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越 周瑞博 郭天梟
(湖南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道德理念，彰顯著判別是非曲直的價值規范，對中國人的立身行事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久彌新，仍具有豐富的現實價值。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需要更加重視以傳統文化為主的非正式制度對我國經濟發展及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發揮的顯著作用。
中華老字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商業文明融合的結晶，具有鮮明的文化背景與深厚的文化底蘊。歷經百年商海沉浮，時移世變，中華老字號形成了獨特的企業文化，取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并形成良好聲譽，時至今日仍然煥發著新的生機與活力。不同于誠信文化[1][2]、競爭文化[3]和客戶型文化[4]等這些類型的企業文化，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具有更加豐富的歷史底蘊與精神特質。中華老字號是中國文化模式下的一個特有概念，同時也是中國傳統商業文明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漫長的歷史變革中，形成了一系列獨有的企業文化，其蘊含的豐富文化內涵，如誠信為本、嚴于律己等，在公司員工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內部約束，成為公司治理結構的有益補充。因此，探尋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對公司行為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稅收規避是全球企業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基于不同的理論觀點及研究視角，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避稅價值觀認為，公司的稅收規避活動將應支付給政府稅務部門的資金留存在公司內部，從而提升企業價值[5]。然而，避稅代理觀認為，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很有可能是管理層出于自利動機做出的決策。管理層為了謀取私人利益，利用復雜的交易活動掩飾公司稅收規避行為，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從而消減稅收規避帶來的正面效益[6]。因此，為了有效抑制公司激進的稅收規避活動，有關稅收規避影響因素的研究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一方面，公司的外部治理機制，如資本弱化稅制[7]、法制化水平[8]和國別報告披露[9]等有效約束了稅收規避行為；
另一方面，良好的公司內部制度設計，如雙重股權結構[10]、內部審計委員會獨立性[11]和合理的高管薪酬契約[12]等同樣發揮了抑制性作用。然而，關于稅收規避影響因素的研究卻普遍存在重視正式制度而忽視非正式制度的現象。相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由于存在傳播延續性，往往具有更顯著的約束力[13]。具體到中國這樣一個正式制度的制定與執行并不完善的轉型新興市場國家，非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的作用占據著更為重要的地位[14]。因此，本文從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發，探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對企業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本文可能的研究貢獻如下：第一，從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這一特有的研究視角拓展非正式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影響研究。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相較于其他文化具有更加豐富的歷史底蘊與精神特質，其獨特的文化內涵會對公司的財務行為產生潛移默化且影響深遠的重要作用。現有研究僅證明了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可以抑制公司盈余管理程度[15]，本文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了關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經濟后果的研究。第二，關于稅收規避影響因素的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正式制度層面，本文從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發對現有文獻加以補充。目前，關于稅收規避影響因素的研究存在兩個問題：偏好推動因素而忽視抑制因素，偏好正式制度而忽視非正式制度。本文從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發，研究證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對公司稅收規避行為具有抑制作用。第三，揭示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對公司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機制，為抑制公司稅收規避行為提供新思路。本文發現，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可以通過提升管理者道德意識及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兩個途徑抑制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為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如何降低公司稅收規避程度提供理論依據。公司內部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容易引發嚴重的代理問題，導致激進稅收規避行為的發生。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以企業文化為主的非正式制度可以成為公司正式制度的有效補充，是抑制公司稅收規避程度的重要因素。
(一)中華老字號企業獨特的文化內涵
文化是塑造人類行為的信仰、藝術、習俗、倫理、道德等一系列活動特征的總和，是一項非正式但能夠引導和約束組織及其成員行為的制度。經歷了幾十年乃至百余年的洗禮與積淀，中華老字號企業在其內部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內涵，而這種文化內涵代表了一整套規范的企業行為準則與價值理念，在無形之中引導及約束著企業的各項經營活動及戰略選擇。本文認為，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誠信為本，品質為先。中華民族是一個“誠信為本”的民族，眾多的老字號從家庭作坊開始起家時，就嚴格遵守“以德講信、誠實待客”的經營原則。如同仁堂所恪守的古訓所說，“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胡慶余堂強調“戒欺”的價值觀，認為“凡百貿易均著不得欺字，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同仁堂、胡慶余堂等中華老字號企業憑借著誠信的經營理念及高質量的產品品質，獲得了國內外顧客的一致贊譽。中華老字號的這些經營古訓和宗旨均彰顯了“以德為先、以信取人”等價值觀的浸染，“德至而事興、德廢而業亡”已成為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的基本理念。
第二，社會擔當，兼濟天下。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認為，企業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的周圍存在著眾多的利益相關者，企業需要關注相關者的利益。企業也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需要合理兼顧其他相關者的權益。偉大的企業，不僅可以提供高質量的產品與服務，更能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中華老字號企業歷經了百年風雨，見證了國家的衰弱與繁榮。在國家危亡、人民苦難的時候，這些企業大多能挺身而出，向勞苦大眾伸出援手，或捐助食品、衣物，或免費施藥、濟世救人，體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新冠疫情爆發伊始，中華老字號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為支援抗疫捐款捐物。例如，汾酒集團通過各省紅十字會累計捐款達2500萬元，廣藥集團捐贈價值1200萬元的藥品等急需物資。諸多的慈善行為蘊含了中華老字號企業“達則兼濟天下”的文化理念，也是中華老字號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有力證明。
第三，穩扎穩打，防范風險。中庸之道是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程頤將“中庸”解釋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朱熹也對其闡釋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一方面，中華老字號企業扎根于我國傳統文化，中庸之道對企業的戰略選擇及實施方面具有重大影響，使得企業在進一步發展中采取更加穩健的經營策略。另一方面，中華老字號企業也是文化繼承與發展的主體，是民族歷史記憶的一部分。相較于其他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更加重視文化與品牌的傳承。中華老字號企業之所以能夠傳承百年而延綿不斷，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其恪守穩健發展的經營理念，減少為了獲得短期利益而進行的投機行為。
第四，嚴于律己，注重聲譽。聲譽是企業重要的無形資產，也是企業形象的重要衡量指標。企業聲譽的建立需要經歷漫長的過程，涵蓋企業經營過程的方方面面，是對企業的整體評價。中華老字號企業憑借世代傳承的產品與技藝，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形成了良好的聲譽形象。但企業良好聲譽的毀壞速度卻是極為迅速的，企業發生的一項重大產品質量事故或財務丑聞都有可能使企業多年來維持的聲譽大打折扣。因此，相較其他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有更強烈的動機維護自身的良好聲譽，嚴格約束企業行為。
(二)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程度
行為金融學理論認為，與正式制度相比，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對于企業決策及個人行為的影響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企業文化作為企業獨有的戰略資源，為內部員工塑造了符合公司經營理念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16]。企業文化通過潛移默化地影響員工的價值觀及決策方式，繼而作用于企業的各項生產經營決策之中。鑒于我國企業普遍存在制度建設不健全、公司內外部治理機制建設滯后甚至缺失等問題[17]，以企業文化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成為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補充。本文認為，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將通過以下兩種渠道影響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
第一，提升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引導其自發地減少不誠信、不道德的涉稅決策。首先，公司在考慮是否按照誠信道德原則進行經營活動時，往往會權衡某項活動所帶來的成本與收益[18]。一般情況下，公司依照誠信道德原則開展經營活動會使公司降低短期收益而提升長期收益。如果公司依法誠信納稅，雖然短期來看使公司損失了短期的稅收支出，但為公司降低了遠期因避稅行為帶來的更高額的罰款及其他隱形支出。與其他發達經濟體對比，我國所得稅率及社會保險繳費稅率相對較高，因此我國企業存在較強的避稅動機[19]。為了降低公司的稅費支出，公司管理者有可能出于自利動機，一是通過隱瞞收入、夸大支出等多種方式掩蓋公司真實利潤，真實利潤的減少自然引發應納稅所得額減少，公司所得稅稅負下降；
二是在保持利潤總額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增加購買環保設備、機器及儀器和列支研發費用等方式，利用稅額抵減、一次性扣除和加計扣除等會計與稅收之間的差異政策，直接降低所得稅稅負。因此，稅收規避活動被認為是一種“不誠信”的企業行為[20]。其次，財政收入是國家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等領域改革的重要保障[21]，其主要來源為各級政府部門的稅收收入。而公司的稅收規避活動將應予上繳政府稅務部門的稅款滯留在公司內部，雖然為公司帶來了一定的節稅收益，但卻造成了國家財政收入流失，對社會未來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22]。所以，稅收規避行為也被認為是一種“不負社會責任”的企業行為[23]。然而如上文所述，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具有“誠信為本”“社會擔當”等文化內涵，此種文化內涵顯然與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相背離。因此，長期浸潤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的內部管理者將自覺調整個人行為，有意識地減少公司激進的稅收規避活動。
第二，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有效減少管理者激進的稅收規避行為。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是一項高風險的經營活動。一方面，為了降低稅收規避活動被稅務監管部門發現的風險，管理者往往采取復雜、不透明的交易活動(如關聯交易、增加設備儀器的購買、調整經營流程等)來掩蓋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復雜的交易活動降低了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如關聯交易中的轉讓定價不公允、購買設備儀器稅前一次性扣除引發的稅會差異并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負債、經營流程調整使得成本核算分攤欠科學等)，也為管理者轉移企業內部資源提供了機會與手段，加劇了公司面臨的股價崩盤等信息風險[24]。另一方面， 如果公司的稅收規避活動被稅務監管部門發現，將會使公司面臨監管機構更嚴格的審查(如稅務部門大數據與風險管理局的風險篩查、納稅評估、企業解釋、補繳稅款或稅務部門稽查局經歷檢查、審理等漫長稽查程序后補繳稅款)、巨額罰款(如少繳稅款0.5～5倍罰款以及少繳稅款每天萬分之五的滯納金)及聲譽損失(如企業進入稅務局公示的欠稅公告、企業及其主要負責人進入重大稅收違法失信主體及“聯合懲戒”范圍、納稅信用等級下降、移送司法機關等)，嚴重影響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甚至導致公司破產。相較于其他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歷經百年風雨與商界沉浮而延續至今，形成了“防范風險”“重視聲譽”等企業文化。因此，中華老字號企業將更加重視公司長期以來形成的良好商譽，采取更加合規、穩健的經營措施，進一步約束自身行為，降低公司稅收規避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相較于非中華老字號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更低。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7-2020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并按照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篩選：(1)剔除金融行業公司；
(2)剔除ST、PT類公司；
(3)剔除稅前利潤為負、實際稅率大于1或小于0以及所得稅費用為負的公司；
(4)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經過上述樣本處理，我們得到23861個公司-年度觀測值。中華老字號企業來源于手工整理商務部先后頒布的兩批中華老字號目錄。公司名義稅率來自WIND數據庫，財務數據及其他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為消除極端值對本文結果的影響，我們針對所有連續型變量在1%和99%水平上進行Winsorize縮尾處理。
(二)傾向得分匹配
本文將商務部公布的中華老字號名單與上市公司名稱及品牌進行匹配，共得到中華老字號上市公司年度觀測值582個，占A股上市公司數量的2.4%。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潛在影響，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后選擇配對樣本進行回歸。依據商務部公布的《“中華老字號”認定規范(試行)》及徐星美等的研究[15]，本文確定PSM匹配因子如下：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成長性(GROWTH)、行業(IND)以及所屬地區(AREA)。本文對全樣本數據采取最近鄰匹配的原則，將所屬品牌入選商務部公布的中華老字號名單的公司作為處理組，沒有入選的公司作為對照組，按照1∶4的比例進行了有放回的配對，最終形成了2635個配對后的公司-年度觀測值。未報告的平衡性檢驗結果表明，匹配后的處理組和控制組協變量均值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說明匹配效果較好。
(三)變量定義
1.因變量:稅收規避。關于稅收規避的研究中，用于衡量企業稅收規避程度的指標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分別為實際所得稅率法(ETR)以及賬面-稅收差異法(BTD)。國外文獻多采用實際所得稅率來衡量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25]，但由于我國稅收優惠政策眾多，公司之間名義稅率不同[26]，導致此種衡量方法存在偏差，并且如果公司采取同時操縱稅前收入和稅前利潤的方式進行避稅時，實際所得稅率難以準確反映公司的避稅行為。同時，中華老字號企業“誠信為本、社會擔當”和“防范風險、重視聲譽”的獨特文化使得其傾向于選擇隱藏利潤但不降低應納稅所得額的避稅策略，該策略主要是利用稅會差異進行實施。因此，本文使用賬面-稅收差異法衡量公司的稅收規避程度。參照現有文獻的計算方法[27]，BTD=(利潤總額-應納稅所得額)/期末總資產。其中，應納稅所得額=(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名義所得稅率。此外，為了剔除盈余管理導致的賬面-稅收差異，本文借鑒Desai等的計算方法[6]，采用扣除應計利潤影響后的賬面-稅收差異(DDBTD)來衡量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計算方法如下：
BTDi,t=β1TACCi,t+μi+εi,t
(1)
DDBTDi,t=μi+εi,t
(2)
式(1)中，TACCi,t為總應計利潤，等于(凈利潤-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總資產。μi為公司i在樣本期內殘差的平均值，εi,t為t年度殘差與公司平均殘差μi的偏離度。
2.核心解釋變量: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OLDBRAND)采用虛擬變量加以衡量，如果公司或公司擁有的品牌入選商務部公布的中華老字號企業名單，則OLDBRAND賦值為1，否則為0。
3.控制變量：參考張婷婷等以及曹越等的研究[28][29]，本文將可能影響公司稅收規避行為的其他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計算方法如表 1所示。除此之外，本文還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YEAR)和行業固定效應(IND)，并將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在公司層面進行了聚類處理。
表1主要變量定義及說明
(四)模型設定
為驗證假設H1，本文設計如下基本模型：
TAXAVOIDANCEi,t=β0+β1OLDBRANDi,t+β2CONTROLi,t+∑IND+∑YEAR+εi,t
(3)
式(3)中，被解釋變量為TAX_AVOIDANCEi,t，代表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分別用賬面-稅收差異(BTD)和剔除盈余管理因素后的賬面-稅收差異(DDBTD)加以衡量。核心解釋變量為OLDBRANDi,t，代表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以公司或其品牌是否入選商務部公布的中華老字號名單進行衡量。其他為控制變量，包括行業及年份固定效應。本文主要關注式(3)中，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系數β1的符號。若β1顯著為負，則本文假設H1得證。
(一)描述性統計
未報告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樣本企業BTD和DDBTD的均值分別為-0.0003和-0.001，說明樣本企業中大部分公司的應納稅所得額略高于會計利潤，與現有文獻保持一致[30]。OLDBRAND的均值為0.221，說明在樣本企業中，有22.1%的企業或其擁有的品牌入選商務部公布的中華老字號名單。其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均在合理范圍之內，不再贅述。
本文根據企業或其擁有的品牌是否入選中華老字號名單，將企業分為中華老字號企業與非中華老字號企業兩組，表 2列示了兩組樣本的單變量檢驗結果。結果表明，相較于非中華老字號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的平均稅收規避程度更低，本文假設H1初步得到驗證。
表2單變量分析結果
(二)相關性分析
本文進一步檢驗了主要變量之間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系數。未報告的結果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OLDBRAND)與公司稅收規避程度(BTD/DDBTD)的相關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初步證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設成立。此外，大部分控制變量基本上均與公司稅收規避程度(BTD/DDBTD)顯著相關且這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大多小于0.5，證明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本文進一步對模型中所有的解釋變量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VIF)診斷，結果顯示最大的VIF為2.42，遠小于10，說明本文設置的研究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基準回歸分析
表 3報告了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的回歸結果。表3第(1)～(2)列及第(3)～(4)列分別是采用賬面-稅收差異(BTD)與剔除盈余管理因素后的賬面-稅收差異(DDBTD)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在沒有加入控制變量時，OLDBRAND系數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在加入控制變量后，OLDBRAND系數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說明相較于非中華老字號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更低，該結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H1。在經濟意義層面，由于衡量稅收規避程度的指標不同，相較于非中華老字號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稅收規避程度平均低15.74%(=0.011×0.415/0.029)與14.82%(=0.01×0.415/0.028)個標準差，具有顯著的經濟意義。
表3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
(四)穩健性檢驗
1.替換關鍵變量。除了前文使用的賬面-稅收差異(BTD)與剔除盈余管理因素后的賬面-稅收差異(DDBTD)，本文進一步采用企業的實際稅率(ETR)衡量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參照已有文獻[26]的研究方法，本文將企業的實際稅率定義為以下三個指標，分別為ETR1=所得稅費用/利潤總額，ETR2=(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利潤總額，ETR3=(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利潤總額-遞延所得稅費用/法定稅率)。將企業實際稅率(ETR)作為稅收規避程度的替代指標代入式(3)中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 4所示。我們發現，無論采用何種衡量方式，相較于非中華老字號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仍具有更低的稅收規避水平。
表4替換關鍵變量
2.更換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由于本文選用傾向得分匹配(PSM)后的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因此，在穩健性檢驗中更換傾向得分匹配的設計方法，從而避免選用不同的匹配方式帶來的結果差異。具體而言，本文按照最近鄰匹配的原則，按1∶2的比例進行了有放回的配對，匹配因子的選擇與前文保持一致，最終形成了1667個配對后的公司-年度觀測值。未報告的平衡性檢驗結果表明，匹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協變量均值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表明匹配效果較好。運用匹配后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回歸表格如表 5所示，再次驗證了本文研究假設成立。
表5 PSM匹配后的回歸結果
3.安慰劑檢驗。為排除遺漏變量對本文實證結論造成的影響，本文參照李吉園等的做法進行穩健性檢驗[31]。具體而言，本文對自變量OLDBRAND隨機賦值為0或1，然后將重新賦值后的OLDBRAND變量代入式(3)中重新進行回歸。為了避免安慰劑檢驗過程中隨機因素的影響，本文分別重復了2000次隨機過程進行模型估計，未報告的回歸系數核密度圖顯示，通過安慰劑檢驗隨機賦值得到的變量OLDBRAND系數主要集中在0附近，真實值(-0.011)不在系數密度函數分布曲線范圍內，說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之間的關系并不受其他未被觀測到因素的影響，驗證了本文結論的穩健性。
4.調整研究樣本。為排除中國2007年企業所得稅改革與2020年新冠疫情對結論造成的影響，本文剔除2007年與2020年的樣本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 6所示，本文結論保持不變。
表6調整研究樣本
(五)機制檢驗
本文預期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影響公司稅收規避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提升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及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兩個途徑。參照溫忠麟等的做法，本文在式(3)的基礎上設置如下模型進行機制檢驗[32]。
MEDIATORi,t=φ0+φ1OLDBRANDi,t+CONTROLi,t+∑IND+∑YEAR+εi,t
(4)
TAXAVOIDANCEi,t=ρ0+ρ1OLDBRANDi,t+ρ2MEDIATORi,t+CONTROLi,t+
∑IND+∑YEAR+εi,t
(5)
首先，我們考察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能否通過提升管理者的社會道德意識，降低公司的稅收規避程度。由于對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的測度較為困難，本文借鑒姜付秀等的做法，采用公司的慈善捐贈支出作為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的代理變量[33]，具體的計算方法為“公司當年的慈善捐贈金額加1取自然對數”，記作DONATION。總體而言，公司的慈善捐贈數額越高，代表管理者的社會道德意識越強。
提升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的機制檢驗如表 7所示。從第(1)列我們可以看出，OLDBRAND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相較于非中華老字號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管理者具有更強的社會道德意識。本文將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作為中介因子代入式(5)中進行回歸，結果如第(2)、(3)列所示，OLDBRAND系數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且回歸系數的絕對值有所下降，表明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存在部分中介效應，驗證了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通過提升管理者社會道德意識進而制約公司稅收規避行為這一機制的成立。
表7機制檢驗：提升管理者道德意識
其次，我們考察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是否通過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從而有效減少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本文借鑒高明華的做法，采用資本性支出作為管理者風險偏好的代理變量[34]，具體的計算方法為“公司當年的資本性支出/公司上一年的資產總額”，記為CAPRATIO。CAPRATIO越大，意味著管理者越偏好風險。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的機制檢驗結果如表 8所示。從第(1)列可以看出，OLDBRAND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相較于非中華老字號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管理者具有更低的風險偏好程度。將管理者風險偏好作為中介因子代入式(5)中進行回歸，結果如第(2)、(3)列所示，OLDBRAND系數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且回歸系數的絕對值有所下降，表明公司的管理者風險偏好存在部分中介效應，驗證了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通過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進而有效減少企業稅收規避行為這一機制的成立。
表8機制檢驗：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
前文的結果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可以抑制稅收規避行為。本文進一步分析此種抑制作用是否存在異質性。不同的高管晉升來源使得老字號企業文化對高管的思維觀念和行為規范影響不同，公司內部治理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等正式制度的差異會對企業文化這類非正式制度作用的發揮產生重要影響，媒體會重點關注中華老字號企業是否踐行其文化核心價值觀。因此，本文從高管晉升來源、公司內部治理水平、市場化程度和媒體關注度四個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
(一)高管晉升來源
企業文化構成了對公司內部員工的“軟約束”，深刻影響了公司員工的價值觀及行為方式。而文化對于人的影響并非是在短期形成的，需要公司員工長期浸潤在特定文化的環境之中，從而使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相較于外部晉升的高管，內部晉升的高管由于長期在本公司工作，對企業文化及經營模式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與感悟，具有更高的組織文化認可度[35]。由于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CEO是公司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最高負責人，對公司的稅收規避等決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響，本文進一步將高管限定為公司CEO這一特定職位。參照柯江林等的做法，本文設置高管晉升來源這一變量進行異質性檢驗。具體地，將由上市公司內部產生及股東單位派出的高管作為內部晉升，將政府官員調任及外部人才市場招聘的高管作為外部晉升[36]。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 9。結果顯示，對于在高管從內部晉升的企業中，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
而在高管從外部晉升的企業中，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不存在顯著關系，且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值分別為0.039和0.044，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之間的關系在高管內部晉升的情況下更為明顯。
表9異質性分析：高管晉升來源
(二)公司內部治理水平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公司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導致管理層借助于更加復雜、不透明的交易活動謀取個人私利，增加公司內部代理成本。公司內部治理水平反映了公司內部治理的完善程度，公司內部良好的治理環境可以有效監督與激勵管理層，提升管理層違規行為被發現的風險，從而降低公司管理層實施稅收規避活動的動機[37]。因此，相較于公司內部治理水平高的企業，公司內部治理水平較低的企業存在更為激進的稅收規避行為[37]。此時，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作為公司內部正式制度的有效補充，將有效減少公司激進的稅收規避活動。本文參照周茜等的做法，選取高管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比例等7個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得到公司內部治理指數[38]，并按照行業年度均值將企業分為內部治理水平較高組與內部治理水平較低組，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 10。結果表明，對于內部治理水平較低的公司來說，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
而對于內部治理水平較高的公司來說，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不存在顯著關系，且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值分別為0.022和0.015，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相較于公司內部治理水平較高的公司，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之間的關系在公司內部治理水平較低的公司中更為明顯。
表10異質性分析：公司內部治理水平
(三)市場化程度
市場化程度是經濟、社會、法律以及政治制度的綜合度量，既是一種正式制度也是外部治理機制。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一方面其制度環境較為成熟，市場規則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其信息傳導機制更為有效，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因此，公司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實施避稅活動的風險及成本更大。而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缺少外部制度環境的約束，公司更有機會進行稅收規避行為。中華老字號企業所特有的文化內涵構成了企業的非正式制度，可以作為企業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補充，從而有效抑制公司的稅收規避行為。本文采用王小魯等編制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中的“市場化總指數”衡量地區的市場化程度[39]，并按照行業年度中位數將企業分為市場化程度較高組和市場化程度較低組，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 11。結果顯示，對于所在地區市場化程度較低的企業來說，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
而對于所在地區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企業來說，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不存在顯著關系，且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值分別為0.02和0.04，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之間的關系在公司所在地區市場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更為明顯。
表11異質性分析：市場化程度
(四)媒體關注度
媒體作為社會輿論監督的主體，在公司信息的收集、處理與傳播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媒體進一步改變了資本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式，提高了信息傳遞效率，使得外部投資者能夠以更快的速度了解公司的經營情況。因此，在高媒體關注度的外部條件下，如果公司的稅收規避等違規行為暴露，將會進一步放大公司違規行為帶來的不利后果，導致公司聲譽受損、股價下跌。而中華老字號企業憑借著世代相傳的技藝與產品，在消費者心中樹立了優質的口碑與品牌形象，相較于其他企業，中華老字號企業將有更強烈的動機維護公司的寶貴聲譽。本文借鑒程博等的做法，采用“媒體報道中提及該公司次數加1的自然對數”衡量公司的媒體關注度[40]，并按照行業年度中位數將公司分為媒體關注度較高組與媒體關注度較低組。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 12。結果顯示，對于媒體關注度較高的公司來說，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
而對于媒體關注度較低的公司來說，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不存在顯著關系，且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值分別為0.015和0.031，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相較于媒體關注度較低的公司，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之間的關系在媒體關注度較高的公司中更為明顯。
表12異質性分析：媒體關注度
中華老字號是中國傳統商業文明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具有鮮明的文化背景與深厚的文化底蘊，其內部形成的企業文化對公司員工的行為準則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公司治理結構的有益補充。本文從非正式制度的視角出發，重點探討了中華老字號企業所特有的文化內涵對公司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1)與非中華老字號企業相比，中華老字號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更低，該結論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機制檢驗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通過提升管理者道德意識及削弱管理者風險偏好兩個途徑有效制約公司稅收規避行為，說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通過積極影響管理者價值觀念及行為準則約束了公司稅收規避活動。(3)異質性檢驗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之間的負向關系在高管內部晉升、媒體關注度較高的企業中更為明顯，說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對內部晉升的高管更具影響力。出于維護品牌聲譽的考慮，中華老字號企業將更有動機減少稅收規避活動。此外，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與稅收規避之間的負向關系在企業所屬地區市場化程度以及公司內部治理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更為明顯，說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可以作為公司內外部正式制度的有益補充，進一步制約公司激進的稅收規避活動。
本文有以下三點啟示：(1)公司要重視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建設，為獲取競爭優勢和長遠發展提供文化基因。公司避稅活動具有復雜性、隱蔽性等特征，企業管理者常利用稅收規避活動作為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嚴重損害企業價值。本文從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發，發現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對公司稅收規避活動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建議公司重視非正式制度建設，通過借鑒中華老字號特有的文化內涵，如“誠信為本”“防范風險”等，培育及踐行適應公司未來發展要求的文化基因，從而獲取競爭優勢。(2)公司要優先考慮從內部提拔核心員工，讓核心員工的內部晉升成為維系和傳承企業文化、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文化對于人的影響并非是在短期形成，需要公司員工長期浸潤在特定的環境之中。本文的結論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文化對內部晉升的高管更具影響力。這就說明，相較于外部晉升的高管，內部晉升的高管具有更高的企業文化認可度。因此，要想充分發揮好企業文化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公司應該更加重視內部核心員工的培養工作，建立合理的內部員工晉升機制。(3)稅務監管部門要將企業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作為評估公司納稅遵從度的重要參考指標。對于納稅而言，如何引導納稅人實現從“被動遵從→主動遵從→協同遵從”的跨越，這是當前稅收征管改革關注的焦點。本文的結論表明，中華老字號企業具有更低的稅收規避程度，說明中華老字號企業的納稅遵從度更高。若納稅人的企業文化中強調“誠信、擔當、聲譽、合規、安全”等價值觀，稅務監管部門可以將其納稅遵從度評估為“主動遵從”，預期2025年智慧稅務建成以后，這類企業的納稅遵從就可以進入“協同遵從”階段，這將大幅降低征納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猜你喜歡老字號管理者稅收讓老字號綻放“光明”上海工運(2021年3期)2021-04-08TEST OF TIME漢語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2020年5期)2020-11-02TEST OF TIME漢語世界(2020年5期)2020-10-2360年“老字號”中紡標紡織科學研究(2017年1期)2017-05-17稅收（二）新少年(2016年4期)2016-11-19劉明懷：做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國衛生(2016年5期)2016-11-12管理者當有所作為中國衛生(2016年4期)2016-11-12稅收（四）新少年(2016年6期)2016-05-14稅收（三）新少年(2016年5期)2016-05-14稅收伴我成長小主人報(2015年23期)201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