者向杉谷義人訴說的姿態添上“先生”的稱呼,但回歸文本就可知道這一稱呼的冗余:“先生,匆匆忙忙講述大爺爺的故事,是為了從容不迫地講述姑姑的故事。”[1]15這里的“先生”就算略去也不妨礙故事的推進,但莫言毫不吝惜對“先生”的使用,堅持以“先生”的稱呼來維持整個文本的書信氛圍。寫信人的身份是一位作家,收信人同樣也是作家,知識分子之間的話語交流是內斂的,當知識分子的身份和書信的書面化特點并置,就決定了文本將不再是莫言以往粗獷、狂歡的風格。此外,寫信人自稱是收信人的學生,師生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敘述口吻的尊敬與節制。莫言以往信馬由韁的書寫方式也不得不規矩起來,暴力色彩也隨之淡化。
在《蛙》后記中莫言吐露了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他從2002年就已開始動筆,采用“以一個劇作者在劇場中觀看舞臺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寫話劇時的諸多回憶聯想為經緯”[1]342的結構方法,但他的自覺寫法又在重復荒誕夸張的舊套路,且結構方法有刻意之嫌,于是暫時擱置這份書稿而構思起《生死疲勞》。一直到2007年,莫言才重拾書稿,將原來的結構改為書信體,為了避免平鋪直敘,加入了第5部分的話劇與正文互補。由莫言的自述來看,《蛙》的結構方法經過了較長一段時間的斟酌與選取,這與作品的取材有一定的關系。《蛙》以計劃生育為切口,可以說是一次大膽的嘗試,“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中,計劃生育一方面被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步事業’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則成為90年代以來主旋律鄉土文學突出鄉村基層政治尷尬現狀和困境的點綴性情節”[2]。計劃生育題材尷尬的寫作狀態是由其敏感性帶來的,用何種方式來敘述計劃生育,關涉政治與道德的正確性問題。莫言的《蛙》雖以計劃生育為題材,但臧否政策的功過并非其寫作的目的,計劃生育政策只是他探討人性的背景。倘若過度書寫計生過程中的暴力手段,作者的寫作重心容易落在政策評價上,不免喧賓奪主,因而莫言選擇了有限度地書寫暴力,以較為公正的姿態來呈現國家意志與民間倫理之間關系的張力。
莫言巧借書信私密性的特點,構成私人話語空間,“討論的雖然是屬于公共領域的生育問題,卻不是對它的公開檢討,而僅僅是親密朋友之間的個人交流。這種公共話題的私密化表達,無形中為小說可能出現的價值偏差提供了某種程度的保障;即便有什么尖銳意見,也僅僅是對公共問題的私人性意見,不必過度解讀”[3]。書信體的私密性為文本提供了大膽討論的保障,不失為一種策略性的選擇。與此同時,敘述者的知識分子身份也為反思與贖罪意識創造了可能。
倘若暴力書寫不能作為文學思考的輔助工具,而只是為了滿足獵奇心理與商業利益的話,那它只能削減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可能存在暴力現象,這是作家在寫作過程中無法忽略的。如何在不破壞文學真實性的情況下,“因地制宜”地把握好暴力書寫的限度,莫言用《蛙》的書信體結構交出他的答卷。
由《檀香刑》狂歡式的暴力敘事轉向《蛙》溫和的暴力敘事,這種轉變是否減弱了《蛙》的表現力?事實上,莫言借助暴力后的個體創傷書寫,從側面更突出了暴力的殘酷。通過莫言的《蛙》,我們看到了政策執行的難度,超生者對新生命的渴求,這些都是政策之下的隱痛,《蛙》將這些疼痛集中在作品中的小人物身上,為這些宏大敘事下的個體發聲。在深刻地展現個體之痛后,《蛙》超越了莫言以往創傷敘事對宏觀歷史的批判,將反思對象聚焦到個體身上,乃至將解剖刀轉向自我,審視自我的罪惡。
(一)疾病隱喻下的精神創傷
創傷書寫是莫言在《蛙》中對個體之痛的呈現方式。創傷敘事用口頭或書面的方式對創傷記憶進行講述,以文學作品為載體對創傷體驗進行重現。創傷敘事受到創傷主體記憶偏差的影響,從而產生錯位、遺漏,這與文學的虛構性相結合,生發出不同形式的文學創傷敘事,有時是對創傷事件的直接呈現,有時會經過重新編排、再造。盡管其真實性常遭質疑,但它能為人們提供認識與想象歷史的途徑,感受親歷者的無形疼痛。
以往文學的創傷書寫多是戰爭、政治、災害等主題,但《蛙》的計劃生育主題為創傷書寫提供了新的敘事維度。“創傷源于現代性暴力,滲透了資產階級家庭、工廠、戰場、性/性別、種族/民族等個體和集體生活的多層面,是現代文明暴力本質的征兆。”[4]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者與超生者在孩子“去與留”之間博弈,雙方在對抗中的摩擦、沖突甚至暴力行為,都會給二者留下創傷記憶。這些暴力行為引發的個體精神創傷,在莫言的創作中得到了文學性的表征。
如果說《蛙》的暴力敘事是以一種溫和、平實的方式表現出來,那么暴力之后的創傷書寫則因小說與戲劇的拼貼呈現出荒誕的色彩。在文本第4部分,敘述者從青年人變為退休人士,高密東北鄉經濟騰飛,升級為“朝陽區”,但人們的精神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病態,尤其是在計劃生育時期受挫的群體。
姑姑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同時又兼具高度的政治熱情,計劃生育政策下的人口控制手段顯然與其對生命的珍視相違背,歷史將姑姑擺在計生干部的尷尬位置,注定要她作出選擇。無論選擇哪一方,她都會因放棄另一方而痛苦。在文本中,莫言以“蛙類恐懼癥”將姑姑無以名狀的痛苦具象化。“蛙類恐懼癥”源自姑姑一次荒誕的臆想,在退休當天,姑姑喝了假酒,意識不清,在一片洼地里她先是聽到凄厲的蛙鳴,后來便遭到成千上萬的蛙的猥褻與攻擊,險些喪命。自此姑姑對蛙有了應激反應,蛙成為她最懼怕的生物。蛙群攻擊顯然和姑姑喝了假酒產生幻覺有關,盡管莫言訴諸聽覺、觸覺、視覺等感官上的細節描寫,為姑姑的幻覺搭建真實感,然而蛙群非正常的攻擊行為依然提醒著讀者這是作者想象的結果。“蛙”與“娃”諧音,作品題目為《蛙》,內容卻圍繞著“娃”。敘述者在介紹自己的劇本《蛙》時說道:“暫名青蛙的‘蛙’,當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當然還可以改成女媧的‘媧’。女媧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們高密東北鄉的圖騰,我們的泥塑、年畫里,都有蛙崇拜的實例。”[1]308“蛙”與“娃”在文本中構成一種象征關系,對蛙的恐懼實際上來源于姑姑對被手術流掉的娃娃的愧怍,計劃生育時期的記憶儼然成為姑姑的夢魘。
經歷被遺棄、毀容、掉入代孕公司陷阱的陳眉是文本中悲劇性最強的女性,她是王膽計劃外生育的孩子,長大后成為代孕產業鏈中被利用的一環。莫言將陳眉塑造成單純善良、堅強孝順的獨立女性,又將她放置在金錢至上、正義體制失序的現代都市。經歷容貌乃至精神的毀滅,陳眉最終精神失常,在孤獨、痛苦與虛無之中以一己之力對抗著社會的不公。
姑姑的“蛙類恐懼癥”與陳眉的精神失常并非閑筆,小說并非只是為了表現她們在病理學上的種種癥候,而是通過人物疾病凸顯暴力帶來的殘酷,將潛藏在內心的痛苦通過人物的異常舉動來表征,以此隱喻歷史前進過程中人們遭遇的精神創傷。姑姑與陳眉的病態是創傷親歷者痛苦的外化,這種病態放置在正常運作的社會當中,是互斥、失序的狀態,在文本中以敘述者的視角呈現,想更好地體會創傷者的痛苦,創傷親歷者的自述是最好的證詞。
(二)創傷言說下的真實經驗
如果疾病隱喻是由敘述者轉述的創傷敘事,那么親歷者的創傷言說更顯得尤為直接。姑姑、陳眉、秦河、陳鼻等人物的非正常狀態都是以敘述者的話語表現的,這些人的非正常究竟是真實的還是被建構的,需要回到創傷主體的言說中辨認。以姑姑和陳眉為例,二人非正常的行為表現是在小說部分完成的,是被言說的他者。第5部分則借助劇本形式讓姑姑、陳眉脫離敘述者的代言,自由地吐露內心的痛苦:“最近,我的失眠癥又犯了,那個討債小鬼帶著那群殘疾青蛙每天夜里都來吵我,我不但能感覺到他們涼森森的肚皮,還能嗅到他們身上那股子又腥又冷的氣味。”[1]336“實話告訴你們,最近,我經常想到死。”[1]337“老虎,豹子,狼,狐貍,對這些常人害怕的東西姑姑是一點不怕,但姑姑被這些蛙鬼們魘怕了。”[1]338在姑姑的自白中,有著對失眠、蛙群的恐懼,以及由此衍生的死亡念頭,這些都是創傷引發的個人真實體驗,只有創傷經歷者能體會,這是他人無法代替的痛苦。
小說部分交代了陳眉毀容和陳耳殞命的遭際,在劇本部分則以陳眉的自述托出她內心的痛苦。對陳眉而言,要回被抱走的孩子成為她的執念,而這一執念正是文本中多方極力阻止的,個人的執念與多數人的意志對立,個人就容易成為被質疑、唾棄的異類,于是陳眉成了“瘋子”。當姑姑深省自己欺瞞陳眉的罪過時,“蝌蚪”卻認為:“不管怎么說,陳眉是瘋子,而且是個嚴重毀容、面貌猙獰的瘋子,我們將孩子交給她撫養,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1]337陳眉真如“蝌蚪”所言是瘋子嗎?陳眉向警察小魏、判官高夢九陳述的事實有條有理,而這些正義機構卻為維護非法組織的利益站在了真相的對立面,把掌握真相的人歸為“瘋子”。“蝌蚪”也為了說服自己接納代孕而來的孩子,將陳眉視作“瘋子”,企圖為自己剝奪陳眉撫養權的行為確立合法性。
對于自己被動地成為“惡人”,姑姑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反省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因而不斷遭受創傷記憶的攻擊,這種勇氣是罕見的。改革開放后,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力逐漸下降,生育亂象頻現,體制外的人在流動地生、秘密地生,甚至出現代孕產業鏈,政策早已被無視。在良心泯滅與道德淡薄的時代,姑姑的痛苦顯得尤為突兀和諷刺,也更加珍貴。陳眉遵循著公平、正義的準則,懷抱赤子之心看待世界,但社會的非正常狀態卻將她的信仰擊潰,將她生的希望掠奪。姑姑和陳眉這些良心未泯的“狂人”是真正單純、善良的正常人,她們象征著自然的良知與道德,那些為了金錢利益喪失道德、公正、職業操守的人才是非正常的人群。這證明了姑姑和陳眉的“失常”是被非正常的社會所建構的,反思和質疑精神的稀缺讓擁有這些精神的人成為他者、成為“狂人”,莫言以疾病隱喻與創傷言說完成了這一敘述。
(三)受害者亦是加害者
文本以疾病隱喻、創傷言說的方式表現人的創傷體驗,但創傷的展示不是莫言最終的寫作目的,這從莫言對創傷主體贖罪行為的表征中可以推知。如果僅僅只是展示創傷,那么贖罪行為的呈現就顯得節外生枝,因而創傷書寫是莫言為指向最終寫作目的的敘述策略。贖罪意味著心中帶有罪惡感,文本中多數創傷主體的痛苦在于他們自覺自己既是受害者亦是加害者。
敘述者給杉谷義人所說的最后一封信件里寫道:“先生,我原本以為,寫作可以成為一種贖罪的方式,但劇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惡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沉重。”[1]281敘述者是受害者,但他為了仕途順利將妻子推上手術臺,最終導致一尸兩命,從這一意義上說,敘述者也是加害者。
敘述者對杉谷義人所說的話在姑姑身上同樣適用。為了逃脫剝奪生命的罪惡感,姑姑不斷地尋求贖罪的方法,甚至從唯物走向了唯心,嫁給救命恩人郝大手,并讓郝大手捏泥娃娃還原被流產的孩子,日日供奉泥娃娃。此外,為了彌補對“蝌蚪”的愧疚,她與“蝌蚪”夫婦合伙欺騙代孕者陳眉,稱她的孩子是小獅子所生,但這些自欺欺人的“瞞和騙”無法安撫姑姑內心的罪感。戲劇中敘述者為姑姑解釋劇本:吃青蛙的人最后都變成青蛙,而姑姑是保護青蛙的英雄。但姑姑矢口否認:“不,姑姑手上,沾過青蛙的鮮血。姑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他們蒙騙,吃過青蛙肉剁成的丸子。”[1]310魯迅小說中“吃人”的文學傳統在這里得到延續,姑姑被歷史推上加害者的位置,在無知無覺中傷害別人,當歷史的浪潮落下,姑姑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時,才發現自己也“吃過青蛙肉剁成的丸子”,從此飽受精神折磨,她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敘述者與姑姑的痛苦來源于他們回溯過往時的反思,這種反思精神引領著他們獲取審視自我、承認錯誤的勇氣,也為他們帶去無從贖清罪過的痛苦。在《蛙》的后記里,莫言的一句“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為二人的痛苦作了注腳。文本中雖然以暴力敘事呈現出了政策帶來的國家意志與民間倫理之間的矛盾,但最重要的是莫言并不止步于暴露問題,而是更進一步將解剖刀轉向人的內心,發出了人人有罪的聲音,以此增強反思的力量。
回溯莫言往期的創作,創傷敘事并不鮮見,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莫言對饑餓體驗的創傷書寫。其小說《糧食》《鐵孩》《四十一炮》《豐乳肥臀》等作品中均有對饑餓的描寫。對饑餓重復書寫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莫言童年時期的經歷,“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5]。饑餓帶來的巨大痛苦已成為一道疤痕烙印在莫言的內心深處,這種疼痛無法隨年歲的增長而消解,只有重復書寫才能紓解饑餓體驗的創傷,因而童年對抗饑餓的經歷都成為莫言創作的原料。在《豐乳肥臀》和《糧食》中,出現了同樣的情節,母親為了養活孩子,偷偷將做工時接觸到的豌豆吃進胃里,到家再嘔吐出來做成食物。2000年,在斯坦福大學作的《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演講中,莫言談到了童年吃煤充饑的體驗,這一體驗在《蛙》里得到了表現,在饑餓感的驅動下,孩子們主動吃煤,甚至從煤里吃出滋味與樂趣。《豐乳肥臀》中的喬其莎不僅為糧食委身于人,更在饑餓感的作用下暴食豆餅脹死。莫言對饑餓的重復書寫,是童年創傷記憶在創作中的投射,而這種創傷敘事并不僅僅為再現特殊時代下個人的苦難,記錄饑荒時代的集體記憶,更是借以反思造成苦難的根源。如果說饑餓的創傷敘事最終指向的是對宏觀的時代與政治的批判,那么《蛙》中的創傷敘事不再拘泥于對宏觀世界的指控,而是將個體拉回到微觀視野進行審視。
《蛙》將創傷親歷者放置在受害與施害的雙重處境之下,豐富了創傷敘事的維度,使文本的創傷敘事不僅具備再現歷史、治愈創傷以及反思苦難根源的功能,還增加了創傷親歷者的自我拷問。這種自我拷問突破了莫言以往創傷敘事對歷史、政治的質詢,回到思考人本身的罪過上。“關心創傷及其再現,不僅是對人類生存狀況的了解,也是重新揭開過去的傷口,審視那曾經的疼痛,并完成(work through)心理重建的過程。”[6]《蛙》的創傷書寫借助疾病隱喻,將計劃生育執行過程中一些人遭遇的精神創傷具象化,以此表現這些群體的創傷程度。此外,作者還在文本的劇本部分將言說的權利歸還創傷者,以創傷者的自白對那些被言說的“狂人”指控進行反擊,從而還原創傷者的真實創傷感受。小說走向人內心的幽暗之處,從創傷中審視自我,凸顯反思自我的力量。
面對計劃生育史這樣一段敏感又不容忽視的記憶,莫言選擇其擅長的暴力敘事來呈現,然而《蛙》中的暴力敘事在計劃生育的大背景之下,已不再是夸張、變形,而是以溫和的力度來書寫。文本中暴力的主要實施者姑姑,在退休后飽受罪惡感的煎熬,贖罪無門的她,陷入創傷記憶之中無法抽離。莫言借個體的創傷讓我們思考如何化解國家意志與民間倫理矛盾,這一書寫放置在中國文學史的視域下是可貴的,對于喚醒人們的反思意識是有效的。莫言以暴力敘事展露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艱難與強硬,以較為中立的姿態書寫超生者與執行者兩方的難處,文本中也并未評判政策的對錯,僅在后記中才表明其本人對政策的肯定,這說明文本寫作目的并非在于評價政策本身,而是著眼于政策執行中超生者與執行者兩方的肉體與精神創傷,進而達成反思的目的。此外,作者在后記中“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觀點,更是將解剖刀朝向自身,反思的范圍從外部世界一直延伸到內在心靈,是其文學思想向深處開掘的體現。
在一次訪談中,王堯問及莫言中國作家缺少什么時,莫言回答:“我覺得起碼缺少這種叩擊自己靈魂的勇氣。”[7]在《蛙》中,莫言以向內轉的姿態對人的內心進行解剖,得出“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結論,從而揭示自我反思的重要性。可以說,這是莫言叩擊自己靈魂的一次寫作實踐,他在創作中拾起正視自我內心的勇氣。
猜你喜歡 姑姑敘述者莫言 過去的年意林彩版(2022年4期)2022-05-03愛漂亮的姑姑新作文·小學低年級版(2021年9期)2021-11-27愛如莫言心聲歌刊(2021年3期)2021-08-05春姑姑走啦紅蜻蜓·低年級(2021年6期)2021-07-21莫言不言青年作家(2021年1期)2021-05-22《漫漫圣誕歸家路》中的敘述者與敘述話語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9年1期)2019-11-25“我”是“不可信的敘述者”么?——魯迅作品《祝福》中的敘事者之探討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9-10“我”是“不可信的敘述者”么?——魯迅作品《祝福》中的敘事者之探討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5-28第二章 姑姑，你咋這么美啊(5)幽默大師(2017年9期)2017-10-27第二章 姑姑，你咋這么美啊(2)幽默大師(2017年5期)2017-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