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海濤
1957年，劉少奇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了《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下稱《中小學》）一文，在反復修改后于當年4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共1萬余字，圖文并茂，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闡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教育事業的突飛猛進，也指出了中小學畢業生升學所存在的客觀困難，號召廣大青少年樹立遠大理想，科學對待“勞動”二字，投身社會主義建設。文章系統總結了青少年的受教育情況，分析了如何對待個人出路與國家建設問題，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后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后就業的主要途徑。”[1]《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人民日報》1957年4月8日。此文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對中小學畢業生產生了重要影響。劉少奇在此基礎上仍不斷思考這類問題，提出了“半工半讀”“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對國家、社會和當時的青少年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1985年12月出版的《劉少奇選集》完整收錄了這篇文章。可見，其在劉少奇的思想譜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但既有研究對此文的理論意義重視不足[2]大多數研究將其作為劉少奇處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個注腳，或者是其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解決中小學生升學和就業問題過程中的一份重要文本。參見曹瑞天：《就事說理 事理交融——讀〈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新聞戰線》1986年第5期；
王玉強：《劉少奇關于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教育與就業現狀背景下的歷史文獻解讀》，《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年第4期；
李慶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探索中的制度創新——論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的形成》，《北京黨史》2017年第3期。，缺乏將其放在劉少奇對黨和國家建設的理論思考中的考察。為此，本文以《中小學》一文為線索和研究對象，從劉少奇的理論思考出發，結合當時黨和國家所面臨的相關問題，對此文的誕生及理論意義進行探討，以此探究劉少奇對中小學畢業生問題與黨和國家發展的理論思考及其歷史意義。
《中小學》一文發表后，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對這篇文章的學習和討論。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第7版發表5篇相關文章，包括教師、學生及家長等在內的作者，表達了他們對到農村參加勞動的重要意義的理解和認識。隨后，安徽、江西、上海、陜西等省市均說明各地升學形勢嚴峻，同時也批判了輕視勞動的思想，并指出學習上述社論和有關文件的重要性。陜西、江西等省還組成“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和就業指導委員會”，做好應屆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就業的宣傳教育和組織安排工作。[1]金光耀、金大陸主編：《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2979—2980頁。可見，《中小學》一文在當時的重要影響，這也與劉少奇的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有直接關系。
1957年春，劉少奇率調查組離開北京，沿京廣鐵路南下調查研究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據調查組成員回憶：“當時反映的問題，突出的主要的是青年這部分。青年始終是社會的晴雨表，社會問題往往集中在青年的身上，所以當時少奇同志主要力量是放在研究青年問題上……第一個問題是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的問題。”[2]張黎群：《調查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65頁。2月19日、22日，3月3日、5日，劉少奇先后在河北保定、石家莊，河南鄭州、許昌，同中小學教職員工、學生進行座談。[3]《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87—389頁。在此基礎上，劉少奇對中小學生的情況有了更進一步了解。對此，劉少奇意識到：“辦學情況跟不上人民要求。就是小學生畢業升不了初中，初中畢業生升不了高中。縣里有初中就算好的了，鄉里還沒有初中。大家很有意見。這反映了學生和農民對子女的升學愿望。在鄭州、開封，也都反映這個情況。學生座談會，教員座談會，對升學問題眾口一詞。”[4]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第82頁。據調查組成員回憶：“這個問題一直研究到漢口，到了漢口文章基本上出來了。然后到了湖南，作了個報告，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勞動的問題。那時候全場鴉雀無聲聽報告，講了之后，大家很贊成。所以這個文章就發回中央，中央也發了，全國就一下子找到了出路，解決了這么多中小學生畢業的出路問題。”[5]張黎群：《調查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第266頁。雖然事情經過大致如此，但過程卻更為復雜。有同行成員回憶，從鄭州到武漢，劉少奇“一直在研究著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翻來覆去地說”[6]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第82頁。。3月20—21日，劉少奇在湖南聽取黨政領導的工作匯報，對中小學生的情況作了進一步調查研究，并于22日同長沙市中學生代表座談。他在座談中指出：“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小學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不可能都升學，有很大一部分要轉入生產……今后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是從事農業。一切下鄉的青年學生，應當努力成為中國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農民，這個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7]《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90—391頁。這是劉少奇在考察途中第一次完整地闡述這一問題，并提出了自己對這一問題較為系統的看法。隨后，他對這一看法進一步梳理，并撰寫了文章初稿。
3月31日，劉少奇在廣州修改、審定《中小學》一文，并致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將此文報中央審定后發表。信中指出：“各地學生和教員以及家長，為了升學問題，情緒都十分緊張。在沒有聽到認真的解釋以前，不少學生準備在不能升學時鬧起來，在聽到這種解釋以后，不少的人也覺得下鄉種地是沒有前途的，是丟人的。因此，現在十分需要有這樣一篇文章。”“現在有不少學校的學生對學校當局進行的所謂勞動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這種所謂勞動教育是枯燥無味的教條，不能解決學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實際問題。”[8]同上，第393—394頁。這封信對文章的緣起和目的都有明確交代，即廓清社會上對中小學生升學問題的思想迷霧，正確對待升學、勞動教育問題。
總體來看，《中小學》文本的形成過程大致如此。它是基于大量調查研究，經過長時間醞釀形成的理論思考，對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原因、方法及意義等進行了系統闡釋，因此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全國各地的熱烈響應。在此基礎上，劉少奇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持續思考，進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解釋。
劉少奇在南下考察途中既發現了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的困難所在，指出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必要性，同時也強調繼續學習的重要性。因此，《中小學》明確指出：“一切在校學生，不論畢業的或不畢業的，不論能升學的或不能升學的，都應當繼續努力學習，認真學習……在參加生產以后，也要利用業余時間和農閑時間，繼續進行學習……青年人在參加工農業生產以后，決不要停止自己的學習。”[1]《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人民日報》1957年4月8日。與此同時，劉少奇還反復強調要多辦學校。1957年4月3日，劉少奇在聽取中共廣東省委文教部負責人匯報后指出：“辦學有幾種辦法：第一是國家辦學，要搞得正規一些；
第二是合作辦學、集體辦學，城鄉都可以辦，可以叫教育合作社；
第三是私人辦學，個體辦學。”13日，他在同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等談話時也提出：“可以集體辦學。農村合作社自己辦學；
城市街道、機關、工廠都可以組織起來辦學，但不能從工廠、機關開支公家的錢。提倡半工半讀，勤工儉學。”[2]《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94頁、第396頁。由此可見，盡量多辦學校以解決中小學畢業生安置問題也是劉少奇的重要考慮。
1957年5月5日，基于劉少奇南下考察的幾次談話整理而成的《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余勞動》一文，經他審定后作為《中國青年報》社論發表。[3]《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余勞動》，《中國青年報》1957年5月5日。文章既講到了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的嚴峻形勢，又指出了國家對中小學生教育的巨大投入和負擔；
既批判了輕視勞動的錯誤現象，也表揚了參加勞動的多種好處。同年10月26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明確指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六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4頁。這就進一步在政策上肯定了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與此同時，中央一再強調要關心參加農業生產的學生的學習。195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關于做好城市下鄉學生鞏固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對于參加農業生產的學生，除幫助和指導他們積極進行勞動鍛煉外，同時還應適當地關心他們的文化學習，解決他們學習上的一些困難。”[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七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9頁。這其實也是對劉少奇“決不要停止自己的學習”這一指示的貫徹落實。
針對上述問題，劉少奇也在不斷思考。1958年5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講話，結合自己早年在保定半工半讀的經歷，指出：“我們國家應該有兩種主要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工廠農村的勞動制度。一種是現在的全日制的學校教育制度和現在工廠里面、機關里面八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還可以采用一種制度，跟這種制度相并行，也成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6]《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4頁。此后，他多次提出要抓好半工半讀。例如，6月14日，在與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等人的談話時指出：“共青團抓兩項工作：一、半工半讀；
二、把家務勞動組織起來，解放婦女勞動力。”[7]《劉少奇年譜》下卷，第427頁。不過由于受到“大躍進”的影響，這一制度當時未得到很好落實。
“大躍進”結束后，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安置問題再次凸顯。1962年11月7日，國務院農林辦在《關于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議的報告》中提到：“匯總各地計劃，共擬安置一百一十二萬人，比原報數字增加了六萬人。其中城市精簡職工三十三萬七千余人，青年學生三十八萬二千余人，家屬約四十萬人。”[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一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5頁。這份報告中的青年學生安置數約占總數的34.11%，很顯然屬于重點任務之一。而在這之前，同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原則同意在山區設立半工半讀學校給福建省委的批復》中便指出：“中央原則同意你們關于在山區設立半工半讀學校的意見。由于目前經驗不足，學校工作尚未打下基礎，在開始創辦的時候，規模不宜過大。”[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三十九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1頁。可見，半工半讀作為安置青年學生的重要方式再次被提出。1963年7月9日，周恩來在接見參加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長會議的代表時指出：“今后十五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作長遠打算，編制十五年安置規劃。”[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三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8頁。這也證明當時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是大勢所趨。不過，劉少奇早在1957年、1958年所指出的學習問題仍然存在。與此同時，城市青年下鄉后的鞏固工作難度較大。1963年12月20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向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特別是要把他們長期鞏固在農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而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五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頁。此外，當時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也比較重。1964年3月31日，教育部臨時黨組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關于克服中小學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學質量的報告》，指出：“近來，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現象有所發展，有些情況已經相當嚴重……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六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8頁、第90頁。
對此，劉少奇也在不斷思考解決之道。1964年5月14日，劉少奇在聽取國務院計委領導小組匯報后提出：“我們這個國家怎樣普及教育？按照現在的辦法，農民負擔不起，國家也負擔不起，在目前的制度辦法下談普及教育是行不通的。要提倡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只有一種制度不行，必須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學校制度。”[6]《劉少奇年譜》下卷，第590頁。對于劉少奇提出的“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毛澤東也在不同的場合表示贊同。同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面肯定了劉少奇“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是“好東西”。[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57頁。
為進一步推進這一制度的落實，1964年夏，劉少奇到北京、天津、山東等地視察時多次論述這一問題。[8]連瑞慶：《“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提出及其現實意義——紀念劉少奇90周年誕辰》，呂星斗主編：《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共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58頁。通過視察，他對這一制度的推行又有了進一步認識。1965年3月26日至4月2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會議，劉少奇在會議期間聽了匯報。[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九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頁。4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關于安置工作會議的報告》提出，要“積極試行半工半讀、亦工亦農制度”[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八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7頁。。這說明“半工半讀、亦工亦農”制度尚不夠成熟，需要各地在推行過程中進一步總結經驗。5月21日，劉少奇在給北京市一〇一中學校長王一知關于擬在該校試驗半工半讀問題的信上批示：“在短時期內半工半讀還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學校。全日制學校大批改為半工半讀學校，目前也不適宜。但是作為試點，個別地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讀學校同樣有一個升學問題。半工半讀的小學、中學、大學的課程，都應該銜接，以便畢業后能夠升學。”[1]《劉少奇年譜》下卷，第619頁。與此同時，劉少奇也要求各地進一步做好試點工作，及時總結提煉經驗。8月2日，他在給中央學制小組的指示中就明確提出：“半工半讀，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要擴大試驗。”[2]《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等方面的講話記錄》，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001-023-00383。顯然，半工半讀是一個較為系統的工程，既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但又需要各地積極推進。對此，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持同樣認識。1966年1月8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便明確表示：“發展半工（農）半讀教育要謹慎一點，步子穩妥一點。”[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頁。
綜上可見，半工半讀是劉少奇對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持續思考的結果。從參加農業生產到半工半讀（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日益系統化。同時，通過不斷調查研究，他也發現了這一制度在推行過程中的利弊，并就此不斷提出新的指示，要求各地進一步落實好這一制度。
《中小學》之所以重要又經典，是因為它建立在堅實的現實問題基礎之上。劉少奇對這些現實問題有著深刻的洞察，并在此基礎上持續跟蹤這類問題，形成了自己對這類問題的理論體系。
（一）這篇文章建立在堅實的現實問題基礎之上。第一，升學困難長期存在。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對教育投入持續增加。1953年、1960年，國家對文教、衛生、科研部門的撥款數分別達到7.78億元、18.26億元。[4]財政部基本建設財務司：《基本建設財務撥款統計資料（1950—1975年）》，1979年7月，內部編印，第19頁。隨著國家投入增加，中小學生人數持續增長，加之人口基數不斷擴大，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就業也越來越難，成為一個長期的社會性難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楊尚昆1957年1月25日的日記記載：“今后初中、小學升學的只是小部分，高中畢業的也不能全部升學。”[5]《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74頁。可見，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嚴峻的現實問題。1957年6月5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安排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的指示》，指出：“據教育部的統計，今年暑期應屆畢業不能升學的學生，高中約有八萬四千余人，初中約七十七萬九千余人，高小約三百五十六萬余人。”[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五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3頁。一方面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困難，另一方面適齡兒童的入學也面臨困難，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入學率仍然不高。1964年10月19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關于組織農村青少年學習問題的一些意見》中指出：“農村從七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少年和學齡兒童，總共約二億二千萬人，現在在各級各類學校學習的有六千萬人，僅占百分之二十七，而在校外的卻有一億六千萬人。”[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七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8頁。顯然，很長一段時間里升學、入學的困難也很大。劉少奇的這篇文章為上述問題提出了解決之道。
第二，必須加強中小學生的勞動教育。在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困難加大的同時，全國也不斷掀起對忽視勞動、輕視勞動尤其是輕視體力勞動的批判。1954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社論《為今年中、小學畢業生參加生產和升學做好準備工作》指出：“許多中、小學生輕視勞動，輕視工人和農民，缺乏對勞動生產的光榮感。這是他們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主要思想障礙。”[8]《為今年中、小學畢業生參加生產和升學做好準備工作》，《人民日報》1954年4月19日。劉少奇在這篇文章中也指出了這個問題，強調要加強對中小學生的勞動教育。與此同時，他又認識到中小學畢業生對學習的渴求，因此要求各地多辦學校，但需要將學習與勞動結合起來。顯然，這篇文章是基于生產勞動和升學兩方面現實問題的綜合考慮。
第三，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從鄉村到城市走向勝利的，一直注重維護農民的利益。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多次強調要推動農村發展，關心農民切身利益。1961年7月初，毛澤東同從湖南來北京的同鄉談話，詳細詢問家鄉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他說：“我對農村教育工作考慮得少了一點。我們是文明古國，舊社會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壓，這個教訓不能忘，要在農村普及文化……在我們這一代，總要為農民做點好事才行。”[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1頁。由此不難體會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關心農村、農民的樸素心情，而“要在農村普及文化”則是其關心的重要內容之一。1964年10月8日，國務院農林辦在《關于逐步推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的初步設想（草稿）》中也指出：目前農村高小畢業程度以上的知識青年約有4000萬人，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還將有3000萬左右高小以上的知識青年留在農村或由城市返回農村，其中初中以上的約700萬人。今后必須有計劃地通過半工半讀的形式，對他們施以必要的技術訓練，組織他們從社隊來，回到社隊去，成為推廣新技術、建立現代農業的生力軍。[2]國務院農林辦公室：《農口各部關于逐步推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的初步設想（草稿）》（1964年10月8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0-2-131。可見，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他們的共同心聲都是推動農村發展。
（二）這篇文章為此后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圍繞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就業等問題，在《中小學》的基礎上，劉少奇提出了“半工半讀”“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等。對此，有學者認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源于劉少奇對1957年11月8日《參考資料》刊載的《美國大學生有三分之一半工半讀》一文的批示：“中國是否可以試辦。”[3]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第33頁。但通過本文的梳理可知，劉少奇在《中小學》一文中便透露出這種思想。而且，他在完成這篇文章后仍在不斷思考這個問題，并不斷完善其理論設想，從而形成了“半工半讀”這一理論。而且，劉少奇還就具體政策給出相應的指導。例如，1965年6月29日，國家計劃委員會黨組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關于一九六五年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和一九六六年畢業生預分問題的報告》，指出：“根據少奇同志關于分配一批高等學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的指示，在今明兩年分配給各省、市、自治區的人數之內，共安排了一萬多人，并由高等教育部擬訂了具體分配方案，已報經中央批準下達。”[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九冊，第18頁。可見，劉少奇希望通過這樣的政策既能解決中小學畢業生的問題，又能真正推動農村發展。
（三）這篇文章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共同認識。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的信中指出：“希望你們的努力將獲得成功，能使大學生們意識到，從他們的行列中應該產生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它的使命是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并肩地發揮重要作用。”[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6頁。恩格斯提出的“腦力勞動無產階級”是對知識分子腦力勞動的高度肯定，說明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辯證關系。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既需要腦力勞動者也需要體力勞動者。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關系如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同年11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我們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不能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要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要關心人民的生活……為了把我們的工作做好，要特別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的以及我們國家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無論如何也不要脫離工農勞動群眾。這是一個根本問題。”[6]《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78—379頁。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參加農業生產等問題，就是“人民的生活”，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問題之一。為此，劉少奇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思考，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發展。
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9頁。勞動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更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重要品格。1957年春，劉少奇南下考察時在講到中小學畢業生問題時便反復提及“勞動”二字，號召大家要正確對待勞動與升學等之間的辯證關系，這與黨的歷史是一脈相承的。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反復提及勞動的重要性。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中明確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6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反復提及教育要與勞動相結合，不斷重申青年要與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在毛澤東看來，“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56頁。。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在劉少奇的這篇文章中，還是在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相關論述中，并不是單純突出“勞動”二字，而是如恩格斯所言的“腦力勞動無產階級”，注意將勞動與學習結合起來。與此同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意識到了既有學制所存在的不足，學生壓力大、課程設置不合理等。1964年3月10日，毛澤東在《關于學校課程和講授、考試方法問題的批示》中明確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90頁。顯然，劉少奇的這篇文章與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所思一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中小學》一文是劉少奇在1957年南下調查人民內部矛盾時所產生，這既緣于他當時與人民群眾、地方領導人的交談，更緣于他本人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對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劉少奇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并非簡單地就事論事，而是站在當時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角度、思考黨和國家建設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均視中小學畢業生及相關問題為人民內部矛盾，其妥善解決與否影響著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因此，劉少奇在這篇文章中既指出了升學問題，同時也指出了繼續學習的問題。總之，他并非將其視為簡單的中小學畢業生安置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社會性問題，進行了深入、持續、系統思考。
劉少奇對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持續思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青年以及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懷。如前所述，這個問題在黨的歷史上是一脈相承的。新時代以來，勞動教育再次被提到歷史新高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青少年的關心，也反映了青少年在國家發展中重要性。回顧歷史，面向未來，劉少奇在《中小學》一文及后續中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對廣大青年的學習、勞動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深層次分析，仍具有重要的歷史啟示，即既要解決好廣大青年的安置問題，又要處理好繼續學習問題，同時還必須牢牢扭住“勞動”這個體現黨的性質的鮮明特征，解決好社會性結構性問題，幫助廣大青年進一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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