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修巖 王彩艷
提要：城鄉人口流動是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重要驅動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國縣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總體而言，中國的城鄉人口流動顯著促進了鄉村振興，但2010年后二者呈現倒“U”型關系；
分地區看，東中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能顯著促進鄉村振興，西部地區二者呈現倒“U”型關系；
東北地區二者表現為不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從鄉村振興的五大指標來看，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生活富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鄉風文明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對治理有效存在不顯著的負向作用。中國城鄉間的單向人口流動已呈現穩定態勢，應分區域制定差異化的人口流動政策，特別是積極推動城鄉間的雙向人口流動，使之成為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和深度融合的主要力量。
為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的過程就是人口在城鄉之間遷移和優化配置的過程。(1)黃祖輝：《準確把握中國鄉村振興戰略》,《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4期。城鄉人口流動通過優化鄉村經濟結構、提高鄉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提升鄉村勞動力技能等途徑，帶動了鄉村經濟發展。《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進一步提出，人口流動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關鍵。當前，我國的城鄉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鄉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長期的人口流出也造成鄉村人口的結構失衡。(2)周靈靈：《人口流動對鄉村社會治理的影響及對策》,《發展研究》2020年第1期。一些研究認為，城鎮化和鄉村振興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3)謝地、李梓旗：《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并行背景下的城鄉人口流動:理論、矛盾與出路》,《經濟體制改革》2020年第3期。本文以中國縣域為研究對象，聚焦城鄉人口流動及其新變化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為引導城鄉人口合理流動和推進新型城鎮化提供更可靠的決策依據。
(一)文獻綜述
受戶籍等制度的影響，中國的城鄉人口流動不同于國際上城鄉人口流動的一般模式。(4)佟偉銘、郭加新、蘇飛、徐維祥：《鄉村振興背景下人口遷移對鄉村轉型發展影響的研究進展與展望》,《地理科學》2022年第4期。在我國，流動人口與遷移人口有顯著區別。流動人口是指臨時離開戶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轄區范圍并不時回返的人口。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定義，流動人口是居住地與戶口登記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及以上的人戶分離的人口。人口遷移是指常住人口的遷出、遷入，確切的說是戶口遷移。(5)張慶五:《關于人口遷移與流動人口概念問題》,《人口研究》1988年第3期。
梳理現有文獻發現，城鄉人口流動主要通過4條途徑對鄉村振興產生影響。一是減貧效應。雖然鄉村人口流失可能造成資源流失，(6)張躍、黃帥金:《城鎮化減貧的空間溢出效應及門檻特征——基于貧困鄉城轉移背景》,《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9年第12期。但多數研究證實城鄉人口流動能增加非農收入、提高農業生產率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因而降低了貧困。(7)洪業應：《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減貧效應分析——基于重慶涪陵的實踐檢驗》，《臺灣農業探索》2020年第1期。周靈靈:《人口流動對鄉村社會治理的影響及對策》,《發展研究》2020年第1期。二是環境治理。鄉村人口減少降低了自然資源承載壓力，對生態環境改善具有積極影響。(8)張延玲、朱清海：《人口流動對城鄉生態環境和諧的影響研究——以安徽省為例》,《西北人口》2015年第4期。三是社會治理。城鄉人口流動和人口結構失衡加大了鄉村治理的難度，降低了社會治理效率。(9)賀丹:《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人口與計劃生育》2018年第6期。四是文化變遷。城鄉人口流動提高了鄉村人口文化素質，帶動了鄉村生活的現代化。(10)匡立波、黃向陽:《城鄉人口流動對農村文化建設的影響》,《安徽農業科學》2012年第3期。
可以看出，已有文獻研究了中國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影響，但缺少對鄉村振興的系統性分析且研究方法側重宏觀理論分析。為此，本文基于中國縣級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可能的邊際貢獻有：第一，在區縣層面測算了鄉村振興指數并分析其時空演化特征；
第二，使用計量方法實證檢驗了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
第三，檢驗了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影響的時序差異與空間差異，為各級政府制定及調整流動人口政策提供了參考。
(二)機制與假說
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總要求構成了城鄉人口流動影響鄉村振興的理論機制。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本要求。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產業興旺的影響主要表現為：首先，鄉村勞動力的流出通常有利于土地流轉，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規模化經營。其次，具備一定技術、經營能力或資本的“城歸”人員能將現代技術及經營理念引入鄉村，提高了農產品競爭力。再次，“城歸”人口大多是青壯年，他們的回歸不僅擴大了鄉村產業規模，也帶動了鄉村生產方式的變革，極大地促進了鄉村產業能力提升。
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任務。城鄉人口流動有助于鄉村人口環保意識提升和城鄉貿易擴大，進而促進鄉村生態環境改善。首先，鄉村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短暫或長期的流動后，物質生活得到改善，環保意識得到增強，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求隨之增長，進而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鄉村的生態建設中。其次，城鎮居民對農產品的需求已不局限于“嘗鮮”，而是有了更多的“生態”要求，城鎮化對鄉村產品需求的變化間接帶動了鄉村生態環境的改善。
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力量。(11)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從區縣統計年鑒中難以獲得直接反映鄉風文明的指標，我們借鑒現有文獻的做法，選取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指標作為替代變量。首先，青壯年人口的持續流出，給鄉村教育、衛生以及社會保障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在流動人口中，為改善子女教育環境的人群占了很大比重，這勢必造成鄉村教育參與主體的減少，抑制鄉村教育質量提高。隨著鄉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的完善，鄉村人口可以進入城市就醫，反而抑制了鄉村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其次，由于戶籍制度限制，城鄉流動人口較難獲得當地戶籍人口所擁有的機會、福利、保障與服務，給鄉村帶來較大的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壓力。(12)牛建林:《人口流動對中國城鄉居民健康差異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鄉村基層組織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基層黨組織和治理人才建設是鄉村治理的關鍵。我國城鄉流動人口主要是教育背景較好的青壯年，這部分人群的流失會使村民自治主體部分缺位、基層組織結構和功能偏移、經濟發展能力下降。(13)湯奪先、朱相發:《人口流動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的困境與路徑》,《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盡管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和城市的經濟發展都具有促進作用，但城市發展速度相對更快，加大了區域發展不均衡。(14)李翠霞、王仕軍:《新中國城鄉關系的制度演進歷程——以人口流動為視角的分析》，《前沿》2020年第10期。
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根本。城鄉二元結構及市場分隔制約了鄉村教育發展，阻礙鄉村人力資本累積，限制了鄉村收入水平的提高。(15)蔡昉、王德文:《作為市場化的人口流動——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5期。城鄉人口流動使鄉村人口獲得更多提高勞動技能和就業機會的途徑，人力資本能夠得到更充分地開發，(16)張桂文、王青、張榮:《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減貧效應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18年第4期。鄉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另外，城鄉人口流動使部分鄉村人口的子女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有助于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17)孫亞南:《農業勞動力轉移、人力資本投資與農村減貧》,《學習與探索》2020年第11期。綜合來看，城鄉人口流動能使鄉村非農收入和涉農收入都得到提高。(18)馬文武、劉虔:《異質性收入視角下人力資本對農民減貧的作用效應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年第3期。綜上所述，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和生活富裕具有正向作用，但可能會抑制鄉風建設和鄉村治理水平。總體來說，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還是有利的。據此，我們提出第一個假說：
假說1：城鄉人口流動促進了鄉村振興。
根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21》，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連續三年下降，城鄉流動人口增長空間逐年減小，但區域差異加大。2010年之前，我國城鄉人口流動主要以中西部向東南沿海轉移為主，增長速度較快。2010年以后，東部地區城鄉流動人口增速減緩并趨于穩定，中西部地區出現部分城鄉流動人口回流現象，東北地區城鄉流動人口總體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鄉村人口流失嚴重。因此，人口流動對鄉村經濟振興的影響可能具有一定的時空差異。基于此，我們提出第二個假說：
假說2：城鄉人口流動的時空差異，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具有異質性。
我國城鄉人口流動規模大、持續性長，增加了對鄉村振興影響的復雜性。一是鄉村人口持續流入城市，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對鄉村振興提出的“治理有效”目標具有抑制作用。二是年輕人過度流出造成鄉村人口結構失衡和老齡化加劇，使鄉村面臨人力資源和資金短缺困境，限制了鄉村產業發展。三是年紀較大且技能越來越不匹配大城市需求的流動人口被迫返回鄉村，可能會對鄉村治理及社會保障造成更大的壓力。基于此，我們提出第三個假說：
假說3：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特征。
(一)模型設定
為實證檢驗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rurvi,t=α+β1migrationi,t+β2χi,t+μi+νt+εi,t
(1)
其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區縣和年份，rurvi,t表示第t年i區縣的鄉村振興指數；
migrationi,t表示城鄉人口流動率；
為了盡量消除遺漏變量帶來的估計偏誤，模型引入了其他一些影響鄉村振興的控制變量(χi,t)，μi和νt分別表示個體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特征和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因素，εi,t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鄉村振興指數(rurv)。本文在參考現有文獻的基礎上，構建了以鄉村振興的5個子系統為一級指標的評價體系(見表1)。需要說明的是，限于數據可得性，人均指標均為縣級層面的城鄉平均值。
我們使用熵值法對鄉村振興水平進行綜合評價，避免了主觀性，也盡可能客觀地反映了各指標的重要性。具體計算步驟為：第一，對指標體系的每項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第二，利用熵值法計算各個指標的權重；
第三，計算熵值；
第四，計算指標的差異系數；
第五，計算指標權重；
第六，計算綜合得分。
表1 鄉村振興評價指標及權重
2．核心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為城鄉人口流動(migration)。當前，中國城鄉人口流動的基本特征為鄉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所以我們使用鄉村人口流動數據來指代城鄉人口流動。按國家統計局對流動人口的定義，采用戶籍人口與鄉村人口的差值占戶籍人口的比例來反映城鄉人口流動情況。城鄉人口流動二次項用migrationsqu表示。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干預程度、產業狀況、開放程度、基礎設施等指標。(1)政府干預程度(govern)，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
(2)產業狀況(econ)，用第二產業總產值與第三產業總產值的比值來代理；
(3)經濟規模(lngdpp)，用人均GDP衡量；
(4)開放程度(open)，用實際使用外資占GDP的比重表示；
(5)基礎設施(infra)，使用人均貨運量來衡量。
(三)數據及描述性統計
鄉村振興指數測算數據來源于《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PM2.5排放量來源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經濟數據與應用中心提供的全球PM2.5地表年均濃度數據(1998-2016)，使用ArcGIS軟件提取得到中國縣域層面數據，2017-2019年數據用插值法補充。碳排放數據來自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網站，其中2018-2019年數據通過插值法得到。由于數據缺失，研究樣本不包括港澳臺、西藏、**和部分民族自治縣。本文使用了夜間燈光數據(light)和非農就業人口占比(nargp)進行穩健性檢驗。樣本區間為2000-2019年，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描述性統計
(四)城鄉人口流動與鄉村振興水平的時空演化趨勢
圖1為我國城鄉人口流動時空演化圖。從總體時空演化圖(圖1-A)可以看出，我國城鄉人口流動率有三個增長期，分別為2000-2002年、2005-2011年、2013-2019年；
2013年以后，增長速度相對較慢，波動較小。分地區來看(圖1-B)，東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率變動平穩，波動較小，總體低于20%；
中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率在2011年達到最高值(20.6%)，變動比較平穩，與東部地區基本一致；
西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率在2000-2012年間增長較為緩慢，2013年極速增長，之后進入平穩變化期且始終大于26%；
東北地區城鄉人口流動率雖然在2007年以后逐年降低，但仍遠高于其他地區，鄉村人口流失嚴重。城鄉人口流動區域差異產生的原因主要是：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基本完成了基礎產業升級或處在產業升級階段，城市對勞動力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加之城市生活成本較大，因而限制了鄉村人口的大規模流入；
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城鄉間不均衡更為嚴重，交通條件的改善促使鄉村勞動力去城市尋求就業機會，增大了城鄉人口流動率；
東北地區由于自然和人文原因，城鄉人口流動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甚至遷移人口占比也相對較高。
圖1 中國城鄉人口流動時空演化圖
圖2為我國鄉村振興指數時空演化圖。從時間維度上看(圖2-A)，我國鄉村振興指數并不高，2000-2015年之間增長較快，2015年出現了短暫的下降，隨后又呈現較快的增長趨勢。分地區看(圖2-B)，雖然我國各區域鄉村振興指數都呈上升趨勢，但是區域之間差距較大，東部地區遠遠高于其他地區，總體呈現上升趨勢；
中部地區增長速度最快，雖然在2011年左右有小幅波動，但是增長趨勢沒有改變；
西部地區呈現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鄉村振興水平與中部地區差距較小；
東北地區的鄉村振興指數雖然也在增長，但是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
圖2 中國鄉村振興指數時空演化圖
(一)基準回歸
基于式(1)，表3給出了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影響的回歸結果。依據霍斯曼檢驗，我們選擇多維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模型(1)控制了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模型(2)至(6)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由表3可知，城鄉人口流動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假說1得到驗證。與此同時，控制變量也顯示出較好的統計特征。一是政府支持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財政支出的增加能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鄉村人口收入，進而推動鄉村振興水平提升。二是城市產業狀況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目前，鄉村流動人口主要就業于城市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因而第二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三是城市經濟規模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經濟發展較快的城市能夠為鄉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有助于促進鄉村振興。四是開放水平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進出口貿易不僅帶動了鄉村農貿產品的進出口，也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促進了鄉村產業發展。五是基礎設施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了城鄉間要素交流速度，使城鄉人口流動更順暢。
表3 總體回歸結果
續表3
(二)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4個方面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第一，替換被解釋變量。根據已有研究，夜間燈光數據能較好地替代區域經濟發展狀況。(19)劉修巖、楊如:《出口開放與城市增長——基于夜間燈光數據的實證檢驗》,《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我們用夜間燈光數據替換鄉村振興指數，結果見表4第(1)列。可以看出，城鄉人口流動的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表明回歸結果穩健。第二，替換核心解釋變量。我們參照孫永強的方法，(20)孫永強、陳紅姣:《城鄉人口結構差異是否阻礙城鄉經濟一體化》,《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8期。使用非農就業人口比例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結果見表4第(2)列。結果顯示，非農就業人口的系數顯著為正，其他控制變量的系數與總體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本文選擇的核心解釋變量能較好地反映城鄉人口流動。第三，將解釋變量分別滯后一期和二期。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可能存在時滯，解釋變量也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為此，我們將所有解釋變量分別滯后一期和二期回歸，結果見表4第(3)列和第(4)列。城鄉人口流動的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與總體回歸結果基本一致。第四，剔除部分區縣樣本。直轄市的行政級別較高，可能會影響到整體回歸結果。另外，一些區縣流動人口以城市流入鄉村為主，也有可能影響本文的原假設。因此，我們剔除了直轄市的區縣和城鄉人口流動為負值的區縣后重新回歸，結果見表4第(5)列。可以看出，城鄉人口流動的系數仍顯著為正，說明總體回歸結果穩健。
表4 穩健性檢驗
續表4
(三)異質性檢驗
城鄉遷移理論認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可以獲得經濟收益。(21)S. Haggblade，“Sectoral Growth Linkage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Transforming the Rural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2007，pp.141-182. 樊士德、江克忠：《中國農村家庭勞動力流動的減貧效應研究——基于CFPS數據的微觀證據》,《中國人口科學》2016年第5期。也有一些學者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高素質勞動力的流出，導致鄉村空心化，給鄉村家庭的穩定性與和諧性帶來隱患，也給鄉村社區治理和建設帶來挑戰；
人口的流出還引起其他相關要素流失，降低了鄉村生產率，加劇了鄉村貧困。(22)葉興慶：《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論綱》，《改革》2018年第1期。中國國土遼闊、流動人口規模巨大，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可能是異質和非線性的。
1．時序異質性檢驗
首先，在基本回歸模型中加入城鄉人口流動的二次項(migrationsqu)，回歸結果見表5。第(1)(2)列為全樣本情況下的檢驗結果。在全樣本下，城鄉人口流動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的系數均為正值，一次項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但是二次項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表明，盡管城鄉人口流動能促進鄉村振興，但這種作用會越來越小甚至消失。中國城鄉人口流動不管是規模還是增長趨勢都已經趨于穩定，這種促進作用可能并不會保持很久。第(3)(4)列為2000-2009年的檢驗結果。結果顯示，城鄉人口流動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均為正值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城鄉人口流動促進了鄉村振興且非線性特征不明顯。2000-2009年，中國正處在高速工業化階段，傳統產業對鄉村勞動力需求旺盛，加之國家政策支持和基礎設施完善，推動了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鄉村人口流入城市，不僅解決了城市勞動力短缺問題，也為鄉村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增長點，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差距，促進了鄉村振興。第(5)(6)列為2010-2019年的檢驗結果。結果顯示，城鄉人口流動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分別為正向和負向且都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呈現倒“U”型特征。這一時期，中國城鄉人口流動已達增長極限，過多的鄉村人口流入城市對鄉村振興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5 時序異質性檢驗
2．區域異質性檢驗
中國不同經濟區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差異巨大，區域間城鄉人口流動率也存在較大差別。這種差異可能使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也存在區域差異。本文按照四大經濟區將全部樣本分為4個子樣本，對城鄉人口流動率和鄉村振興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6。第(1)(2)列為東部地區的回歸結果，城鄉人口流動的一次項系數為正值且在1%水平上顯著，但是二次項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上述結果表明，東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具有促進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在減小。第(3)(4)列為中部地區的回歸結果，城鄉人口流動的一次項系數和二次項系數均為正值，且都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中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顯著地促進了鄉村振興。第(5)(6)列為西部地區的回歸結果，一次項系數為正值且在1%水平上顯著，二次項系數為負值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西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呈現倒“U”型。第(7)列為東北地區的回歸結果，城鄉人口流動的一次項系數為負值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無需引入二次項的非線性檢驗。這一結果表明，東北地區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表現為抑制作用。總體來說，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在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表現為促進作用且中部地區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在西部地區呈現倒“U”型(即先增長，后降低)，在東北地區表現為抑制作用，但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產業升級較快，對鄉村流入人口的要求逐步提升，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帶動作用逐漸降低。中部地區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產業升級還處在推進階段，對鄉村流入人口的需求還未達到飽和狀態，城鄉人口流動能顯著促進鄉村振興。西部地區城鄉人口流動率增加過快，鄉村人口流入城市帶來的收益不足以彌補由于人口流失造成的鄉村產業發展乏力和教育及社會保障能力不足造成的鄉村振興水平下降，所以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呈現倒“U”型影響。東北地區城鄉人口流動率過高，造成了鄉村人口空心化，限制了流出地的鄉村產業發展和鄉村治理，也影響了當地的教育和社會保障的完善，降低了鄉村振興水平。
表6 區域異質性檢驗
綜上所述，異質性檢驗結果驗證了假說2和假說3。
總體來說，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其背后的作用機理仍有待揭示。為探究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路徑，本文分別以鄉村振興各子系統得分為被解釋變量構建回歸模型，結果見表7。
表7 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各子系統的影響
從表7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產業興旺、生態宜居和生活富裕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城鄉人口流動促使鄉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這部分勞動力在獲得一定的勞動技能和資金積累后，有能力和資源對鄉村產業進行優化，帶動鄉村產業升級，促進鄉村產業興旺；
城鄉間人口流動使鄉村流動人口逐漸接受環境保護思想，加之城市對鄉村產品的需求附加了生態環保要求，使得鄉村生態宜居指數進一步提高；
城鄉間人口流動大都基于經濟需求，城市有較多的非農就業機會，也具備更多的培訓、教育機會，對于鄉村流動人口來說，城鄉之間的流動能促使他們獲得更好的培訓及教育機會，進而獲得更高收入的非農就業機會，帶動收入提高。所以，城鄉間人口流動有助于提高鄉村收入。第二，鄉風文明的系數為負且在10%水平上顯著。由于城鄉流動人口主要以青壯年為主，鄉村常住人口主要以老年人為主，這就造成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需求持續下降，抑制了鄉風文明指數提升。第三，治理有效的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一方面，城鄉人口的流動對鄉村自治組織的影響有限；
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動雖然帶來了鄉村經濟的發展，但是城市發展速度更快，可能造成城鄉間差距進一步擴大，進而抑制鄉村治理有效指數。綜合來說，盡管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5個子系統的影響有利有弊，但是總體來說仍以促進作用為主。
城鄉人口流動對中國工業的高速發展及經濟騰飛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和推進，城鄉均衡發展成為區域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基于這一背景，本文實證檢驗了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強度和作用機制。主要結論有：第一，總體來看，中國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具有正向影響并且結果穩健。第二， 2000-2009年，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具有促進作用并且不具備非線性特征；
2010-2019年，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呈現倒“U”型，鄉村人口的過度流失會抑制鄉村振興。第三，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城鄉人口流動都能顯著促進鄉村振興，但中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西部地區的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呈倒“U”型；
東北地區因鄉村人口過度流出，城鄉人口流動負向影響鄉村振興，但是統計上并不顯著。
人口是城鎮和鄉村發展的中堅力量，人口流動是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主要驅動力。本文的結論顯示，城鄉人口流動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異質性。因此，需引導人口流動在合理范圍內變動，這一促進作用才能得到充分釋放。據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建立完善的城鄉人口雙向流動機制。中國的城鄉人口流動主要以鄉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為主，需探索更多鼓勵返鄉創業和人才下鄉的政策，通過城鄉人口雙向流動帶動要素流動和鄉村發展。第二，加快鄉村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均等化。改善鄉村醫療條件、提高鄉村教育水平、完善鄉村社會保障制度，增強鄉村的比較優勢。為返鄉人口和下鄉人才提供高質量的社會保障，降低城鄉人口流動帶來的鄉村治理困境。第三，對于一些人口流出過多的區域，應適當鼓勵“合鄉并村”，提高基礎設施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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