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丹丹
關于清代宗室子弟的學校教育與科舉，學界的相關研究從八旗官學制度或科舉制度的角度進行探討，已有學者注意二者之間的聯系。有學者強調宗學以“國語騎射”為主要教育內容，目的是維護“滿洲舊俗”，強化“滿洲認同”。更有學者提出宗學的衰敝以及宗室科舉的復興表明宗室子弟中“滿洲認同”的衰落和“知識政治精英”社會認同的興起。雖然已有學者認識到宗室子弟的學校教育、科舉與“滿洲認同”之間的密切聯系，但尚沒有從清代政治文化構建的視角來考察清代宗室子弟的學校教育與科舉。
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政治文化既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也是穩定的政治傾向和心理。任何政治共同體都需要穩定的政治價值觀念以及信仰、情感來為政治系統和政治運行提供穩定的文化保障，以維護政治秩序。
清朝統治者具有“滿州權力中心意識”的政治傾向和心理，“努爾哈赤在滿洲政權的形成過程中，注入了強調本民族特質的滿洲中心觀點，并藉以塑造出‘我群’（wegroup）意識。”這種“滿洲權力中心意識”是以保持滿洲民族特色、維護滿洲民族武力優勢以及提高滿洲民族政治地位為特征的。換言之，清王朝是一種“部族政權”，即是“把政權掌握在某一個部族的手里”，由滿洲全體部族來支持政權，“滿洲人便是此一政權中之特殊階級或特殊分子了”。
滿洲民族所創建的清王朝，作為“中國王朝”的繼統，其施政措施需要與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相耦合。崇儒重道以振興學術、提倡教化以追求文治是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重要特征。推行考試選才的科舉制度、以士人佐理國政是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實現路徑。在儒家政治文化體系中，“中國王朝”是一種“士人政權”，士人階層“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勢力，也不是一個固定集團”，相當部分的政府權力掌握在士人階層手中，而“學而優則仕”則是士人階層公開的、開放的上升渠道。
從政治文化角度來觀察，清王朝處于一種“吊詭”的狀態之中：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維持具有“滿洲權力中心意識”的“部族政權”是清政權賴以立足的基石。清王朝是否具有“正統性”，其話語權卻是由“士人政權”的儒家政治文化思維所主導的。對于清王朝而言，在協調滿、漢兩種相異政治文化的基礎上構建具有自身特點的穩定的政治文化結構，是其維持統治所必須回答的歷史命題。
清代的宗學與宗室科舉的變化沿革恰可以看出清朝統治者是如何在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之間進行調適的。清代的宗室被界定為努爾哈赤之父愛新覺羅·塔克世的直系后裔子孫。宗室“系拖天潢”，是滿洲人群中政治經濟特權最多，社會地位相對固定的特殊人群，但在宗室人群中沒有封爵任職的“閑散宗室”占很大數額。清朝統治者在滿、漢二元政治文化的調適中為宗室子弟選擇了一條從學校到科舉的“晉身”之路，表現出清朝統治調和“滿洲權力中心意識”以及“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嘗試。將儒家政治文化思維中士人階層“學而優則仕”的路徑與“滿洲權力中心意識”的中政治特權相結合，清朝統治者設計出其獨有的宗室子弟學校教育與科舉體系。
清代宗學始設于順治十年（1653），是培養宗室子弟的教育場所，由專門管理皇族事務的宗人府直接管理。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讀書”，暫時性地廢止了宗學。雍正二年（1724）復設宗學，以教習“宗室子弟愿入學者”。至此，宗學成為宗室子弟的常設教育機構。光緒二十八年（1902），翰林院侍讀寶熙奏請將宗學等官學“改并入中、小學堂，均歸管學大臣辦理，從之”。至此清代的專設宗學教育完全廢止。
宗學維護滿洲文化特質與教習儒家漢文經義的雙重使命表現在其教習內容上。宗學初設時，“每學選滿洲生員一人為師，教習清書。……學生兼習騎射，漢書聽自延師教習”。順治十一年（1654）六月，順治帝諭令宗人府：“今思（宗室子弟）既習滿書，即可將翻譯各項漢書觀玩，著永停其習漢字諸書，專習滿書”。雍正二年（1724）復立宗學時，“分別教習（宗室子弟）清、漢書。讀書之暇，演習騎射。”乾隆三年（1738）規定宗學月考，“以滿、漢京堂各一人總稽學課，月試經義、翻譯及射藝”。乾隆二十一年（1759），“裁漢教習九人，改翻譯教習。增騎射教習”。嘉慶二十五年（1820）二月，“新增滿、漢教習、弓箭教習各一名”。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清朝宗學的主要教學內容包括“清文”“騎射”和“漢書”。在清朝統治者的認知中，“清文”“騎射”和“漢書”在政治文化中的功用和地位不同。
“清文”是“滿洲”民族意識和民族共同體的標識及精神紐帶。“騎射”是“滿洲”戰斗力的保證以及尚武精神的體現。“清文”和“騎射”，是清朝統治者視為“滿洲根本”的“國語騎射”，更是宗室子弟所必須掌握的“本務”。故清朝歷代的宗學教育中都注重“清文”和“騎射”。這是因為宗學教育中的“國語騎射”具有維護滿洲文化特質的使命。
清入關后，面對著與之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環境和極其懸殊的滿漢人口比例，清朝統治者認識到維持“滿洲文化特質”是政權賴以立足、民族賴以維系的基礎。乾隆帝屢屢強調“馬步射、清語為滿洲根本”，“朕思馬步射、清語，乃我滿洲分內應學之事”。后“增宗室十歲以上者小考之例，于十月中欽派皇子、軍機大臣等，考試滿語、弓馬”，進一步提高宗學中“國語騎射”的重要地位。至嘉慶時期，清朝統治者仍然強調“國語騎射，乃我滿洲要務”，認為宗室子弟應當時時努力學習“國語騎射”，即便是同時學習漢文和清文，亦“當以清文為要”。
“國語騎射”始終是清代宗學的主要學習內容，宗學教學內容的選擇具有維持滿洲民族認同以及保持滿洲民族武力優勢為導向。宗學作為維持滿洲文化特質的場所，體現了滿洲權力中心意識。
值得探究的是，對于是否在宗學內教習“漢書”，清朝統治者表現出了猶疑，宗學內的“漢書”學習“時廢時興”。早在順治九年（1652）十二月，宗人府各衙門商議設宗學時，就曾有“每學用學行兼優滿、漢官各一員為之師范”的建議，以期宗室子弟兼習“清書”“漢書”，成為“兼通滿漢”的統治人才。但正式設立宗學之時，對于漢書則“聽自延師教習”，表明了對于宗室子弟習漢書既不鼓勵也不禁止的官方態度。順治十一年（1654）六月，順治帝明諭宗人府“停其（宗室子弟）習漢字諸書，專習滿書”，以防“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康熙年間，宗學教育暫止，曾令宗室子弟“于本府講讀經史諸書”。“經史諸書”的內核正是“儒家政治文化”。雍正二年（1724）重新整頓宗學后，宗學學生可以在“清書”“漢書”中選擇性地進行學習，此時正式將“漢書”的“經義”“文法”設為宗學的教學內容。同時加強了“漢書”教習的師資力量，“每學生十人，設漢書教習一人，禮部考取舉、貢充之”。雍正十一年（1733）規定“兩學各以翰林官二人董率課程，分日講授經義、文法。”乾隆三年（1738），宗學的學習內容尚有“經義、翻譯及射藝”。乾隆二十一年（1756），“裁漢教習九人，改翻譯教習”，即宗學的學習內容中再次取消了“漢書經義”的內容。嘉慶二十五年（1820）重新恢復了乾隆朝裁撤的漢教習，從此“漢書”作為宗學的教育內容成為定制。
清朝統治者表示在宗學中否定“漢書”的學習，是因“誠恐學習漢文，流于漢人浮靡之習”。早期的清朝統治者存在這樣的認知和疑慮——以滿洲文化特質為內核的“國語騎射”與代表儒家政治文化的漢文經義是矛盾的，“漢文”“漢俗”有消解滿洲文化特質、瓦解滿洲民族認同的危險。
對于清朝統治者而言，其統治的核心集團必然要掌握有利于維護統治穩定的儒家政治文化思維。所以在某些時候清朝統治者又不得不允許宗學教習“漢書”。最強調“國語騎射”的乾隆帝也曾“以漢文教習宗室子弟”并希望能出現“文理明通”的宗室子弟。只是在對宗室子弟學習漢文經義的成果失望之后，才表示“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學習漢文者。應聽其專精武藝……儲為國家有用之器也”。乾隆四年（1937），稽查宗學咯爾吉善奏請“定以規條，令學者于文字翻譯之外，或明一經，或講《綱鑒》”，期望宗室子弟系統學習漢文經義后能“贊襄治化”“以凝庶績”，使“國家益收得人之效矣”。滿洲宗室學臣將以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為內核的“漢文經義”視為可以用于“庶務實績”的“治術”。這也正是清朝統治者所希望達到的調和“滿洲本位”和“儒家政治文化”的理想狀態，即在保證“滿洲權力中心”的基礎上，將儒家政治文化作為統治的工具和手段。
從宗學中教習“漢書”的時興時廢中可以發現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清代的宗學教育一直都有“漢文經義”的影子。清朝統治者一旦發現儒家政治文化擠壓“滿洲本位”的存在空間時，即以政治手段加以干涉，但又無法完全摒棄儒家政治文化。清代政治文化的“構建”并沒有像清朝統治者設想的那樣以“滿洲權力中心意識”作為主導，“儒家政治文化思維”作為補充。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滿洲權力中心意識”納入了“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規范流程之中。這一點可以從清代宗室科舉的發展中尋出端倪。
科舉選才制度是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重要內容。清代的宗室科舉，經歷了康雍乾時期的試探以及嘉慶之后的規范化兩個階段。
“宗室科舉”始于康熙年間。康雍乾時期共舉行過三次，“應試間以舉行，不為常例”。這是清朝統治者對于將儒家政治文化思維中士人階層“學而優則仕”的路徑與“滿洲權力中心意識”的政治特權相結合的初步試探。
順治年間曾允許八旗子弟參加科舉，后因恐宗室子弟參加科舉后“升用”容易反“以披甲為畏途”而停止。康熙六年（1667）“復八旗鄉、會考試之例”，此時八旗子弟參加科舉的流程及內容與漢人相同。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特旨鼓勵宗室子弟參加科舉，“令八旗宗室子弟“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康熙此諭旨目的在于鼓勵宗室子弟“力學屬文，奮志科目”，使“學業成就者，不沮抑于仕進，凡屬宗支，人人得以自效”。康熙三十八年（1699），宗室子弟參加鄉試，并沒有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而是單獨“分試一次”。此次宗室科舉在舉行鄉試之后，并沒有舉行會試。第二年，康熙帝停止了宗室科舉。停止宗室科舉的表面原因是“宗室朕素加恩，何患無官”，宗科舉并不是宗室子弟進入仕途的首要途徑。實際原因可能是宗室子弟科舉成績不佳：史料中沒有找到此次宗室科舉的中式名單。
雍正時期，宗室“生齒日繁”。雍正帝在承認“宗室等并無升遷之路”的情況下，仍拒絕宗室子弟參加科舉。對此的解釋是宗室子弟參加科舉需“與民人等一例控檢”，有失身份體統；
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此時宗室子弟對于“儒家漢文經義”學習水平不足以應對當時的科舉流程。雍正二年（1724）重整宗學：規定宗室子弟只有三年學習期滿，才可按等第分別補缺授官；
同時將“漢書經義”正式列為宗學的學習內容。宗學成為后宗室科舉人才的儲才之所。
重開宗學、教習漢文經義為乾隆年間恢復宗室科舉提供了條件。乾隆六年（1741）諭旨稱“（宗學）官學生歸漢文班者，邇年以來頗知奮勉”，乾隆帝命在來年的八、九月間于其中“擇其可以應考者……試以經文一篇、論一道，其中文理明順者，酌量拔作監生……講求明經、治學之事”。宗學的官學生僅需試以經文一篇、論一道就可以拔為監生，這在科舉途上可謂優待。此時宗室子弟科舉尚沒有正規、嚴格的鄉、會試流程，而是于宗學中“合試左右翼學生”后“拔取佳卷，準作進士”。乾隆八年（1743），按此流程“考取宗室玉鼎柱、達麟圖、福喜俱準作進士”。之后乾隆十三年戊辰科，取中宗室良誠及平泰二人為進士。乾隆年間的宗室科舉只是在宗學內部通過選拔考試就可以“準作進士”，與其說是“考試選才”，還不如說是清朝統治者對于宗室的“恩遇”更為恰當。
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帝明旨廢除宗室科舉：“將宗室等鄉會試及選庶吉士之例，永行停止。”表面上宗室科舉停止的原因是遵循康熙、雍正時期“宗室子弟不應鄉會試”的舊制。實際上的原因是通過這種“宗室科舉”所選拔的進士并不能讓乾隆帝滿意。乾隆七年（1742）于宗學生中選拔監生時稱“以漢文教習宗室子弟，迄今已經數年”，卻“昨經考試并無佳卷”。乾隆帝認為在這些試卷中“朕非過求文字出色，其實在明通者，實難其選”，就是勉強取中的二、三人，也不過是差強人意“文理稍順”而已。
康雍乾時期，清朝統治者試圖讓具有政治特權的宗室子弟走“學而優則仕”道路的試探并不成功。對于宗室子弟而言，在不乏進身之階且對儒家漢文經義不嫻熟的情況下，宗室科舉缺少吸引力。對于清朝統治者而言，既需要在宗室科舉中體現宗室子弟的特權地位，又害怕宗室子弟“專攻文藝，沾染漢人習氣轉至弓馬生疏”。更為尷尬的是，一方面宗室子弟儒家漢文經義尚未嫻熟到能應對常規的科舉考試流程的程度，另一方面此時由宗室科舉選拔出的人員不符合常規的科舉流程，難以被儒家政治文化思維所接受。上述問題在嘉慶間才開始得到解決。
嘉慶時期“天潢支派繁衍”，“廣其登進之路”迫在眉睫。嘉慶帝認為以騎射為代表的“滿洲舊制”與考試漢文經義的科舉之間并沒有矛盾，“自停止考試以后騎射亦未能精熟”，“且應試之前例應閱射馬步箭方準入場，于騎射原不致偏廢”。嘉慶四年（1799），嘉慶帝下詔重開宗室科舉，規定宗室子弟參加鄉試前需先試“騎射”與“文理”合格后，再由宗人府報送順天府鄉試。
從嘉慶時期開始，宗室科舉開始具有常規科舉的流程。嘉慶四年（1799）諭令中稱“舊制宗室均不由鄉舉徑赴會試未免過優”，規定自嘉慶六年的“辛酉科”開始“宗室應考者”“與生監一體鄉試應定中額”。嘉慶十九年（1814）增加了覆試流程，明令“著自本科為始，宗室會試中式者傳集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覆試”。至此，宗室科舉具完整的鄉試、會試、覆試流程。
宗室科舉歸入正常的科舉管理體系。首先，規定了具體的時間地點。嘉慶五年（1800）時，宗室科舉的考試地點改在貢院“以昭慎重”。考試時間定為“會試由禮部于三月初八日，鄉試由順天府尹于八月初八日”，成為定制。其次，宗室科舉考試的點名、散卷以及閱卷規范化。宗室科舉在進入考場之前需要要由宗人府派出章京在“在專門識認”并“至龍門外由御史點名”后，才發放試卷進入考號。宗室科舉“鄉試（試卷）由順天府，會試試卷則由禮部備卷鈐印”，交監試御史后“按坐號散給”，“交卷后按例彌封交內簾閱看”。不過，宗室科舉的鄉會試的考卷“毋用謄錄”。再次，按科舉流程明確了回避制度。嘉慶九年（1804）規定“祖孫父子及同胞叔侄兄弟”以及“切近姻親”都在宗室科舉的回避范圍之內。從嘉慶年間開始通過宗室科舉選拔出的宗室子弟基本符合常規正式的科舉流程，從程序上可以被儒家政治文化思維所接受。宗室的政治特權地位則通過宗室科舉考試內容的簡單化以及錄取額的優待得以體現：“宗室鄉會試取中用一文一詩”，遠比常規科舉考試內容要容易。“每九名取中一名”也遠高于常規科舉錄取比例。嘉慶朝的宗室科舉制度，為道光朝所延續。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奏準將宗室子弟的科舉考試并入八旗科舉，一體同題考試，同時錄取額也歸入八旗科舉的錄取額內，取消了宗室科舉考試的優待和特權。從此直至同治、光緒兩朝，所取中的宗室進士并非依靠宗室特權，而是自身對儒家漢文經義的嫻熟掌握，宗室功名的取得符合“儒家政治文化思維”中考試選才的要求和認知。
清代宗學教育具有維護滿洲文化特質與教習儒家漢文經義的雙重使命，這是“滿洲權力中心意識”與“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具體體現。對于清朝統治者來說，在滿漢政治文化二元性的調適中推行“滿洲本位”是其理想狀態。所以其不斷強調可以保證滿洲民族文化發展延續的“國語騎射”。然而清朝統治者視為“滿洲根本”的“清文”“清書”，更多地停留在“滿洲民族語言”的層面，自身缺少深邃的政治文化內容。代表儒家政治文化的“漢文經義”卻可以給清王朝的政治運行提供穩定的文化保障。在清代政治文化的構建中出現了一個悖論：無論清朝統治者如何重視作為“滿洲根本”的“國語騎射”，其衰落都無法避免；
無論清朝統治者如何防備“漢文經義”，“漢俗侵染”的趨勢皆愈發嚴重。在宗室子弟中強調“國語騎射”的學習，對“漢書經義”學習的時興時廢，都是清代政治文化構建的一個剪影。
在滿、漢二元政治文化的調適中清朝統治者試圖讓以宗室為代表的“滿洲軍功貴族集團”通過“學而優則仕”的科舉路徑來獲得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認同。康雍乾時期，清朝統治者放棄宗室科舉的原因并非是宗室子弟“不乏仕進之途”或者是恐其沾染漢人習氣、忘卻滿洲根本，而是宗室子弟對于“儒家漢文經義”的生疏以及儒家政治文化思維對這種疏陋科舉流程的不認可。到了嘉慶年間，清朝統治者否定了前代“滿洲根本”與“儒家漢文經義”對立的觀點。實質是在調和滿、漢政治文化的過程中放棄了“滿洲本位”的進一步擴張。此時，宗學中以漢文經義教習宗室子弟已成定制而宗室科舉在流程上開始規范化，宗室科舉納入整個科舉制度的流程之中，宗室子弟取得科名就具有在“儒家政治文化思維”中“進仕”程序上的正確性。
從清代宗室子弟的學校教育與科舉中可以看出清朝統治者對于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態度變化，從順治時代的猶疑到康雍乾時期的徘徊試探發展到嘉慶時期的接受。時間越向后，滿、漢二元政治文化中“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認可度就越高，而“滿洲本位”的特質就越衰退。清代的政治文化具有滿漢二元化特征——既符合歷代“中國王朝”“儒家政治文化思維”的傳統，又具有部分滿洲政治文化的個性。矛盾在于，在政治上占主動地位的“滿洲”，于文化上處于弱勢地位。而這種弱勢地位尚不可以依靠政治力量逆轉。清代政治文化構建的過程就是“滿洲權力中心意識”被逐漸納入“儒家政治文化思維”規范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