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獻給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完整）,供大家參考。

　以青春之我，復興偉大之民族 —— 獻給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地肩負起了這一歷史責任。作為共產主義運動漫漫征途中的必經階段，迄今，我們黨已經為此跋涉了 100 年。按照十九大報告的部署，我們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還剩下不到 30 年時間。復興大業已進入關鍵里程。

　歷史學家將 100 年的單位稱為“世紀”，社會學家將 30 年的單位稱為“世代”，都是希望在一定的時間范圍內解決人類社會所存在的現實和未來的課題。馬克思說，“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站在建黨百年的門檻前，現世代的青年是否感到先輩的凝視，聽見了使命的召喚？ 1921 年 7 月，當來自各地的黨代表以“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在上海匯聚時，沒有人預測到歷史將被他們改寫。這個“史上最牛創業團隊”，最年長的何叔衡不過 45 歲，最年輕的劉仁靜才 19 歲，毛澤東只有 28 歲——這也是 13 位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齡。

　建黨伊始，中國共產黨就把人類解放樹立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面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這個最初只有 58 名黨員的新生政黨，為什么會確立這樣宏偉的志向？如此崇高的政治信仰所為何來？ 多數人因為看見而相信，只有少數人因為相信而看見。在 20 世紀初最深沉的長夜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心中舉起的是信仰的火炬。1917年，28 歲的李大釗聽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滿腔熱血瞬間沸騰。他于次年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雄文，正式把馬克思主義的火種帶到中國。

　早期革命的活躍分子，絕大多數都是那個時代的“80 后”和“90 后”，這并非偶然。陳獨秀在《青年們應該怎樣做》中直言不諱：“死的中國社會，自戊戌變法以來……在社會上奔走呼號的，不過是少數青年學生。”他認為，青年階級性不穩固，因而往往有超越利益的理想，比任何階級都易于傾向革命。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最深重的時候，尋求救國真理的任務，自然落到了這樣一批年輕人的頭上。

　1920 年 4 月，27 歲的毛澤東成了上海老漁陽里 2 號陳獨秀家的常客。他后來回憶：“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在巴黎最初的日子里，22 歲的周恩來反復研讀《卡爾·馬克思的生平與教導》英譯版，有人形容說，一位中國人在法國閱讀被翻譯成英文的德語著作——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渴望，莫過如此。

　以年輕人為主體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因信仰而集結，“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后，中國革命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從被奴役中挺起了脊梁。

　狂飆突進的時代孕育了共產黨，進而孕育了青年團。早在共產主義小組時期，為了團結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進步青年，并為建立共產黨準備后備力量，一些地方就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 年 8 月，上海 8 個青年社會主義者，為實行社會改造和宣傳主義組織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 10月，毛澤東等人也開始在湖南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初創時期的青年團，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作用。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次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呱呱落地。1922年 5 月 5 日，馬克思誕辰 104 周年的紀念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選擇在這天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意在表明青年團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組織。

　回首風起云涌的革命熱潮，李大釗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一文中，以他特有的澎湃激情向青年發出呼告：

　“新世紀的曙光現了！新世紀的晨鐘響了！我們有熱情的青年呵，快快起來！努力去作人的活動！” 寰宇之下，任何民族都不乏積蓄于生命中的火種。在那個年紀輕輕就干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青年不僅登上時代的舞臺，還舍我其誰地成為歷史主角。

　“青年”作為一個社會概念，誕生于 18 世紀中葉產業革命之后。在工業大生產和近代教育的推動下，社會結構發生顯著變化，青年逐步擔起了社會運動發起者和主力軍的角色。對此，馬列主義的締造者作出了示范：《共產黨宣言》發表時馬克思 30 歲，恩格斯 28 歲。列寧最初參加革命活動時只有 17 歲。

　中國社會講求長幼有序、師道尊嚴，在傳統社會中，青年是被動的順從者。進入近代，在外來文明沖擊下，中國社會的傳統秩序分崩離析。隨著新式學堂的出現，接觸先進文化的青年天然地具有了革命性與組織性，以及空前的愛國熱忱，諸多社會變革自然都以青年群體為主力軍。知識青年們激情勃發，血脈僨張，甚至不惜用激烈方式詮釋愛國之血性。清末，為刺殺滿清大員，一群年輕的文弱書生組織了暗殺團，主要參與者包括：蔡元培、章士釗、陳獨秀。陳獨秀在回憶蔡元培時，首先想起的便是他們嘗試制作炸藥的經歷。后來，在北大成為同事的蔡元培、陳獨秀等人，試煉的便是思想的“炸藥”。

　新文化運動時期，中西激辯，新舊對壘，在一定程度上講，先進與落后之分就體現在年齡之別上，新青年“革”了老夫子的“命”——1917 年當北京大學開始改革時，陳獨秀 38 歲，胡適 26 歲，錢玄同 30 歲，劉復 26

　歲，魯迅 36 歲，李大釗 29 歲，最大的蔡元培也不過 41 歲。同一年，林紓已是 66 歲，嚴復 64 歲，辜鴻銘 60 歲，段祺瑞也是 53 歲了。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突如其來，對青年的尊崇、對青年的贊美前所未有。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后改刊名為《新青年》）的發刊詞上開宗明義：“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李大釗更是毫無保留地贊嘆：“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 人們對青年寄予熱望。李大釗寫道：“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茍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鳳凰涅槃的青春中華，青年應該擔起責任，成為再造的主體。

　青年毛澤東飽含這種時代氣概：“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正是這樣一批心懷救國理想的先進的年輕人，將暮氣沉沉的“老大帝國”，一步步改造為朝氣蓬勃的“少年中國”，最終創建了青春永駐的共產黨，締造了生機勃勃的新中國。

　一個有遠見的民族，總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青年；一個有遠見的政黨，總是把青年看作推進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誰重視青年，贏得青年，未來就屬于誰，這是中外政治發展中的一條基本規律。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領導人一經接觸就都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氣質遠較國民黨年輕有活力。孫中山曾經感慨：“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國民黨右派大佬戴季陶也在寫給蔣介石的書信中嘆息：“今日最能奮斗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青年作用，這可以上溯到其早期創始人。早在 1918年 6 月，李大釗等發起籌備“少年中國學會”，把創建一個“少年中國”作為畢生理想。后來他組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時，不少會員就來自少年中國學會。1949 年，中共中央即將遷入北平城時，毛澤東曾這樣談起李大釗：“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1939 年，陜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規定 5 月 4 日為青年節。1949年 12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宣布 5 月 4 日為青年節。縱觀歷年黨的領導人的五四寄語，可以看到，黨對青年的要求與時俱進，而對青年的關懷和期望則一如既往。

　在紀念五四運動 20 周年時，毛澤東同志說：“‘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 “什么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他進一步分析判斷：“中國反

　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 1983 年五四青年節當天，鄧小平為優秀共青團員張海迪題詞：“學習張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共產主義新人。” 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 周年的時候，***總書記深情寄語青年：“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 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青年、關懷青年、信任青年，對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把青年看作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從來都把青年作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生力軍，從來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如此重視青年，從來沒有哪個政黨如此關心青年。

　對照中外政黨的青年政策，有研究顯示，西方執政黨的公共政策，一般將青年看作“社會問題”，將青年政策列入“社會保障”范疇，其重心是控制和防止消極問題的發生。而中國共產黨的青年政策從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出發，整體上是正面積極評價青年群體，全力為青年營造成長環境，創造發展機會，努力發揮他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在新中國成立不久時，毛澤東曾這樣熱情洋溢地激勵國家未來的主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抗戰時期，中國出現了一股“知識分子奔赴延安”的熱潮。據統計，僅 1938 年，就有 1 萬多名青年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獲準去延安。到 40 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約 4 萬人規模的知識分子群體，學歷在初中以上的超過七成，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將近兩成。

　著名詩人何其芳這樣描述：“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地方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當時，印度援華醫療隊隊長愛德華看著蜿蜒山路上時隱時現的隊伍，由衷贊嘆道：“奇跡，奇跡，這簡直就是奇跡！這是 20 世紀中國的耶路撒冷！” 延安魅力是什么？一位上海青年的答案是：“在南京，什么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來。很多人就是這樣走掉了。”攝影家吳印咸說：“我看到毛澤東**、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

　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研究者們的分析更為理性：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決定了青年人的緊密追隨。黨始終保持自身先進性、純潔性，始終站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最前沿，黨的這種精神氣質與青年的青春氣質高度契合，這成為團結凝聚起最廣大中國青年的深沉力量。

　為了給共產主義和民族復興事業積蓄力量，中國共產黨先后創建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十幾所院校，各地青年以參加招生考試的名義在延安相會。重視吸引青年，重視教育青年，這成為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無數優秀青年被理想吸引，受信仰感召，最終聚集在黨旗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黨也因此不斷吸收新鮮血液，事業走向興旺發達。

　1937 年，毛澤東為陜北公學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陜公。” 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什么能吸引青年？列寧有過如下精彩的論述：“在我們革命政黨中青年占優勢，這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我們是未來的黨，而未來是屬于青年的。我們是革新的黨，而青年總是更樂于跟著革新者走的。我們是跟舊的腐朽事物進行忘我斗爭的黨，而青年總是首先投身到忘我的斗爭中去的。”這，就是青年永遠跟黨走的歷史必然！

　1939 年 5 月 4 日，在紀念五四運動 20 周年大會上，毛澤東同志發出號召：“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與他們一起奮斗，最終實現人民解放，民族復興，這，就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100 年來，從“新青年”到“新時代青年”，廣大青年在黨的領導下，開展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演繹了可歌可泣的青春故事，唱響了雄壯嘹亮的青春之歌。

　共和國剛剛成立，祖國建設急需開墾荒地增加糧食產量。“到農村，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黨的召喚指引著一代熱血青年，他們敢讓天地換新顏。1955 年 8 月，《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楊華等 5 人成立北京青年志愿墾荒隊的倡議書，短短十幾天，800 多名青年報名，全國第一支青年墾荒隊隨即整裝開赴北大荒。一時間，在西北邊疆，在東南海防，在草原，在大漠，在雪域高原，青年墾荒隊的足跡遍布各地，在短短 3 年里，全國開墾荒地近 3000 萬畝。上海青年墾荒隊來到江西，他們和當地人民一起，在荒灘蕪洲上建立起了具有 10 萬多人口的城市，也給它留下了一個永遠年輕的名字：“共青城”。

　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上，處處洋溢著不怕苦、不服輸、一往無前的青春的激情：女工郝建秀，不到 16 歲就摸索出改進整個紡織業技術的“細紗工作法”；青年刨工王崇倫，創造“萬能工具胎”，1 年完成 4 年的工作量；20 歲的田桂英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火車司機，帶動了成千上萬的女青年投身生產一線…… 改革開放以后，廣大青年迎來了推動民族復興的黃金時代，他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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