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去，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尤其是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與雜文筆法似乎風馬牛不相及。而實際上，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名著之所以成為名著，除其他諸多因素而外，一定還有其不拘一格的多流派、多風格、多樣化的筆墨。筆者從這些古典文學名著文本中，擷取一束具有“雜文特色”的片段，標題立目，簡單扼要地剖析、闡述一下雜文筆法的主要特點與功能。
沒有諷刺就沒有雜文
“怨刺”起源于《詩經》，可謂“出身高貴”。“怨刺”是《詩經》以來數千年一以貫之的主要文學創作手法。雜文的諷刺，就是繼承了“詩可以怨”的傳統法則。可以說，諷刺是雜文創作最主要的筆法，沒有諷刺，也就無所謂雜文。
諷刺與贊美，籠統地看，似乎都是修辭的問題；然而，贊美容易使人發暈，諷刺卻能使入清醒。諷刺是一面明鏡，人們可以照見自己有缺憾的顏容。盡管面對諷刺，有人面露微笑，有人羞怒跳腳——然而無論喜怒，都達到了預期效果——“諷”已刺中缺陷。《三國演義》第六十回“張永年反難楊修龐士元議取西蜀”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蜀人張松與曹操的一番對話：
操謂松日：“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日：“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于潼關，奪船避箭于渭水：此皆無敵于天下也!”揉大怒日：“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
(《三國演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
曹孟德何許人也?蘇東坡稱之為“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誠如他自己所言：“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視天下鼠輩(實乃英雄)猶草芥耳”!張松舌戰老曹的精妙之處就在于，順水行舟，借力打力，沿著曹操的話路說下去——攻呂布、戰張繡、遇周郎、逢關羽、割須棄袍、奪船避箭，六個活生生的“現實戰例”。恰恰都是老曹丟盔棄甲狼狽逃竄之“典型范例”。張松僅寥寥數語，出其不意，扼其咽喉，攻其軟肋，冷嘲兼熱諷，辛辣而犀利，把戰斗力發揮到了巔峰極致，使“論敵”曹操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活活地氣了個“發昏章第十一”!
在所有的文體中，只有雜文是必須具有針對性與戰斗性的，故雜文家在操筆為文之始，就得面對“論敵”乃至“敵人”抑或“假想敵”。雜文不怕有“殺氣”和“殺傷力”——就怕沒有，而雜文家更無需吞吐囁嚅忸怩支吾。雜文是銳利文字，所以魯迅先生才把它比作投槍和匕首。正因如此，雜文筆法，多與兵法相同。兵法講，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俗話說：“話不毒，人不服。”又說：“恨病吃苦藥。”諷刺，是林中的響箭，是帶刺的玫瑰。諷刺有各種各樣的“諷”法，其中，像張松式“揭疤撒鹽”反諷戰法，一語傷敵，如刀攪腹，是諷刺中最狠辣也是最有效的招數。
夾槍帶棒的議論
雜文是立論的文體，而且所有的雜文創作都是“主題先行”。所以在確立議題(論點)之后，議論當始終貫穿于整篇文章之中。“雜三股”之所以令人不齒，就是試圖以“報載”“典故”“不是嗎”來代替敘述和議論。“據報載”只是眼下發生的具體事例，
“典故”亦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類似事件，二者都是論據；而“不是嗎”云云固然是議論，但卻未免太過吝辭惜墨。通常人們評價一篇雜文寫得是否出彩，是否夠勁兒，關鍵就看它的議論是否精辟透徹，批評是否酣暢淋漓。
《紅樓夢》是以敘述與刻畫見長的，文中雖有議論，但少；即使有，也多是借書中人物之口來完成的；而作者直接站出來抒發議論，那就更加稀缺了。然而，在《紅樓夢》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中，作者曹雪芹十分罕見地公開站出來，發表了一番儻論：
賴家的見晴雯雖到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卻倒還不忘舊，故又將他姑舅哥哥收買進來，把家里一一個女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后，誰知他姑舅哥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卻當年流落時，任意吃死酒，家小也不顧偏又娶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允育蓑葭倚王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并無嫉衾妒枕之意，這媳婦遂恣情縱欲，滿宅內便延攬英雄，收納材俊，上上下下競有一半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上回骨璉所接見的多渾蟲燈姑娘兒的便是了。
雜文的議論就是敢于“說三道四”，就是雜文家勇于對世象人生“橫挑鼻子豎挑眼”所發表的獨到見解。議論有正議、反議和夾敘夾議等諸多議法。曹雪芹對晴雯的表哥以正議為主兼有反議(如“器量寬宏”)，對晴雯的表嫂——多渾蟲燈姑娘兒則完全采用反議；而整篇行文是敘中有議、議中有敘、敘議交融、渾然一體——這才是最典型、最上乘的“雜文式議論”。尤其在評價燈姑娘兒的時候，曹雪芹采用了夾槍帶棒的議論：“這媳婦”“延攬英雄”“收納材俊”“考試過的”云云，刀刀見血，鞭鞭留痕，嬉笑怒罵，入骨三分，令人解頤更加解恨!就連介紹“這媳婦”姓名之時，也用了“賈璉所接見”之類的嘲諷，而且還連用了“便是……便是了”這種貌似重復拖沓，實則匠心獨運，充滿了調侃與戲謔的、惡狠狠的“雜文式議論”。曹雪芹無愧于語言大師的光榮稱號。
辯論、駁論、戰斗性
選擇了雜文這種特殊的文體，同時也就選擇了“好辯”“好斗”與“攻擊性”，亦即雜文的戰斗性。然而，雜文家在論戰中的辯論與駁論，不是為了吵架和罵人，而是為了“瞄得準，打得狠”，為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為了探求事物的真理。誠如孟子所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如果說議論是“單口相聲”——只有雜文家單方面對所寫的人和事作出評論；那么，辯論和駁論則是“對口相聲”或“群口相聲”——在雜文家的對面，時刻站著一個或者一群論敵。故雜文家必須具有雄辯的特質。東漢末年的孔融，自幼就表現出了優秀雜文家的潛質。《世說新語·言語》有一則短文：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雋才清稱及中表親孔融夙慧，不僅懂得“讓梨”，而且頗具戰斗精神。他聽說李膺(字元禮)家的門檻高，除名士和親戚而外，一般人概不接見，于是便主動打上門來。列位別小瞧“司隸校尉”這個官，在當時是具有掌管監察京師和所屬各郡百官之職權的，炙手可熱得很哪!孔融既已出牌，也得會接招。你說咱們是親戚，啥親戚啊?您的先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和我的先人孔子是師生關系，那咱們不就是“世交”嗎?這叫辯論——雖說有點詭辯。但孔融與太中大夫陳韙的交鋒，切中肯綮，直搗黃龍，則是名副其實的駁論。
當然，駁論未必時時處處火藥味兒特濃，有時也可以點到即止，或者“循循然善誘人也”。《世說新語·言語》還有一則短文：在歷史上著名的“舊時王謝”兩大家族中，王羲之與謝安(字安石)是東晉時期的兩大名
流要角。他們二人談玄說理，可謂“高開高走”，門當戶對。只是這一次辯論，羲之引了一通史實，發了一通鴻論，無非要闡明“勤政興邦，清談誤國”的道理。客觀地講，羲之的論點并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是把“興邦”太簡單化，把“清談”太嚴重化了。然而，安石只輕輕地駁一句——“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找準穴位，點到即止，優雅從容，一招制“敵”。
不過，文無定法，各隨心意。謝安舉重若輕四兩撥千斤，讓論敵俯首稱臣簽訂城下之盟，然而，更多的讀者卻喜歡閱讀那些銳利、激越、痛快、有血性的文字。魯迅先生的大量雜文，最好看、最過癮、最具戰斗力的，正是那些與論敵短兵相接所“激發”出來的論戰雄文。
雖然雜文是用來說理的，但“面麻”式的說理、“雜三股”式的說理、好為人師居高臨下式的說理、甲乙丙丁死搬教條式的說理，統統都是催眠似的說理，只能使人昏昏欲睡。
好雜文必具理趣。理趣，就是把理說得風趣有味兒；如果再加上一點會心的笑，加上一點意味深長，這就構成了幽默。幽默感是人的一種智慧優越感。而雜文家尤其需要這種“自我良好”的感覺。因為幽默的精髓是悟性，是超乎尋常的想象力。可以說，沒有想象力就沒有創造力，沒有創造力伺談藝術?在四大古典名著中，《西游記》無疑是一部浪漫主義杰作。整部書不僅充滿奇詭瑰麗的想象，而且詼諧幽默俯拾皆是。如第二十一回“護法設莊留大圣須彌靈吉定風魔”：那風，比不得什么春秋風、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八戒道：“想必是夾腦風、羊耳風、大麻風、偏正頭風、、”
(《西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從“妖風”到自然風，再從自然之風突然跳躍到“夾腦風、羊耳風、大麻風、偏正頭風”，不僅聯想豐富，而且頗為幽默。縱觀整部《西游記》，孫悟空往往扮演“搞笑大師”的角色，而豬八戒則每每被當做搞笑的對象——“好笑大師”。如第四十八回“魔弄寒風飄大雪僧思拜佛履層冰”：
正說間，只聽得呼呼風響。八戒道：“不好了!風響是那話兒來了!”行者只叫：“莫言語，等我答應。”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問，莊頭是陳澄、陳清家。”那怪聞答，心中疑似道：“這童男膽大，言談伶俐——常來供養受用的，問一聲不言語，再問聲，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么今日這童男善能應對?”怪物不敢來拿，又問：“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陳關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這祭賽乃上年舊規，如今供獻我，當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聽說，又不敢動手。攔住門喝道：“你莫頂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吃壞例子。”
(《西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阜版)
孫悟空藝高膽大，胸有成竹，故冷幽默迭出；那妖怪不敢“自在受用”，放棄“陳關保”，選擇“一秤金”，也是個欺軟怕硬令人哂笑的主兒；而最好玩最搞笑的則是八戒，心慌膽戰，異想天開，居然規勸大王“不要吃壞例子”。三個角色、三種心理，寥寥數筆，勾畫淋漓，讀來令人忍俊不禁，拍案稱奇。
當然，并非所有的笑都可以叫幽默。噱頭、滑稽、無厘頭、出洋相、插科打諢、惡俗玩笑等等，有時也能讓人發笑，但那不能叫幽默。幽默是一種高級形式的使人折服的含蓄微笑，幽默也是一種感人殊深、令人愉悅的由衷朗笑，同時，幽默更是一種從悲劇到喜劇的自然而然卻又猝不及防的過渡。雜文的本質屬性是偏重于悲劇色彩的，但卻常常以喜劇的方式表現出來。所以，雜文創作需要幽默的點染，需要含淚的微笑。
渲染、夸張的敘述
也許有人會說，什么年代啦，如今已是“讀圖時代”，文字性的東西終將被淘汰，誰還耐煩什么敘述之類的勞什子?這是悲觀者的濫調、淺薄者的夢囈。你讓他用圖片來替代短小精悍的“手機段子”，可以嗎?你讓他用畫面來表現“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的悠遠意境和深邃意蘊，能行嗎?號稱集所有前沿科學技術于一身的電影(以及電視)，每一次對四大名著的重拍，都是一次程度不同的肢解、割裂、歪曲乃至淺薄化、庸俗化的糟蹋和破壞。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任誰都取代不了。當下文學的不景氣，那是文學自身的問題。
對于雜文家來說，可能最不耐煩的就是敘述。其實，敘述是所有文體的根基。敘述能力如何，最能見出一個作家的基本功底。那些以“據報載”和引用典故來充當敘述的雜文，除了給人留下“藏拙”的印象而外，“報載”和“典故”之間文筆與風格的“兩層皮”和“不搭調”，還會給讀者造成行文“夾生”與閱讀“隔膜”的感覺。如果一篇雜文敘述不夠精當，那么議論就沒有底氣，更遑論精辟!有道是，文似看山不喜平，敘述最忌諱的就是平鋪直敘。譬如記述一個打人的場景和過程吧，倘只說甲把乙打了一通，那就寡淡無味；若把甲如何打乙瑣細地記錄下來，亦屬平淡無奇；但如果像《水滸傳》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那樣，把一場“好打”敘寫得緊鑼密鼓高潮迭起，那才叫藝術：
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進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油醬鋪：成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里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暖縫裂，烏珠進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滾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只和俺硬到底，灑家倒饒了你。你如何叫俺討饒，灑家卻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著，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撣不得。
(《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
魯智深這三拳頭，直將鄭屠那廝打了個色彩斑斕五味雜陳萬方樂奏不亦樂乎!這三拳，不僅打得有“聲”(磬兒、鈸兒、鐃兒)有“色”(紅的、黑的、絳的)，而且還有“味”呢(咸的、酸的、辣的)。古諺云：“并州剪子揚州絳，蘇州鞋子云南刀——打得好!”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之所以成為“打人”的經典名篇，就因為它成功地運用了渲染和夸張的修辭手法來敘述。渲染和夸張，是藝術的靈魂所在。而藝術性的渲染和夸張，多少都有點虛構的成分。然而離開虛構，誰還能進行文學和藝術的創作呢?虛構不是虛假，而是更高層面的真實。以敘述為主調的經典雜文，大多都采用了渲染和夸張的手法。蕭乾的《上人回家》、艾青的《畫鳥的獵人》、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這些敘述性雜文名篇，有哪個離開了渲染和夸張呢?
雜取種種集于雜文
古人嘗言，大文章源出“五經”。雜文，雖然看上去塊頭小了點，但卻是濃縮了的精華，完全可以配得上“大文章”這三個字。不然的話，
雜文大師魯迅，也就不成其為魯迅了。
那么，追根溯源，雜文出自哪里?西漢揚雄《法言·寡見》主張“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故側重“說理”的雜文當源自《春秋》。在“五經”中。《易》與《春秋》頗有些形而上的味道。西漢司馬遷講過：“《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這里的“隱”，有點類似于“隱喻”的抽象性。南宋朱熹對此闡釋道：“《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這話有點拗口。說得直白一點，《易》是從抽象到具體的，即從本質聯系到現象；而《春秋》則是從具體到抽象的，即從現象聯系到本質。很多經典的雜文，不正是“從具體到抽象”，
“從現象聯系到本質”的嗎?
孟子講過：“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記·太史公自序》)故孔子著《春秋》，本著寓說理于敘事之中的理性主義，字里行間體現著鞭惡揚善的批判精神，以“春秋大義”震懾“亂臣賊子”，以“微言大義”刺痛“昏君”“小人”，以歷史經驗來啟迪和警示后人。這就是為后世所稱道的“春秋筆法’’。人們常說，“春秋筆法，微言大義”“行之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一言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等等。“褒貶”二字，正是“春秋筆法”的精髓所在，也是雜文筆法的全部精義所在。所以說，雜文作為“批判的武器”，其使命與“春秋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正如“春秋筆法”源于《春秋》，但卻并不局限于《春秋》，雜文筆法，亦不必拘泥于《春秋》或者其他什么新舊典籍。四大名著和《金瓶梅》盡管是古典小說，但其中不乏雜文創作的有益“因子”；《世說新語》雖然屬于紀實性文學筆記，但對于雜文創作亦多有裨益。語日：
“世無純白之狐，卻有純白之裘。”詩云：“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雜文既然名之為“雜”，就應當海納百川，有容乃“雜”。只有博采眾長，汲取營養，不斷地增強自身的原創力，雜文這株文苑新樹，才能深深地扎下根去，歷經時間之河的澆灌，然后枝繁葉茂，碩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