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數千年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驚心動魄、可歌可泣，今人捧讀史籍，總免不了要暢發思古之幽情，于是我們讀到了擺在案頭的《明代文人的命運》一書。由于樊樹志先生的歷史學家身份，該書在史料、史識等方面較之同類著作自有其難得的特色與創見。但通讀以后，筆者也有一些個人想法，不吐不快。
其一，是書將相關文字分成了六輯，并分別加了標題。不知這是樊先生自己的意思抑或編輯的加工，雖說大體不差，但某些分類/歸類卻值得商榷。譬如方孝孺被歸入“批鱗逆諫、直言賈禍”一類。在我們的通常認識里，所謂“批鱗逆諫”是指某些忠貞臣子不畏皇權，敢于悖逆君主的意志犯言直諫，但于方孝孺而言，朱棣只是謀反叛亂之徒，并未獲得他認可的“君”的身份，君臣名分未立，何來“批鱗逆諫”之說。假使不考慮這等拘泥之詞，方孝孺也并非是在糾正君王的闕失，而是為了捍衛自己的理想信條、對抗強權暴力而已，他的死，不是因為“直言”，而是緣于不合作。將他歸入此類，非但與事實不符，也埋沒了方氏“成仁取義至死靡悔的精神”（第35頁）。又如解縉，也歸入此類，但該篇的題目有“叩馬首迎附”字樣，豈不與“直言”有悖？雖說他也曾向朱元璋奏陳文辭激烈的萬言書，但他“并不迂腐，機敏過人，應對得體，歷事三朝而不倒”（第39頁），是多么的“圓滑”啊！又如陽明，其學“非詭于圣，弗叛于道，乃孔門之正傳也”，怎么就入了“名教叛逆”一類，“為道而死”又從何談及？這些看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筆者此舉似乎小題大做，但是，擱置種種微言大義不論，姣好的面容配上粗鄙的外衣總是相當不好看的。
其二，樊先生雖是嚴謹的歷史學家，但在某些問題的處理上卻不免不夠嚴謹。譬如，劉基的死亡原因，樊先生援引《明太祖實錄》《明史》《誠意伯劉公基行狀》《皇明資治通紀》《明名臣言行錄》等材料認為“劉基確實是胡惟庸毒死的”（第10頁）。實則劉基死因學界長期存在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種說法，迄今并無定論。其中，胡惟庸毒死是傳統說法，且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認同，但楊訥《劉基事跡考述》等著作的辯駁也并非全然沒有道理。業師周群教授研究劉基多年，筆者就此問題向他求教，周師答復說：被朱元璋毒殺并不是沒有可能，但沒有確切證據而進行推測總歸有些問題。而自然死亡也完全是可能的。劉基入明后謹慎異常，雖有談洋事件的陷害，但居京不家歸，朱元璋還不至于下此毒手。不論結論如何，存在疑問是確定的；即使被胡惟庸毒害能夠坐實，但在目前存有爭議的情況下，作為歷史學家的樊先生隱去其他說法似乎不妥。宋濂一文中提及朱元璋宴請群臣自己賦詩事，《玉堂叢語》歸入“寵遇”類，歷來理解亦不出此，樊先生卻說“朱元璋竟然要與他筆試酒后寫詩的功力”（第14頁），不知從何說起？又朱元璋命人將宋濂所作詩抄送給他珍藏，并稱“亦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也”，樊先生卻認為“其實是在嘲諷他的‘文墨’不過爾爾”（第15頁），不知又有何據？又如論唐伯虎一文，文章開頭說“唐伯虎三笑點秋香”的故事“情節跌宕起伏，風趣幽默，活色生香”，然而這些只是“小說家言，當不得真”，但很快又筆鋒一轉，“竟然發現實有其事”，理由是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編》一書于“伯虎遺事”中記載有此事。既題為“遺事”，本就值得懷疑，可僅憑這值得懷疑的唯一例證，樊先生就斷言“實有其事”，不免唐突。有關“三笑”的故事形成甚早，存有多個藍本且屢經變遷，后又隨著戲曲、彈詞的傳播流布天下。然而，“伴隨著這個廣布而又漫長的接受和傳播過程，不斷有學者提出對‘點秋香’故事之‘歷史真實性’的質疑，并在20世紀基本形成了一個否定的共識”（馬宇輝《“唐伯虎點秋香”故事之文學史意義》）。又論徐渭一文中，說胡宗憲“頗有才干，卻心術不正”，揆諸史實，這一評價不免太過嚴苛，胡宗憲獻媚于嚴嵩固然卑劣，卻并非全然是趨炎附勢，此中曲折理當慎重，當下學界亦有公論。文中說“失去了趙文華這個‘內援’，機敏過人的胡宗憲改變策略——‘思自媚于上’，把‘走權門’改變為直接‘通天’，討好皇帝”（第78頁）。這番表述是存在問題的。首先，胡宗憲的確百般巴結趙文華，但目的在于“欲借文華以通于嵩”，所以從根本上講，他的內援是嚴嵩而不是趙文華，順帶說一句，《明史》云“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歡”，據此也不應將二人的關系簡單庸俗化；其次，《明史》本傳雖有“時趙文華已得罪死，宗憲失內援，見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會得白鹿于舟山獻之。帝大悅”之說，但嚴格來講并不存在所謂由“走權門”向直接“通天”的轉變，雖然嘉靖三十六年趙文華被革職，嚴嵩尚在，權門還是要走的，且是向多個權門邀寵，譬如說嘉靖三十九年徐渭代胡宗憲作《賀嚴閣老生日啟》、八月又代作《賀徐閣老考滿啟》；此外，文中又說“徐渭二十歲才成為山陰縣學的諸生（俗稱秀才），督學薛應旂看了他的文章，點評道‘句句鬼語’，認為奇才難得，把他名列第一”（第77頁）。文長考中秀才是嘉靖十九年事，至于獲方山賞識則是在嘉靖三十一年，不做出說明很容易引起歧義，以為前后兩事發生于同一時空中。又何心隱一文中論及何氏之死，主張湖廣巡撫秉承張居正旨意行事之說，并認為“有事實為證”（第99頁），但所謂證據不過是李贄《何心隱》《明神宗實錄》，沈德潛《萬歷野獲編》等書的記載，今人已多有辯駁，說湖北巡撫殺害何氏有向張居正邀寵的意思確有可能，但說太岳直接授意不免存疑。又如李贄一文，說李贄看透了科舉八股的本質，所以中舉后“不再參加進士考試，徑直踏上仕途”（第104頁）。卓吾放棄科舉確有這方面的考慮，但最直接的原因恐怕還是經濟困難，“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需趕緊“就祿”（《焚書·卓吾論略》）。
其三，筆者想對樊先生本書的寫作觀念表達一點小小的異見。書的后記中說：“歷史有時是喜劇，有時是悲劇，我講的是悲劇，即壓抑苦悶的一面，并不意味著否定喜劇或歡快愉悅一面的存在。”（第263頁）這番話無疑平和圓融，歷史是多面的存在，每個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背景、立場表達不同的看法，但筆者有時困惑的是，某些所謂的“另一個視角”固然是個人的獨特感知，它是否脫離歷史時空或者歷史人物的內心太遠甚或背道而馳？“夫子自道”變成了僅僅是自道，卻與評說的對象無甚關聯，沒有貼心的感知，沒有同情的理解，不曾對他們的理想信念與英勇行為予以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的考察，而只據些皮相自說自話，那么這種“憑吊”古人還剩下多少意義？樊先生的解讀雖未到如斯程度，但某些文字不無可議之處。譬如說，上文提及樊先生在述說劉基的死因時隱去了病死說，與其說隱去，不如說劉基不能那般死。因為在樊先生看來，劉基出仕是悲劇的開始，被毒死正是必然的結局，如果胡惟庸下毒是受朱元璋的指使，則“劉基的悲劇就更令人唏噓不已了”（第10頁），若是正常死亡，這悲劇性豈不要大打折扣？同樣的，在論述宋濂的篇什中，作者雖承認宋氏“至于如何死法，卻是有疑問的”（第16頁），卻對自盡說較為傾心，因為“他的自盡，可以看作對自己侍從生涯的無言否定，令后人百味雜陳”（第17頁），換言之，自盡更能顯出悲劇的成色，更能展現宦海浮沉的艱難與仕隱的矛盾。論李善長開篇即言“品味仕途險惡中的個人命運”（第21頁），仕途險惡，個人命運悲慘是作者的一般認識，也是他考量歷史人物與撰著本書的基調。面對士大夫的兩難抉擇與悲劇命運，他發出的感慨是什么呢？對劉基而言，“他如果有未卜先知的本領，應該聽信母親的勸告，不去投奔朱元璋，那么他的后半生歷史就得改寫了”（第10頁），至于宋濂，“倘若元末明初始終隱居龍門山，以著書自娛，沒有日后的顯赫，當然也不會有流放至死的下場！”（第18頁）談及鄭鄤時又說“如果當年聽從文震孟的勸告，他不赴京履任，悲劇也許可以避免”（第147頁）。樊先生給出的避免悲劇的辦法似乎就是不出仕。
問題是，不出仕可能嗎？不可能。從客觀的方面說，朱元璋立國創“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科”（《明史·刑法志》），擁有那般盛名的劉基與宋濂如何能夠終老林下？從主觀方面說，有才略、有抱負的士大夫們如何可以忍受受棄于世而無由一展所長？劉基、宋濂身當亂世，正是大展拳腳、創立不世之功以流芳百世的上佳機會，至若鄭鄤，時當家國飄搖之際，尤其不能孑然而去。
說到這，我們不由要質疑他們的命運真的是悲劇嗎？或者說以悲劇來慨嘆他們合適嗎？就他們一生的遭際來看，歷經坎坷，且不得善終，確是悲劇無疑，但即使是悲劇也得分值不值得、愿不愿意承受。歷史自然是不能假設的，但我們總不免時常要虛妄一番。假使劉基們有了未卜先知的本領，還會不會選擇出仕？在樊先生看來似乎不會，但依筆者的看法，縱然有猶豫，也一定會堅持當日的選擇。他們的出仕并不是為了所謂的“顯赫”，至少不僅僅是顯赫，那首先是士大夫的責任與使命，在“道”的驅使下，個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雖萬死而不悔。于轟轟烈烈卻飽受磨難與淡泊寧靜卻碌碌無為二者間，他們無疑會選擇前者。悲劇雖說伴隨著劉基們的始終，卻也見證了他們的轟轟烈烈，就此而論，悲劇反而平添了他們事功的成色，在偉大、光輝面前可以忽略不計了。為古人的不幸感到惋惜、感傷確屬人之常情，但若因此就設想不出仕的種種可能卻大可不必，若非一番苦難，哪來的驚心動魄、后世揚名？就連我們這廉價而無用的感慨也沒了著落！
劉基們的命運可能是悲劇，但他們在乎的或介意的卻未必是悲劇，我們理當記住的也不該是悲劇，而應多矚目他們面臨坎坷命運時的積極進取。對于文人來說，仕隱是矛盾，出仕后在曲直之間選擇又是兩難，所以才有種種不堪。但是，人世浮沉，本就有諸多困惑與挫折，圓滿是很難企及的目標，更何況皆大歡喜？在轟轟烈烈的同時難免伴隨著坎坷不平，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悲劇有時候或許就是成功的代價，在得的同時就需要承受失的代價，自怨自艾似乎大可不必。
當然，追求理想狀態是人的本能，我們雖不必對劉基們的所謂“悲劇”太過介懷，但還是應當追求一種更好的方式，于是我們要反思，而反思的視角往往會落在制度上，本書的后記中已提及了這一點。但在此類反思中，我們依然要有所警醒。譬如劉瑜女士曾在博客中發表一篇題為“成圣又如何”的文字，其中說：
從前，有一個老頭兒，他叫方孝孺。后來，他死了。從前，又有一個老頭兒，他叫海瑞。后來，他也死了。他們都死得可歌可泣，壯懷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掃興的西人又說了：我不會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對的。
文中還以曾國藩與密爾相比較，以實例說明儒家“成圣”之無用，進而論證道德之無益，需建立現代制度方能圓滿。筆者并不否認劉文的某些卓識，但她對曾國藩的評價以及曾與密爾的比較完全是一個去語境化的產物，只是將曾國藩從歷史中拉出來，按照現代人的意識進行評判。事實上，今人想要批評古人是很容易的，因為你的知識更豐富，視野更開闊，但請不要忘記，這是時代所賦予的，并非你有那么出色，不要懷揣過多的、想當然的、自以為是的自信。我們評價古人要多一點寬容，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時代，并帶有不可回避的局限，能夠超越固然值得推崇，但若不能突破，也不必、不該過多苛責，否則難免“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之譏。事實上，那些都不能叫作“局限”，每個時代都有局限，即便是當下，若干年后也難保不受后人譏諷，每個人都有其生活的背景與承擔的使命，活出自己就是最好的交代，何必奢談其他？我們的種種反思乃至批評，不是要去揭發古人的弊端、糾正他們的錯誤，這些一來沒有意義，二來也沒有道理，根本的目的是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可偏有些人，或是目光短淺，或是性格偏執，于未來只會拾人牙慧、背誦教條，卻對自己的先民不依不饒，種種的上綱上線。歷史的種種教訓雖是由每個人體現出來，卻不該在個人身上太過糾結，我們更該的是拷問時代。總而言之，歷史不是用來取笑的，而當于反思中前行。其次，制度固然重要，卻不應輕易否定道德層面的意義，那意味著對具體個人行為的輕視乃至忽略。他們的努力雖不曾開拓出令某些人期待的新貌，卻各有其風采，千載而下，每當念及斯人，亦會令人或喜或憂，引發無數感慨，于我們的當下生存亦具備不可或缺的意義。依筆者個人的一管之見，劉女士對于中國傳統士人的評價或許正確，卻太苛刻、太狹隘。理想是好的，但我們不只為理想活，也不總是活在理想中，更何況，“那”是誰的理想。
作者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高教所
（責任編輯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