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丹
由于全球化和電訊技術促進了跨文化的文學交流，歌德首倡的“世界文學”已成為現實，“世界文學”必然會產生“世界文論”，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世界詩學”和“全球美學”的說法，一些前衛機構和學者已經開始付諸實踐。2008年出版的《諾頓理論與批評選》就是一個嘗試，該書率先跳出以往文論選的西方中心主義，收入了其他非西方文論家的思想結晶，并在每篇文章的前言中將其與不同傳統的文論相聯系，試圖將各個傳統的文論置于一個全球性文論的框架之內。但是，這樣的嘗試一方面只是有限地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另一方面不同傳統的文論仍然待在各自的鴿籠里，沒有多少直接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也有些中國學者提出了“世界詩學”的構想，但是，仍處于提倡、吶喊和泛泛而談的階段，尚未見真正融合東西方文論或美學的實績。在此背景下，麥克米倫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著《中西語言、詩學、美學批評視域的融合》(FusionofCriticalHorizonsinChineseandWesternLanguage，Poetics，Aesthetics，以下簡稱《批評視域融合》)讓人眼前一亮，該書出版時即獲得了美國比較文學和文藝研究領域幾位著名學者的好評。世界著名文論家、康奈爾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講席教授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哈佛大學中國文學講席教授王德威(David Wang)、密歇根大學中國藝術與文化講席教授馬丁·鮑爾斯(Martin Powers)、密歇根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大衛·波特(David Porter)等都對該書的議題、觀點、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予以高度認可。①尤其是卡勒教授認為，顧明棟此次的研究議題應該成為后續深入研究的中心話題，可以說該書為世界文論的研究指出了一個方向。
該書是顧教授二十多年來從事比較文學和文論研究的思想結晶，雖然其肇始于對跨文化文學研究中二元對立的方法論的不滿，但撰寫此書卻有著更為宏大的目標。顧教授從批評在比較詩學領域占統治地位的中西不兼容范式開始，進而思考該領域中一些基礎性理論問題(如世界文學是否會產生世界文論，全球化是否會使世界文論和全球美學成為可能)，并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一直致力于思考、構建和使用有效的中西比較研究理論框架和學術范式從事中西詩學研究。《批評視域融合》一書以文藝理論的基礎問題為中心，采用宏觀的視角，審視廣博的研究范圍，考察主要的核心議題。全書共有導論、結論和四大部分，每個部分有相關的兩大章，每章聚焦中西文論研究中的一些曾引起巨大爭論但又尚未得出定論的話題。尤其是該書提出世界文學必然引出世界文論，并通過彌合中西語言和詩學鴻溝的實例探索跨文化美學的嘗試，對世界文論、比較詩學、文藝理論等人文學科的本體研究具有啟發性意義，引發關于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文論的思考，對學術話語建構也具有借鑒作用。該書雖有上述的成就和啟發意義，但作為試圖為世界詩學大廈添磚加瓦的初步嘗試，當然有不足之處和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本文并不想詳細介紹評述該書的內容，而是想探討該書在構建跨文化詩學方面的成就與不足，反思其啟示性洞見所隱含的提升空間，并對如何從世界文學走向世界文論發表一些粗淺的看法。
顧教授對跨文化研究的現狀一直抱有深刻的思考和獨到的洞見，該書的第一個成就是在宏觀層面提出這樣的學術思考：“世界文學是否會產生世界文論？”“全球化是否會使世界文論和全球美學成為可能？”在提出這兩個宏觀問題以后，在涉及語言文字、修辭、比喻、摹仿、美學、形而上學等與文論相關的眾多領域反思前人的研究和結論，進一步提出富有意義和洞見的一系列問題：中西方書寫符號是否存在巨大差異？如果存在巨大差異，有沒有能夠彌合這種差異的同質基礎？有沒有一種可以利用的分析工具來創設一座跨越鴻溝的橋梁？這種差異性鴻溝和同質性基礎對文學藝術跨文化研究的意義何在？西方的比喻概念對于所有文化是否具有普適性？中西方比較研究中的西式比喻是否與中國傳統相異？中國人構思及用喻的方式與西方人是否存在相似之處？如果存在差別，這些差別是什么？摹仿理論是否為西方傳統所獨有，還是也存在于中國批評話語中？藝術創作的源泉是什么？是否存在統一的審美理想和文藝創作的終極標準？這些都是文學藝術的主要核心議題，也是彌合中西文論差異的概念性基礎問題。隨著問題的解答，中西概念鴻溝得到了一定的消解，中西文論首次建立了一種跨越式融合型批評框架。
該書的另一個成就是在審視文藝理論的鴻溝時提出了全球美學的構想。該書指出，幾十年前，朱光潛和劉若愚(James J.Y.Liu)等學者雖然沒有提出“世界文論”的說法，但他們旨在彌合中西審美差異的初心無疑指向世界性文論。該書敏銳地指出，文藝思想、理論在各種學術觀點碰撞爭鳴中不斷消解、建構，出現了一些新形式、新觀點，如“文化普世主義”“文化相對主義”“族群主義批評”等，然而，這些理論和觀點在其以中國為“他者”的預設下，仍然屬于二元對立范式，并加深了中西思想不相容的觀念。這種二分法和對立范式成為中西比較研究的普遍框架，甚至以“無意識”狀態控制著研究思想和路徑，是跨越中西文化鴻溝進行真正平等對話的障礙，是與“世界文論”構想背道而馳的。究其根源，一方面是西方知識霸權，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中西思想的概念性基礎。因此，該書提出，構建“世界文論”，不能僅僅停留于一句口號、一個術語或是在陳舊的“認識型”中故步自封、停滯不前，而應深入思考中西方研究的二分法，突破陳舊議題，展開對思想表達新模式的開放性探討，嘗試建構真正有意義的中西比較研究范式，跨越中西研究中的認識論鴻溝，建立共同的概念性基礎，從中西批評視域融合走向“世界文論”和“全球美學”。該書最令人欽佩的成就就是扎扎實實地在詩學和美學的幾個基礎性領域進行了概念性和實證性探索。這些探索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語言與文字
在文藝批評和美學領域，中國文藝一直被認為與西方文藝存在著根本性差異，并將這種差異歸結為中西區別性的文字符號。就中西語言的表層文字形式來說，兩者的確存在差別。但是作為語言系統而言，兩者是否存在相容的概念性基礎呢？符號學和語言哲學或可成為一種新視角來解答這一問題。在以符號學和語言哲學為方法論的基礎上，該書使中西語言進行了充分對話，從而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國語言的本質，并由此尋找出中西語言的共同特征。實際上，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對語言符號進行了形而上學和語言學方面的思考，比如，“正名”中論述的“名”與“實”的關系、主體與客體、“指”與“物”等，與西方早期及現代的一些符號學和語言哲學思想并無二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公孫龍16)與西方意義指稱鏈等后結構主義符號觀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因此，以符號學和語言哲學為分析工具，我們可以發現，中西方文字系統雖然存在差異，但在語言符號的概念性層面有著共同的哲學基礎，中西語言哲學思想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可為建立跨越鴻溝的橋梁奠定符號學的基礎。
此外，根據中國語言理論，從初文到孳乳字(從圖到字)的漢字系統演化過程遵循著中國書寫符號的構造原則：六書，其與西方字母語言的表層特征有明顯差異，但是將語言文字放在符號學的理論視域中，不僅給中國文字的符號學闡釋帶來了洞見，而且中西符號理論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了新的闡釋空間。根據西方符號學中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兩大符號學理論，漢語書寫符號可以得到充分的闡釋：“初文”的本質是對物象的能動性創造性摹仿，既是圖像/圖形，也是符號；
從圖到字的中國文字構造理論“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與皮爾斯關于西方書寫體系的三分法概念(圖像、索引、象征)相結合，揭示了漢字的符號本質、發展特征及其與西方語言符號的異同，突破了原有的語言符號表意/表音的二分法范式，將符號重新分類，發現了新的符號類型，實現了理論的革命性飛躍。②在此基礎上，該書將研究視角進一步拓展到人類認知和普遍心理，證明弗洛伊德從心理、意識的角度解析夢象形成的四大原則(“凝縮”“移置”“象征”“二次修正”)(Freud536)、拉康所斷言的心理兩大基本原則(“凝縮”“移置”)(Lacan165)與漢字構成的六大原則(六書)具有相同的心理運作過程，證實圖與字之間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心理再現機制，這種深層結構是人類意識的普遍能力。如此一來，橫亙在圖形與文字之間的概念性壁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也可以彌合中西語言符號間的鴻溝獲得一個概念性基礎。
(二)比喻與修辭
比喻是語言和文學創作的“心臟”。比喻不僅僅是語言中的修辭性問題，更涉及人類的認知和思維，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因此，在不同文化傳統中，比喻都是一個重要話題；
在文學藝術比較研究中比喻是除語言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融合中西美學視域的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該書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對此作出了不同于已有定論的探索，這表現在對中西方比喻概念的探究中。由于比喻具有深刻的文化印記，中西方文化傳統中的比喻概念存在怎樣的關系是飽受關注卻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在對中國的“比”“喻”“比喻”與西方的“metaphor”的比較和對比中，比較文學界的若干學者建立了一個以二分法為特征的中西比喻知識理論。對中西文化等因素的誤讀導致了對中西比喻的誤解，進而制造出中西詩學思想間不可逾越、不能相容的溝壑。中西比喻二分法的核心是西方詩學的比喻性和中國詩學的本意性。面對二分體系，該書本著探索真理的學術追求，秉持中西知性平等的學術理念，以淵博扎實的學術基礎和破舊立新的學術創新精神對中西比喻概念追本溯源，在確認比喻是人類文藝創作共有的審美心理和能力的前提下，并未忽視中西在具體的修辭層面的差異，通過對中國詩學的比興與西方的比喻的比較研究，將比喻放在更寬廣的研究視域下，跳出原有的方法論框架，融合多學科的學術視野，產生研究的突破和創新，走向比喻和轉喻的融合、中國比興和西方比喻的融合。
(三)摹仿與再現
摹仿是文藝創作最基本的技藝，摹仿論是最原始的藝術理論。但在西方文論和比較文學界卻存在著一種曾經流行的看法：摹仿說是西方文藝傳統獨有的創作，中國傳統沒有摹仿論。這一觀點曾被廣泛接受，并形成中西研究二分的思想體系和研究范式。一些著名學者認為，在中國傳統中，即使摹仿理念沒有完全缺場，但在中國傳統學術中也并不存在能與西方相提并論的摹仿理論。③該書認為這些偏頗論斷形成的原因是一些學者局限于西方概念的認識型，仍糾結于西方摹仿的先決文化條件，卻忽視了摹仿的原始概念。持中國詩學無摹仿論的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中國缺乏產生摹仿論的文化決定因素，即二元性；
中國文學只是自發的“表現”、而不是摹仿性“再現”；
中國摹仿只涉及次要摹仿等。④該書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予以概念性考察，完全推翻了中國傳統沒有產生摹仿論的文化要素的定論，而且，該書以知性理性的力量在文獻和史實基礎上考察中西關于摹仿的問題，論證“摹仿”是人類具有的共同能力，文學藝術中的摹仿理論是普適性的，這為走向世界文論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更令人欽佩的是，該書從文藝批評的實踐出發，在中國悠久的文學批評傳統的廣袤時空中梳理中國摹仿觀的脈絡以及中國詩學、戲劇、小說等主要批評領域里的摹仿理念，并初步建構了一種既與西方摹仿論相通、又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摹仿論。
(四)詩學與美學
從形而上學角度探索藝術的本源和終極理想是美學的核心議題。該書指出，神性與文藝創作緊密相關，影響文藝研究的本體和方法，并以神性為契機，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視角對抒情與摹仿、表現與再現、藝術的形而上學等議題展開研究論證，揭示中西美學思想的相容共通，以此作為彌合中西眾多二分法的概念性基礎、建立真正的全球性美學。該書還從抒情主義和摹仿主義出發探討中西美學思想是否具有相通之處，通過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中的兩組美學思想家對一些核心議題(如摹仿與再現、抒情主義與表現主義、藝術的形而上學基礎等等)的比較研究，在概念分析和批評實證的基礎上，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西審美意識是兼容共通的，只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側重和特定文化的形式特征，因此，不同傳統的美學思想可能存在的表層差異不能抹殺其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本質相容，這種“相容性”應該成為跨越中西思想鴻溝的概念性基礎。此外，該書從藝術創作的想象出發探討了中國傳統的“神思”和西方的“魔性思維”。柏拉圖的“神性迷狂”和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創造”為理解藝術、審美提供了洞見，而中國傳統中的“入神”觀念可能是藝術創作中激發想象力的一種方式，也可能是各文學傳統中普遍的審美理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批評視域融合》的貢獻不僅僅在于在全球化時代思考世界文論和全球美學問題，也在于打破學術話語中西方獨大的格局，用思想的力量建立溝通中西傳統的橋梁。以學術知性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重構世界學術版圖，這種雄心勃勃的努力無論如何都是令人欽佩的。任何事物都在歷史的洪流中發生、發展，歷史性是事物的必備屬性，也是視域融合中的一個重要維度，從歷史的視角來看，該書的宏大構想正是不少前輩學者和當今學者努力的方向。世界文學的提出激發了建設世界文論的思考，美國學者孟而康(Earl Miner)曾提出跨文化的比較詩學模式，體現了對融合型文論的初步思考，但尚未達到建構世界文論的思想高度和理論氣魄。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著書立說表達這樣的“世界文學”觀，證實全球化對文學國際化以及對促進文學文本在國際流通并構建“世界文學”的積極作用。中國學者朱光潛、華裔美國學者劉若愚早有建構世界文論的理想和思考，但是并未作出實質性的努力。清華大學王寧教授也對世界文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認為我們應該建構自己的理論批評話語，從比較詩學走向世界詩學，并提出建構世界詩學的一些初步想法。⑤這些對于世界文論的思考展現出中國學者旨在推動世界文藝理論發展的雄心壯志，令人不禁為之振奮，但略有遺憾的是，大都停留于對構建普適性文學理論的宏觀構想，并未付諸實踐，只是告訴我們大概應該怎么做，但未涉及具體如何做。與那些學者相比，顧明棟教授同樣從世界文學出發，努力彌合中西語言、詩學、美學研究中的認識論鴻溝，在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中實現中西批評視域的融合，為世界文論的建立提出了一些理論問題，但是，他不是發表宣言式的議論，而是在世界文論可能涉及的幾個基礎理論維度上，扎扎實實地論證了世界文論是否有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同時，在此過程中，也為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作出了有益有效的嘗試。在構建世界文論的過程中，多元思想、理論相互接觸、碰撞，表達中國思想和理論的話語會出現三種情況：要么消弭在龐大的西方話語體系中而失去自我;要么完全屏蔽西方理論從而形成與之拮抗的區域性文論；
要么在與西方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一種理論張力，突破種種藩籬，進而建立具有普適意義的文藝理論。無疑，顧明棟教授走的是第三條路，《批評視域融合》的路徑，既符合客觀實際，又滿足現實需求。
世界文論是一種文學理論，也是一個學術話語體系，這個體系不是各學術板塊的簡單拼接，也不是各學術話語的簡單相加，而應為一種融合范式，兼容各國各地區的文學及文學現象。這個體系不應夾雜意識形態的“別心”和偏見，而應以真正平等客觀的態度構建健康有益的學術生態，為世界文藝理論發展、全人類的生存質態作出貢獻。《批評視域融合》是為建立這樣一種文論話語作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它在語言、詩學、美學等文學藝術的核心領域中進行跨文化的理論和實踐探索，實現了語言、詩學、美學批評視域的融合，建立了跨越中西文論的融合范式，這是理論的突破，也是話語的突破。該書切實提出了中西比較研究中的問題和障礙，并解決問題、掃除障礙，使建立中西研究融合框架成為可能，為走向世界文論奠定了基礎；
顛覆固有范式，真正從平等對話出發創造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
打破中西思想藩籬及學科壁壘，歷時與共時相結合，在古今中外、多元學科等多維視域融合中實現話語創新，建立新的話語體系，為走向世界文論和全球美學提供啟迪。
在簡要論述該書的成就之后，筆者不揣冒昧，談談該書的不足，并對可以提升的空間表達一些看法。該書的主旨是研討批評視域的融合，在此首先有必要重溫一下“視域融合”概念。作者承認，“視域融合”來自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闡釋學理論，但是又聲稱，書中的“視域融合”與伽達默爾的原意不盡相通。該書所說的兩種視域不是闡釋學中作者和讀者的視域，而是中西兩種文論傳統的視域。這樣的論述不經意間似乎顯示出該書的一個不足之處。在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中，文本是作者在特定歷史時期創造的歷史產品，因而具有歷史性；
讀者基于自身所處的歷史語境來詮釋文本，也具有其自身歷史性，兩種歷史性對于理解文本都十分重要。文本除了歷史性，還有作者的意向性，讀者闡釋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自身的意向性。只有在闡釋過程中充分關注兩種意向性及歷史性的相遇，作者和讀者的視域才能夠得以融合，合理的闡釋才會隨之產生(Gadamer377-396)。可見，歷史性和意向性是文論“視域融合”的兩個重要維度，每一個現象都有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每一種觀點、理論、思想的產生也都有其歷史語境和目的意圖。然而，《批評視域融合》所設計的語言、詩學、美學批評話語的視域融合其實只是借用“視域融合”的概念，并未有對歷史性和意向性表現出足夠的關注，具體而言，就是缺乏對語言、文學、藝術和美學概念的歷史性觀照以及對思想家們的意向性分析，擬舉數例說明。
首先，有關語言批評視域融合的討論，主要將語言現象概括為符號的表音性和表意性，在符號學、語言哲學、精神分析等抽象性理論思想中獲取靈感，謀求語言、文字書寫在認知、意識等心理層面的融合。雖然這在推翻語音中心主義、彌合中西語言概念鴻溝方面具有突破性意義，但是僅僅從語言哲學角度探討融合，不從具體語言運用來建構融合框架，就等于沒有具體的融合，也不太可能產生太多促進融合的可操作性做法，因而實際上并沒有從根本上融合中西的語言現象。語言是鮮活的，語言及其概念和理論的起源和演進都是在歷史中發生的，必然受到歷史語境的影響，語言的使用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增加語言發展的歷史性維度的思考，進入中西語言的歷史時空，考查語言及其運用的發展與歷史進程之間的互動，歸納其間互動關系的規律性特征，也許會獲知有關中西語言歷時發展的同質性內容，也可能會建立跨越中西語言鴻溝的一座橋梁。通過對中西語言質態進行兼容性的描述，甚至可以對一切語言發展規律產生預測性的洞見。縱觀古代文明史，我們還能發現漢語言文字在文化傳承方面的優勢。輝煌燦爛的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有文字流傳下來的就是中華文明，其主要原因是漢語言文字的象形表意性質，這雖然可以粉碎西方語言的優越感，但是，漢語文字和西方文字，一為表意文字，一為表音文字，在文字層面如何融合，該書只是從語言哲學的層面泛泛而談，并沒有探索可行性的融合。
再如，作者在討論中西美學認識論時，詳細論證了來自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社會背景的中西思想家具有類似的觀念和看法，這確實讓我們看到了不同傳統的美學思想根本上的“相容性”。但是，有一點，我們不禁要提出疑問：老子、劉勰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老子身處公元前5—6世紀的先秦時期，劉勰身處公元5世紀的南朝時期，而西方的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已身處公元18—19世紀，其間相隔一兩千年，這幾位思想家的思想呈現高度契合的情況僅僅是因為人類具有共同的審美意識嗎？筆者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5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使得世界歷史發生了大變革，不僅促進了經濟技術的流通，而且也帶來了中西文化的大交流。隨著耶穌會士訪華，中國的《論語》《易經》《老子》等文化典籍傳譯至歐洲，據現有史料，萊布尼茨、孟德斯鳩、伏爾泰等西方思想家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這對近代歐洲的思想、政治變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謝林與中國思想同軌，不能排除謝林在其時代接觸到中國思想，并由于自己的理解意向而對中國美學思想表現出了認同和接受，由此謝林在與中國思想的視域融合中闡發出自己的美學思想。《批評視域融合》在這一點上雖然略有猜測，但沒有從歷史的層面去研究，也沒有觸及思想家的意向性，由此來論證中西美學共同的概念基礎似乎舍棄了可能帶來的深邃洞見。
筆者還想舉一例以說明對觀念的歷史性和意向性的關注不夠可能導致的偏頗。《批評視域融合》以公孫龍的思想為證，說明中國古代思想家已經開啟語言符號理論的先河。公孫龍的《白馬論》《堅白論》激發名實之辯，并概念化為“指”“而指”“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等語言哲學思想，該書將之與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中“所指”“能指”和后結構主義符號觀的意義指稱鏈相比較，指出其存在的一致性，以此證明中西語言符號在概念方面有著共通的哲學基礎。筆者認為，作者的觀點不無道理，并形成了視域融合中的闡釋突破。但是，公孫龍處于中國先秦時期，當時正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公孫龍也是百家中的名家，在當時歷史語境下產生“白馬非馬”等話語的初衷可能就是辯論、爭鳴，并非有意識地在進行語言符號及其形而上學的思考。而時間來到當代，在新的歷史視域、在眾多前理解的支持下，將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在讀者的視域中與語言符號、意義指稱等語言理論聯系起來，論證中西語言批評視域融合的概念性基礎，本意是古為今用，但是否有以今釋古之嫌？此外，即使將公孫龍“指非指”等思想置于現代語言學視域中，仍然沒有注意一個問題。公孫龍“指物論”的基本概念是：“指”是能夠“指”物的，即名與實是對應的，而非斷裂的。而后結構主義強調的是：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滑動的不完全對應關系。由此可見，公孫龍的思想從根本上說屬于結構主義，它與后結構主義語言觀雖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實際上存在著根本差別。因此，該書作者帶著自己的意向性進行寫作時應該持有更加謹慎的態度。總之，我們認為，在古今中外眾多思想家的理論觀點的話語網絡中，如果該書將思想家們的意向性和各種概念的歷史性兩個維度納入研究內容之中，那么整個論證會更加立體、豐滿，也更具說服力。當然，該書并非完全沒有涉及歷史性、意向性，但總體而言，闡述不夠充分，此處的空白似可為后續研究留下巨大的空間。
最后再提一點，《批評視域融合》在建立跨文化美學的嘗試中確實作出了貢獻，但是書中一些部分顯示出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色彩。比如，在討論藝術創作的神性模式時，作者主要論述中西文論有關神、神性、神創及藝術創作方面的理論和批評，從西方思想家的理論話語中發現西方學界對神性理解的根本變化，并找出與中國神性觀念在本體論和認識論方面的融合點，在此基礎上討論神性與藝術家、藝術創造的關系，不論是西方“神靈附體”的神性迷狂還是中國的主客體神性充分融合進入神界，都是達到了藝術創造的最高境界——入神。這部分的論述似乎有點神乎其神，玄而又玄，雖然論證了中西在神性模式上相通，但文藝審美僅僅靠對神的議題的討論不免讓人對其實用性產生懷疑，這種停留在神與神性抽象層面上的融合對實際操作的意義究竟在哪里？該書對此語焉不詳。另外，西方是一神教，而中國則是多神教，中西方對神的感悟類似，但對神的看法存在區別，追溯到“神”的歷史源頭，會發現中西神的概念和功用也有差別。西方的神是上帝——創世神，是一種先驗存在，而中國的神意義廣泛，既指周人心目中那種主宰宇宙世界的神秘力量，又指山川日月之人格化，也指能夠遺惠于子孫的先人們的在天之靈(李春青75)，這種人神關系對中國上古的文學創作是有影響的，《周易》的創作是為占卜判斷神意來指導行動，《詩經》的創作是希望通過某種儀式溝通人神關系并得到神的庇護。這種神的概念和功能、人神關系、神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體系，與西方一元神不太容易產生一種融合性狀態，因此，中西文論的神性模式作為分析中西文學的兼容性框架，對跨文化的文藝批評究竟有多少指導意義，頗令人懷疑。
總之，《批評視域融合》在語言、詩學、美學等文藝理論范疇中建立融合性框架，沖破西方話語一家獨大的局面，為全球化時代跨文化美學作了一次大膽的嘗試，對比較詩學、世界文學有著啟發作用，對學術創新和中國學術話語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如果能從歷史性和意向性角度進一步增加對相關議題的思考，并能將形而上的概念性建構與形而下的實際性操作結合，道器合一，那么，研究體系會更加完整實用，也可能會建構起對一切文學及文學現象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理論系統，進而從批評的融合性框架走向普適性世界文論的話語體系。
在走向世界文論的道路上，西方中心主義及其影響下的思想殖民是學術話語創新的主要障礙。視西方為世界文明中心、過分依賴西方文明的傾向，使得整個西方學術體系架構對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以無意識狀態影響著中國的知識生產，而且學術認知往往伴隨著價值判斷，西強中弱的價值概念削弱了中國的文化自信，導致學界對西方學術亦步亦趨，缺乏學術創新的勇氣和信心。在文學藝術和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西方認識型是融通中西、構建世界文論的障礙，具體表現為二分對立的研究范式、強制闡釋的批評路徑和漢學主義的思維方式。一些學者唯西方理論馬首是瞻并以此闡釋其他傳統的文藝現象，將中西文學和文論禁錮在兩個陣營。以語言批評視域為例，在中西語言文字理論研究中，語音中心主義一直獨占鰲頭，自中世紀以來，中西書寫符號的差異被視為分割中西語言的概念性鴻溝，并以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認識論框架判斷語言及與此相關的文學文化的優劣。走出語音中心主義，不能僅依靠意氣用事地疾呼口號，也不能僅依靠唯我獨尊地孤芳自賞、一廂情愿地自說自話，而應理性地正視跨文化語言研究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分歧，客觀地揭示問題的實質，從西方語音中心論走向跨文化語言的普適理論。本書作者在論證過程中并不回避中西語言間的差異和爭議，一方面，梳理各方觀點，在索緒爾、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龐德(Ezra Pound)、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杜邦瑟(Peter Stephen Du Ponceau)、維柯(Giambattista Vico)、郭沫若等學者的思想碰撞中描繪學界針對此議題的研究圖景，剖析中西語言差異及理論觀點分歧的實質和根源；
另一方面，充分探究中國語言及書寫的本質，用考古學證據論證漢民族的文字起源以及語言與文字的復雜關系，以漢語中文言與白話系統的關系推翻了文字與口語的主仆關系，顛覆了語音中心主義，由此向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哲學基礎提出質疑和挑戰。西方一家獨大的話語體系在此消解，這為建構跨文化的語言理論話語框架打下基礎。再以詩學批評視域為例，比喻是文藝研究的重要方面，是中西詩學的核心議題，學者們，如葉威廉(Wai-lim Yip)、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余寶琳(Pauline Yu)、奚密(Michelle Yeh)等，對中西傳統中的比喻及其關系都給予了普遍的關注，但仍然困于西方固有認識型。作者并未因面對龐大的西方話語而失語，他首先從各位學者的研究入手，揭示西方詩學批評的現狀：從批評實踐到理論根源逐步建立以二分法為特征的中西比喻知識體系；
對于文化決定性因素的曲解致使分析中西比喻差異時出現論證邏輯、概念理解及結論方面的問題，甚至錯誤(Michelle237-254)；
⑥對中國詩歌具體用喻的闡釋嚴重脫離語言文化語境，扭曲對中國詩歌及比喻的理解，以自己的立場和已有的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Pauline205-224)。⑦于是，二分法在這樣的強制闡釋中不斷得以鞏固，無視或選擇性忽視了中方比喻的真實質態，導致學術話語不能表達真理，進而制造出中西詩學思想間不相容、難逾越的隔閡。該書作者一方面用中國詩歌實例論證中國比喻擁有抽象、創新、想象等與西方比喻同質特征，以破除“中國比喻的創造力弱于西方”等帶有價值判斷的論述；
另一方面，追溯到中西詩學鴻溝的源點，即形而上學的概念性基礎——西方笛卡爾式“主客二分”與中國“天人合一”的對立式宇宙觀。作者拿起學術的望遠鏡審視中西思想史，發現在文明源頭西方有“一元”概念，中國也有二分思想。至此，原先實踐與理論互為論證的貌似合理的中西比喻二分體系逐漸瓦解了，中西詩學從對抗走向融合。
最后，在全球化語境下進行學術話語創新，有賴于古今中外各種話語資源的良性互動，吸收其有益成分，為我所用。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思考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與共同發展問題時，就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而我們要實現的正是這種美美與共的融合會通的學術話語體系。克服對西方學術話語的盲目崇拜，祛除話語建構時的意識形態殖民，瓦解中西思想壁壘，突破固有“認識型”，并不意味著徹底推翻西方話語體系取而代之或是建立意識形態壁壘制造沖突，而是在充分考慮中西文學及文論之真實情況的基礎上，在多維視域融合中實現學術話語創新，這是《批評視域的融合》的主要研究目標。在此過程中，作者本著探索真理的學術追求，秉持中西知性平等的學術理念，以淵博扎實的學術基礎，用實證性分析與理論性概念探究相結合的細讀方式，多維度、全方位地考查各種學術研究、思想理論的話語資源，去偽存真，汲取精華，追本溯源，促進不同學科思想資源的交互融合，發現新的理論闡發空間，以及話語創新的生長點。新書從語言學、文學、符號學、語言哲學、神經科學、認知理論、精神分析等各個學科出發，借鑒古今中外眾多思想家、批評家、理論家和學者的思想結晶，在語言、詩學、美學等批評視域取得了理論的突破性進展，建構了獨創性的學術話語。在語言批評視域，重構圖與字的界限，跨越中西文字書寫的概念鴻溝，建立中西書寫符號框架——在人類視聽思的認知能力驅動下，由音形義元素整合而成的圖形、象征、索引及并置符號。在詩學領域，融合中國比興與西方比喻，建立比喻普適框架，并在能指/喻體和所指/本體的流動性意指空間中展現作者或讀者如何根據認知能力和意向性選擇決定本體/喻體之間的匹配、能指/所指之間的意義闡釋。在美學領域，在文學體裁和摹仿方式的互動關系中揭示中西抒情表現和摹仿再現的同時在場，重新概念化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的“鏡”與“燈”批評話語，提出“鏡中燈”這一概念，從而彌合中西文論抒情表現和摹仿再現二元對立。《批評視域的融合》讓中西人文領域的學術話語在語言、文學、詩學、美學等批評視域中交織成一個智性網絡體系，經過富有意義的碰撞、對話、交流和滲透，呈現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交匯點，由此提出一種從族群中心主義走向全球美學的范式。這一思路可以為跨越中西審美鴻溝，最終走向“世界文論”和“全球美學”提供一定的啟示。
注釋[Notes]
① 有關該書的評論，請參見Gu，Mingdong，FusionofCriticalHorizonsinChineseandWesternLanguage，Poetics，Aesthetics.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1。
② 皮爾斯符號理論之于漢字“六書”的適用性說明：皮爾斯符號理論提出“像似符/圖像”“指示符/索引”“規約符/象征”三個元符號，構建了具有無限衍義的符號系統，語言符號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國語言文字是不同于西方的符號系統，索緒爾結構主義的符號理論不足以解釋中國語言符號，漢字“六書”不僅描繪了漢字特點，更是解釋了漢字演化過程中的構字原則、方法。表面看來，作為現在看來已基本定型的漢語符號系統，似乎只與“規約符/象征”相關，而實際上，如果縱觀漢字源流，可以發現“像似符/圖像”“指示符/索引”“規約符/象征”三個元符號全部參與了漢字構成的演化邏輯。當然，盡管皮爾斯符號論對于從“圖”到“字”的中國語言文字發展過程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漢字構字原則是皮爾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才有了顧著創新性指出的一種符號類型——“并置符號”。
③ 有關這些觀點，請參見Liu，James J.Y.，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Fisk，Craig，“Literary Criticism.”TheIndianaCompanionto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Ed.William Nienhause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86，49-58；
Shi，Liang，“The Leopard skin of Dao and the Icon of Truth：Natural Birth Versus Mimesi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31.2(1994)：148-164。
④ 有關這些觀點，請參見Yu，Pauline，TheReadingofImageryin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Owen，Stephen，TraditionalChinesePoetryandPoetics：OmenoftheWorld，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Fuller，Michael，“Pursuing the Complete Bamboo in the Breast：Reflections on a Chinese Image for Immediacy.”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3.1(1993)：5-23；
Liu，James J.Y..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⑤ 取材于王寧教授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中美比較文化研究分會2021年專題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該研討會以線上形式于2021年12月25日在“騰訊會議”召開。)
⑥ 請參見Yeh，Michelle.“Metaphor andBi：Western and Chinese Poetics.”ComparativeLiterature39.3(1987)：237-254。
⑦ 請參見Yu，Pauline.“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3.2(1981)：205-22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Freud，Sigmund.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Trans.James Strachey.New York：Avon Book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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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Mingdong.FusionofCriticalHorizonsinChineseandWesternLanguage,Poetics,Aesthetics.Palgrave Macmilla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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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sun，Long.AnnotatedCollected Works of Gongsun Long.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1.]
Lacan，Jacques.“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écrits：ASelection.New York：Norton，1977.15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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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hunqing.PoeticsandIdeology.Beij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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