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中國文學堅不可摧的詩詞和散文并行的格局被打破了，虛構性的敘事文學首次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這個主流的代表是元雜劇。
元雜劇作為一種博采眾長而后起的文學樣式，在它走向成熟之后對中國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對于明清小說的發展和繁榮立下汗馬功勞。
一、元雜劇中心理描寫的深入
元雜劇以曲為主體，以代言體的方式描寫人物的活動及其思想感情。原則地說，戲曲刻畫人物應包括人物的語言和行動（含“科”在內），而人物的語言又有唱曲和說白之分。但元雜劇不重視科白，主要通過唱曲來表現人物。元雜劇在主要以曲詞來刻畫人物時，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優勢，即可以通過大量心理活動描寫來抒發人物的感情，而在這種抒情的同時又兼具了敘事的功能。
例如，《趙氏孤兒》第一折中《油葫蘆》、《醉中天》等曲刻畫韓厥將軍自殺前的內心斗爭，第三折中從《新水令》至《鴛鴦煞》的唱詞表現公孫杵臼被烤打得近乎神智失常差點泄密但隨即又清醒鎮定而撞階自殺的心理起伏，這都可以稱之為心理描寫的典范之作。
當然，關漢卿的描寫是最突出的。
以《竇娥冤》為例。第一折竇娥出場時的二支曲子，所傾吐的是她喪夫三年來所經受的寡居生活的痛苦。丈夫去世后，她“數年經受”的“滿腹閑愁”顯然不是因缺衣少食而引起，而是一種心靈上的孤苦無告。“錦爛漫花枝”所以“催人淚”、“斷人腸”，正說明美好的景色仍能撩動她的本能的欲望，并非真正心如止水，而其所受封建禮數的教育又極力壓抑著她的青春的火焰，拒絕讓這種要求進入明晰的意識層。故而導致難以名狀的焦慮、煩躁，忘餐廢寢，無休無止。關漢卿把這位因受壓抑而未覺醒的二十歲寡婦的痛苦心理描寫的如此細膩，是以前少見的，引起了觀眾和讀者的深深的同情。
第三折的描寫更見功力。竇娥赴法場的唱詞，既指責天地的不公，又發誓寄希望于天地，實是在無人可訴的境況下，她的心同天地的對話，是她在同天地——即整個環境（生活的環境和觀念中的環境）的沖突中抒發的怨恨和憤怒，所以能夠感天動地。在矛盾沖突進入高潮時傾全力把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描寫得如此細膩和動人，這正是關漢卿之所長。
這種出色的內心描寫在關劇中不是個別的。
《魯齋郎》里，當張圭迫于魯齋郎的淫威，只得瞞著妻子把她送給魯齋郎的時候，一路上所唱的幾支曲子，無疑是我國古典戲曲中最精美的內心獨白之一。
全失了人倫天地心，倚仗著惡黨兇徒勢，話支刺娘兒雙拆散，生各扎夫婦兩分離。從來有日月交蝕，幾曾見夫主婚妻招婿。今日個妻嫁人夫做媒。自取些奩房斷送陪隨，那里也羊酒花紅段匹！
——第二折[南呂·一枝花]
曲子把張圭內心的痛苦、羞愧、憤怒而又無可奈何的復雜感情表現的淋漓盡致。
由此可知，以關漢卿為代表的元雜劇在心理描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從某一個片斷、某一個局部來說，以前的文學作品從來沒有寫出像竇娥死前那樣強烈而感人的心理活動，這是中國文學從未有過的創造。宋詞對于人物的心理刻畫也很細膩、傳神，但只能從某個特定的角度描寫人物剎那間的心理活動，只能寫一個片斷而無法展開，更無法刻畫人物的形象。隨著元雜劇心理描寫的深入，以湯顯祖劇作為代表的明清傳奇又從表現人物在矛盾沖突處于高潮的心理向各個階段展開，從而變得更加深入和細致，使得人物思想感情的演變過程逐漸清晰地展示出來，人物形象也就越來越豐滿。
二、元雜劇中矛盾沖突的展開
眾所周知，中國未曾如西方那樣形成過“沒有沖突就沒有戲劇”的觀念或原則，并且的確有一些作品的矛盾沖突沒有展開，或不作正面描寫，或存在種種缺陷。然而，戲劇沖突安排得很緊湊、展開得比較充分的名作也不乏其例，《竇娥冤》、《救風塵》、《墻頭馬上》、《王西廂》等，都完整地寫出了沖突的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局。尤其描寫竇娥心理活動最為強烈和深入的曲詞正是在戲劇沖突推向高潮時才抒發的，這說明矛盾沖突的展開尤其是高潮的處理對于心理描寫的深入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換言之，在矛盾沖突中對人物思想感情的描寫不斷地展開，這既能使矛盾沖突本身不斷地豐富，又能使人物形象不斷地豐滿。
當然，就元雜劇而言，由于受一人主唱、一本四折的限制，每本戲一般只能著重深入一個主要人物的內心世界，因此，大多數劇作的矛盾沖突的展開都不可能很充分。不過，如果把戲劇沖突進一步分為外部沖突和內部沖突，將有利于我們認識元雜劇矛盾沖突的處理。所謂外部沖突指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沖突，內部沖突則是指人物自身思想感情上的內在的矛盾和斗爭。元雜劇不能充分展開的正是外部沖突，而主唱人物的內部沖突則有可能得以充分展開，戲劇作家安排外部沖突往往是為了更好地展開內部沖突，而二者是交錯結合，相輔相成的。
以《王西廂》為例，全劇不僅較充分地描寫了老夫人與鶯鶯、張生、紅娘的矛盾以及鶯鶯、張生、紅娘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皆為外部沖突），而且較深入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尤其鶯鶯的內心矛盾（即內部沖突），因為張生是主動的一方，從一見鐘情就想到了密約偷期，但作為相國小姐，受過禮教熏陶的鶯鶯要與他結合，曾經歷了一個徘徊、動搖的漫長過程。
第三本細致地描繪了她的內心矛盾。她請求紅娘為她去張生那里看病，但當她看到張生的回信時，又忽地向紅娘發起脾氣，訓斥甚至威嚇紅娘，她要紅娘帶信，口說是叫張生“下次休是這般”，但寄去的卻是約張生月夜私會的詩簡。當張生應約而來時，她卻又翻臉不認帳，把張生教訓了一頓。經過幾次波折之后，她終于與張生私下成親。作者通過一連串的戲劇沖突，刻畫了鶯鶯內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悶。在這一連串的錯綜復雜的戲劇沖突中，作者也完成了對鶯鶯、張生、紅娘等藝術形象的塑造。
關劇在處理戲劇沖突時，更是變化多端，令人莫測。如魯齋郎強占了張圭的妻子并把玩厭了的李四妻子轉送給張圭之后，李四去鄭州探望張圭，張圭在向他傾訴自身不幸遭遇的同時，介紹他和自己的新妻子相見，這就很自然的使李四夫婦重新會面，出現了悲喜交集的感人場面，同時在張圭與李四之間引起了新的戲劇矛盾。關漢卿還善于在劇情發展中埋伏下一定的“懸念”，讓觀眾驚嘆，卻與前面情節遙相呼應，合情合理，增強了戲劇的效果。
到元末南戲發展成熟后，篇幅長短自由，人物個個可唱，戲曲沖突的特點就更鮮明起來。
三、元雜劇對明清小說的影響
誠然，小說對于戲曲也有影響，如唐傳奇中的許多故事往往被借用為后世戲曲的基本情節，但元雜劇作為虛構性的敘事文學崛起和成熟之時，小說（尤其是白話小說）的水平還相當低，除了題材之外，幾乎沒有多少可借鑒的東西，但元雜劇對于后世小說的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體現在小說的基本內容上。如三國故事的流傳，至遲始于晚唐，宋元時三國故事被大量地搬上舞臺，到金元時，演出的三國劇目至少有《三戰呂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種，而且這些劇本繼續表現前人“尊劉貶曹”的傾向，當然關漢卿的《單刀會》和《西蜀夢》是很突出的代表。至于水滸戲，更是元雜劇的重要題材之一。元代水滸戲存目有二十多種，現傳有《李逵負荊》、《雙獻功》等六、七種。在這些戲里，水滸原來的人物故事日益豐富，水滸英雄由三十六人發展到七十二人，又發展到一百單八人，對梁山泊這塊農民起義根據地的描寫也接近《水滸傳》了，其中有的英雄人物如李逵、宋江、燕青等已有生動的描繪。西天取經故事在元代也已定型，現存元末明初人楊訥所著《西游記》雜劇，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兒”故事開場，這是后來《西游記》小說的一個重要內容。小說作者正是在無數藝人和無名作者創作的基礎上，加上自己豐富的生活經驗，仰仗自己天才般的創作才能，寫成了輝煌巨著。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優秀的小說家具有多方面的創作才能，而戲曲便是其中之一。羅貫中就寫過戲曲，而且保存下來了，是《趙太祖龍虎風云會》。吳承恩，據有史記記載說他“善諧劇”。而馮夢龍對于戲曲，既改編過，也親身創作過，《雙雄記》、《萬事足》兩部劇本就出自馮夢龍之手。其他作家如凌蒙初、蒲松齡也都寫過戲曲，至于曹雪芹的戲曲才能，更是無庸置疑的。喜愛并親身創作戲曲這種通俗文學，對于他們的小說創作不可能沒有影響，或者可以說，正是由于他們熟知通俗文學，才使得他們的創作得心應手，成就也遠遠高于世人。
其次，元雜劇在人物刻畫、心理描寫方面的深入和矛盾的展開，為后世小說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最明顯的例子是現存元雜劇中的三國戲和水滸劇，其描寫都遠比元話本中的相關內容深入細致，對元末明初寫定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有著積極影響。
又如現存水滸劇中，只有康進之的《李逵負荊》被后來《水滸傳》第七十三回采納，而康劇的心理描寫頗為細膩，精神境界也比較豐富，似乎與《水滸傳》中那個粗魯的李逵異趣，原因是當時李逵的形象尚未定型，作者可以有不同的描寫。《水滸傳》既借鑒康劇的成就，又從全書中李逵形象的一致性出發而加以改造，更可看出戲曲以人物刻畫為中心的追求對于小說的深層影響。
至于元雜劇中深入細膩的心理描寫對于明清小說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從《三國志通俗演義》到《水滸傳》對人物的描寫由類型化傾向到重視英雄人物內心活動，還不夠真實、深刻，直到《金瓶梅詞話》、《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寫實成分較強的杰作出現，從元雜劇中借鑒而來的心理描寫才逐漸走向深入細膩，甚至有的比元雜劇中的心理描寫更為真實和深刻。例如《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就明顯可以看到戲曲人物的心理描寫對小說人物的心理描寫的影響；而第三十二回寫林黛玉“訴肺腑心迷活寶玉”，更是為眾所共稱的心理描寫的經典性片斷。
《三國演義》和《西游記》也都很生動地展開了矛盾沖突。“赤壁之戰”中，寫出了曹與孫、劉的矛盾，更側重寫各方內部的矛盾，各色人物在這場矛盾沖突中逐一亮相，各展風采。《西游記》不僅寫了取經隊伍與外界魔、妖、仙、道的矛盾，也寫了取經隊伍內部的矛盾，但對于人物內心矛盾掙扎的描寫，一直到《紅樓夢》，才趕上并超越了《西廂記》。而《三國演義》里的“錦囊”與“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與關劇的“懸念”又何其相似。
綜上所述，元雜劇作為后起的虛構性敘事文學樣式，上承唐詩宋詞，下啟明清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環鏈。它以描寫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大量的心理描寫來深化對人物的刻畫的特征，對明清小說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肖涵，河南平頂山市干部學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