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城市實現精細化管理路徑研究,供大家參考。
數字經濟不同于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呈現出數據參與價值創造的新特征。搭乘著數字經濟的東風，城市的精細化管理也進入了快速發展及轉變階段。新時代下中國的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對中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城市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截至2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這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城市中國”特征正逐漸顯現。20**年x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管理的科學化精細化水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城市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進一步延續貫徹了***總書記關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的指示。20**年以來，**市、**市、**省等省級政府都相繼出臺了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指導意見。數字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實行精細化管理是資源配置更加合理、以人為本發展理念更加貫徹的最優管理模式，中國城市從傳統的粗放型管理向精細化管理的過渡是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城市面臨的普遍命題。
一、數字經濟時代對中國城市管理提出的新挑戰
數字經濟時代下，伴隨著快速的城市發展進程，中國各城市在治理過程中均面臨一系列的難題，傳統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戰，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歷史使命和歷史機遇。
1.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形勢
數字經濟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廣泛存在于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中，成為各領域創新轉化、開放發展的新藍海。學術界普遍認為數字經濟可以為互聯時代各領域的發展助航，也可以提升整體的資源利用水平。各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對數字經濟提出了不同的見解：DonTapscot（t1996）在《數字經濟：智力互聯時代的希望與風險》一書中首次使用數字經濟的術語，被譽為“數字經濟之父”。ManuelCastells（2003）在信息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重建中定義數字經濟，進一步將數字經濟的概念推廣開來。20**年，G20（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指出：數字經濟是指用數字信息作為關鍵性的驅動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延用G20研究峰會中對數字經濟的定義。
中國的數字經濟從21世紀初進入萌芽時期，2008年經濟危機后發軔，給多個行業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2012年底，智能手機使用人數首次超過臺式電子計算機，意味著中國的數字經濟邁入新的發展階段，以阿里巴巴為首的互聯網企業向移動端全面轉型，之后在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經歷了蓬勃發展時期，各行各業全面擁抱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集成新業態出現，以微博、知乎為代表的社交網絡和虛擬城市社群也逐漸發展起來，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動力。
2.中國城市管理的新要求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自**世紀**年代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年底已達到**%，因此城市已經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要地。《中國數字發展與就業白皮書（****）》中指出：****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x萬億元，占GDP比重的**%。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都進入到一個改革的過渡時期，中國城市的國際化和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傳統的社會結構正進行著轉變，各大城市面臨著人口基數大，資源分配緊張、居住環境惡化等現實難題。傳統的粗放型管理模式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不能滿足城市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隨著“共謀、共建、共管、共評、共享”的“五共理念”在城市管理中不斷被重視和應用，中國城市改變管理模式也勢在必行。
3.精細化管理的新應用
泰勒于1911年出版了《科學管理原理》一書，最早提出了精細化管理的概念。該管理理論雖然源起于美國，但是在日本得到應用和普及，并于20世紀50年代在日本發展成為了一種企業管理理念。豐田精益生產方式（LeanProduction）是豐田公司實行精細化管理具有代表性的探索成果，該公司順應日本企業管理方式改革的浪潮，通過對流程的標準化治理，調動員工參與的熱情，逐步進行流程改善和精細化，從而提升效率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精細化管理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全面的管理模式，是順應數字經濟時代提質增效的必然要求。
精細化管理的思想在數字經濟時代不斷被應用于城市管理的過程中。2017年全國兩會召開時，******提出了“城市管理要像繡花一樣精細”的總體要求，使精細化管理的理念在中國城市管理中的重要性更加彰顯。如今，中國的城市精細化管理已進入到頂層推動和創新發展階段。一些學者對中國城市精細化管理的理念和實現途徑進行了論述。莊少勤（2007）深挖城市管理精細化的內涵，建立了一個全面的精細化管理系統，包含管理精深化、作業精細化、服務人性化三個層次。唐皇鳳（2017）把城市管理精細化視作一個“理念—制度—政策—技術—行動”五層次的概念，包括以人為本、創新服務的理念、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和協同化、治理手段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治理標準的規范化。
結合已有的研究，本文認為數字經濟時代的中國城市精細化管理就是貫徹精細化管理的理念，側重智慧引領和管理模式創新，倡導多元主體建立互聯互通的共治網絡，從而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使管理思想向城市居民價值主導轉變，提升市民幸福感。
二、現代城市實現精細化管理的特別要求
城市是一個實體，需要各類參與建設的主體不斷投入資源建設完善，也需要對成果進行精細化管理，推動城市健康發展。中國城市實行精細化管理是從“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轉變，從城市發展進程來看，現代城市實行精細化管理與自由、平等、和諧的社會治理理念不謀而合，因此實行精細化管理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在管理規范的基礎上，現代城市應該加強具有現代化特征的新原則的構建進程，強化底線思維，更新精細化管理過程的理念意識，推動精細化管理模式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精細化管理要把服務深入到城市的所有空間及人群，及時有效地解決治理過程中的各類難點、重點、熱點問題，更加提倡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受新生事物的運用，把管理工作從城市具體事務的工作內容上升到科學精細的管理理念的高度，轉變管理職能，提升服務效能。精細化管理更要求以人民的利益為核心，結合數字經濟的特征及優勢建立新型智慧城市，強化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以國際化的視野推動城市精細化管理進程，真正實現管理中體現服務，規劃中體現精細，模式中運用數字的現代化治理。
1.從市民的角度定義城市管理價值
2019年11月，******在上海調研時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為人民”，進一步深化了城市人民在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中的主體地位。
數字經濟的發展讓城市居民的個性化得以釋放，使其參與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設的熱情顯著提高，不斷從需求上倒逼城市管理模式的變革，“以市民為中心”的理念逐漸轉變為政府實行城市精細化管理的價值選擇。在中國的社會治理框架中，將公眾置身其中既能夠得到群眾的支持，還能夠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訴求，同時也是中國國家性質的必然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生動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數字經濟時代信息量的豐富，使市民對城市的發展及管理能夠做出更加合理的判斷。由于市民最終決定了城市精細化管理的價值，政府既要關注市民明確表達的訴求，也要挖掘市民由于時代進步即將產生的潛在訴求。城市的精細化管理只有以市民價值為主導不斷地創造價值，才能贏得人民，管理好城市。市民價值主導邏輯下的城市精細化管理如圖1所示。
提升人民幸福感，是黨中央在新的歷史時期和政策語境下將黨的初心和社會民生資源對接的生動詮釋，彰顯了中國改革發展重心的進一步下移。重心的下移同樣體現在中國城市精細化管理的過程中，在新的城市治理格局下，城市居民幸福感成為評估精細化管理成效的新標桿。城市精細化管理的靈魂，是對生命價值的關懷，使城市成為更優越的生命場所（秦德君，2018）。中國城市實行精細化管理除提升標準化、智能化、網格化外，更要提升管理過程中的人性指數，追求帶有溫度的可持續綜合發展而非一時的突進，真正以市民價值導向調整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戰略目標和治理結構，才能精準地把握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核心價值。
2.以數字的方式驅動精細管理變革
隨著互聯網應用的不斷擴張，人類社會逐步向“人與數據對話”“數據與數據對話”的時代過渡（何大安，2018）。2018年4月，******在海南考察時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善于利用互聯網優勢，著力在融合、共享、便民、安全上下功夫，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細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決策施政、方便群眾辦事，做到心中有數。”此論斷進一步強化各級治理主體對城市精細化管理中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經濟產物的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為城市的管理活動構建了一個虛擬的世界，精細化管理系統將現實世界完整地映射在數字空間，每一條數據都擁有多個用途及價值，如何發揮它的最大價值需要城市管理主體進行精細化設計。
20**年**公司在《自然》雜志上通過大數據對甲型H1N1流感進行了精準的預測，向世界展示了大數據的魅力。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在城市管理中的應用與創新，也為政府向參與城市管理的主體開放參與管理活動的權限提供數字化賦能。例如：城市管理通過算法和各類遙感系統的應用，對各類資源進行綜合管理和統一調配，強化管理模塊的銜接，將傳統縱向管理流程轉換為扁平式的管理流程，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
“塊數據”技術將跨地域的城市管理數據進行分類整合，改變管理方式，促進數據流通，為政府進行精細化管理提供更為全面的技術支持；
電子政務的推廣提升了管理效率。從城市實現精細化管理的本質上來看，數字參與能較好的融合城市管理主體客體的發展和變化，無論是城市管理系統技術上的升級，還是管理場景上的延伸，數字技術都表現出更加靈活多樣的特點，可以推動城市精細化管理的變革。
3.用協調的手段構建城市共治網絡
數字經濟時代的城市精細化管理已經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是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過程。在傳統的城市管理活動中，政府作為主要的城市管理者是一個封閉的主體，客觀存在的管理活動邊界弱化了信息傳遞，在進行城市管理時構建了信息孤島，使其管理活動缺乏針對性、科學性和實踐性。盡管政府通過各種努力提升自身城市管理的水平，但是受到信息稟賦值的限制，管理模式的創新速度難以跟上時代的變化。因此，在精細化管理的過程中強化信息交流，用協調的手段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城市共治網絡就十分有必要。
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建立起來的數字方式，打破了城市精細化管理內部和外部的邊界，為共治網絡的構建提供了可能。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市民共同參與到城市管理中有利于將全社會的資源有效利用起來，提升社會運行效率。在城市共治過程中，應該明確不同主體之間的職責共擔關系，從制度層面清晰界定不同主體的責任范圍，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下，不斷創新優化城市共治網絡，使相關主體能夠主動、高效的參與其中，打破傳統城市管理的局限，全面構建基于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的城市精細化管理模式。
三、當前中國城市實現精細化管理的短板
城市精細化管理是在政府與各個參與主體的共同作用下，為了堅持“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一初心使命，通過組織、協調、指導、規范以及監督和糾正等方式，對精細化管理系統的不同組成部分和環節以及社會生活的相關領域進行管理。因此，從廣義上講，城市管理與“社會統籌”的概念相近，其主體是由社會成員組成的專門機構，客體或者管理對象是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桑德爾，2008）；
從狹義上講，城市管理單指政府在權力機關的授權下，對不屬于原有社會部門管理的城市公共事務進行的管理。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單一城市管理方式無法跟進改革的大勢，存在諸多問題，如：強調政府在城市管理的主導地位忽視多元主體的參與、追求改革進度缺乏對出臺政策的前瞻性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制約著中國城市實現精細化管理的進程。
1.管理辦法的持續性、科學性有待加強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進入中后期階段，市民有了更高的要求。個別地方政府的規劃者在推進城市管理的進程時缺乏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科學思想，缺乏對城市管理職責邊界的正確認識，缺乏對市民利益的切實關注，忽略政策可行性、科學性性研究，在滿足市民多樣化需求上還存在不足，補短板、強弱項、提品質的精細化管理任務目標的實現存在障礙。比如，20**年**月**日，某市在**時下發緊急通知，決定啟動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次日各中小學停課。**月x日凌晨x時許，又通知各中小學不再停課。短短四個小時，停課與否的轉換，讓各相關教師、家長措手不及，消耗了市民精力。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個別地區由于城市管理者更換，導致正在實行的城市規劃辦法被推翻，存在不少爛尾工程，空殼工程的現象，嚴重浪費了社會資源。20**年，各城市推行單雙號限行的管理辦法，但由于缺乏科學的研究，個別地區的政策頻頻更改，“便民”舉措變得“不便民”。部分地區存在照搬試點地區城市精細化管理辦法的情況，沒有因地制宜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導致政策規劃“水土不服”，不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另外，在城市的具體事務管理過程中，對于整合治理多采用“突擊檢查”和“違規即罰”的方法，不能使市民更好地理解城市管理決策的長遠用意，管理精細化辦法缺乏科學性，導致垃圾未分類、私搭亂建等“城市疾病”反復出現。此類事件和政策實施情況暴露出在城市管理過程中決策者沒有運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管理措施的落實效果，缺乏長遠的規劃貫徹出臺的政策，阻礙了精細化管理的進程。
2.協同共治的參與性、平衡性有待提升
中國的城市管理尚未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社會各參與主體在自發形成的平臺中和政府組織中更偏向于信任自組織平臺，對于官方平臺的共同管理渠道參與意愿不夠強烈。一些城市及下屬社區開辟了大量信息交流平臺，但從實際效果來看，社會各主體參與度不強，建言獻策的可實施性、規范性較低。
隨著電子政務在中國的推廣，各城市相繼在官方門戶網站上開放市長信箱、政務回應、意見征集等欄目，來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體公眾等共同參與城市管理開展新的嘗試。我們對某省下屬部分市級的門戶網站進行了統計，大部分民眾及企業主體傾向于從自身角度提出問題及困難，未給出科學性的解決方案；
總體的參與度較低，建言獻策欄目發布人數不多；
提出的部分方案缺乏可實施性和前瞻性。通過線下調研我們就近走訪了**個社區，居委會在就某政策實施征求意見時，每一個社區固定參與的人數只有**人左右，在x萬人的大型社區參與人數也不足**人，且大部分為退休的老年人群。
雖然針對協同共治格局的形成，各地都以政府為主導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但管理權力的下移仍未形成長效的規范實施機制，各社會主體參與城市管理的熱情及科學性仍有待提升。
3.基層自治的明確性、規范性有待深化
“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是中國進行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有益探索，此模式是在市、區兩級政府的基礎上，形成市、區街道辦三級縱向管理體制，通過擴大基層街道辦權限，充分發揮其管理功能。然而在精細化管理的實踐中，其條塊特征較為明顯，基層自治的明確性、便捷性有待深化。
一是管理線條過多，在實踐過程中，每個社委會要對應x至x個行政線條，增加了工作人員的壓力，自治空間受到侵占。
二是自治屬性不突出，按照法律規定，社區居委會是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并非派出機構。在實際工作中，社區居委會需要協助行政部門、法院、人民團體處理大量事務，按照性質劃分，居委會完成上級分配任務的優先級更高，而忽略了居民在城市精細化管理中自我治理的要求，表現出基層治理工作片面化和明確性不夠突出的問題。
四、中國城市實現精細化管理的科學路徑
根據中國城市精細化管理的發展進程和面臨的問題，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構建中國城市精細化管理的科學路徑。
1.加強法治建設與體制改革
******2006年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曾指出：“要創新城市管理手段。在運用經濟、行政手段管理城市的同時，更多地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城市管理，建設‘法治城市’。”為數字經濟時代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指明了條件。目前，宏觀層面上的《城市管理法》尚未出臺，但是各地依照各部委條例出臺了地方法規規章來推進城市精細化管理的進程。
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的“六化”建設方向包含了社會治理精細化的要求。20**年，**市出臺《關于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意見》，提出通過加強法制化、標準化來提升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在城市精細化管理的過程中，自覺運用精細化管理的思想，編寫了《**城管執法精細化管理工作法》，這些都是中國在推進城市精細化管理進程中法制層面的有益探索。
在加強法治體系建設的過程中，國家、城市、部門方面應結合自身職能，基于時代特征和改革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精細化管理辦法，也應該運用大數據的方式，明確目標績效考核評價的方法，探索出臺城市精細化管理目標績效考核施行細則，提高城市精細化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城市管理中基層自治中規范性不足的問題需要加快改革進程，創新管理體制機制。首先要加強高位協調，打造先規劃、再建設、后管理的縱向管理體制十分有必要，這要求城市管理管中破除各主體橫向交流的瓶頸，探索同目標同系統的協調機制。另外要貫徹管理權力下移的理念，充分放權，使市民可以參與到管理過程中。最后需要建立城市發展成果共享的激勵機制，調動各主體參與城市精細化管理的積極性，強化進程推進。
2.堅持智慧引領與模式創新
智慧城市技術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城市化管理中被廣泛應用，是以技術發展推進管理升級的重要體現。發達國家由于城市化開始的較早和技術領先等原因，城市智能化、數字化發展較為成熟。比如，倫敦通過“TalkLondon”等數字化平臺，廣泛推動社會各主體參與城市管理的過程中，破除信息孤島的困境；
米蘭建設數字運營中心，與MI020（米蘭城市數據生態系統）中的城市開放數據集成，提高城市管理中的智能化水平；
東京打造社會各主體協同參與的人工智能應用體系，共同推進各民生領域的發展。
在國內，發達城市“城市大腦”的運用，在精細化管理中也初見成效，“堵城”**在全國擁堵排名第x位下降到第**位；
**的“社區大腦”運用數量巨大的傳感器布點，將城市監控、警報、機動車管理等**個應用場景連貫起來，提升了精細化管理的能級。
未來中國的城市精細化管理實踐，一是要結合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特征，升級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實現轄區范圍內全面覆蓋；
二是更新網格化管理技術，加強城市的動態監控，建立全國規范的管理平臺；
三是劃分精細化管理單元，加快大數據等適用技術的開發，提升建設效率，整合相關資源，加強智能化。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具有相同愛好的用戶在網上聚合成為虛擬社群，協同分工，共享新知識，為城市精細化過程中的管理模式創新提供了新思路。虛擬社群作為一個自我發展的平臺，可以涵蓋市民、政府、企業等多個主體，在這里個體獨特性得到最大體現，各主體進行信息交換的同時也可以參與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政府想要建立協同共治的局面，加強精細化管理決策的科學性，可以建立本城市、本社區的粉絲社群，促使跨界連接局面的形成，強化碎片化價值的聚合能力，豐富精細化管理形式，更好地關注市民的多樣化需求。
3.突出城市品牌與人文關懷
提高城市管理精細化水平必須著力加強城市品牌建設。精細化管理需要政府通過大量的數據深入分析城市市民的需求，需求的不同導致不同城市的管理模式應該具有差異性。面對創新的浪潮，城市精細化管理更加提倡包容，各地應結合自身城市的發展現狀和社會各主體的需求，實行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精細化管理辦法，推動城市發展的品牌化。一些城市只是照搬城市精細化管理的理論，采用相似的方式進行城市建設和規劃，一味強調剛性，缺少包容性，背離了“以人民為中心建設具有區域特色的現代化城市”的理念。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的城市應通過精細化管理推動城市轉型升級，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區域特征的城市品牌。
城市精細化管理也應兼顧對市民的人文關懷，打造良好的生命場所，在人文方面完善城市管理系統，提升城市管理中的人性指數，彰顯人的價值。以地攤經濟的管理現狀為例，2020年全國兩會召開時期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要因地制宜地釋放地攤經濟，給予從業者合法地位。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表明x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達到x%，創近年高峰。放開地攤經濟有助于緩解中國的失業現象，但對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提出了更大的考驗。在面對諸如地攤經濟時，城市管理人員要防治“一刀切”政策的泛濫，倡導城管人員由“驅趕型”向“規勸型”“服務型”轉變，各部門探索聯合出臺辦法規范包容地攤經濟，給予從業者最大的尊重，使城市真正成為宜業宜居的生命場所。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進入中后期階段，新技術的應用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城市精細化管理面臨更大的機遇和挑戰。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城市的描述是：城市是充滿智慧、勇敢、和諧的城邦，公民十分有道德，國家穩定和諧。中國在頂層設計上要求精細化管理權責分明、服務為先、多元共治、創新治理，給城市管理初步指明了方向。精細化管理對于協同共治的主體來說是理念與愿景，更是責任與擔當。只有用開放包容的心態推進城市精細管理現代化，以銳意進取的精神強化體制機制改革，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期盼，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力爭中國的城市文明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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